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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8日，泰戈尔在他的访华行程中迎来他64岁生日。北京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贺会。庆贺会的其中一项，便是为泰戈尔献赠中文名。之所以取名“竺震旦”，梁启超这样解释：泰戈尔的外文名字Rabindranath，翻译为中文即“太阳”与“雷”，“震旦”二字由此而来。再循中国以往翻译外国人名之例，泰戈尔的中文姓氏应以其国——印度，即“天竺”为姓，故定为“竺”。因此，泰尔戈的中文名，便定为“竺震旦”。泰戈尔对这个名字很满意。
这次泰戈尔来华，虽是以梁启超“讲学社”的名义邀请，但实际上真正大力推进的人正是徐志摩。
早在1912年，泰戈尔已经凭借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第一人。1923年9月10日，泰戈尔来华前，徐志摩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泰戈尔来华》，他说：
“泰戈尔在世界文学中，究占如何位置，我们此时还不能定，他的诗是否可算独立的贡献，他的思想是否可以代表印族复兴之潜流，他的哲学是否有独到的境界——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回答的能力。但有一事我们敢断言肯定的。就是他不朽的人格。
“他的诗歌，他的思想，他的一切，都有遭遗忘与失时之可能，但他一生热奋的生涯所养成的人格，却是我们不易磨翳的纪念。所以他这回来华，我个人最大的盼望，不在更推广他诗艺的影响，不在传说他宗教的哲学的乃至于玄学的思想，而在他可爱的人格……”
不难看出，徐志摩对泰戈尔的推崇，完全源自他的人格——博爱，至诚，坚韧，追求和平与自由。这似乎也是徐志摩终生探求的生命境界。所以，泰戈尔在徐志摩眼中成了高山仰止的人物。他不惜用最华丽的辞藻来形容这位慈爱的老人：
“他是不可侵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他是三春和暖的南风，惊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
“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来从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终古的流着，不息的流着，我们只是两岸的居民，凭借这慈恩的天赋，灌溉我们的田稻，苏解我们的消渴，洗净我们的污垢。
“他是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高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他銀白的头颅。……”
虽然这几行浓烈的文字读起来难免发腻，但无疑表达了徐志摩对泰戈尔人格的崇敬。
泰戈尔的到来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当他乘坐的轮船抵达上海码头时，文化界名人、各大报社记者，都在欢迎他。据说连末代皇帝溥仪都与他会面。而与泰戈尔神交已久的粱启超在欢迎词中，也不吝溢美之词：“我们用1000多年前洛阳人士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
有欢迎的地方就一定有批评。陈独秀、郭沫若、沈雁冰、瞿秋白、林语堂等人在对待泰戈尔的态度上．就与梁超启、徐志摩泾渭分明。在陈独秀他们看来，泰戈尔的思想放在中国，简直是中国青年的思想大敌。郭沫若就毫不客气地说：“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终然只好永流一身的汗水。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的最大的毒物。”
听到了这样的反对声，泰翁的心受了打击。他的思想在自己的国家，被认为过分前卫，而到了中国他却被指责太过保守。虽说他原本认为，如果只谈诗歌，或许对不住对他寄予厚望的中国朋友，但事实证明，如果他仅仅谈诗，或许更容易被人接受。
老人心累，再加上三四十场的演讲，无数的会面与接见，身累。或许此时，最能令身心俱疲的泰戈尔感到安慰的，就是他的忘年交徐志摩了。他几乎一路都在陪着泰戈尔，无论是演讲、茶话、游览，他当翻译，当导游。甚至有一次，他陪泰戈尔到法源寺赏丁香，竟因情绪激动，在树下作了整整一夜诗。
（摘自石油工业出版社《徐志摩 风往哪里吹》 作者：敏君）
这次泰戈尔来华，虽是以梁启超“讲学社”的名义邀请，但实际上真正大力推进的人正是徐志摩。
早在1912年，泰戈尔已经凭借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第一人。1923年9月10日，泰戈尔来华前，徐志摩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泰戈尔来华》，他说：
“泰戈尔在世界文学中，究占如何位置，我们此时还不能定，他的诗是否可算独立的贡献，他的思想是否可以代表印族复兴之潜流，他的哲学是否有独到的境界——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回答的能力。但有一事我们敢断言肯定的。就是他不朽的人格。
“他的诗歌，他的思想，他的一切，都有遭遗忘与失时之可能，但他一生热奋的生涯所养成的人格，却是我们不易磨翳的纪念。所以他这回来华，我个人最大的盼望，不在更推广他诗艺的影响，不在传说他宗教的哲学的乃至于玄学的思想，而在他可爱的人格……”
不难看出，徐志摩对泰戈尔的推崇，完全源自他的人格——博爱，至诚，坚韧，追求和平与自由。这似乎也是徐志摩终生探求的生命境界。所以，泰戈尔在徐志摩眼中成了高山仰止的人物。他不惜用最华丽的辞藻来形容这位慈爱的老人：
“他是不可侵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他是三春和暖的南风，惊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
“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来从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终古的流着，不息的流着，我们只是两岸的居民，凭借这慈恩的天赋，灌溉我们的田稻，苏解我们的消渴，洗净我们的污垢。
“他是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高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他銀白的头颅。……”
虽然这几行浓烈的文字读起来难免发腻，但无疑表达了徐志摩对泰戈尔人格的崇敬。
泰戈尔的到来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当他乘坐的轮船抵达上海码头时，文化界名人、各大报社记者，都在欢迎他。据说连末代皇帝溥仪都与他会面。而与泰戈尔神交已久的粱启超在欢迎词中，也不吝溢美之词：“我们用1000多年前洛阳人士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
有欢迎的地方就一定有批评。陈独秀、郭沫若、沈雁冰、瞿秋白、林语堂等人在对待泰戈尔的态度上．就与梁超启、徐志摩泾渭分明。在陈独秀他们看来，泰戈尔的思想放在中国，简直是中国青年的思想大敌。郭沫若就毫不客气地说：“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终然只好永流一身的汗水。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的最大的毒物。”
听到了这样的反对声，泰翁的心受了打击。他的思想在自己的国家，被认为过分前卫，而到了中国他却被指责太过保守。虽说他原本认为，如果只谈诗歌，或许对不住对他寄予厚望的中国朋友，但事实证明，如果他仅仅谈诗，或许更容易被人接受。
老人心累，再加上三四十场的演讲，无数的会面与接见，身累。或许此时，最能令身心俱疲的泰戈尔感到安慰的，就是他的忘年交徐志摩了。他几乎一路都在陪着泰戈尔，无论是演讲、茶话、游览，他当翻译，当导游。甚至有一次，他陪泰戈尔到法源寺赏丁香，竟因情绪激动，在树下作了整整一夜诗。
（摘自石油工业出版社《徐志摩 风往哪里吹》 作者：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