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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河流可以因一个人的性格而改造。财富，同样因主动或被动具备太多的政治、经济禀赋，而以空前的坚韧改变一个人生命河流的流淌方向。
“富二代”，这群从出生起就被打上富贵徽章，一路“金币”叮当作响，又有青春作伴，到底抛洒出怎样的人生悲欢离合曲线？
正当“蚁族”大军异军突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占据社会的现实空间与舆论空间，另一个群体——“富二代”，从社会舞台的另一面渐行渐近。
“富二代”，这个复杂的群体，从在财富堆里暗自着迷到浮出水面显性化，始于2007年刊登在《第一财经日报》上的一封名为“一个民企接班人的烦恼告白”的信：“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家台资企业上了半年班，以后就回自己的家族企业上班了。在外人看来，我是这家企业理所当然的接班人，我父亲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有一段时间经常晚上失眠，连续两个月晚上两三点才睡着，早上6点多就醒过来了。我的食欲也不好，饭量只有以前的一半了，头上白发也比以前多了不少，人也比以前憔悴多了。”
这个叫董铭的年轻人，把他的烦恼——“接班”这个逃不掉的宿命公布于众时，“富二代”也被仓促推上社会的前台，无论是红是黑，都因裹挟着过于高调的元素——财富，而接受来自四面八方镁光灯的审视、猜测、褒扬与指责。
也是在2007年，胡润与《福布斯》的排行榜，不约而同把首富给了年仅26岁的杨惠妍。这个低调而神秘的财富继承者，如同社会秩序中一颗醒目的财富棋子，暗示着民间财富的代际传递。洪流般的民间财富，迎来他们的转折年代——从按劳动分配转为按资本分配。
青春，财富，少掌门……在许多普通人看来遥不可及的人生光环，在“富二代”身上，就那么轻而易举被继承一笔带过。社会对“富二代”的关注越来越多，从海外留洋到执掌大权，从爱情婚姻到娱乐生活……
社会的仇富心理，媒体的天然批判性，又加之被催熟的“富二代”还未真正长大，他们尚不完全具备与所得财富相称的财富驾驭能力，“富二代”的负面消息不断，飙车、豪赌、打人、挥霍、出入声色场所，他们在公众眼中成为纨绔子弟。尽管社会对这个财富笼罩的群体保持着足够的冷漠与没完没了的指责，却并不妨碍对他们的猎奇，以及某些群体向他们主动靠拢。
2010年，广州市首届女大学生论坛首次发布《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被调查的女大学生中有59.2%愿意嫁给“富二代”，理由很简单——少奋斗很多年。有些人开始担忧“富二代”不但搅乱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基因密码，连社会秩序也被他们身上浓浓的铜臭味“轰”得七零八落。
这个被时代催生出来的特殊年轻群体，刚刚在社会照面，就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审视。深陷铜钱方孔的他们，在这被财富拘束的狭小空间中施展出什么样的人生与财富拳脚？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说：“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对平凡黯淡的生活的一种抗议。”
剥开财富的外壳，“富二代”也只是一个个平凡的人。与那些在底层攀爬，外界社会支持支离破碎，不时会陷入“一元钱难倒英雄汉”尴尬境地的“蚁族”同龄人相比，并未有根本不同，他们只不过有一个富爸爸。
“世界上，有该隐的后代，也有亚伯的后代，这和原罪一样，大概就是人类的宿命。”宿命，未必都是厄运与不幸的孪生兄弟。在很多人看来，拥有一个富爸爸的宿命，是呱呱坠地的婴儿，在人间中的第一张“六合彩”。那种在钱堆里长大，被新时代迂回到历史上才有的“少掌门”、“少东家”的继承角色，是“被迫成为大人物的感觉”，很酷。
1978年，社会打开了一道侧翼之门。中国经济转型，光明更生。中国结束长年的政治动荡，重新追逐民族复兴的梦想。贫穷如同芒刺，在癫狂的政治狂热中逐渐麻木的肌肤有了疼痛的触觉，并变得清醒，中国徐徐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
对空间开拓的强烈渴望，推动民营企业大潮涌起。恰在这时，市场介入了。它以巧妙的拉力，把兴办民营企业的浪潮带动起来。开拓渴望一经与市场结合，便由一般的空间扩张，转向目的性极强的商品性生产，民营经济破土而出，呼吸着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焕发出勃勃生机。接下来30年的中国，繁荣程度会远远超过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中国的非公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跃进式发展，浩浩荡荡。
财富在中国急剧膨胀，社会群体在经济层面出现垂直分化，第一批创业者在30年的乾坤巨变中，积累了殷实的经济声望，成为社会中“先富起来的群体”。2009年，美林集团和凯捷咨询公司联合发布《最新全球财富报告》，报告称2009年中国富人总数增长3成，中国为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该报告所指的富人是净资产（不包括主要房产）价值100万美元以上，2009年，中国富人数达到47.7万人，位居全球第四。
在招商银行与贝恩管理顾问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告知世人，中国的私人财富市场价值惊人，到2010年末，有15个省份的高净值人数（持有的个人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人民币的人群）超过1万人，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规模达到约50万人，其持有的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达到15万亿元。预计到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势头有增无减，高净值人群将达到59万人左右。
与社会群体垂直分化遥相呼应的是传统文化的社会功能并没有完全瓦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仍有用武之地：
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
财富的涌入可能会带来时间与空间经纬走向的急遽变化，对文化的同化与异化则是潜移默化的。西方的财富样本，带给东方的人们前赴后继的创富梦想，却难以改变人为赋予的东方气十足的财富人格，譬如财富的继承与管理。千变万化，大部分企业依然坚持在“家族企业”的壳里腾挪转移。创下偌大家业，谁来接手财富？子女顺理成章。
胡润这个做了多年排行榜的人看出门道：“‘百富榜’上富豪们的平均年龄是46岁，按照中国人的惯例，60岁是退休年龄，未来10年到20年将是中国民间财富从第一代创业者转至第二代的高峰期。”
大部分“富二代”，自出生后就意味著未来的某个时机会接过父辈的财富权杖。或许有不情愿者倚仗亲情、年轻时的任性作为“反抗”的砝码，始终抵不过“霸道”的家族使命。子承父业，这样裹挟着血缘的千年伦理，他们再玩世不恭，也走不到颠覆伦理的尽头。即使不愿意，他们也得这么出场。
糅合家族、财富等多元经济、文化因素的代际传承关系中，仍存在并非明文规定，却暗合为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财富继承。所谓权利，子女拥有继承父辈财富的天然权利，对于这一点，从“富一代”、“富二代”乃至社会，都无一例外地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理所当然。义务，则指的是他们承担着继承财富，并将财富“圣火”传递下去的责任，如果财富的链条在他们这一代断裂，他们也将成为没有争议的家族负罪之人。
作为家族的下一代，“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年轻人，从一出生就被打上继承的烙印，背负着父辈们的炽热期望，不断奔跑与守望，以完成企业史与家族史的穿越。然而，温润的财富土壤，带来的并不一定都是葱郁和蓬勃。年轻的人们，站在财富金字塔的顶端，不停地转动手中的财富“陀螺”，到底是停下来还是继续旋转，结局如何，从来没有确凿的答案。
（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中国富二代调查报告：财富们怎么想》 作者：陶涛 等）
“富二代”，这群从出生起就被打上富贵徽章，一路“金币”叮当作响，又有青春作伴，到底抛洒出怎样的人生悲欢离合曲线？
正当“蚁族”大军异军突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占据社会的现实空间与舆论空间，另一个群体——“富二代”，从社会舞台的另一面渐行渐近。
“富二代”，这个复杂的群体，从在财富堆里暗自着迷到浮出水面显性化，始于2007年刊登在《第一财经日报》上的一封名为“一个民企接班人的烦恼告白”的信：“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家台资企业上了半年班，以后就回自己的家族企业上班了。在外人看来，我是这家企业理所当然的接班人，我父亲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有一段时间经常晚上失眠，连续两个月晚上两三点才睡着，早上6点多就醒过来了。我的食欲也不好，饭量只有以前的一半了，头上白发也比以前多了不少，人也比以前憔悴多了。”
这个叫董铭的年轻人，把他的烦恼——“接班”这个逃不掉的宿命公布于众时，“富二代”也被仓促推上社会的前台，无论是红是黑，都因裹挟着过于高调的元素——财富，而接受来自四面八方镁光灯的审视、猜测、褒扬与指责。
也是在2007年，胡润与《福布斯》的排行榜，不约而同把首富给了年仅26岁的杨惠妍。这个低调而神秘的财富继承者，如同社会秩序中一颗醒目的财富棋子，暗示着民间财富的代际传递。洪流般的民间财富，迎来他们的转折年代——从按劳动分配转为按资本分配。
青春，财富，少掌门……在许多普通人看来遥不可及的人生光环，在“富二代”身上，就那么轻而易举被继承一笔带过。社会对“富二代”的关注越来越多，从海外留洋到执掌大权，从爱情婚姻到娱乐生活……
社会的仇富心理，媒体的天然批判性，又加之被催熟的“富二代”还未真正长大，他们尚不完全具备与所得财富相称的财富驾驭能力，“富二代”的负面消息不断，飙车、豪赌、打人、挥霍、出入声色场所，他们在公众眼中成为纨绔子弟。尽管社会对这个财富笼罩的群体保持着足够的冷漠与没完没了的指责，却并不妨碍对他们的猎奇，以及某些群体向他们主动靠拢。
2010年，广州市首届女大学生论坛首次发布《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被调查的女大学生中有59.2%愿意嫁给“富二代”，理由很简单——少奋斗很多年。有些人开始担忧“富二代”不但搅乱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基因密码，连社会秩序也被他们身上浓浓的铜臭味“轰”得七零八落。
这个被时代催生出来的特殊年轻群体，刚刚在社会照面，就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审视。深陷铜钱方孔的他们，在这被财富拘束的狭小空间中施展出什么样的人生与财富拳脚？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说：“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对平凡黯淡的生活的一种抗议。”
剥开财富的外壳，“富二代”也只是一个个平凡的人。与那些在底层攀爬，外界社会支持支离破碎，不时会陷入“一元钱难倒英雄汉”尴尬境地的“蚁族”同龄人相比，并未有根本不同，他们只不过有一个富爸爸。
“世界上，有该隐的后代，也有亚伯的后代，这和原罪一样，大概就是人类的宿命。”宿命，未必都是厄运与不幸的孪生兄弟。在很多人看来，拥有一个富爸爸的宿命，是呱呱坠地的婴儿，在人间中的第一张“六合彩”。那种在钱堆里长大，被新时代迂回到历史上才有的“少掌门”、“少东家”的继承角色，是“被迫成为大人物的感觉”，很酷。
1978年，社会打开了一道侧翼之门。中国经济转型，光明更生。中国结束长年的政治动荡，重新追逐民族复兴的梦想。贫穷如同芒刺，在癫狂的政治狂热中逐渐麻木的肌肤有了疼痛的触觉，并变得清醒，中国徐徐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
对空间开拓的强烈渴望，推动民营企业大潮涌起。恰在这时，市场介入了。它以巧妙的拉力，把兴办民营企业的浪潮带动起来。开拓渴望一经与市场结合，便由一般的空间扩张，转向目的性极强的商品性生产，民营经济破土而出，呼吸着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焕发出勃勃生机。接下来30年的中国，繁荣程度会远远超过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中国的非公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跃进式发展，浩浩荡荡。
财富在中国急剧膨胀，社会群体在经济层面出现垂直分化，第一批创业者在30年的乾坤巨变中，积累了殷实的经济声望，成为社会中“先富起来的群体”。2009年，美林集团和凯捷咨询公司联合发布《最新全球财富报告》，报告称2009年中国富人总数增长3成，中国为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该报告所指的富人是净资产（不包括主要房产）价值100万美元以上，2009年，中国富人数达到47.7万人，位居全球第四。
在招商银行与贝恩管理顾问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告知世人，中国的私人财富市场价值惊人，到2010年末，有15个省份的高净值人数（持有的个人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人民币的人群）超过1万人，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规模达到约50万人，其持有的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达到15万亿元。预计到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势头有增无减，高净值人群将达到59万人左右。
与社会群体垂直分化遥相呼应的是传统文化的社会功能并没有完全瓦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仍有用武之地：
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
财富的涌入可能会带来时间与空间经纬走向的急遽变化，对文化的同化与异化则是潜移默化的。西方的财富样本，带给东方的人们前赴后继的创富梦想，却难以改变人为赋予的东方气十足的财富人格，譬如财富的继承与管理。千变万化，大部分企业依然坚持在“家族企业”的壳里腾挪转移。创下偌大家业，谁来接手财富？子女顺理成章。
胡润这个做了多年排行榜的人看出门道：“‘百富榜’上富豪们的平均年龄是46岁，按照中国人的惯例，60岁是退休年龄，未来10年到20年将是中国民间财富从第一代创业者转至第二代的高峰期。”
大部分“富二代”，自出生后就意味著未来的某个时机会接过父辈的财富权杖。或许有不情愿者倚仗亲情、年轻时的任性作为“反抗”的砝码，始终抵不过“霸道”的家族使命。子承父业，这样裹挟着血缘的千年伦理，他们再玩世不恭，也走不到颠覆伦理的尽头。即使不愿意，他们也得这么出场。
糅合家族、财富等多元经济、文化因素的代际传承关系中，仍存在并非明文规定，却暗合为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财富继承。所谓权利，子女拥有继承父辈财富的天然权利，对于这一点，从“富一代”、“富二代”乃至社会，都无一例外地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理所当然。义务，则指的是他们承担着继承财富，并将财富“圣火”传递下去的责任，如果财富的链条在他们这一代断裂，他们也将成为没有争议的家族负罪之人。
作为家族的下一代，“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年轻人，从一出生就被打上继承的烙印，背负着父辈们的炽热期望，不断奔跑与守望，以完成企业史与家族史的穿越。然而，温润的财富土壤，带来的并不一定都是葱郁和蓬勃。年轻的人们，站在财富金字塔的顶端，不停地转动手中的财富“陀螺”，到底是停下来还是继续旋转，结局如何，从来没有确凿的答案。
（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中国富二代调查报告：财富们怎么想》 作者：陶涛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