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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身处昆明的冯至在教学之余创作了历史小说《伍子胥》。冯至在小说中赋予主人公伍子胥以各种体验和感受，同时调动哲理与诗歌的叙事技巧。让历史小说充分发挥了古为今用的效果。从中不难看出，《伍子胥》的创作明显受到歌德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蜕变论”思想、小说结构的借鉴和“女性形象”的塑造上。
关键词：《伍子胥》；创作；外来影响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9)06-0139-06
西南联大任教时期是冯至一生中文学创作的黄金岁月。这一时期的冯至除了完成代表性的作品《十四行集》外，还完成历史小说《伍子胥》、散文集《山水》以及《歌德论述》、《杜甫传》中的部分篇目。《十四行集》发表后，不仅朱自清、李广田等同行给予高度评价，而且在当时西南联大正在实践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青年学生中也造成了颇大的影响；《伍子胥》同样受到卞之琳、贺麟、唐浞等人的积极评价。可以说，冯至一生中被人们评价最高的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西南联大时期的创作奠定了冯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
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的冯至居住在昆明郊外的杨家山林场，“那里的松林，那里林中的小路，那里的风风雨雨，都在我的生命里留下深刻的印记。我在40年代初期写的诗集……以及历史故事《伍子胥》都或多或少地与林场茅屋的生活有关”。但是，历史故事《伍子胥》的诞生却经历了漫长的等待。1926年，当年仅二十一岁的冯至在北京大学首次读到里尔克的《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亡之歌》时，作品里“色彩的绚烂，音调的铿锵”，“幽郁而神秘的情调”，第一次激起他写《伍子胥》的冲动，但当时“所神往的无非是江上的渔夫与溧水边的浣纱女”以及“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的阳光，都曾经音乐似的在我的脑中闪过许多遍”，很显然，是里尔克的作品激起了冯至的创作激情，但他没有把它叙述出来。1932年在德国柏林，惊悉好友梁遇春去世的消息，伤心的冯至到吕根岛出游，以化解心中的悲愁，再次激起他创作《伍子胥》的念头。但真正把伍子胥的故事落实成具体的文字叙述，却是在十六年后的昆明近郊杨家山林场。
1942年的冬天，卞之琳预备把他旧日翻译的《旗手》印成单行本，在付印前我读他重新改订的译稿，由于这青年时爱过的一本书我又想起伍子胥。一时兴会，便写出城父、林泽、洧滨、昭关、江上、溧水、吴市七章。
如果说据此把《伍子胥》的创作与里尔克的《旗手》紧密地联系起来，或者说从冯至的创作中寻找《旗手》的痕迹的话，那显然就错了。事实上，战争时期的动荡生活以及时空的交替更换，使冯至的创作“和十多年前所想象的全然不同了”。对此，冯至自认为有3个因素：一是现实世界的变化；二是自己的思想和心情的变化；三是鲁迅的《故事新编》的启发。第一点勿需多说，第三点是指受到《故事新编》的影响，但真正重要的还是第二点，即冯至十几年来思想和心情的变化：我在内地的几个城市里流离转徙时，有时仰望飞机的翱翔，我也思量过写伍子胥的计划。可是伍子胥在我的意象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炼着的人，这有如我青年时的梦想有一部分被经验给填实了、有一部分被经验给驱散了一般……现在所写的和十多年前所想象的全然不同了……里边既缺乏音乐的原素，同时也失却这故事里所应有的朴质。
战争颠沛流离的生活给冯至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使他把伍子胥的故事与一种真实的人生经验融合起来，同时在世事的流转与个人阅历的增长中使伍子胥由一个想象中的形象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个人，从而将一个浪漫而惊险的历史传说演化成一个极富现代意识的杰作。因此，这篇作品完成后，先是有部分章节刊载于陈占元在桂林主编的《明日文艺》第一、二期上，后来全文刊登在杨振声、李广田合编的《世界文学季刊》里，单行本则于1946年9月由巴金收入“文学丛刊”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对于这篇作品，贺麟在他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当代中国哲学》中提到过，他说：尤其足以另我们注意的为冯至先生……他的著名中篇小说《伍子胥》，描写命运的讽刺，精心活用辩证法以分析生活的矛盾和矛盾的统一，实特具哲学的意味和风格。
唐浞在《文艺复兴》上撰写《冯至的(伍子胥)》一文，对小说所表现出的“美的幻象”给予高度评价。“靳以曾写信给冯至，称赞《伍子胥》是他近来读过的小说中最好的一部”。可以说，《伍子胥》的发表和出版，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广泛关注。
伍子胥亡命出走、掘墓鞭尸、头悬国门的故事见于《左传》、《史记》、《国语》、《吴越春秋》和《淮南子》等书。故事中，“主人公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熟识的家乡，投入一个辽远的、生疏的国土，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为了报楚平王杀害父亲伍奢和哥哥伍尚的仇恨，伍子胥不得不离开楚国向东去吴国，担当起为父兄复仇的使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冯至在《伍子胥》中并没有完整呈现主人公的整个一生，而只写了他奥德赛式的流浪之旅”。因此，作者一开头，就省略去了楚王无道、夺子媳、逐太子、听谗言、杀忠臣等情节，而是直接从伍子胥待命城父写起，写父亲伍奢被囚郢城，太子建流亡郑、宋之后，他们兄弟二人在边城城父待命。同样，在此后的叙述中，作者没有详尽地描绘伍子胥传说中那些奇特壮烈的故事情节，而是分别以伍子胥经过的九个地点为标题名称，对主人公特殊的生活境遇及其感觉和体验进行了现代式的书写。因此，“《伍子胥》可说是国统区作家利用战时生活的独特领会，把一个古代的逃亡故事与一种真实的人生体验合而为一”的作品。
首先是“出亡”的体验和感受。小说的开篇，作者写到城父中“失却了重心，无时无刻不在空中漂浮着”的生存状态，在篡夺欺诈风行的楚国，伍子胥兄弟“看不见一个人”。他们在城父度过三年耻辱的日子，而最终“面对着一个严肃的问题，要他们决断”时，伍子胥“觉得三年的日出日落都聚集在这一瞬间，他不能把这瞬间放过，他要把它化为永恒”，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踏上“出亡”之路。于是，整篇作品就以伍子胥“出亡”的体验和感受来构架起这个逃亡——复仇的历史传说。“伍子胥这个‘心里有父母的仇、兄弟的恨’的逃亡者，穿行和流浪于原野与城市之间，感受生与死，体验人间的美与丑……成为人群中一个坚定的复仇者”。从城父待命开始，他们兄弟二人各自作出自己的决断：“一个要回到生他的地方去，一个要走到远方；一个要去寻找死，一个去求生。”正是这种决断使他们结束了以前那种“漂浮着”的生存状态，走上了寻求真实存在的“出亡”之旅。从此他把自己置于险境危难之中。对此他必须独自承担，没有人能够分担他“出亡”的惊险和困阻。正因为在艰难的“出亡”生活中 体验到危险的无处不在，因而使他深深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和处境，纵使在“最丑陋、最卑污的人群里打过滚”，也不能改变他独自承担的复仇使命。当他在林泽遇到避世隐居的楚狂夫妇时，“他心里有些羡慕，但他还是爱惜自己艰苦的命运”，因为只有这艰苦的命运才属于他自己，才能使他继续在“出亡”的道路上感受到自己作为个人的真实的存在。他所有的思考、所有的行为都从复仇出发，又指向复仇这一使命的完成，他“出亡”中所经历的一切，都笼罩在复仇的主题下。因此，在延陵他没有去敲季札的门，因为他知道“眼前的事是一块血也好，是一块泥也好，但是他要用全力来拥抱它”——对艰难痛苦命运的领受，使他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承担着“出亡”途中的污秽和肮脏，并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复仇者——“披着头发，面貌黧黑，赤裸着脚，高高的身体立在来来往往的人们中间”。冯至在作品中把伍子胥称为“畸人”，其实没有任何贬损折射的涵义，而是指体验和感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苦、艰难、险厄之后出现的坚不可摧的“奇人”：“他的箫声吸引了人群，箫声传达的楚国的富庶丰饶，潜在地引诱了吴国对楚国的欲望，暗示着不久将要兴起的征伐与占有、掠夺。”冯至没有在作品当中和结尾明白无误地写伍子胥“出亡”之后的复仇，但却潜在地隐含着复仇的意味和结局。
其次是现实生活的折射。晚年的冯至曾说过：“我在1942年冬至1943年春写的《伍子胥》可以说是一架桥梁，它一方面还留存着一些田园风光，一方面则更多地着眼于现实。”忧心如焚的战争局势和剧烈变化的现实处境，使他不再执著于“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式的沉思，而试图以一种积极的方式介入现实，去“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然而，冯至所谓的“现代人的”、“中国人的痛苦”，却不仅仅指“充满了一个遭难国家的艰苦，一个追求理想的人的受难。而这巧合了，或者说自然叙述了我们的国家所经历的”现实，《伍子胥》所要表达的，更是作者关于现实人生和国家民族的深切思考：我们常常看见有人拾起一个有分量的东西，一块石片或是一个球，无所谓地向远方一抛，那东西从抛出到落下，在空中便画出一个美丽的弧。这弧形一瞬间就不见了，但是在这中间却有无数的刹那，每一刹那都有停留，每一刹那都有陨落……若是用这个弧表示一个有弹性的人生，一件完美的事的开端与结束，确是一个很恰当的图像。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
正是这种对现实人生和国家民族的思考，使作者借用“历史传说的框架”来反映一些现代中国人的痛苦，“有许多地方是借古讽今的”。因此，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林泽”、“宛丘”、“江上”、“溧水”等段落里的文字：“第二天的阳光有如一条长绠把他从深处汲起”、“又走入一片林泽，望着草上的飞虫形成一层清雾”……非常优美、素朴；但另一方面，在城父、洧滨、吴市等段落里，“一到城市，接触现实，文章里有些地方就看出是影射着国统区社会中的罪恶和畸形现象，如背信弃义，囤积居奇，特务蠢动，士兵和人民的痛苦以及某些知识分子的丑行”，乱世的艰难和堕落都可以在作品中找到踪迹。可以说，通篇小说都没有按照人物的戏剧性斗争场景来写，也没有按照主人公的心理体验变化来写，而是通过作者的虚构与想象在历史小说中融入许多现代的新事物、新现象。如卞之琳便指出小说中写楚国七个伤病的士兵被抛在野外有气无力地举起一只枯柴似的手来抵御乌鸦和野狗侵袭的场景，便是当时昆明人都知道的郊外倒毙的四川壮丁的悲惨命运。作者没有拘泥于历史传统的约束，而是以自己的社会良知尽力承担起对现实人生和国家民族的思考，给历史故事增添了新的元素，大胆的进行探索和创新，传达着自己对黑暗现实和苦难中国的深厚的同情和理解。
再次是哲理与诗的结合。唐浞把《伍子胥》看作“一篇能使自我情绪升华的抒情歌诗”，认为“我们的诗人究竟只是诗人，他给了我们一串完熟的葡萄似的梦，一颗颗宝石上的露珠，有一切宝石的光与色”，“没有重量，只有美的幻象，如另一个诗人的扇上的烟云”。因此，唐湜把《伍子胥》与何其芳的《画梦录》相提并论，特别强调《伍子胥》的诗化特征和对幻象的苦心经营。这种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这篇小说的更本质的美感风格和叙事艺术技巧。尽管《伍子胥》有着小说意义上的完整的故事与贯穿性的线索，但构成小说基本原素的是其浓郁的诗性和哲理的完美融合。如在《昭关》中：一天，他在晓色朦胧中走到昭关山下的一座树林里，雾气散开后，从树疏处望见一座雄壮的山峰，同时是一片号角的声音，刹那间他觉得这树林好像一张错综的网，他一条鱼似的投在里边，很难找得出一条生路。他在这里盘桓着，网的包围仿佛越来越紧，他想象树林的外边，山的那边，会是一个新鲜的自由世界，一旦他若能够走出树林，越过高山，就无异从他的身上脱去了一层沉重的皮。
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场景，一个比喻的世界。它的内蕴是很难用语言来进行叙述的，它的非确定的宽泛的涵义来源于作者所赋予的象征性的描绘和诗意的哲理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伍子胥》的语言是冯至用诗人的感觉方式来叙述、评论风物与人事的语言，这种语言是经过净化了的、提炼了的诗意的哲理语言，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我们在《伍子胥》中看到的语言不仅是诗意的，更是富有哲理性的，这种叙述语言使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作品中蕴涵的哲理思考，但又没有哲学著作严密的逻辑和枯燥的论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伍子胥》都体现了这个时期历史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整个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中，也是少数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可视为人生哲理型历史小说的典范作品。”
二
20世纪40年代的冯至作为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德语教授，除教授德语，讲授德国文学史、德国抒隋诗、歌德、浮士德研究、尼采选读之外，还积极的从事着文学创作和研究。可以说，正是这些学术研究所获得的思想，成为冯至创作的思想资源：
1941年春，我在茅屋里起始翻译俾德曼编的《歌德年谱》，详加注释，在重庆出版的《图书月刊》按期发表。我从西南联大外文系图书室收藏的40卷本的《歌德全集》中借出我所需要的部分，以年谱为纲，读歌德的作品，对于歌德一生的转变和他的重要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和理解。
同时。这种“认识和理解”为冯至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冯至的学生时代，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20世纪30年代，冯至曾多次在和友人的通信中提及歌德，甚至还购买过两套不同版本的《歌德全集》。但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歌德并不是他关注的中心和注意力集中所在，然而这一切却在20世纪40年代初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它们对于我是两部(指《浮士德》和《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生活教科书”。作为世界名作，它们当然给我以审美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教给我如何审视人生。这两部书的主人公，身份不同，活动的环境也不一样，却都体现一个共同的思想：人在努力时总不免要走些迷途，但只要他永远自强不息，最后总会从迷途中“得救”……在抗日战争艰难的岁月里，它们给了我不少克服苦难、纠正错误的勇气。
如果说诗人里尔克是冯至从“青年”步人“中年”的精神引渡者的话，那么，歌德则是冯至“中年”时期的精神导师。冯至曾对歌德对自己的影响作过高度概括：“蜕变论、反否定精神、向外而又向内的生活。”这些思想支撑着冯至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创作，并在历史小说《伍子胥》中得以广泛表现。
首先是“蜕变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伍子胥》是一个关于“蜕变”的故事。伍子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逃亡生活，既是历史发生的演变过程，更是展示他每个时期“决断”、“坚持”、“新生”，最终“蜕变”为一个担当起复仇者使命的过程。伍子胥先是积聚着无数的仇恨、恐惧而踏上出亡的道路，一路上不停地思考并通过“决断”放弃种种可能，使自己在“决断”与“放弃”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在作品里，冯至写了几对有比较意义的人物，其中有避世而居的楚狂与为官的申包胥的比较：他们同时都是避世的，虽然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却不约而同地深味着“天地虽大，无处容身之感”，都在逃避着当时的黑暗现实，乍一看，他们都暂时获得了避世后的安稳闲适，却又都有着洁身自好却不能安然终老的危机，伍子胥与他们接触后，最终放弃了对他们避世生活的羡慕，而宁愿孤独地承担起复仇的使命。在写到虽生犹死的太子建与虽死犹生的子产时，越来越卑污的“死不从外边来，也会由于心的凋零慢慢在他身内生长”的太子建，与贤明的“死在人人的心里的”子产，使得伍子胥认真地思考起生与死的意义，同时将自己与社会隔膜开来，回归到复仇的道路上。正是这种不断的对比，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放弃，使他得到自己的新生：蚕在脱皮时的那种苦况，子胥深深地体味到了：旧皮已经和身体没有生命上深切的关联，但是还套在身上，不能下来；新鲜的嫩皮又随时都在渴望着和外界的空气接触。子胥觉得新皮在生长，在成熟，只是旧皮什么时候才能完全脱却呢?
对旧皮的放弃，是伍子胥对旧有生命存在放弃的重要象征。在这个放弃的过程中，作者突出地传达了伍子胥的孤独与寂寞。因此，在昭关的夜晚，伍子胥感到自己与一般人“竞距离得这样远了”，他忽然感到迷惑：“是他没有变，而一般人变了呢；还是一般人没有变，只是他自己变了?”在失去依托的漂泊中，他抵御着诱惑、召唤和向往，惶惶不安地躲避着告密和追杀，在潜意识里他甚至祈求着死亡与结束，甚至在巫师为死去的士兵唱起招魂曲时，他的“心境与死者已经化合为一，到了最阴沉最阴沉的深处”。但是，经过一夜对恐惧、绝望、厌倦的“决断”，这个复仇者的内心已经获得彻底的新生，复仇者已经长成了，他感到“旧皮忽然脱开了”，“旧日的一切都枯叶一般一片一片地从他身上凋落了”。在作品的末尾，冯至没有明确写出伍子胥回楚国掘坟鞭尸的快意恩仇，充分说明他始终关注的是人物的精神生活、是人物的“蜕变”与成长。从这样的意义来说，作品也更加验证了冯至常说的“在变化多端的战争年代，我经常感到有抛弃旧我迎来新吾的迫切需要，所以我每逢读到歌德反映蜕变论思想的作品，无论是名篇巨著或是短小的诗句，都颇有同感”。同样，一些研究者也认为：
“蜕变论”与“反否定的精神”重点在于人格的塑造与主体意识的丰富和发展。它强调人的一生应当是在不断超越自我和自我否定中发展和变化，从冲突中求和谐，从片断达到完整，经过无数迷途，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冯至1940年代初期的三部作品中，《伍子胥》中的“蜕变”、“决断”……显示出了“蜕变论”与“反否定的精神”思想的影响。
其次是小说结构的借鉴。1939年7月到1941年底，冯至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昆明郊外的杨家山林场，这段时间里，他每次从西南联大返回杨家山时，背包里总装着两样东西，“一是在菜市上买的菜蔬，一是几本沉甸甸的《歌德全集》。我用完几本，就掉换几本，它们不仅帮助我注释《歌德年谱》，也给我机会比较系统地阅读歌德的作品”，同时他还和夫人姚可崑一起翻译歌德的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特别是翻译《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这部歌德几乎用一生来完成的不朽之作，对冯至的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作用。“《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和《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帮助冯至把住了小说的构架。冯至借用《维廉·麦斯特》的成长体的构成方式，展示一种命运性的主题。”在《维廉·麦斯特》里，歌德让主人公从一个地方漫游到另一个地方，与各种各样的人物相遇，在种种的迷途中得到启示。与《维廉·麦斯特》的结构形式相同，《伍子胥》首先是郢都外的“城父”，接着经过了两处水域：“林泽”和“洧滨”，随之是两处陆地：“宛丘”和“昭关”，行至江上，伍子胥在“梦游”时与祖先相遇：船到江中央，红日已经沉没，沉没在西方的故乡。江上刮来微风，水流也变得急骤了。子胥对着这滔滔不断的流水，心头闪了几闪的是远古的洪水时代，治水的大禹怎样用他的勤劳与智慧，把鱼引入深渊，让人平静地住在陆地上。——他又想这江里的水是从郢城那里流来的，但是这里的江比郢城那里宽广多了。他立在船头，身影映在水里，好像又回到郢城，因为那里的楼台也会照映在这同一的水里。
在这“梦游”的气氛里，伍子胥遥想起大禹、父兄，与他们相遇在自己的流亡途中，同时他对江上的渔夫说“你渡我过了江，同时也渡过了我的仇恨。将来说不定有那么一天，你再渡我回去”。这样的话语与其说是对渔夫的真情告白，不如说是对自己前途的隐喻，它的含义是丰富而深刻的。接着经过“溧水”和“延陵”，终篇走到“吴市”得到一个结束：那首“最古的诗”隐现出神农、黄帝的背景……子胥从早上吹到中午的箫曲则成就一个象征——将吴国的“新兴”的气质，“引领”入“丰富的楚国”；藉祖先创世的精神，恢复“纯洁的山川”。
因此，《伍子胥》的小说结构可以看作是对歌德的《维廉·麦斯特》的借鉴和模仿，作品也采用了类似于“漫游”的结构方式，充分展示了伍子胥内心的发展与外界的遭遇及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亡历史。
再次是“女性形象”的影响。冯至回忆20世纪40年代读书时“常想到歌德《浮士德》最后几行‘神秘的合唱’：‘一切无常的/只是一个比喻；/不能企及的，这里成为事迹；不能描述的，这里已经完成；/引渡我们的，是永恒的女性’”。正是抓住了歌德晚年完成的《浮士德》中的“永恒的女性”，使得冯至在创作《伍子胥》时，就格外注意“永恒的女性”形象的描述和塑造。在传统的伍子胥出亡故事中没有涉及到女性，或者引入大龄的浣纱女、专诸妻、专诸母——这些人物形象都不是很鲜明、具体。但是，冯至在《伍子胥》中将女性角色的比重显著增强，而且形象非常鲜明：楚狂妻是个“聪明和爱娇”的妻子，能把生活打理出满屋松香、一团和气，与牢骚满腹的楚狂和颠沛流离的伍子胥形成强烈的对比；专诸母虽然年迈，同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平围绕着她像一团微光的雾霭，平静的凝集像小鸟栖落在树枝上，文着毒龙的专诸在她面前像个孩子；在写到浣纱女时，冯至用了本章乃至整篇作品中最亮的色彩来描绘溧水原野上那“万古常新的画图”：在原野的中央，一个女性的身体像是从绿草里生产出来的一般，聚精会神地捧着一钵雪白的米饭，跪在一个生疏的男子的面前。这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不知道。也许是一个战士，也许是一个圣者。这钵饭吃入他的身内，正如一粒粒的种子种在土地里了，将来会生长成凌空的树木。这画图一转瞬间就消逝了，——它却永久留在人类的原野里，成为人类史上重要的一章。
这最耀眼的一段文字，冯至用在对浣纱女的描述中，使我们认识到这位“永恒的女性”形象，她“像《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里的那位进行独白的‘美好的心灵’，像《浮土德》中由格蕾转化的引导浮士德上升的女神”，成为提升伍子胥精神境界的引领女神。
关键词：《伍子胥》；创作；外来影响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9)06-0139-06
西南联大任教时期是冯至一生中文学创作的黄金岁月。这一时期的冯至除了完成代表性的作品《十四行集》外，还完成历史小说《伍子胥》、散文集《山水》以及《歌德论述》、《杜甫传》中的部分篇目。《十四行集》发表后，不仅朱自清、李广田等同行给予高度评价，而且在当时西南联大正在实践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青年学生中也造成了颇大的影响；《伍子胥》同样受到卞之琳、贺麟、唐浞等人的积极评价。可以说，冯至一生中被人们评价最高的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西南联大时期的创作奠定了冯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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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的冯至居住在昆明郊外的杨家山林场，“那里的松林，那里林中的小路，那里的风风雨雨，都在我的生命里留下深刻的印记。我在40年代初期写的诗集……以及历史故事《伍子胥》都或多或少地与林场茅屋的生活有关”。但是，历史故事《伍子胥》的诞生却经历了漫长的等待。1926年，当年仅二十一岁的冯至在北京大学首次读到里尔克的《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亡之歌》时，作品里“色彩的绚烂，音调的铿锵”，“幽郁而神秘的情调”，第一次激起他写《伍子胥》的冲动，但当时“所神往的无非是江上的渔夫与溧水边的浣纱女”以及“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的阳光，都曾经音乐似的在我的脑中闪过许多遍”，很显然，是里尔克的作品激起了冯至的创作激情，但他没有把它叙述出来。1932年在德国柏林，惊悉好友梁遇春去世的消息，伤心的冯至到吕根岛出游，以化解心中的悲愁，再次激起他创作《伍子胥》的念头。但真正把伍子胥的故事落实成具体的文字叙述，却是在十六年后的昆明近郊杨家山林场。
1942年的冬天，卞之琳预备把他旧日翻译的《旗手》印成单行本，在付印前我读他重新改订的译稿，由于这青年时爱过的一本书我又想起伍子胥。一时兴会，便写出城父、林泽、洧滨、昭关、江上、溧水、吴市七章。
如果说据此把《伍子胥》的创作与里尔克的《旗手》紧密地联系起来，或者说从冯至的创作中寻找《旗手》的痕迹的话，那显然就错了。事实上，战争时期的动荡生活以及时空的交替更换，使冯至的创作“和十多年前所想象的全然不同了”。对此，冯至自认为有3个因素：一是现实世界的变化；二是自己的思想和心情的变化；三是鲁迅的《故事新编》的启发。第一点勿需多说，第三点是指受到《故事新编》的影响，但真正重要的还是第二点，即冯至十几年来思想和心情的变化：我在内地的几个城市里流离转徙时，有时仰望飞机的翱翔，我也思量过写伍子胥的计划。可是伍子胥在我的意象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炼着的人，这有如我青年时的梦想有一部分被经验给填实了、有一部分被经验给驱散了一般……现在所写的和十多年前所想象的全然不同了……里边既缺乏音乐的原素，同时也失却这故事里所应有的朴质。
战争颠沛流离的生活给冯至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使他把伍子胥的故事与一种真实的人生经验融合起来，同时在世事的流转与个人阅历的增长中使伍子胥由一个想象中的形象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个人，从而将一个浪漫而惊险的历史传说演化成一个极富现代意识的杰作。因此，这篇作品完成后，先是有部分章节刊载于陈占元在桂林主编的《明日文艺》第一、二期上，后来全文刊登在杨振声、李广田合编的《世界文学季刊》里，单行本则于1946年9月由巴金收入“文学丛刊”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对于这篇作品，贺麟在他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当代中国哲学》中提到过，他说：尤其足以另我们注意的为冯至先生……他的著名中篇小说《伍子胥》，描写命运的讽刺，精心活用辩证法以分析生活的矛盾和矛盾的统一，实特具哲学的意味和风格。
唐浞在《文艺复兴》上撰写《冯至的(伍子胥)》一文，对小说所表现出的“美的幻象”给予高度评价。“靳以曾写信给冯至，称赞《伍子胥》是他近来读过的小说中最好的一部”。可以说，《伍子胥》的发表和出版，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广泛关注。
伍子胥亡命出走、掘墓鞭尸、头悬国门的故事见于《左传》、《史记》、《国语》、《吴越春秋》和《淮南子》等书。故事中，“主人公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熟识的家乡，投入一个辽远的、生疏的国土，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为了报楚平王杀害父亲伍奢和哥哥伍尚的仇恨，伍子胥不得不离开楚国向东去吴国，担当起为父兄复仇的使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冯至在《伍子胥》中并没有完整呈现主人公的整个一生，而只写了他奥德赛式的流浪之旅”。因此，作者一开头，就省略去了楚王无道、夺子媳、逐太子、听谗言、杀忠臣等情节，而是直接从伍子胥待命城父写起，写父亲伍奢被囚郢城，太子建流亡郑、宋之后，他们兄弟二人在边城城父待命。同样，在此后的叙述中，作者没有详尽地描绘伍子胥传说中那些奇特壮烈的故事情节，而是分别以伍子胥经过的九个地点为标题名称，对主人公特殊的生活境遇及其感觉和体验进行了现代式的书写。因此，“《伍子胥》可说是国统区作家利用战时生活的独特领会，把一个古代的逃亡故事与一种真实的人生体验合而为一”的作品。
首先是“出亡”的体验和感受。小说的开篇，作者写到城父中“失却了重心，无时无刻不在空中漂浮着”的生存状态，在篡夺欺诈风行的楚国，伍子胥兄弟“看不见一个人”。他们在城父度过三年耻辱的日子，而最终“面对着一个严肃的问题，要他们决断”时，伍子胥“觉得三年的日出日落都聚集在这一瞬间，他不能把这瞬间放过，他要把它化为永恒”，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踏上“出亡”之路。于是，整篇作品就以伍子胥“出亡”的体验和感受来构架起这个逃亡——复仇的历史传说。“伍子胥这个‘心里有父母的仇、兄弟的恨’的逃亡者，穿行和流浪于原野与城市之间，感受生与死，体验人间的美与丑……成为人群中一个坚定的复仇者”。从城父待命开始，他们兄弟二人各自作出自己的决断：“一个要回到生他的地方去，一个要走到远方；一个要去寻找死，一个去求生。”正是这种决断使他们结束了以前那种“漂浮着”的生存状态，走上了寻求真实存在的“出亡”之旅。从此他把自己置于险境危难之中。对此他必须独自承担，没有人能够分担他“出亡”的惊险和困阻。正因为在艰难的“出亡”生活中 体验到危险的无处不在，因而使他深深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和处境，纵使在“最丑陋、最卑污的人群里打过滚”，也不能改变他独自承担的复仇使命。当他在林泽遇到避世隐居的楚狂夫妇时，“他心里有些羡慕，但他还是爱惜自己艰苦的命运”，因为只有这艰苦的命运才属于他自己，才能使他继续在“出亡”的道路上感受到自己作为个人的真实的存在。他所有的思考、所有的行为都从复仇出发，又指向复仇这一使命的完成，他“出亡”中所经历的一切，都笼罩在复仇的主题下。因此，在延陵他没有去敲季札的门，因为他知道“眼前的事是一块血也好，是一块泥也好，但是他要用全力来拥抱它”——对艰难痛苦命运的领受，使他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承担着“出亡”途中的污秽和肮脏，并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复仇者——“披着头发，面貌黧黑，赤裸着脚，高高的身体立在来来往往的人们中间”。冯至在作品中把伍子胥称为“畸人”，其实没有任何贬损折射的涵义，而是指体验和感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困苦、艰难、险厄之后出现的坚不可摧的“奇人”：“他的箫声吸引了人群，箫声传达的楚国的富庶丰饶，潜在地引诱了吴国对楚国的欲望，暗示着不久将要兴起的征伐与占有、掠夺。”冯至没有在作品当中和结尾明白无误地写伍子胥“出亡”之后的复仇，但却潜在地隐含着复仇的意味和结局。
其次是现实生活的折射。晚年的冯至曾说过：“我在1942年冬至1943年春写的《伍子胥》可以说是一架桥梁，它一方面还留存着一些田园风光，一方面则更多地着眼于现实。”忧心如焚的战争局势和剧烈变化的现实处境，使他不再执著于“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式的沉思，而试图以一种积极的方式介入现实，去“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然而，冯至所谓的“现代人的”、“中国人的痛苦”，却不仅仅指“充满了一个遭难国家的艰苦，一个追求理想的人的受难。而这巧合了，或者说自然叙述了我们的国家所经历的”现实，《伍子胥》所要表达的，更是作者关于现实人生和国家民族的深切思考：我们常常看见有人拾起一个有分量的东西，一块石片或是一个球，无所谓地向远方一抛，那东西从抛出到落下，在空中便画出一个美丽的弧。这弧形一瞬间就不见了，但是在这中间却有无数的刹那，每一刹那都有停留，每一刹那都有陨落……若是用这个弧表示一个有弹性的人生，一件完美的事的开端与结束，确是一个很恰当的图像。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
正是这种对现实人生和国家民族的思考，使作者借用“历史传说的框架”来反映一些现代中国人的痛苦，“有许多地方是借古讽今的”。因此，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林泽”、“宛丘”、“江上”、“溧水”等段落里的文字：“第二天的阳光有如一条长绠把他从深处汲起”、“又走入一片林泽，望着草上的飞虫形成一层清雾”……非常优美、素朴；但另一方面，在城父、洧滨、吴市等段落里，“一到城市，接触现实，文章里有些地方就看出是影射着国统区社会中的罪恶和畸形现象，如背信弃义，囤积居奇，特务蠢动，士兵和人民的痛苦以及某些知识分子的丑行”，乱世的艰难和堕落都可以在作品中找到踪迹。可以说，通篇小说都没有按照人物的戏剧性斗争场景来写，也没有按照主人公的心理体验变化来写，而是通过作者的虚构与想象在历史小说中融入许多现代的新事物、新现象。如卞之琳便指出小说中写楚国七个伤病的士兵被抛在野外有气无力地举起一只枯柴似的手来抵御乌鸦和野狗侵袭的场景，便是当时昆明人都知道的郊外倒毙的四川壮丁的悲惨命运。作者没有拘泥于历史传统的约束，而是以自己的社会良知尽力承担起对现实人生和国家民族的思考，给历史故事增添了新的元素，大胆的进行探索和创新，传达着自己对黑暗现实和苦难中国的深厚的同情和理解。
再次是哲理与诗的结合。唐浞把《伍子胥》看作“一篇能使自我情绪升华的抒情歌诗”，认为“我们的诗人究竟只是诗人，他给了我们一串完熟的葡萄似的梦，一颗颗宝石上的露珠，有一切宝石的光与色”，“没有重量，只有美的幻象，如另一个诗人的扇上的烟云”。因此，唐湜把《伍子胥》与何其芳的《画梦录》相提并论，特别强调《伍子胥》的诗化特征和对幻象的苦心经营。这种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这篇小说的更本质的美感风格和叙事艺术技巧。尽管《伍子胥》有着小说意义上的完整的故事与贯穿性的线索，但构成小说基本原素的是其浓郁的诗性和哲理的完美融合。如在《昭关》中：一天，他在晓色朦胧中走到昭关山下的一座树林里，雾气散开后，从树疏处望见一座雄壮的山峰，同时是一片号角的声音，刹那间他觉得这树林好像一张错综的网，他一条鱼似的投在里边，很难找得出一条生路。他在这里盘桓着，网的包围仿佛越来越紧，他想象树林的外边，山的那边，会是一个新鲜的自由世界，一旦他若能够走出树林，越过高山，就无异从他的身上脱去了一层沉重的皮。
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场景，一个比喻的世界。它的内蕴是很难用语言来进行叙述的，它的非确定的宽泛的涵义来源于作者所赋予的象征性的描绘和诗意的哲理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伍子胥》的语言是冯至用诗人的感觉方式来叙述、评论风物与人事的语言，这种语言是经过净化了的、提炼了的诗意的哲理语言，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我们在《伍子胥》中看到的语言不仅是诗意的，更是富有哲理性的，这种叙述语言使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作品中蕴涵的哲理思考，但又没有哲学著作严密的逻辑和枯燥的论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伍子胥》都体现了这个时期历史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整个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中，也是少数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可视为人生哲理型历史小说的典范作品。”
二
20世纪40年代的冯至作为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德语教授，除教授德语，讲授德国文学史、德国抒隋诗、歌德、浮士德研究、尼采选读之外，还积极的从事着文学创作和研究。可以说，正是这些学术研究所获得的思想，成为冯至创作的思想资源：
1941年春，我在茅屋里起始翻译俾德曼编的《歌德年谱》，详加注释，在重庆出版的《图书月刊》按期发表。我从西南联大外文系图书室收藏的40卷本的《歌德全集》中借出我所需要的部分，以年谱为纲，读歌德的作品，对于歌德一生的转变和他的重要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和理解。
同时。这种“认识和理解”为冯至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冯至的学生时代，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20世纪30年代，冯至曾多次在和友人的通信中提及歌德，甚至还购买过两套不同版本的《歌德全集》。但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歌德并不是他关注的中心和注意力集中所在，然而这一切却在20世纪40年代初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它们对于我是两部(指《浮士德》和《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生活教科书”。作为世界名作，它们当然给我以审美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教给我如何审视人生。这两部书的主人公，身份不同，活动的环境也不一样，却都体现一个共同的思想：人在努力时总不免要走些迷途，但只要他永远自强不息，最后总会从迷途中“得救”……在抗日战争艰难的岁月里，它们给了我不少克服苦难、纠正错误的勇气。
如果说诗人里尔克是冯至从“青年”步人“中年”的精神引渡者的话，那么，歌德则是冯至“中年”时期的精神导师。冯至曾对歌德对自己的影响作过高度概括：“蜕变论、反否定精神、向外而又向内的生活。”这些思想支撑着冯至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创作，并在历史小说《伍子胥》中得以广泛表现。
首先是“蜕变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伍子胥》是一个关于“蜕变”的故事。伍子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逃亡生活，既是历史发生的演变过程，更是展示他每个时期“决断”、“坚持”、“新生”，最终“蜕变”为一个担当起复仇者使命的过程。伍子胥先是积聚着无数的仇恨、恐惧而踏上出亡的道路，一路上不停地思考并通过“决断”放弃种种可能，使自己在“决断”与“放弃”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在作品里，冯至写了几对有比较意义的人物，其中有避世而居的楚狂与为官的申包胥的比较：他们同时都是避世的，虽然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却不约而同地深味着“天地虽大，无处容身之感”，都在逃避着当时的黑暗现实，乍一看，他们都暂时获得了避世后的安稳闲适，却又都有着洁身自好却不能安然终老的危机，伍子胥与他们接触后，最终放弃了对他们避世生活的羡慕，而宁愿孤独地承担起复仇的使命。在写到虽生犹死的太子建与虽死犹生的子产时，越来越卑污的“死不从外边来，也会由于心的凋零慢慢在他身内生长”的太子建，与贤明的“死在人人的心里的”子产，使得伍子胥认真地思考起生与死的意义，同时将自己与社会隔膜开来，回归到复仇的道路上。正是这种不断的对比，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放弃，使他得到自己的新生：蚕在脱皮时的那种苦况，子胥深深地体味到了：旧皮已经和身体没有生命上深切的关联，但是还套在身上，不能下来；新鲜的嫩皮又随时都在渴望着和外界的空气接触。子胥觉得新皮在生长，在成熟，只是旧皮什么时候才能完全脱却呢?
对旧皮的放弃，是伍子胥对旧有生命存在放弃的重要象征。在这个放弃的过程中，作者突出地传达了伍子胥的孤独与寂寞。因此，在昭关的夜晚，伍子胥感到自己与一般人“竞距离得这样远了”，他忽然感到迷惑：“是他没有变，而一般人变了呢；还是一般人没有变，只是他自己变了?”在失去依托的漂泊中，他抵御着诱惑、召唤和向往，惶惶不安地躲避着告密和追杀，在潜意识里他甚至祈求着死亡与结束，甚至在巫师为死去的士兵唱起招魂曲时，他的“心境与死者已经化合为一，到了最阴沉最阴沉的深处”。但是，经过一夜对恐惧、绝望、厌倦的“决断”，这个复仇者的内心已经获得彻底的新生，复仇者已经长成了，他感到“旧皮忽然脱开了”，“旧日的一切都枯叶一般一片一片地从他身上凋落了”。在作品的末尾，冯至没有明确写出伍子胥回楚国掘坟鞭尸的快意恩仇，充分说明他始终关注的是人物的精神生活、是人物的“蜕变”与成长。从这样的意义来说，作品也更加验证了冯至常说的“在变化多端的战争年代，我经常感到有抛弃旧我迎来新吾的迫切需要，所以我每逢读到歌德反映蜕变论思想的作品，无论是名篇巨著或是短小的诗句，都颇有同感”。同样，一些研究者也认为：
“蜕变论”与“反否定的精神”重点在于人格的塑造与主体意识的丰富和发展。它强调人的一生应当是在不断超越自我和自我否定中发展和变化，从冲突中求和谐，从片断达到完整，经过无数迷途，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冯至1940年代初期的三部作品中，《伍子胥》中的“蜕变”、“决断”……显示出了“蜕变论”与“反否定的精神”思想的影响。
其次是小说结构的借鉴。1939年7月到1941年底，冯至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昆明郊外的杨家山林场，这段时间里，他每次从西南联大返回杨家山时，背包里总装着两样东西，“一是在菜市上买的菜蔬，一是几本沉甸甸的《歌德全集》。我用完几本，就掉换几本，它们不仅帮助我注释《歌德年谱》，也给我机会比较系统地阅读歌德的作品”，同时他还和夫人姚可崑一起翻译歌德的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特别是翻译《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这部歌德几乎用一生来完成的不朽之作，对冯至的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作用。“《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和《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帮助冯至把住了小说的构架。冯至借用《维廉·麦斯特》的成长体的构成方式，展示一种命运性的主题。”在《维廉·麦斯特》里，歌德让主人公从一个地方漫游到另一个地方，与各种各样的人物相遇，在种种的迷途中得到启示。与《维廉·麦斯特》的结构形式相同，《伍子胥》首先是郢都外的“城父”，接着经过了两处水域：“林泽”和“洧滨”，随之是两处陆地：“宛丘”和“昭关”，行至江上，伍子胥在“梦游”时与祖先相遇：船到江中央，红日已经沉没，沉没在西方的故乡。江上刮来微风，水流也变得急骤了。子胥对着这滔滔不断的流水，心头闪了几闪的是远古的洪水时代，治水的大禹怎样用他的勤劳与智慧，把鱼引入深渊，让人平静地住在陆地上。——他又想这江里的水是从郢城那里流来的，但是这里的江比郢城那里宽广多了。他立在船头，身影映在水里，好像又回到郢城，因为那里的楼台也会照映在这同一的水里。
在这“梦游”的气氛里，伍子胥遥想起大禹、父兄，与他们相遇在自己的流亡途中，同时他对江上的渔夫说“你渡我过了江，同时也渡过了我的仇恨。将来说不定有那么一天，你再渡我回去”。这样的话语与其说是对渔夫的真情告白，不如说是对自己前途的隐喻，它的含义是丰富而深刻的。接着经过“溧水”和“延陵”，终篇走到“吴市”得到一个结束：那首“最古的诗”隐现出神农、黄帝的背景……子胥从早上吹到中午的箫曲则成就一个象征——将吴国的“新兴”的气质，“引领”入“丰富的楚国”；藉祖先创世的精神，恢复“纯洁的山川”。
因此，《伍子胥》的小说结构可以看作是对歌德的《维廉·麦斯特》的借鉴和模仿，作品也采用了类似于“漫游”的结构方式，充分展示了伍子胥内心的发展与外界的遭遇及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亡历史。
再次是“女性形象”的影响。冯至回忆20世纪40年代读书时“常想到歌德《浮士德》最后几行‘神秘的合唱’：‘一切无常的/只是一个比喻；/不能企及的，这里成为事迹；不能描述的，这里已经完成；/引渡我们的，是永恒的女性’”。正是抓住了歌德晚年完成的《浮士德》中的“永恒的女性”，使得冯至在创作《伍子胥》时，就格外注意“永恒的女性”形象的描述和塑造。在传统的伍子胥出亡故事中没有涉及到女性，或者引入大龄的浣纱女、专诸妻、专诸母——这些人物形象都不是很鲜明、具体。但是，冯至在《伍子胥》中将女性角色的比重显著增强，而且形象非常鲜明：楚狂妻是个“聪明和爱娇”的妻子，能把生活打理出满屋松香、一团和气，与牢骚满腹的楚狂和颠沛流离的伍子胥形成强烈的对比；专诸母虽然年迈，同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平围绕着她像一团微光的雾霭，平静的凝集像小鸟栖落在树枝上，文着毒龙的专诸在她面前像个孩子；在写到浣纱女时，冯至用了本章乃至整篇作品中最亮的色彩来描绘溧水原野上那“万古常新的画图”：在原野的中央，一个女性的身体像是从绿草里生产出来的一般，聚精会神地捧着一钵雪白的米饭，跪在一个生疏的男子的面前。这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不知道。也许是一个战士，也许是一个圣者。这钵饭吃入他的身内，正如一粒粒的种子种在土地里了，将来会生长成凌空的树木。这画图一转瞬间就消逝了，——它却永久留在人类的原野里，成为人类史上重要的一章。
这最耀眼的一段文字，冯至用在对浣纱女的描述中，使我们认识到这位“永恒的女性”形象，她“像《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里的那位进行独白的‘美好的心灵’，像《浮土德》中由格蕾转化的引导浮士德上升的女神”，成为提升伍子胥精神境界的引领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