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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国内对翻译专业人才的需求处于上升趋势。在此背景下，有条件的高校相继开设了本科翻译专业或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以满足国内对该方面人才的需求。但是在翻译人才培养方面，仍然存在着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缺乏，而低素质的翻译人才数量却相对巨大。针对这个现象，我们有幸就高校翻译人才培养方面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吕俊教授，期待该访谈对解决翻译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11-0154-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4.044
戴亚星：吕老师您好！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您在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有很大的建树，我们这次来想请您就国内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方面谈谈您的看法。
吕俊：谢谢你们到这里来，我也很高兴能与青年人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不过我想先更正一下你们刚才对我的评价。因为我主要是做一些理论研究，实践这方面呢，我做的不多，不能称为翻译家。我看到在网上很多人也把我叫做著名翻译理论家，称不称为“家”我倒不太注重，但是我对理论感兴趣，而且我在翻译理论本身的研究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的，至少我自认为是如此，这也是被社会所认可的。我认为现在搞理论的人往往不太搞实践，搞实践的人不太搞理论。我们平常说理论指导实践，这个道理从大的方向来说是对的。但是呢，你搞理论的，你这个实践是不是按照你自己提出的理论来做呢？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许多人对理论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不清楚的，理论最重要的功能，是认识功能。你提出一种理论来，或提出一种概念，实际是对翻译这种活动本身的一种认识。
戴亚星：说到翻译实践，我们发现，目前很多大学都设有翻译专业，大学也成为翻译人才培养的基地，但是，很多学生都只能局限于书面上的翻译，而在真正的翻译实践中就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您认为该怎样改变这一局面呢？根据您多年的经验，您认为大学的翻译课程该怎样设置或者怎样建立科学合理的翻译人才培养机制，才能使翻译人才的培养质量进一步提升呢？
吕俊：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问现在的翻译教学还有什么问题，存在哪些不足。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对这个问题，我想谈谈我对翻译教材的看法。离开本科教学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又回到本科教学，感觉我们教材有很多的问题。现在许多的本科教材，不像我的这些教材，是适合翻译专业研究生的，它的起点较高，理论性比较强，而本科教材从实际上来讲偏侧于实践性。而对于实践性，我看了很多教材，发现那些教材的特点都是大同小异。我并不是说贬低某些人，现在出书容易，几个学校的人合在一起就可以出一本翻译教材了，现在学生又多，教材用两年就用光了。出书容易往往导致了另外一些问题，比如说书的质量问题、与教学的实际接受相结合的问题、对促进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提高的问题等等。我看了一些教材，这些教材各有特点，但又都大同小异，它们在例句的选择上存在一个共同的缺点。对于本科教材来讲，言述性知识和默会性知识如何结合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大量的例句而且是名著名译这样的例句少。我说的名著是指英语的一些名著的英译汉；而名译呢，指的是中国有名的翻译家的汉译英作品。翻译教材中从名著名译中采用的例子少。总体的例子少，名著名译的例子更少。所以，用目前的翻译教材很难以大量的实例提高学生的感性，让学生找到翻译的感觉。语感的问题很重要。当然除了语感之外，翻译还要凭你的英语和汉语的知识水平，和你对两种语言的互换灵活性的掌握程度。我们现在的教材还是基于这么几个传统的方式方法——音译意译、增词减词等，这些从实际来讲不是那么有实质性的帮助。所以说要从名著名译上挑选出名句来作为教材的例子是很有必要的。另外，还要提高学生的分辨和赏析的能力。分辨正译优劣这方面的例子比较少，评价赏析性的例子也较少。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教材编者有一定的水平，要对一些句子进行评析性的注释和解释，说出其中的好与不好，为什么好以及为什么不好等。这样的编者也是少有的，但却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就要求编书的人要有一定的实践，而且要有大量的阅读，比如《名著名译比较研究》这样一些书。所以说，现在我们的书都是大同小异，都是浅尝辄止，只是提到一点，其实这没有多大帮助，所以还得依靠大量的实践。其实，翻译这东西很难说清楚，比如，最近，也就是今年11月份，南师大和黑龙江大学做一个翻译学论坛要我参加，要我从这方面（译学方面）写一些文章。其实我在译学这方面有许多知识是跟不上的。我简单举两个例子：“I am the youngest son and I am the youngest child but two.”这句话怎么翻译？其实它的意思是“我是最小的儿子，在下面还有两个妹妹”。child这个词可指代阴性也可指代阳性，他已经是最小的儿子了就不可能是最小的child，那么，child指代阳性就被排除了，只能指代阴性，阴性比他还小的就是他的妹妹了。举这样的例子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教材上像这样通过一些知识性分析翻译的例子很少。再举一个例子，宾馆里面写着的“宾至如归”。我只想用一个词home来翻译——a home from home。“from home”说明你是宾，“a home”就意味着你到家了。“a home from home”既是英语常用的一个词组，又能表达这样的意思。这是根据整句话要表达的内在意思进行的翻译，如果要按照字面一字一词的翻译，根本是不可能翻译好的。有关翻译的书带的例句要有灵活性，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让学生动脑思考，这样的书才能让学生灵活掌握翻译方面的知识，而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去背那些条条框框。考试就靠背的那几句，这样学生学了和不学没有差别。那些真正的大翻译家没有一个是上过翻译课的，不是说通过上翻译课才成为了翻译家，这是不可能的。
戴亚星：如果说翻译教材编写质量今后按照您的想法提高了的话，那么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而翻译活动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翻译人才的培养又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是单一化还是多元化？ 吕俊：多元化，这肯定是对的。人才培养也是多元化，比如说同声传译、高级口译这些方面都是需要人的，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这方面的培养就是MTI，全国现在可能有二百多所高校可以授予MTI学位，而国家真的需要那么多这方面的人吗？不一定。现在我们许多学生就只是拿一个证书，就比如说本科生毕业后就是拿个文凭，这个文凭就像敲门砖和台阶一样，我就可以进入某些单位。但是真正能力的提高必须还要靠自己。笔译和口译从money-making的角度讲，口译挣钱比较多，笔译大多就是出书，比如我出了一本像《释梦》这样的书，这本书翻译下来也就是两万块钱吧，两万块钱不如高传做两个小时，高传两个小时也不止两万。高传也是看级别和档次，像国际重要会议，你要是做同传，那都是按分钟计算的。但是你要知道达到这样水平的人有多少？极少。有些人高级口译通过了，但是并不一定能做什么。现在在负责全国MTI这个事的是广外的校长仲伟合，他也是从我们南师大出来的，我刚到南师大时我教他。他现在是英语教学委员会全国的主任，MTI之类的都是他们弄出来的。所以这个意义很重大，因为不同于以前那种传统的书本，现在有口译这方面的教材，这很好，但质量还要提高。我在泰州也教他们本科这样一些内容，包括笔译实务各方面的，经济的、农业的、气候的以及国际上军事政治的，这样的教材都有，但是这个内容太庞大，涉及面很多。所以根本上来讲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词汇量，多做一些这样的练习，找到感觉这很重要。但是最难翻译的就是文学翻译，那口译也都是看反应能力。口译和笔译最大区别知道吗？口译是时间型的，更注重时间性；而笔译是空间型的，更注重空间性。时间性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说话是不占用空间的，我翻译两个小时这个礼堂空间是不会被爆破的。而语言是线性的，我说话声音的每个音节，语言都是一个词一句话出来的。年轻人记忆力很好，反应很快，而且经过一些专门的训练，他做口译就非常合适。人家讲完整个几句话，你能做速记，他这个讲完之后，你马上就能翻译过来。口译要求你要有很强的记忆力、分析能力、预测性。他这句话说完下句话应该说什么？你自己都能预测。所以现在的口译，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训练的？我认为应该从这些最基本的技巧学，不是背一些文章。我不教他们口译，口译都是由年轻人教。因为我这岁数，听力大幅度减弱，不止是英语听力，耳朵听的能力都下降了，与此同时反应也慢了，这个东西好像在眼前，怎么就想不起来呢？老年人都有这种现象，而年轻人的听力都还是比较好的。要注意到口译的这种时间性，声音很快就消失了，如果你记不住，那你反应就不行。而且要善于捕捉重点性，比如重要信息，然后提高预测性能力。这些方面一般传统教学的老师都不适应，所以你们可能会有translation，但是没有interpretation。为什么没有？就是因为这方面的人才不行。而笔译是空间性的。一篇文章我可以翻来覆去地看很多遍，遇到生词也可以查字典，不行的再问问老师，对时间性没有严格要求。所以笔译和口译不一样，口译侧重时间性，你记忆力不好、你的速记能力不强是不行的，你没有预测力也不行。根据说话人的思想逻辑，根据这个问题，他接下来应该说什么，甚至应该用哪些词，你都应该预测到，只有做到这样你才能胜任口译这份工作。
戴亚星：确实是这样。人才培养多元化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各方面能力的提高，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预测力和反应能力。另外，我们认为，除了上述这些能力外，还应该具备跨文化能力。因为翻译不纯粹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字意转换，还涉及很多文化的元素，所以很多人为了翻译好一部作品，无论如何都要出国去了解异国的文化再来做翻译，您认为要做好翻译是否一定要出国去当地学习或做研究之类呢？
吕俊：若能出国当然是求之不得，但是作为学生，尤其是本科生这种机会并不一定都有。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葛传槼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复旦大学做外语系的系主任。葛传槼这位老先生没有念过大学。他是商务印书局的排字工人，他对英文报纸和英文的一些书研究得特别透，但他从来没出过国。然而他曾经给牛津词典找出相当多的错误，当时这件事震惊了整个的英国字典界，纷纷赞扬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因为牛津词典的权威性很强，是世界英语界里公认的学术词典权威，然而竟有一个中国人指出其中的这么多错误和问题。可想而知，他当时一定是“名震天下”的。之后葛先生被邀请去英国讲学，结果人们发现他只是一个排字工人，所以这下他的名气就更大了。他后来进军英语界还做了复旦大学的英语系主任。葛先生后来编了一本《英语惯用法词典》，他的惯用法真的是比较考究，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同义词辨析那样的东西。那些小词有什么用法、有什么区别，都相当细致。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出国很重要，但并不是说是唯一的一条路，关键是读书要细，而且要学会考究。
戴亚星：刚才您谈到了工具书。我们想问一下，您所处的那个时代科技不像现在如此发达，智能翻译工具几乎没有，而现在，一大批的翻译工具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如百度翻译、谷歌翻译、有道翻译等。那么您怎样看待这些智能工具在翻译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呢？
吕俊：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要想弄清楚一个词的意思或要翻译一个句子必须得查阅纸质字典，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查，没有什么快捷方式。而现在的智能字典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过总之是好处多。关键主要还是在于如何使用的问题。如果你全部依赖它，那带给你的坏处会多于好处。其实翻译书有很多的不同，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日本人名而言，它翻译成英语应该怎么译？一般是用音译——按照日本发音音译。假如你把英语的材料译成汉语，那么英译的日本人名应该怎么翻译？当然首先你得懂日语。比如，山本（Yamamoto），Yama表示山，moto表示本，合起来就是山本；它的翻译是YA、MA、YMA，还有MTO。又例如，安倍晋三，安倍翻译成英语是ABE、ABEI和ABE，在日语中都表示安倍，英语中的ABE就表示安倍晋三。你知道ABE就是安倍吗？根本想不到。所以说，当一些有名的人物或有名的地点，如东京Tokyo，这个地点有名大家都知道，但小的地名、人名呢？当把它们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要用到专门的翻译词典，这样的字典就是英、日、中人名、地名的字典，现在在你们的便捷工具里面是没有的。一些出版社，一些老式教材，一些报纸可能有。现在我们使用这种纸质字典是因为里面词的词义很多、很丰富，闲来翻翻还能学到不少学问。再比如像“and”，在纸质词典里它的词义不仅丰富，而且还配带有很多的例句。不同的意思，它有不同的用法。而在你们的智能翻译工具中可能就没有这么完备的解释，例句可能也没那么多。所以说，虽然纸质版词典笨重，但对于翻译工作来说很有必要。你们随身带着的词典倒挺方便，但它的内容不是很健全，词义解释也有限，解决问题的功能可能不如这种纸质版词典的强。所以说，每一样东西都有利和弊，有一利就有一弊，它不可能是完美的。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看一些英美的名著里面有许多希腊语、拉丁语等这样的名句，那你到哪儿找这些词、这些句子的翻译？往往书中已经给出注释了，给你注释了那好办，倘若你要翻译一本这样的名句，那就得借助专门的希腊语、拉丁语词典。所以，在翻译人才培养这方面，使用各种工具书作为一个教材来讲是很必要也是很重要的。而我现在所看到的绝大部分教材都没有指导学生如何使用翻译工具书的内容，我说“绝大部分”是因为我所看到的书都没有，也许我有些“孤陋寡闻”，或许有的书有。但是我认为如何提高学生翻译能力和如何使用工具书很重要。作为老师，学生如何选择工具书，你就要提供一些必要的知识，否则的话学生到时候就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戴亚星：感谢吕老师根据自身的经验对翻译人才培养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中肯的建议。相信您的建议尤其是指出的翻译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对我们今后的翻译人才培养会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谢谢您，吕老师！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11-0154-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4.044
戴亚星：吕老师您好！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您在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有很大的建树，我们这次来想请您就国内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方面谈谈您的看法。
吕俊：谢谢你们到这里来，我也很高兴能与青年人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不过我想先更正一下你们刚才对我的评价。因为我主要是做一些理论研究，实践这方面呢，我做的不多，不能称为翻译家。我看到在网上很多人也把我叫做著名翻译理论家，称不称为“家”我倒不太注重，但是我对理论感兴趣，而且我在翻译理论本身的研究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的，至少我自认为是如此，这也是被社会所认可的。我认为现在搞理论的人往往不太搞实践，搞实践的人不太搞理论。我们平常说理论指导实践，这个道理从大的方向来说是对的。但是呢，你搞理论的，你这个实践是不是按照你自己提出的理论来做呢？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许多人对理论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不清楚的，理论最重要的功能，是认识功能。你提出一种理论来，或提出一种概念，实际是对翻译这种活动本身的一种认识。
戴亚星：说到翻译实践，我们发现，目前很多大学都设有翻译专业，大学也成为翻译人才培养的基地，但是，很多学生都只能局限于书面上的翻译，而在真正的翻译实践中就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您认为该怎样改变这一局面呢？根据您多年的经验，您认为大学的翻译课程该怎样设置或者怎样建立科学合理的翻译人才培养机制，才能使翻译人才的培养质量进一步提升呢？
吕俊：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问现在的翻译教学还有什么问题，存在哪些不足。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对这个问题，我想谈谈我对翻译教材的看法。离开本科教学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又回到本科教学，感觉我们教材有很多的问题。现在许多的本科教材，不像我的这些教材，是适合翻译专业研究生的，它的起点较高，理论性比较强，而本科教材从实际上来讲偏侧于实践性。而对于实践性，我看了很多教材，发现那些教材的特点都是大同小异。我并不是说贬低某些人，现在出书容易，几个学校的人合在一起就可以出一本翻译教材了，现在学生又多，教材用两年就用光了。出书容易往往导致了另外一些问题，比如说书的质量问题、与教学的实际接受相结合的问题、对促进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提高的问题等等。我看了一些教材，这些教材各有特点，但又都大同小异，它们在例句的选择上存在一个共同的缺点。对于本科教材来讲，言述性知识和默会性知识如何结合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大量的例句而且是名著名译这样的例句少。我说的名著是指英语的一些名著的英译汉；而名译呢，指的是中国有名的翻译家的汉译英作品。翻译教材中从名著名译中采用的例子少。总体的例子少，名著名译的例子更少。所以，用目前的翻译教材很难以大量的实例提高学生的感性，让学生找到翻译的感觉。语感的问题很重要。当然除了语感之外，翻译还要凭你的英语和汉语的知识水平，和你对两种语言的互换灵活性的掌握程度。我们现在的教材还是基于这么几个传统的方式方法——音译意译、增词减词等，这些从实际来讲不是那么有实质性的帮助。所以说要从名著名译上挑选出名句来作为教材的例子是很有必要的。另外，还要提高学生的分辨和赏析的能力。分辨正译优劣这方面的例子比较少，评价赏析性的例子也较少。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教材编者有一定的水平，要对一些句子进行评析性的注释和解释，说出其中的好与不好，为什么好以及为什么不好等。这样的编者也是少有的，但却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就要求编书的人要有一定的实践，而且要有大量的阅读，比如《名著名译比较研究》这样一些书。所以说，现在我们的书都是大同小异，都是浅尝辄止，只是提到一点，其实这没有多大帮助，所以还得依靠大量的实践。其实，翻译这东西很难说清楚，比如，最近，也就是今年11月份，南师大和黑龙江大学做一个翻译学论坛要我参加，要我从这方面（译学方面）写一些文章。其实我在译学这方面有许多知识是跟不上的。我简单举两个例子：“I am the youngest son and I am the youngest child but two.”这句话怎么翻译？其实它的意思是“我是最小的儿子，在下面还有两个妹妹”。child这个词可指代阴性也可指代阳性，他已经是最小的儿子了就不可能是最小的child，那么，child指代阳性就被排除了，只能指代阴性，阴性比他还小的就是他的妹妹了。举这样的例子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教材上像这样通过一些知识性分析翻译的例子很少。再举一个例子，宾馆里面写着的“宾至如归”。我只想用一个词home来翻译——a home from home。“from home”说明你是宾，“a home”就意味着你到家了。“a home from home”既是英语常用的一个词组，又能表达这样的意思。这是根据整句话要表达的内在意思进行的翻译，如果要按照字面一字一词的翻译，根本是不可能翻译好的。有关翻译的书带的例句要有灵活性，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让学生动脑思考，这样的书才能让学生灵活掌握翻译方面的知识，而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去背那些条条框框。考试就靠背的那几句，这样学生学了和不学没有差别。那些真正的大翻译家没有一个是上过翻译课的，不是说通过上翻译课才成为了翻译家，这是不可能的。
戴亚星：如果说翻译教材编写质量今后按照您的想法提高了的话，那么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而翻译活动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翻译人才的培养又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是单一化还是多元化？ 吕俊：多元化，这肯定是对的。人才培养也是多元化，比如说同声传译、高级口译这些方面都是需要人的，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这方面的培养就是MTI，全国现在可能有二百多所高校可以授予MTI学位，而国家真的需要那么多这方面的人吗？不一定。现在我们许多学生就只是拿一个证书，就比如说本科生毕业后就是拿个文凭，这个文凭就像敲门砖和台阶一样，我就可以进入某些单位。但是真正能力的提高必须还要靠自己。笔译和口译从money-making的角度讲，口译挣钱比较多，笔译大多就是出书，比如我出了一本像《释梦》这样的书，这本书翻译下来也就是两万块钱吧，两万块钱不如高传做两个小时，高传两个小时也不止两万。高传也是看级别和档次，像国际重要会议，你要是做同传，那都是按分钟计算的。但是你要知道达到这样水平的人有多少？极少。有些人高级口译通过了，但是并不一定能做什么。现在在负责全国MTI这个事的是广外的校长仲伟合，他也是从我们南师大出来的，我刚到南师大时我教他。他现在是英语教学委员会全国的主任，MTI之类的都是他们弄出来的。所以这个意义很重大，因为不同于以前那种传统的书本，现在有口译这方面的教材，这很好，但质量还要提高。我在泰州也教他们本科这样一些内容，包括笔译实务各方面的，经济的、农业的、气候的以及国际上军事政治的，这样的教材都有，但是这个内容太庞大，涉及面很多。所以根本上来讲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词汇量，多做一些这样的练习，找到感觉这很重要。但是最难翻译的就是文学翻译，那口译也都是看反应能力。口译和笔译最大区别知道吗？口译是时间型的，更注重时间性；而笔译是空间型的，更注重空间性。时间性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说话是不占用空间的，我翻译两个小时这个礼堂空间是不会被爆破的。而语言是线性的，我说话声音的每个音节，语言都是一个词一句话出来的。年轻人记忆力很好，反应很快，而且经过一些专门的训练，他做口译就非常合适。人家讲完整个几句话，你能做速记，他这个讲完之后，你马上就能翻译过来。口译要求你要有很强的记忆力、分析能力、预测性。他这句话说完下句话应该说什么？你自己都能预测。所以现在的口译，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训练的？我认为应该从这些最基本的技巧学，不是背一些文章。我不教他们口译，口译都是由年轻人教。因为我这岁数，听力大幅度减弱，不止是英语听力，耳朵听的能力都下降了，与此同时反应也慢了，这个东西好像在眼前，怎么就想不起来呢？老年人都有这种现象，而年轻人的听力都还是比较好的。要注意到口译的这种时间性，声音很快就消失了，如果你记不住，那你反应就不行。而且要善于捕捉重点性，比如重要信息，然后提高预测性能力。这些方面一般传统教学的老师都不适应，所以你们可能会有translation，但是没有interpretation。为什么没有？就是因为这方面的人才不行。而笔译是空间性的。一篇文章我可以翻来覆去地看很多遍，遇到生词也可以查字典，不行的再问问老师，对时间性没有严格要求。所以笔译和口译不一样，口译侧重时间性，你记忆力不好、你的速记能力不强是不行的，你没有预测力也不行。根据说话人的思想逻辑，根据这个问题，他接下来应该说什么，甚至应该用哪些词，你都应该预测到，只有做到这样你才能胜任口译这份工作。
戴亚星：确实是这样。人才培养多元化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各方面能力的提高，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预测力和反应能力。另外，我们认为，除了上述这些能力外，还应该具备跨文化能力。因为翻译不纯粹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字意转换，还涉及很多文化的元素，所以很多人为了翻译好一部作品，无论如何都要出国去了解异国的文化再来做翻译，您认为要做好翻译是否一定要出国去当地学习或做研究之类呢？
吕俊：若能出国当然是求之不得，但是作为学生，尤其是本科生这种机会并不一定都有。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葛传槼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复旦大学做外语系的系主任。葛传槼这位老先生没有念过大学。他是商务印书局的排字工人，他对英文报纸和英文的一些书研究得特别透，但他从来没出过国。然而他曾经给牛津词典找出相当多的错误，当时这件事震惊了整个的英国字典界，纷纷赞扬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因为牛津词典的权威性很强，是世界英语界里公认的学术词典权威，然而竟有一个中国人指出其中的这么多错误和问题。可想而知，他当时一定是“名震天下”的。之后葛先生被邀请去英国讲学，结果人们发现他只是一个排字工人，所以这下他的名气就更大了。他后来进军英语界还做了复旦大学的英语系主任。葛先生后来编了一本《英语惯用法词典》，他的惯用法真的是比较考究，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同义词辨析那样的东西。那些小词有什么用法、有什么区别，都相当细致。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出国很重要，但并不是说是唯一的一条路，关键是读书要细，而且要学会考究。
戴亚星：刚才您谈到了工具书。我们想问一下，您所处的那个时代科技不像现在如此发达，智能翻译工具几乎没有，而现在，一大批的翻译工具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现，如百度翻译、谷歌翻译、有道翻译等。那么您怎样看待这些智能工具在翻译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呢？
吕俊：当时我们那个年代要想弄清楚一个词的意思或要翻译一个句子必须得查阅纸质字典，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查，没有什么快捷方式。而现在的智能字典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过总之是好处多。关键主要还是在于如何使用的问题。如果你全部依赖它，那带给你的坏处会多于好处。其实翻译书有很多的不同，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日本人名而言，它翻译成英语应该怎么译？一般是用音译——按照日本发音音译。假如你把英语的材料译成汉语，那么英译的日本人名应该怎么翻译？当然首先你得懂日语。比如，山本（Yamamoto），Yama表示山，moto表示本，合起来就是山本；它的翻译是YA、MA、YMA，还有MTO。又例如，安倍晋三，安倍翻译成英语是ABE、ABEI和ABE，在日语中都表示安倍，英语中的ABE就表示安倍晋三。你知道ABE就是安倍吗？根本想不到。所以说，当一些有名的人物或有名的地点，如东京Tokyo，这个地点有名大家都知道，但小的地名、人名呢？当把它们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要用到专门的翻译词典，这样的字典就是英、日、中人名、地名的字典，现在在你们的便捷工具里面是没有的。一些出版社，一些老式教材，一些报纸可能有。现在我们使用这种纸质字典是因为里面词的词义很多、很丰富，闲来翻翻还能学到不少学问。再比如像“and”，在纸质词典里它的词义不仅丰富，而且还配带有很多的例句。不同的意思，它有不同的用法。而在你们的智能翻译工具中可能就没有这么完备的解释，例句可能也没那么多。所以说，虽然纸质版词典笨重，但对于翻译工作来说很有必要。你们随身带着的词典倒挺方便，但它的内容不是很健全，词义解释也有限，解决问题的功能可能不如这种纸质版词典的强。所以说，每一样东西都有利和弊，有一利就有一弊，它不可能是完美的。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看一些英美的名著里面有许多希腊语、拉丁语等这样的名句，那你到哪儿找这些词、这些句子的翻译？往往书中已经给出注释了，给你注释了那好办，倘若你要翻译一本这样的名句，那就得借助专门的希腊语、拉丁语词典。所以，在翻译人才培养这方面，使用各种工具书作为一个教材来讲是很必要也是很重要的。而我现在所看到的绝大部分教材都没有指导学生如何使用翻译工具书的内容，我说“绝大部分”是因为我所看到的书都没有，也许我有些“孤陋寡闻”，或许有的书有。但是我认为如何提高学生翻译能力和如何使用工具书很重要。作为老师，学生如何选择工具书，你就要提供一些必要的知识，否则的话学生到时候就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戴亚星：感谢吕老师根据自身的经验对翻译人才培养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中肯的建议。相信您的建议尤其是指出的翻译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对我们今后的翻译人才培养会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谢谢您，吕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