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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着重分析《孔雀东南飞》及其结尾“鸳鸯鸟”、“连理枝”的写作方式，从诗歌结尾模式和衍变、社会心理与美学意义等方面探析，以期较为全面认识《孔雀东南飞》中的“鸳鸯鸟”、“连理枝”的意义。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鸳鸯鸟；连理枝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627（2017）11-0043
一、詩歌结尾模式和衍变
1.结尾模式
《孔雀东南飞》讲述有情人因为外界迫害而不得不分开，最后被迫而死，死后灵魂变为“鸳鸯鸟”、“连理枝”，有了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而其实《孔雀东南飞》并非是独立的故事，它有一套自己的故事发展脉络和模式。
最早可以追溯到晋朝干宝的《搜神记》中记载的“韩凭（朋）”故事：宋康王见韩凭的妻子美貌便占为己有，韩凭因此自杀。其妻把韩凭生前的衣服烧化，随康王登上高台跳台而亡，遗言希望同韩凭埋在一起，康王不允，故意分开，但二者墓上生出连理枝缠绕在一起，并生出鸳鸯鸟交颈相鸣。故事遂广为传颂。宋康王即是残忍暴虐宋君偃，其事可信，故事产生不迟于战国，直到汉唐仍在传诵。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敦煌附近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木简上即可证明该故事。韩凭的故事与《孔雀东南飞》在故事发生的客观条件、主体内容、大致模式方面十分相似。其模式在于：男女十分相爱、第三方介入破坏（甚至逼死）、男女共生死、死后有连理枝和鸳鸯鸟等象征男女爱情的事物出现。可见，稍晚出现的《孔雀东南飞》其确借鉴了韩凭故事的发展模式。
后来又出现许多相似的故事。如三国东吴出现了《陆东美》的故事、晋朝出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华山畿》的故事、藏族民间故事《茶和盐》和印度民间故事《如意树》。在故事情节和结尾设置方面都有极大的相似性。
上述七个故事一脉相承：第一，故事同一母题；第二，故事结构相似，其表面是有名有姓的人类爱情故事，但实质都是关于爱情的动植物的来历，具有神话哲学意味；第三，除了《华山畿》外，他们都有魂魄化为相连相伴的动植物的情节。由此可见，这几个故事遵循着相似的故事发展模式，即：男女十分相爱、男女共生死、死后有连理枝和鸳鸯鸟或者蝴蝶等象征男女爱情的事物出现。
2.结尾衍变
《孔雀东南飞》的结尾有一种人神合一的意味，相爱的人死后化作连理枝和鸳鸯鸟，给了一个不圆满的“圆满”结局，从而使这个结局能够在深广的时间长河中，在无数的智慧结晶中，脱颖而出，继而在西晋之后被选择记录下来成为定稿。可见这种模式故事结尾的衍变是经历过选择，从而在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形成相对来说的定稿。那么这样的故事衍变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上文我们提到，《孔雀东南飞》的本事在汉末，写成定稿约在西晋之后。可见期间经历了无数故事结构和内容的补充、更换、替代等等。施爱东先生在分析梁祝故事时曾提到，对于源故事的补充，往往在补充了一个情节之后，马上会出现不同的缺失，继而引起新的补充。“源故事补接祝英台投墓这一母题后，可能产生两类缺失。一是逻辑缺失……二是情感缺失。民众的情感是一种集体的评价性机能......民间叙事往往是感情极为强烈、爱憎极为分明的，主人公的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也常常是非理性的。”
按照施先生的思路，可以推知《孔雀东南飞》同晚于它的梁祝故事一样，也经历了逻辑缺失和情感缺失的选择与重组。经历过这种衍变，第一，故事的逻辑变得更加严谨，情节不再单一，结构变得立体，人物刻画也更加细致传神，故事更加生动。焦刘二人从相爱、相携到被迫分离、殉情都十分自然而然，符合故事背景和读者逻辑。通过人物对话，对焦母、刘兄这类破坏者形象塑造的也极为传神。第二，经过人民的选择，故事的结尾向着更加趋于“圆满”的方向迈进，借用鸳鸯鸟、连理枝来表达焦刘二人团圆的美好期盼，同时也开启了了这一类故事模式先河。当然，上述七个故事同《孔雀东南飞》一样，都是经过不断地衍变发展、重组选择，以达到一个相对稳定和可接受的状态，从而广为流传。
二、社会心理与美学意义
1.社会心理
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有一个惯常用的结构模式，就是结尾之处定要有一个看起来圆满的结局，使故事主人公始分终合，始离终聚，始难终享。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用鸳鸯鸟、连理枝作为虚幻结尾给主人公一个“圆满”结局的更不在少数，上文已经详细说明。
首先是中国人心理中深深植入的“善恶有报”心理。中国人历来讲究“善恶到头终有报”，受到儒家和佛教的影响，强调“仁爱有礼”，讲究“日行一善”，“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根植于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国人从小相信行善助人也终将会回馈自己，反之，行恶终究会有报应。因而在文学作品创作时，特别注意这一点。即使故事本事没有做过描述，在漫长的接受史过程中也会渐渐被安排相关情节，一为抚慰读者心情，二位传播教化仁善思想，三为符合中国人传统的信善心理。
其次，同中国人追求“圆满”、“中和”的心理有关。“悲剧结局是与儒家的‘中和之美’相违背的。大团圆正好符合‘中和’精神，一切都不过分，即使矛盾的对立面也是相互渗透，达到和谐统一。虽然这是一种虚幻的团圆，于现实中并没有多大的实质性改变，但在心理上可以减轻痛苦，达到心理平衡。”中国人文化中对“团圆”、“圆满”的追求如同对“善恶有报”的信念一样十分执着且不可动摇。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写到，“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
最后，折射出人们在压迫环境下追求自由的心理。鸳鸯鸟、连理枝的故事，不仅仅是体现中国人坚信善恶有报、追求圆满心理，更是人们在社会压迫和追求自由之中做的一个美梦。汉末魏晋时代，社会大动荡，人们普遍感受到生命无常与苦短。我们可以在《古诗十九首》里找到许多这样的诗句：“人生寄一世，奄忽若庵尘”；“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这种社会的普遍心态促使人珍视生命，对人生、命运、爱情有强烈的欲求和留恋，促使人的内在精神的觉醒。而内的追求是与外的否定联在一起，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旧信仰、旧价值、旧风习的破坏、对抗和怀疑中取得的。”鸳鸯鸟、连理枝的想象运用，正是人们在追求、反抗过程中的一种体现，尽管这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和虚幻。 2.美学意义
从美学意义方面来看，《孔雀东南飞》结局运用的鸳鸯鸟、连理枝的手法，虽然不能说说尽善尽美，但毕竟有它自身的独特意义。
首先，同其他优秀古典悲剧一样具有格调美和情趣美的特点，“它通过大团圆结局......表达了对那些在磨难中苦苦挣扎、顽强生活的人们产生怜悯和同情后所激起的更大悲愤和反叛激情，肯定了善良的人们面对强大的邪恶势力时敢怒敢骂、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这首婚姻悲剧性作品既是“大团圆”社会心理的产生，同时又是促进大团圆作品产生的很有影响的一首叙事诗，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十分重要。
其次，体现楚汉文化的深远影响。汉人源于楚地，汉高祖刘邦本是楚地之人。楚文化中最有特点的便是浪漫的艺术手法和奇诡的想象。“汉起于楚，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浪漫主义一脉相传，源远流长......从现存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来看，在楚汉浪漫王国中，人与神的世界在想象中保持着直接的交往和复杂的联系。”第三，具有“间情”的作用。“尾声的插入，常常使观赏者的感情在被悲剧激情冲击而倾斜时，起到缓解悲剧激情的作用，使观众保持正常、健康的状态，不致为激情所迷醉。”这种所谓的“间情”作用，其实就是一种情感上的缓冲作用，结尾处的浪漫手法缓冲了悲剧巨大的冲击作用，同时使接受者的情感得以宣泄，从而有效地缓解了悲剧进行过程中的紧张情绪，恰似大江滔滔后的水波余韵。
最后，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手法有些情况下会减轻甚至是破坏悲剧的心灵冲击，弱化了悲剧的震慑人心的力量。“悲剧给予观众的感受也不仅是悲伤流泪......它的美感作用并非单纯的快感，而是痛感与快感复合交错的激情冲突。所以它能够陶冶人们的心灵，升华人们的感情，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鸳鸯鸟、连理枝类型的处理手法，在某些时候的確会破坏这种冲突激化出的矛盾，甚至粉饰太平，对于悲剧的认识也会打折。不过尽管如此，《孔雀东南飞》的处理方式毕竟是这类型故事的先河之一，使悲剧的处理方式更加多元化，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三、结语
《孔雀东南飞》中，“鸳鸯鸟”、“连理枝”成为其重要的叙事构成组织。追溯历史，与之一脉相承的有韩凭夫妻、陆东美、梁祝等故事，更有藏族民间故事《茶和盐》以及印度民间故事。其结构脉络一脉相承，既有相似又有区别，都是经过不断地衍变发展、重组选择，以达到一个相对稳定和可接受的状态，从而广为流传。
“鸳鸯鸟”、“连理枝”故事大致结构模式即男女十分相爱、男女共生死、死后有连理枝和鸳鸯鸟或者蝴蝶等象征男女爱情的事物出现。这类故事又寄托着中国人文化深处的向善情结、向“圆”情结和人类共有的向往自由的追求。而从美学意义来看，这种写作手法又具有格调美和情趣美以及“间情”的特点，体现楚汉文化的深远影响，而有些情况下会减轻甚至是破坏悲剧的心灵冲击，弱化了悲剧的震慑人心的力量。
《孔雀东南飞》和“鸳鸯鸟”、“连理枝”类故事是古代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们有无尽的未开发领域有待我们继续发掘。文虽短，路却长，今后漫漫长路当更谨慎求索。
参考文献
[1]干宝，搜神记[M]，卢润祥，沈伟麟，历代志怪大观，上海：三联书店， 1996：第98页。
[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上），图版52，中华书局1991年版。
[3]张应斌，《孔雀东南飞》母题及动物原型，民族文学研究2006.4
[4]施爱东，故事的无序生长及其最优策略——以梁祝故事结尾的生长方式为例，民俗研究，2005年第3期，p5-28。
[5]曲雪峰，解读《孔雀东南飞》的结局，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2月第24卷 第6期，第29页到第31页。
[6]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7][9]王茜，《孔雀东南飞》殉情故事发生的文化因缘，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11页到第14页。
[8][10][11]王俊，论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美学意义，岳阳大学学报，1999年6月第12卷第1期，第33页到第36页。
作者简介：蔡丽娜，女，（1992——）内蒙古包头，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比较教育。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鸳鸯鸟；连理枝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627（2017）11-0043
一、詩歌结尾模式和衍变
1.结尾模式
《孔雀东南飞》讲述有情人因为外界迫害而不得不分开，最后被迫而死，死后灵魂变为“鸳鸯鸟”、“连理枝”，有了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而其实《孔雀东南飞》并非是独立的故事，它有一套自己的故事发展脉络和模式。
最早可以追溯到晋朝干宝的《搜神记》中记载的“韩凭（朋）”故事：宋康王见韩凭的妻子美貌便占为己有，韩凭因此自杀。其妻把韩凭生前的衣服烧化，随康王登上高台跳台而亡，遗言希望同韩凭埋在一起，康王不允，故意分开，但二者墓上生出连理枝缠绕在一起，并生出鸳鸯鸟交颈相鸣。故事遂广为传颂。宋康王即是残忍暴虐宋君偃，其事可信，故事产生不迟于战国，直到汉唐仍在传诵。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敦煌附近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木简上即可证明该故事。韩凭的故事与《孔雀东南飞》在故事发生的客观条件、主体内容、大致模式方面十分相似。其模式在于：男女十分相爱、第三方介入破坏（甚至逼死）、男女共生死、死后有连理枝和鸳鸯鸟等象征男女爱情的事物出现。可见，稍晚出现的《孔雀东南飞》其确借鉴了韩凭故事的发展模式。
后来又出现许多相似的故事。如三国东吴出现了《陆东美》的故事、晋朝出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华山畿》的故事、藏族民间故事《茶和盐》和印度民间故事《如意树》。在故事情节和结尾设置方面都有极大的相似性。
上述七个故事一脉相承：第一，故事同一母题；第二，故事结构相似，其表面是有名有姓的人类爱情故事，但实质都是关于爱情的动植物的来历，具有神话哲学意味；第三，除了《华山畿》外，他们都有魂魄化为相连相伴的动植物的情节。由此可见，这几个故事遵循着相似的故事发展模式，即：男女十分相爱、男女共生死、死后有连理枝和鸳鸯鸟或者蝴蝶等象征男女爱情的事物出现。
2.结尾衍变
《孔雀东南飞》的结尾有一种人神合一的意味，相爱的人死后化作连理枝和鸳鸯鸟，给了一个不圆满的“圆满”结局，从而使这个结局能够在深广的时间长河中，在无数的智慧结晶中，脱颖而出，继而在西晋之后被选择记录下来成为定稿。可见这种模式故事结尾的衍变是经历过选择，从而在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形成相对来说的定稿。那么这样的故事衍变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上文我们提到，《孔雀东南飞》的本事在汉末，写成定稿约在西晋之后。可见期间经历了无数故事结构和内容的补充、更换、替代等等。施爱东先生在分析梁祝故事时曾提到，对于源故事的补充，往往在补充了一个情节之后，马上会出现不同的缺失，继而引起新的补充。“源故事补接祝英台投墓这一母题后，可能产生两类缺失。一是逻辑缺失……二是情感缺失。民众的情感是一种集体的评价性机能......民间叙事往往是感情极为强烈、爱憎极为分明的，主人公的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也常常是非理性的。”
按照施先生的思路，可以推知《孔雀东南飞》同晚于它的梁祝故事一样，也经历了逻辑缺失和情感缺失的选择与重组。经历过这种衍变，第一，故事的逻辑变得更加严谨，情节不再单一，结构变得立体，人物刻画也更加细致传神，故事更加生动。焦刘二人从相爱、相携到被迫分离、殉情都十分自然而然，符合故事背景和读者逻辑。通过人物对话，对焦母、刘兄这类破坏者形象塑造的也极为传神。第二，经过人民的选择，故事的结尾向着更加趋于“圆满”的方向迈进，借用鸳鸯鸟、连理枝来表达焦刘二人团圆的美好期盼，同时也开启了了这一类故事模式先河。当然，上述七个故事同《孔雀东南飞》一样，都是经过不断地衍变发展、重组选择，以达到一个相对稳定和可接受的状态，从而广为流传。
二、社会心理与美学意义
1.社会心理
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有一个惯常用的结构模式，就是结尾之处定要有一个看起来圆满的结局，使故事主人公始分终合，始离终聚，始难终享。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用鸳鸯鸟、连理枝作为虚幻结尾给主人公一个“圆满”结局的更不在少数，上文已经详细说明。
首先是中国人心理中深深植入的“善恶有报”心理。中国人历来讲究“善恶到头终有报”，受到儒家和佛教的影响，强调“仁爱有礼”，讲究“日行一善”，“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根植于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国人从小相信行善助人也终将会回馈自己，反之，行恶终究会有报应。因而在文学作品创作时，特别注意这一点。即使故事本事没有做过描述，在漫长的接受史过程中也会渐渐被安排相关情节，一为抚慰读者心情，二位传播教化仁善思想，三为符合中国人传统的信善心理。
其次，同中国人追求“圆满”、“中和”的心理有关。“悲剧结局是与儒家的‘中和之美’相违背的。大团圆正好符合‘中和’精神，一切都不过分，即使矛盾的对立面也是相互渗透，达到和谐统一。虽然这是一种虚幻的团圆，于现实中并没有多大的实质性改变，但在心理上可以减轻痛苦，达到心理平衡。”中国人文化中对“团圆”、“圆满”的追求如同对“善恶有报”的信念一样十分执着且不可动摇。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写到，“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
最后，折射出人们在压迫环境下追求自由的心理。鸳鸯鸟、连理枝的故事，不仅仅是体现中国人坚信善恶有报、追求圆满心理，更是人们在社会压迫和追求自由之中做的一个美梦。汉末魏晋时代，社会大动荡，人们普遍感受到生命无常与苦短。我们可以在《古诗十九首》里找到许多这样的诗句：“人生寄一世，奄忽若庵尘”；“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这种社会的普遍心态促使人珍视生命，对人生、命运、爱情有强烈的欲求和留恋，促使人的内在精神的觉醒。而内的追求是与外的否定联在一起，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旧信仰、旧价值、旧风习的破坏、对抗和怀疑中取得的。”鸳鸯鸟、连理枝的想象运用，正是人们在追求、反抗过程中的一种体现，尽管这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和虚幻。 2.美学意义
从美学意义方面来看，《孔雀东南飞》结局运用的鸳鸯鸟、连理枝的手法，虽然不能说说尽善尽美，但毕竟有它自身的独特意义。
首先，同其他优秀古典悲剧一样具有格调美和情趣美的特点，“它通过大团圆结局......表达了对那些在磨难中苦苦挣扎、顽强生活的人们产生怜悯和同情后所激起的更大悲愤和反叛激情，肯定了善良的人们面对强大的邪恶势力时敢怒敢骂、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这首婚姻悲剧性作品既是“大团圆”社会心理的产生，同时又是促进大团圆作品产生的很有影响的一首叙事诗，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十分重要。
其次，体现楚汉文化的深远影响。汉人源于楚地，汉高祖刘邦本是楚地之人。楚文化中最有特点的便是浪漫的艺术手法和奇诡的想象。“汉起于楚，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浪漫主义一脉相传，源远流长......从现存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来看，在楚汉浪漫王国中，人与神的世界在想象中保持着直接的交往和复杂的联系。”第三，具有“间情”的作用。“尾声的插入，常常使观赏者的感情在被悲剧激情冲击而倾斜时，起到缓解悲剧激情的作用，使观众保持正常、健康的状态，不致为激情所迷醉。”这种所谓的“间情”作用，其实就是一种情感上的缓冲作用，结尾处的浪漫手法缓冲了悲剧巨大的冲击作用，同时使接受者的情感得以宣泄，从而有效地缓解了悲剧进行过程中的紧张情绪，恰似大江滔滔后的水波余韵。
最后，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手法有些情况下会减轻甚至是破坏悲剧的心灵冲击，弱化了悲剧的震慑人心的力量。“悲剧给予观众的感受也不仅是悲伤流泪......它的美感作用并非单纯的快感，而是痛感与快感复合交错的激情冲突。所以它能够陶冶人们的心灵，升华人们的感情，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鸳鸯鸟、连理枝类型的处理手法，在某些时候的確会破坏这种冲突激化出的矛盾，甚至粉饰太平，对于悲剧的认识也会打折。不过尽管如此，《孔雀东南飞》的处理方式毕竟是这类型故事的先河之一，使悲剧的处理方式更加多元化，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三、结语
《孔雀东南飞》中，“鸳鸯鸟”、“连理枝”成为其重要的叙事构成组织。追溯历史，与之一脉相承的有韩凭夫妻、陆东美、梁祝等故事，更有藏族民间故事《茶和盐》以及印度民间故事。其结构脉络一脉相承，既有相似又有区别，都是经过不断地衍变发展、重组选择，以达到一个相对稳定和可接受的状态，从而广为流传。
“鸳鸯鸟”、“连理枝”故事大致结构模式即男女十分相爱、男女共生死、死后有连理枝和鸳鸯鸟或者蝴蝶等象征男女爱情的事物出现。这类故事又寄托着中国人文化深处的向善情结、向“圆”情结和人类共有的向往自由的追求。而从美学意义来看，这种写作手法又具有格调美和情趣美以及“间情”的特点，体现楚汉文化的深远影响，而有些情况下会减轻甚至是破坏悲剧的心灵冲击，弱化了悲剧的震慑人心的力量。
《孔雀东南飞》和“鸳鸯鸟”、“连理枝”类故事是古代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们有无尽的未开发领域有待我们继续发掘。文虽短，路却长，今后漫漫长路当更谨慎求索。
参考文献
[1]干宝，搜神记[M]，卢润祥，沈伟麟，历代志怪大观，上海：三联书店， 1996：第98页。
[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上），图版52，中华书局1991年版。
[3]张应斌，《孔雀东南飞》母题及动物原型，民族文学研究2006.4
[4]施爱东，故事的无序生长及其最优策略——以梁祝故事结尾的生长方式为例，民俗研究，2005年第3期，p5-28。
[5]曲雪峰，解读《孔雀东南飞》的结局，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2月第24卷 第6期，第29页到第31页。
[6]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7][9]王茜，《孔雀东南飞》殉情故事发生的文化因缘，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11页到第14页。
[8][10][11]王俊，论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美学意义，岳阳大学学报，1999年6月第12卷第1期，第33页到第36页。
作者简介：蔡丽娜，女，（1992——）内蒙古包头，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比较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