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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收礼 当令行禁止
前溪在2014年7月17日《云南日报》撰文指出：让禁令对教师行为起到约束作用，这样，教师也会作出理性选择，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近日，教育部发文划出教师行为的6条红线，其中包括严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支付费用的旅游、健身休闲等娱乐活动，严禁通过向学生推销图书、报刊、社会保险等商业服务获取回扣，严禁教师以任何方式接受学生赠送的礼品礼金。
教师不能收礼，这话耳熟能详，类似的禁令出台了不少。教育部门曾多次要求，教师不得借节日之际，向家长、学生收取礼物、礼金、有价证券等，一经发现查实，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处分。但事实上，教师收礼现象并未因此减少，在一些家长看来，不给教师送礼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对于家长来说，这也是迫不得已，一方面希望送了礼，教师对自己的孩子有特殊照顾，另一方面大家都在送，自己不送会引起教师“误会”。当然，也有教师或明或暗要求家长送礼的，家长只能迎合教师的要求。
家长给教师送礼，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原因，也有城乡教育的差别。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教师收礼是不对的。在国外一些学校规定，每名学生的礼物价值不得超过5美元，超过5美元，老师得退回给学生。老师不能接受家长或者学生请吃。一旦被查到，老师很可能就被辞退。因为规定很严，一般情况下，教师不会违规。反观国内，“禁令”虽严格，可在实际操作上，却往往流于形式。
教育部发布的禁令规定很严厉，就看如何落实。笔者认为，在重要节假日和时间段，特别是教师节、学校开学、学生毕业等节点，对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开展高频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检查，既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又要追究学校或教育部门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责任。层层落实，抓出成效，让禁令对教师行为起到约束作用，这样，教师也会作出理性选择，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
出国游学热需要冷思考
千帆在2014年7月17日《郑州日报》撰文指出：又至暑假，各地以游学名义的夏令营开展得如火如荼。从大学到初高中甚至小学，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夏令营这么吸引人？“游学热”背后又究竟隐藏了哪些隐患？出国游学是否物有所值？
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个人走出国门走向国际。这波浩荡的人流中，背着书包怀着好奇心的中小学生也常见。暑期一到，从铺天盖地的出国游学宣传可以看到，“开眼看世界”也成了中小学生的一种潮流。
公允地说，好的海外游学是学生成长的一剂营养液。一些优秀的游学项目，做到了与中小学的教学计划相呼应，把素质教育与体验学习贯穿始终，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课堂所学；还有一些游学项目特色明显，包含环保、科技、人文、自然、历史、文学、艺术、体育等主题活动增加了学生阅历，开阔了视野。
在放松心情中扩大视野，游学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途径。但是，需要质疑的是，近年来，我国游学市场井喷、表面繁荣的背后，呈现出野蛮生长的隐忧：层层转包，学校游走在营利与非营利之间，到名校游学成了“到此一游”；宣传诱人、报价昂贵，却“华而不实”，只游不学，或者多游少学，“出国走马观花玩了一圈，并没有学到什么”；一些中介机构利用旅行社、商会、学校等招徕“生源”，卖给大型教育培训机构，以赚取10%左右的“返利”……这是业内通行的“潜规则”。
更让人“细思恐极”的是，游学过程中，监护责任不到位，旅途安全存在隐患。想必大家还记得，去年7月份，韩亚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美国旧金山失事，两名浙江衢州江山市女中学生不幸遇难，失事客机上共有70名中国师生，都是赴美的游学夏令营成员。从业内人士透露的消息来看，尽管绝大多数游学项目主办机构都会为学生购买相关保险，但只有少数机构会与学生家长签订详细正规的安全协议。以上众多“短板”不解决，怎敢为游学点赞？
以罚代教该休矣
徐金佳在2014年7月16日《浙江日报》撰文指出：体罚教育历来为大众所诟病，然而体罚现象却屡禁不止。近日，云南省巧家县东坪乡中心学校13名学生编歌骂老师，被老师用电线抽打、脚踢3小时；山东济宁一名初中学生因插销忘插，被罚跑26圈得了气胸。孩子淘气犯错是正常，老师过度体罚是失常，关键在于教育理念问题，教师应正确看待并妥善处理学生的错误。
体罚教育折射出我国传统教育理念的 “过于严苛”之处。所谓“严师出高徒”，初衷是让学生吸取教训，但体罚手段却与“严”之实义相悖。以爱之名体罚学生，相反会激起逆反心理，教育效果不佳。况且，如何定义“严”字？宿舍打扫卫生插销忘插被罚跑，衡量学生犯错的标尺何在？学生对老师不敬，老师就可以使用暴力？这究竟是教育还是泄愤？以严师为名，行体罚之实，愧对教师二字。
教育不应以罚代教，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忽略了教育本身的责任和意义。有人说“不打不成器”，相信每位老师心中都有一把评判对错的标尺，但错误不是绝对的，“成器”的标准也同样，把孩子塑造成“教育格子”里培育出来的“标准化豆芽”，磨灭的是学生宝贵的个性。
教育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体罚教育一再出现，不仅是教学理念的问题，更是教育监督体系的缺失，也是对学生权益的轻视。常说教师是园丁，浇灌花朵更需正确的教育理念，以爱的力量来引导学生，以沟通的方式替代处罚。同时，教育部门也应加强对学校教育的监督管理、对师资队伍的严格要求。
“品德加分”如何取信于民
胡印斌在2014年7月19日《西安晚报》撰文指出：近日，有媒体报道，一篇网帖引起热议。帖子中，有考生家长质疑今年黑龙江省328名“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高考考生的“加分”资格。其中，鸡西市一个中学的一个班就有12名“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对此，黑龙江省招办回应称，这328人获得的照顾政策不是加分，而是“优先录取”，且经过了地方和省教育部门的双重审核。
一个班就有12名“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难怪网友称该班为“雷锋班”。这一事件，也为此前公众对于“品德加分”的公平性担忧，添加了一个小小的注脚。 客观而言，给予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学生以一定的鼓励，公众并非不能理解。此前，江西夺刀少年受到社会普遍赞誉，并被优选进入本省高校即是一例。这样的鼓励，也不仅仅是对考生本人的褒扬，更是在倡导一种积极、健康、正直的人生观。
不过，像黑龙江这样大面积的“照顾”品德突出考生，难逃质疑，更无法取信于民。
当地招办表示，328名考生均经过了两级审核，且“没有收到举报”，那么，这里边是不是就一定没有问题呢？显然未必。其一，“公示”没有收到举报，并不意味着这些学生的资格就没有问题，而是会受到公示范围、公示平台、公示时间乃至意见反馈渠道的制约，一般公众很难对于这些学生的事迹有所评判。如果确定“照顾”之前的程序缺乏公开，只是相关学校乃至教育行政部门闭门推荐，又如何能够保证推荐的公正？
其二，328名受到照顾的考生如此集中的出现在几个地区，甚至是一个学校的一个班，又该如何解释？这其中的评判标准如何确定？而一旦标准含糊，难免会受到人为操弄。
更何况，现在的网帖质疑显然就是一封举报信，当地有关部门不能再以“没有举报”而安之若素。而是应该迅速启动相关调查，彻底查清楚事实真相。鉴于此前的举报、审核环节均在教育系统内部，缺乏必要的公开，建议此番调查扩大开放性，可以邀请新闻媒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外部人士参与，以提高调查的公信力，而不是草草了事。此前，人民网强国论坛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7.4%的网友认为“品德加分”不合理，“标准太难界定”，“操作起来很难，不可掌控，极易被钻空子”。若一味强推，或滋生新的腐败。至少，从黑龙江已经披露出来的情形看，不排除其中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
高考加分、优先录取等等，原本属于教育评价改革的一种积极尝试，此举也曾在一些方面冲击了唯分数论的意识。但鉴于其对高考可能产生的利益关切，稍有不慎，就会损害高考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理应慎之又慎，而不能成为一些地方一些人“钻空子”“投机取巧”的法宝。
其实，德行也好，品德也罢，乃是对于一个国民的基本要求，属于不需要经过考试而天然应该具备的做人的基础素质。一味以加分为诱饵，诱惑学生的德行，未免太过于功利化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过分强调品德，并明码标价，很可能会诱发全民性的道德作伪行为。与其搞这样的“反教育”激励，还不如下大力气进行高考改革。
别让留守儿童学校成为个人的坚守
张西流在2014年7月16日《广州日报》撰文指出：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面积向城市转移的今天，全国有近5800万留守儿童散落在广大农村的各个角落里，像野草一样自生自顾。由于长年缺乏亲情的抚慰与关怀，很多孩子的性格内向、自卑、悲观、孤僻；由于长久缺少与父母交流的机会，失去了畅通的倾诉渠道，他们可能产生种种心理病症，如感情脆弱、自暴自弃、焦虑自闭、悲观消极等。而一旦形成了畸形心理，进行矫正教育则比其形成过程更为艰难。加上农村基础教育落后，导致孩子们厌学、逃学、辍学现象非常严重，有的流落街头，甚至走上犯罪之路；有的不幸被拐骗或利诱，成为血汗工厂的童工；有的遭遇溺水、凶杀等意外事件，生命之花过早凋谢。
如此情境下，留守儿童学校的应运而生，无疑给孩子们构建了一个温馨、安谧的家园。比如，由农村辍学女孩朱秀霞办起的一所留守儿童学校，已坚持了15年。学校以留守儿童生活教育服务为中心，建立一套完整的全员教师代理监护人制度，全力关照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从办学至今，凭着朱秀霞的执着，她用15年青春化作对留守儿童的丝丝关爱，赢得了附近10多个村庄村民的真心爱戴，成为近千名农村留守孩子的“最美妈妈”。然而，为了办好这所学校，朱秀霞已举债百万。而支撑她的信念是：“不能让一个孩子从我手中辍学。”
可见，农村儿童教育仍是一个需要地方政府加强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城乡二元分化的长期存在，以及由此导致的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读书难等现实困境，导致留守儿童有增无减。因此，留守儿童学校，不能成为一个人的坚守。对于朱秀霞这些爱心人士兴办的留守儿童学校，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应采取“民办公助”的方式，在资金、设备、师资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至少，不能让他们因负债累累而心力交瘁、举步维艰。
前溪在2014年7月17日《云南日报》撰文指出：让禁令对教师行为起到约束作用，这样，教师也会作出理性选择，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近日，教育部发文划出教师行为的6条红线，其中包括严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支付费用的旅游、健身休闲等娱乐活动，严禁通过向学生推销图书、报刊、社会保险等商业服务获取回扣，严禁教师以任何方式接受学生赠送的礼品礼金。
教师不能收礼，这话耳熟能详，类似的禁令出台了不少。教育部门曾多次要求，教师不得借节日之际，向家长、学生收取礼物、礼金、有价证券等，一经发现查实，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处分。但事实上，教师收礼现象并未因此减少，在一些家长看来，不给教师送礼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对于家长来说，这也是迫不得已，一方面希望送了礼，教师对自己的孩子有特殊照顾，另一方面大家都在送，自己不送会引起教师“误会”。当然，也有教师或明或暗要求家长送礼的，家长只能迎合教师的要求。
家长给教师送礼，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原因，也有城乡教育的差别。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教师收礼是不对的。在国外一些学校规定，每名学生的礼物价值不得超过5美元，超过5美元，老师得退回给学生。老师不能接受家长或者学生请吃。一旦被查到，老师很可能就被辞退。因为规定很严，一般情况下，教师不会违规。反观国内，“禁令”虽严格，可在实际操作上，却往往流于形式。
教育部发布的禁令规定很严厉，就看如何落实。笔者认为，在重要节假日和时间段，特别是教师节、学校开学、学生毕业等节点，对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开展高频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检查，既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又要追究学校或教育部门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责任。层层落实，抓出成效，让禁令对教师行为起到约束作用，这样，教师也会作出理性选择，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
出国游学热需要冷思考
千帆在2014年7月17日《郑州日报》撰文指出：又至暑假，各地以游学名义的夏令营开展得如火如荼。从大学到初高中甚至小学，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夏令营这么吸引人？“游学热”背后又究竟隐藏了哪些隐患？出国游学是否物有所值？
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个人走出国门走向国际。这波浩荡的人流中，背着书包怀着好奇心的中小学生也常见。暑期一到，从铺天盖地的出国游学宣传可以看到，“开眼看世界”也成了中小学生的一种潮流。
公允地说，好的海外游学是学生成长的一剂营养液。一些优秀的游学项目，做到了与中小学的教学计划相呼应，把素质教育与体验学习贯穿始终，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课堂所学；还有一些游学项目特色明显，包含环保、科技、人文、自然、历史、文学、艺术、体育等主题活动增加了学生阅历，开阔了视野。
在放松心情中扩大视野，游学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途径。但是，需要质疑的是，近年来，我国游学市场井喷、表面繁荣的背后，呈现出野蛮生长的隐忧：层层转包，学校游走在营利与非营利之间，到名校游学成了“到此一游”；宣传诱人、报价昂贵，却“华而不实”，只游不学，或者多游少学，“出国走马观花玩了一圈，并没有学到什么”；一些中介机构利用旅行社、商会、学校等招徕“生源”，卖给大型教育培训机构，以赚取10%左右的“返利”……这是业内通行的“潜规则”。
更让人“细思恐极”的是，游学过程中，监护责任不到位，旅途安全存在隐患。想必大家还记得，去年7月份，韩亚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美国旧金山失事，两名浙江衢州江山市女中学生不幸遇难，失事客机上共有70名中国师生，都是赴美的游学夏令营成员。从业内人士透露的消息来看，尽管绝大多数游学项目主办机构都会为学生购买相关保险，但只有少数机构会与学生家长签订详细正规的安全协议。以上众多“短板”不解决，怎敢为游学点赞？
以罚代教该休矣
徐金佳在2014年7月16日《浙江日报》撰文指出：体罚教育历来为大众所诟病，然而体罚现象却屡禁不止。近日，云南省巧家县东坪乡中心学校13名学生编歌骂老师，被老师用电线抽打、脚踢3小时；山东济宁一名初中学生因插销忘插，被罚跑26圈得了气胸。孩子淘气犯错是正常，老师过度体罚是失常，关键在于教育理念问题，教师应正确看待并妥善处理学生的错误。
体罚教育折射出我国传统教育理念的 “过于严苛”之处。所谓“严师出高徒”，初衷是让学生吸取教训，但体罚手段却与“严”之实义相悖。以爱之名体罚学生，相反会激起逆反心理，教育效果不佳。况且，如何定义“严”字？宿舍打扫卫生插销忘插被罚跑，衡量学生犯错的标尺何在？学生对老师不敬，老师就可以使用暴力？这究竟是教育还是泄愤？以严师为名，行体罚之实，愧对教师二字。
教育不应以罚代教，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忽略了教育本身的责任和意义。有人说“不打不成器”，相信每位老师心中都有一把评判对错的标尺，但错误不是绝对的，“成器”的标准也同样，把孩子塑造成“教育格子”里培育出来的“标准化豆芽”，磨灭的是学生宝贵的个性。
教育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体罚教育一再出现，不仅是教学理念的问题，更是教育监督体系的缺失，也是对学生权益的轻视。常说教师是园丁，浇灌花朵更需正确的教育理念，以爱的力量来引导学生，以沟通的方式替代处罚。同时，教育部门也应加强对学校教育的监督管理、对师资队伍的严格要求。
“品德加分”如何取信于民
胡印斌在2014年7月19日《西安晚报》撰文指出：近日，有媒体报道，一篇网帖引起热议。帖子中，有考生家长质疑今年黑龙江省328名“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高考考生的“加分”资格。其中，鸡西市一个中学的一个班就有12名“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对此，黑龙江省招办回应称，这328人获得的照顾政策不是加分，而是“优先录取”，且经过了地方和省教育部门的双重审核。
一个班就有12名“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难怪网友称该班为“雷锋班”。这一事件，也为此前公众对于“品德加分”的公平性担忧，添加了一个小小的注脚。 客观而言，给予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学生以一定的鼓励，公众并非不能理解。此前，江西夺刀少年受到社会普遍赞誉，并被优选进入本省高校即是一例。这样的鼓励，也不仅仅是对考生本人的褒扬，更是在倡导一种积极、健康、正直的人生观。
不过，像黑龙江这样大面积的“照顾”品德突出考生，难逃质疑，更无法取信于民。
当地招办表示，328名考生均经过了两级审核，且“没有收到举报”，那么，这里边是不是就一定没有问题呢？显然未必。其一，“公示”没有收到举报，并不意味着这些学生的资格就没有问题，而是会受到公示范围、公示平台、公示时间乃至意见反馈渠道的制约，一般公众很难对于这些学生的事迹有所评判。如果确定“照顾”之前的程序缺乏公开，只是相关学校乃至教育行政部门闭门推荐，又如何能够保证推荐的公正？
其二，328名受到照顾的考生如此集中的出现在几个地区，甚至是一个学校的一个班，又该如何解释？这其中的评判标准如何确定？而一旦标准含糊，难免会受到人为操弄。
更何况，现在的网帖质疑显然就是一封举报信，当地有关部门不能再以“没有举报”而安之若素。而是应该迅速启动相关调查，彻底查清楚事实真相。鉴于此前的举报、审核环节均在教育系统内部，缺乏必要的公开，建议此番调查扩大开放性，可以邀请新闻媒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外部人士参与，以提高调查的公信力，而不是草草了事。此前，人民网强国论坛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7.4%的网友认为“品德加分”不合理，“标准太难界定”，“操作起来很难，不可掌控，极易被钻空子”。若一味强推，或滋生新的腐败。至少，从黑龙江已经披露出来的情形看，不排除其中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
高考加分、优先录取等等，原本属于教育评价改革的一种积极尝试，此举也曾在一些方面冲击了唯分数论的意识。但鉴于其对高考可能产生的利益关切，稍有不慎，就会损害高考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理应慎之又慎，而不能成为一些地方一些人“钻空子”“投机取巧”的法宝。
其实，德行也好，品德也罢，乃是对于一个国民的基本要求，属于不需要经过考试而天然应该具备的做人的基础素质。一味以加分为诱饵，诱惑学生的德行，未免太过于功利化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过分强调品德，并明码标价，很可能会诱发全民性的道德作伪行为。与其搞这样的“反教育”激励，还不如下大力气进行高考改革。
别让留守儿童学校成为个人的坚守
张西流在2014年7月16日《广州日报》撰文指出：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面积向城市转移的今天，全国有近5800万留守儿童散落在广大农村的各个角落里，像野草一样自生自顾。由于长年缺乏亲情的抚慰与关怀，很多孩子的性格内向、自卑、悲观、孤僻；由于长久缺少与父母交流的机会，失去了畅通的倾诉渠道，他们可能产生种种心理病症，如感情脆弱、自暴自弃、焦虑自闭、悲观消极等。而一旦形成了畸形心理，进行矫正教育则比其形成过程更为艰难。加上农村基础教育落后，导致孩子们厌学、逃学、辍学现象非常严重，有的流落街头，甚至走上犯罪之路；有的不幸被拐骗或利诱，成为血汗工厂的童工；有的遭遇溺水、凶杀等意外事件，生命之花过早凋谢。
如此情境下，留守儿童学校的应运而生，无疑给孩子们构建了一个温馨、安谧的家园。比如，由农村辍学女孩朱秀霞办起的一所留守儿童学校，已坚持了15年。学校以留守儿童生活教育服务为中心，建立一套完整的全员教师代理监护人制度，全力关照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从办学至今，凭着朱秀霞的执着，她用15年青春化作对留守儿童的丝丝关爱，赢得了附近10多个村庄村民的真心爱戴，成为近千名农村留守孩子的“最美妈妈”。然而，为了办好这所学校，朱秀霞已举债百万。而支撑她的信念是：“不能让一个孩子从我手中辍学。”
可见，农村儿童教育仍是一个需要地方政府加强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城乡二元分化的长期存在，以及由此导致的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读书难等现实困境，导致留守儿童有增无减。因此，留守儿童学校，不能成为一个人的坚守。对于朱秀霞这些爱心人士兴办的留守儿童学校，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应采取“民办公助”的方式，在资金、设备、师资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至少，不能让他们因负债累累而心力交瘁、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