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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来说，对内保持国内经济增长和对外维持世界霸权体系互为表里，共同为美国利益服务。虽然美国自身实力相对下降，但美国霸权并未走向崩溃。美国的对外政策转变必然围绕如何继续维持世界霸权展开，而其中如何有效限制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造成的冲击，特别是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冲击，便成为美国维护霸权的关键一环。
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悄然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将中国视同“利益攸关方”到提出“中美国”、中美两国集团，并逐渐过渡到“战略再保证”。梳理近5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内容和现实基础，有助于我们探讨和认识美国对华战略变化的实质。
2005年9月，美国国务卿佐利克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时提到：“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他的讲话立刻引起学界关注。自2001年小布什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而“利益攸关方”的提出与布什以往立场形成鲜明对比，表明美国在对待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所谓“利益攸关方”，佐利克的解释是：美国“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远一些”，即美国现行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应该向前延伸，覆盖更多领域。既然“利益攸关”，双方就应该共同担负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权利义务，例如安全、伊朗核问题等。
中美“两国集团”的提法最早出现于2004年，由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他认为中美“两国集团”是美国未来应该着力培养的四组“两国集团”之一。随后，中美“两国集团”的提法逐渐见诸报端，并引起媒体的关注。特别是2007年5月23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一篇题为《G2崛起》的评论文章，将中美两国集团的概念推到风口浪尖，文章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正在进行的中美战略对话，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未来主导全球经济事务G2组织的雏形”。
“中美国”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尼尔·佛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经济史教授莫利兹·舒拉里克。2007年他们合作发表《“中美国”再认识》一文，认为“当前世界经济最明显的特征不是流动性过剩或资产短缺，而是企业利润和实际利率水平间的差距，造成此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中美国’的髙调崛起”。根据佛格森的定义，“中美国”是指最大的消费国美国，与最大的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以及这个利益共同体对全世界经济的影响。该共同体集合了中国这一世界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和美国这一全球金融业最发达的经济体两方之所长。
2008年6月，伯格斯滕发表《平等的伙伴关系：华盛顿应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一文，主张中、美两国组成“两国集团”，“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该文从理论上系统论述了中美两国集团的内涵和构想，认为仅仅把中国放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位置还不够，若想让中国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就必须让中国成为真正的共同领导者。因此，伯格斯滕建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该进一步升级为“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两国集团格局”。至此，“中美共治”的理念正式上升到理论高度。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于2009年1月12、13日共同举办的“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上，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公开倡导建立中美“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和“非正式两国集团”，使中美“两国集团”构想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
简而言之，美国所谓的“中美共治”的主旨是：以适当分享国际权力的方式将崛起中的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但也有观点认为中美共治不可行，中美之间经济上的“共生”关系并不能弥补政治上的分歧，不同的安全利益和战略目标使中、美两国共同治理的构想不过是“白日梦”。
“中美国”和“G2”概念的提出虽然并未获得美国官方认可，它们在学术界和一些前政府官员间引起的激烈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美国官方政策的探测球。面对这些争论，中国学术界也展开了激烈讨论，但大多持消极态度。中、美之间不和谐的认知结构、经济共生结构和国际权力结构等结构性制约因素是“中美共治不可行”的重要原因。还有学者认为这是西人给我们下的又一个圈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实质是给中国布的战略陷阱。中国政府则公开拒绝了“中美国”和“两国集团”的构想。
2009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华盛顿演讲时首倡中美“战略再保证”，并提出“我们（美国）和我们的盟国不会遏制中国，相反，我们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的大国崛起。但是，中国也应设法让其他国家放心，保证自身的发展和壮大不以他国的安全和幸福为代价”。为了实现这一点，“双方必须致力于缓和对彼此的忧虑，并就共同目标开展多种途径进行合作”，“以建立一个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国际体际体系”。
“战略再保证”逐渐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新框架，意味着中、美应该设法突出和强调美、中共同利益所在，同时以直接的方式着手化解不信任产生的根源，无论是政治、军事问题，还是经济问题。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共同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对“战略再保证”做出了回应，从两国关系，建立与深化战略互信，经济合作与全球复苏，地区及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5大方面，重述两国的各种共识与关系、发展与合作的目标。但也有消息称，“战略再保证”在白宫内依然处于争论阶段，至少斯坦伯格没有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亚洲事务局解释清楚该概念。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认为，“战略再保证”出台没有在奥巴马政府内部协调好。甚至有学者认为这完全是美国对中国的“绥靖政策”。此次《中美联合声明》虽然回应了“战略再保证”的要求，却仍避开这一具体用词，说明中国对这一两国关系新提法的保留态度。
罗伯特·基欧汉相信，美国在国力衰落之后依然可以利用其主导下建立的国际制度维系其地位，维护现行的霸权秩序。其逻辑方法就是将所有国家，特别是挑战国家，吸收到当前的国际制度中，依靠制度的约束力和合作带来的利益来安抚挑战国。约翰·伊肯伯里也认为，美国必须致力于加强和维护西方世界体系以及一系列与之相伴的国际制度、规制和法律。因此，确保中国崛起不会推翻美国霸权的关键，在于将中国的发展置于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内，利用现行国际制度、规制和法律约束中国的行为，使中国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其中一员。“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崛起，但是它能够确保中国在美国及其盟友制定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中行事。……美国的全球地位可能会削弱，但是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仍将是21世纪的主导。”近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微调实际上显示了中美两国实力的变化，“利益攸关方”、“中美国”、“两国集团”和“战略再保证”等构想的提出反映出美国已经认识到，自身维持世界霸权的能力在下降，也注意到崛起中的中国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冲击，因此希望通过分享权力的方式将中国纳入现行国际体系，一方面使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利用国际规章制度约束中国崛起的目的和行为方式，最终变为西方阵营中的一员。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本国利益。尽管中、美两国间存在着广泛的合作空间，但两国的国家利益、行为目的和方式都存在着诸多矛盾，中国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尤其是不可能毫无怨言地长久支持美国主导下的问题重重的国际经济体系。虽然基欧汉认为美国国力衰落之后依然可以利用國际制度维系其地位，但当下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不仅面临着国力衰退，更重要的是美国所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自由放任的国际金融体制”也面临信任危机。而这一点对美国霸权的维持是非常致命的。实际上，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根本原因，就是力求使中国继续融入并支持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因为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是美国分担霸权成本、维持霸权长短的关键因素。而中、美两国的分歧与斗争，除了传统安全领域的一些历史问题外，目前主要集中在经济金融领域，而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继续无条件支持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还是改造这种体系的斗争。
（摘自新华出版社《称霸密码：美国霸权的金融逻辑》 作者：梁亚滨）
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悄然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将中国视同“利益攸关方”到提出“中美国”、中美两国集团，并逐渐过渡到“战略再保证”。梳理近5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内容和现实基础，有助于我们探讨和认识美国对华战略变化的实质。
2005年9月，美国国务卿佐利克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时提到：“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他的讲话立刻引起学界关注。自2001年小布什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而“利益攸关方”的提出与布什以往立场形成鲜明对比，表明美国在对待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所谓“利益攸关方”，佐利克的解释是：美国“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远一些”，即美国现行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应该向前延伸，覆盖更多领域。既然“利益攸关”，双方就应该共同担负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权利义务，例如安全、伊朗核问题等。
中美“两国集团”的提法最早出现于2004年，由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他认为中美“两国集团”是美国未来应该着力培养的四组“两国集团”之一。随后，中美“两国集团”的提法逐渐见诸报端，并引起媒体的关注。特别是2007年5月23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一篇题为《G2崛起》的评论文章，将中美两国集团的概念推到风口浪尖，文章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正在进行的中美战略对话，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未来主导全球经济事务G2组织的雏形”。
“中美国”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尼尔·佛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经济史教授莫利兹·舒拉里克。2007年他们合作发表《“中美国”再认识》一文，认为“当前世界经济最明显的特征不是流动性过剩或资产短缺，而是企业利润和实际利率水平间的差距，造成此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中美国’的髙调崛起”。根据佛格森的定义，“中美国”是指最大的消费国美国，与最大的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以及这个利益共同体对全世界经济的影响。该共同体集合了中国这一世界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和美国这一全球金融业最发达的经济体两方之所长。
2008年6月，伯格斯滕发表《平等的伙伴关系：华盛顿应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一文，主张中、美两国组成“两国集团”，“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该文从理论上系统论述了中美两国集团的内涵和构想，认为仅仅把中国放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位置还不够，若想让中国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就必须让中国成为真正的共同领导者。因此，伯格斯滕建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该进一步升级为“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两国集团格局”。至此，“中美共治”的理念正式上升到理论高度。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于2009年1月12、13日共同举办的“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上，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公开倡导建立中美“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和“非正式两国集团”，使中美“两国集团”构想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
简而言之，美国所谓的“中美共治”的主旨是：以适当分享国际权力的方式将崛起中的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但也有观点认为中美共治不可行，中美之间经济上的“共生”关系并不能弥补政治上的分歧，不同的安全利益和战略目标使中、美两国共同治理的构想不过是“白日梦”。
“中美国”和“G2”概念的提出虽然并未获得美国官方认可，它们在学术界和一些前政府官员间引起的激烈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美国官方政策的探测球。面对这些争论，中国学术界也展开了激烈讨论，但大多持消极态度。中、美之间不和谐的认知结构、经济共生结构和国际权力结构等结构性制约因素是“中美共治不可行”的重要原因。还有学者认为这是西人给我们下的又一个圈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实质是给中国布的战略陷阱。中国政府则公开拒绝了“中美国”和“两国集团”的构想。
2009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华盛顿演讲时首倡中美“战略再保证”，并提出“我们（美国）和我们的盟国不会遏制中国，相反，我们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的大国崛起。但是，中国也应设法让其他国家放心，保证自身的发展和壮大不以他国的安全和幸福为代价”。为了实现这一点，“双方必须致力于缓和对彼此的忧虑，并就共同目标开展多种途径进行合作”，“以建立一个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国际体际体系”。
“战略再保证”逐渐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新框架，意味着中、美应该设法突出和强调美、中共同利益所在，同时以直接的方式着手化解不信任产生的根源，无论是政治、军事问题，还是经济问题。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共同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对“战略再保证”做出了回应，从两国关系，建立与深化战略互信，经济合作与全球复苏，地区及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5大方面，重述两国的各种共识与关系、发展与合作的目标。但也有消息称，“战略再保证”在白宫内依然处于争论阶段，至少斯坦伯格没有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亚洲事务局解释清楚该概念。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认为，“战略再保证”出台没有在奥巴马政府内部协调好。甚至有学者认为这完全是美国对中国的“绥靖政策”。此次《中美联合声明》虽然回应了“战略再保证”的要求，却仍避开这一具体用词，说明中国对这一两国关系新提法的保留态度。
罗伯特·基欧汉相信，美国在国力衰落之后依然可以利用其主导下建立的国际制度维系其地位，维护现行的霸权秩序。其逻辑方法就是将所有国家，特别是挑战国家，吸收到当前的国际制度中，依靠制度的约束力和合作带来的利益来安抚挑战国。约翰·伊肯伯里也认为，美国必须致力于加强和维护西方世界体系以及一系列与之相伴的国际制度、规制和法律。因此，确保中国崛起不会推翻美国霸权的关键，在于将中国的发展置于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内，利用现行国际制度、规制和法律约束中国的行为，使中国别无选择只能成为其中一员。“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崛起，但是它能够确保中国在美国及其盟友制定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中行事。……美国的全球地位可能会削弱，但是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仍将是21世纪的主导。”近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微调实际上显示了中美两国实力的变化，“利益攸关方”、“中美国”、“两国集团”和“战略再保证”等构想的提出反映出美国已经认识到，自身维持世界霸权的能力在下降，也注意到崛起中的中国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冲击，因此希望通过分享权力的方式将中国纳入现行国际体系，一方面使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利用国际规章制度约束中国崛起的目的和行为方式，最终变为西方阵营中的一员。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本国利益。尽管中、美两国间存在着广泛的合作空间，但两国的国家利益、行为目的和方式都存在着诸多矛盾，中国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尤其是不可能毫无怨言地长久支持美国主导下的问题重重的国际经济体系。虽然基欧汉认为美国国力衰落之后依然可以利用國际制度维系其地位，但当下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不仅面临着国力衰退，更重要的是美国所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自由放任的国际金融体制”也面临信任危机。而这一点对美国霸权的维持是非常致命的。实际上，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根本原因，就是力求使中国继续融入并支持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因为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是美国分担霸权成本、维持霸权长短的关键因素。而中、美两国的分歧与斗争，除了传统安全领域的一些历史问题外，目前主要集中在经济金融领域，而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继续无条件支持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还是改造这种体系的斗争。
（摘自新华出版社《称霸密码：美国霸权的金融逻辑》 作者：梁亚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