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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影响研究尽管已经较为成熟，但是大多研究缺乏将其文化社会影响和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关联。而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景观常常是民族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云南藏区R村的案例表明，旅游引致的藏族生态文化景观的变迁，更多是通过对当地社区文化施予影响来实现的。在旅游发展背景下，重构藏族生态文化景观迫切需要来自规划、经营管理和社区多个层面的关注。
关键词：生态文化景观；旅游影响；文化变迁；藏族；R村
中图分类号：F59/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g)03—0066—06
在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其负面影响一直倍受西方学者关注。研究发现，地方文化的商品化常常是造成地方传统文化衰退的主要原因。但旅游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又常常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已有对于旅游影响的研究多将其区分为(自然)环境影响、经济影响和社会文化影响，对于环境影响与其它二者之间较少关联。而郑寒等对四川藏区的研究表明，旅游活动的介入对社区的生计体系会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削弱本地传统的生态价值观。本研究以云南一个藏族社区R村为案例，试图通过对该社区自然生态文化景观和聚落生态文化景观在旅游发展前后的对比，揭示出旅游对社区文化的影响是如何作用到当地的生态环境上，进而引起生态景观的变迁，并就旅游发展中的社区生态文化景观的重构提出建议。研究将为旅游发展下的生态保育理念注入重要的人文内涵。
一、案例点概况和研究数据的获取
R村位于迪庆州香格里拉县普达措国家公园“8”字形道路环线的中央，距离国家公园正门8千米，在滇西北著名高原湖泊属都湖和碧塔海之间。R村三面环山，平均海拔3000米，以亚高山灌木林为主的植被覆盖率较高，沼泽化草甸和湖泊散布山间谷地。至2008年10月，村内共有33户人家，162人，均为藏族。作为生态脆弱区的居民，世居在此的R村村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总结了一套与自然和睦共处的生态行为法则，以藏传佛教文化为核心的生态观念代代相传，至今仍然在当地社区的生态保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旅游开发之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外部世界的文化袭扰下，R村生态文化景观正经历着一个变迁过程。
2008年7—8月和2008年9—10月，课题组成员两次前往R村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调研。调研主要通过人户调查和深度访谈方式进行。在掌握R村所有家户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村中年长的老人、社区精英进行重点访谈。访谈过程中，主要采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个别不熟悉普通话的被访者则通过翻译(本村初中女生)进行转述。
二、R村传统生态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是附着于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在藏族文化的长期影响下，R村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生态文化景观。生态文化景观的内核是藏族传统生态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文化在当地社区居民宇宙观、生计模式和环境感知中的影响。按照与人类活动的关联程度，可以将这些景观分为自然生态文化景观和聚落生态文化景观两种类型。
1.自然生态文化景观
在云南藏区分布着众多神山、圣湖，神山为活佛或者寺院喇嘛认定，在神山上也多建有玛尼堆或佛塔，由此而成为重要的宗教场所。R村所依傍的神山有两种，一是针堆大神山，是全村居民共同尊奉的神山，但只有男人可以祭拜；二是村中最早定居的12户人家(未分家以前)各自的神山。藏区浓厚的佛教气氛为神山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村民们不但感恩于山神赐予他们栖息之地，而且对于神山上的草木鸟兽也格外敬畏。长期以来，村民们遵从着禁止在神山上伐木、采集或狩猎的约定。关于侵扰神山而遭报应的故事在R村老人口中不时可以听到。每年正月初二到十五，当地藏民还要到神山上烧香朝拜，祈求神山的保佑。云南藏区还普遍流传着“种一棵树延长5年寿命，损一棵树折寿5年”的说法。在这样的一种自发管理模式下，R村的神山大都保持着较为完好的生态系统。
“世上最纯洁的是水和母亲”，R村村民对附近的两座高山湖泊属都湖和碧塔海都珍爱有加。与神山一样，圣湖也是不得冒犯的。从未有人胆敢下水游泳，更不必说向湖中乱丢杂物了，甚至不能在湖边大声喊叫。重唇鱼和裂腹鱼是当地特有鱼种，也因藏民文化习俗中不吃鱼的禁忌而得到很好的保护。据70岁的LR介绍，尽管在食品匮乏的年代中，村中有4个塘专门划出来捕鱼，但捕鱼时间(3—4月)恰好与其繁殖期(6—9月)错开，保证了鱼种的有效繁衍；加上村中吃鱼的人家较少，本地藏民的捕鱼活动只是偶有进行。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前，上述两种鱼的种群数量变化不大。
2.聚落生态文化景观
R村所在的建塘镇是云南藏区一块面积较大的山间平坝。村落沿山脚基线南北向伸展，形成带状的整体布局。由于村民房屋大都建在山脚的缓坡地带，既保证了地基的安全，又最大限度地节约了稀缺的耕地资源。同时，这种布局形态也便于各户之间公平分配田地和就近耕作。
坝区的传统藏房形制为“土墙板屋”，多为三楹二层楼房。平面近似方形。楼上住人，楼下养畜。屋面坡度平缓、出檐深远，皆以木板覆盖，白石压之，整幢建筑楼深面广，墙体收分很大，外观形体朴素、稳重、雄峙美观。藏房的生态功能是建筑中极为注重的一个方面。如藏房的窗户一般较小，一方面，这是由于防寒需要而致夯土墙体较厚，为保持夯土的承重力，窗户不能开得过大；另一方面，则由于夏日高原阳光强烈，较小的窗户和层叠的窗檐使得阳光不会直晒室内，保持了室内的凉爽。藏房的厕所多设在二楼，外挑出来并与居室分离，厕位与粪坑距离较长，又有木质盖板隔离，且由于气候干燥寒冷，这种旱厕并无恶臭之味。其生态特性在于，它不但节约了冲厕用水，也无需修建污水排放管道和化粪池等卫生设施。
以农户为单元进行的围篱耕作是该村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村中耕作的传统作物是青稞和蔓菁，后又引入马铃薯和油菜。蔓菁是牲畜的主要饲料，其它作物则是村民自己食用。从每年农历二月十八青稞撒种开始，到9月底作物收获结束，R村的农田呈现出多样交错的景观，与错落在农田间的藏房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壮美画面。值得一提的是，R村的作物种植虽然是以各户为单位进行的，但家户之间的劳动互助常常自发进行。尤其在收割季节，各家都会结成若干小型团队一起劳作。这既保证了农时不被耽误，又体现了良好的社区关系。
在滇西北高山和亚高山地区，受海拔高差的影响，植被的垂直分布现象十分明显：每年3月，海拔3000米的地方植物已经复苏，海拔4000米却还是白雪皑皑；进入10月，高海拔地区开始冰冻，村寨附近仍相对温暖。R村按照垂直植被生长的季节性变化，设置了三类不同的牧场：冬季牧场主要是住屋周边已收割完毕的田地和荒坡， 春秋牧场为过渡性牧场，夏季牧场则散布在山间，三类牧场海拔渐次升高。通过合理的轮牧，不但牧群可以在不同季节获得营养最丰富的食物，而且有效保证了牧场生态的恢复。垂直放牧方式既有效利用了自然资源，又形成了可持续的生态循环经济。
三、旅游影响下的R村生态文化景观
1.R村旅游发展历史
历史时期，R村一直持续着半农半牧的低耗能生计方式，人与自然间也维持着较为稳定的生态平衡关系。20世纪60年代中期，云南迪庆州全境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商品材采伐，但由于R村村民坚持神山禁伐的祖训，使得地方政府最终放弃了对R村地域森林的开采计划，大片原始森林因而得到了保护。1984年，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建立，R村位于缓冲区范围内；1998年，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迪庆州全面禁伐森林；2006年。普达措国家公园挂牌成立，范围涵盖了原有的属都湖风景区和碧塔海自然保护区，R村也成为公园内唯一的自然村。
碧塔海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开发早在1993年就已经开始；1997年在当地政府的旅游促销推动下，大批团队游客进入该区域；2000年以后，碧塔海已成为迪庆州知名的旅游景区。与之毗邻的属都湖也从1999年不足1万人次的游客量跃升至2005年的19万人次。在碧塔海和属都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当地社区也自发参与旅游业。调查显示，碧塔海景区周边共有15个自然村参与了旅游服务，居民们通过牵马、出租服装、烧烤等旅游经营活动，户均年收益在2000元左右。得地利之便的R村还发展了数家家庭旅馆，旅游收入占当地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一度达到20—25％。国家公园成立之后，为便于进行管理和减轻旅游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公园管理方停止了村民自发形成的旅游服务接待活动，转而在公园内的3个游客服务区为R村村民提供了旅游就业机会。旅游经营实行按户轮流制，每户可以有3天时间在服务区内经营，33天一轮。在R村旅游发展的整个阶段中，旅游活动在为当地居民带来新的经济收入来源的同时，也对当地生态文化景观产生了一定影响。2.旅游对自然生态文化景观的影响在当地自发旅游阶段，牵马是村民一项重要的旅游收入来源。国家公园成立之前，碧塔海景区共有三支马队，近1000匹马。旅游旺季时，景区南线一带就有700余匹马同时参与经营。马匹在沿湖的林间便道的长期践踏，造成湖滨地表土裸露板结，生态系统退化；雨季来临时，马的排泄物又随雨水注入湖中，引起水体质量下降。据1999年4月和8月对属都湖的水质监测报告，大肠杆菌数量已达到230个／毫升，超过国家一类水质标准近77倍，高锰酸钾指数也超过国家标准的1.7—2倍，细菌数也接近国标临界值；碧塔海各项监测数据虽然没有明显变化，但高锰酸钾指数还是略有超标。
游客行为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环境。“只要景区游客一多，或碧塔海一开船，村里就会下雨”；游客在湖边大声喊叫也会招致天气突变。村民往往会将之归结为触怒了神灵，附着宗教和神话的藏族生态禁忌印证了高山生态环境的极度脆弱性。尽管村民们也意识到游客不当行为对环境的影响，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村民们对游客的干预能力十分有限；“我们看见游客乱丢垃圾、踩草地都会制止，但他们有时候不听，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自己克服一下，捡垃圾的时候多辛苦一下。要挣钱，没办法”。
而旅游对自然生态文化景观的更大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村里的老人LSD是老革命，但他的观点却并不“保守”：“以前神山是非常神圣的，有很多规矩。现在形势变了，有些规矩可以改一下。游客可以去参观村里的神山，但是不能祭拜”。在以发展为首要目标的中国旅游发展背景下，进入国家公园旅游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游客。大众游客对于藏族传统文化的肤浅理解和以个人为中心的旅游行为，很可能对当地藏民的宗教文化习俗产生亵渎，蕴涵于其中的生态文化理念也会随之遭到破坏。因此，在缺乏监控手段的情形下允许游客参观神山，是否会导致神山生态系统的变化，是不得而知的。
3.旅游对聚落生态文化景观的影响
旅游所带来的影响还体现在新建藏房的建筑结构和材料的变化上。传统藏房的牲畜多从一楼正面进出畜厩，因而院落环境较差。LR的新房将畜厩门改到房屋侧面，不但院落整洁了，而且一楼前半部也被改建成预备接待游客的房间；连接上下两层的楼梯则被移入廊内，便于雨季上下楼安全。LM家曾经从事过旅游接待活动，1995年建有老式二层藏房一幢；2007年11月又扩建了一楼砖木结构的3间偏房，并用空心砖修建了二楼厕所和一楼水房。当被问及扩建偏房及附属设施的原因时，颇有经济头脑的LM坦言是为了日后从事旅游接待做准备。尽管大多数藏民仍然喜欢使用木料建房，但普达措国家公园成立后，林木砍伐配额的限制和外购木材成本的提高还是给村民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从而不得不部分选择了造价相对较低的空心砖。
旅游对社区居民生计方式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这转而又折射到与人类依存度较高的农业生态景观上。当被问到“在旅游业发展的前提下，您是否还愿意从事原来的农耕活动?”这一问题时，R村村民的回答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年龄分段特征，40岁以上的村民几乎都表示愿意继续从事农耕活动，而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只有一位持肯定回答，部分村民则持折衷态度：“旅游发展好了，就不会种地了。”不愿继续维持既有生计方式的村民主要是认为“农业收成低，挣不了多少钱”或是“游客多了后没有时间再去种地了”。而持肯定态度的村民多是认为旅游收入不稳定或“种地是祖辈传下来的，不能丢掉”；也有村民视青稞为藏族的圣物，认为产量再低也必须种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社区居民对于青稞种植的疑虑态度已经隐含了未来该地区传统农业衰退的必然趋势。
旅游还对村民家畜饲养和牧业经营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R村传统藏民家中多饲养着牦牛、犏牛、黄牛、马和猪。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牵马曾是当地旅游的主要服务项目之一。当村民自有的马匹无法满足大量的游客需要时，便从外购买马匹，使得社区中马的数量急剧增长。但在2006年成立的国家公园取缔了景区内的旅游牵马活动后，村内各家马的数量又相应回落。旅游还使村民牧场的区域范围有所缩减。由于担心放牧的牛群会影响高山草甸景观，属都湖停车场附近牧场的放牧活动已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牧场面积的萎缩也势必会减少野外牧养牲畜的总量。
四、旅游发展背景下R村生态文化景观的重构
尽管旅游对社区生态文化景观的影响并非全是负面，如旅游发展可以使自然资源的工具性(作为生产材料)价值转化为审美价值，以及推动社区风貌的改观。但是，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旅游开发往往使社区传统文化陷于被动局面，进而加速了社区居民生态价值观的演变。社区文化对 于生态文化景观的形塑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R村位处滇西北三江并流带的生态脆弱地区，生态文化景观的维护更是不容忽视。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R村生态文化景观的重构迫切需要管理决策层、社区居民和规划者的共同参与和协作。
1.生态旅游产品的阶段化推进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替代大众旅游的新兴旅游方式已被国际公认，以自然为基础，学习或教育目标、可持续性是生态旅游的核心内涵。普达措国家公园规划之初，就将生态旅游作为公园最为重要的旅游产品推出。但考虑到国情，现今的中国生态旅游市场包含了大众生态游客和高端生态游客两种类型。与此相对应，普达措国家公园也规划了大众生态旅游和专业生态旅游两类产品。大众生态旅游本质上相似于自然观光旅游，游客对于自然生态知识的认知都较为表面化。因此，大众生态旅游产品推广的地域范围应该有所限制，并尽可能地利用专业生态旅游产品引导游客需求，逐步将一部分大众生态游客转化为专业生态游客。公园管理方必须有意识地分阶段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而非满足于当下大众生态游客带来的巨额经济收入。
2.生态旅游产品中文化内涵的发掘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早期的国家公园大都以不恰当的荒野概念和无人公园的自然，文化二分法，强迫原住民迁离其祖居地，并进一步结构及工具化了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与西方生态旅游以自然为基础的发展理念相区别的是，中国生态旅游发展所持有的是一种“人文自然”观，人类文化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对自然的审美和阐释往往附着了文化的印迹。这决定了在中国生态旅游产品的设计和经营中，必须将社区生态文化视作产品的基本内核。以普达措国家公园旅游解说系统为例，无论是游览车上的导游解说，还是地面的旅游解说牌，都存在内容简单、语言刻板的弊病；而2008年对公园游客的调查显示，希望通过藏民家访形式获得地方相关知识的游客在40％以上，但在藏民社区中长期积累的大量传统生态文化知识却只能在民间流传，无法传递给游客。“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与认同常常与特定地区的生态体系以及自然和文化资源紧密联系。原住民持续居住在其土地上的生存权力，不仅是他们的生计方式，也关系到其文化保存。因此，原住民正可作为有力的保育联盟，他们有着世代相传的土地利用经验，对祖居地有情感及精神的依附”。台湾太鲁阁国家公园中原住民运用母语、口传神话和传统风俗为游客讲述狩猎文化与地名缘由，达到了游客满意和文化传承的双重效果。这一案例表明，本地生态文化可以也应当是当地生态旅游产品最好的注解。
3.社区参与旅游管理和决策
社区参与是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一环。社区参与旅游有多个层次，由低到高，依次为：社区参与旅游就业、社区参与旅游管理、社区参与旅游决策。当前普达措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机制被定位为：政府主导，联合企业，引进第三方，在村委会的基础上，成立社区发展委员会统筹安排参与旅游发展。在这一旅游发展战略的安排下，R村居民参与旅游的机会十分有限，即使是租服装、卖烧烤等最为初级的从业方式，也需要按户轮流进行。在公园的管理层和决策层中，尚没有来自村社的代表。社区角色的弱化，必将导致以社区传统文化为内核的生态文化景观的空心化。不但景观的展现形式日益标本化和博物馆化，而且由于生态景观的原有功能无法得到新的置换，景观本身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因而，鼓励和吸收社区带头人进入公园的管理决策层是保证社区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利益分配机制公平合理
利益分配与社区参与是紧密相连的。虽然在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利益杠杆是撬动需求和投资意愿的有力工具，但是进入旅游经营的成熟阶段后，利益主体间的博弈是决定旅游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在国家公园成立后，R村被停止自发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公园则许诺给每户一定数额的补偿款，从2006至2008年共支付3年。但至今仅兑现了许诺款项的一半。利益分配问题上的矛盾会造成村民生态责任感的减弱。例如，对神山的保护本是藏民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做出的自觉反应，村民自发组织看山队，每年有一家轮流看山，工资由全体村民共同支付。但由于管理方和社区的利益冲突，使得部分村民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国家公园管理部门既然挣了钱，就应该由他们来负责神山的生态保护。因此，一个公平合理的旅游利益分配机制亟待建立，这个机制的运行目标不是使某一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各方综合利益的最大化。
5.传统生态文化的振兴
与早期研究者们众口一词地批评旅游给地方传统文化带来侵蚀的观点相反的是，晚近的研究中则较多地出现了旅游带来传统文化复兴的声音：“以前对内部公众具有宗教意义的仪式，可能会变成在外部公众面前富有文化意义的自我表现仪式；两者不一定相互排斥，也可能是相加的效应……对当地人而言，使用传统方式来阐释新现象，文化意义因此是连续的”。旅游不但为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了资金、设备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作为一种好的文化行销手段，提升地方文化的价值感。在R村旅游再次开发的前夜，如何既有效地维护当地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核，又要在尊重和理解的意义上凸显其经济价值，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新西兰毛利人在旅游发展中强化自身权力意识的案例，似乎可以提供一种思路：由地方民众自己来诠释生态文化的内涵，而不是刻意去讨好游客，始终把握话语主控权，才不会使传统生态文化衰退，旅游也才能持续发展。
五、结语
文化变迁是指由于文化自身的发展或异文化间的接触交流造成的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布迪厄认为，文化也是人的产物，是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性和适应性地改变的结果。旅游开发在为R村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无形中也改变着当地居民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而加速了传统生态文化景观的演化。因而，生态文化景观的演变更多是源自于其文化内质的变化。
但是，认为是旅游造成了藏族传统生态文化景观退化的观点是过于严苛的。尽管旅游给当地社会文化造成了诸多影响，却不是根本的诱因。实际上，全球化才是操纵传统文化变迁的无形之手，而旅游不过是其中的一条途径。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语境中，原住民语言中丰富的生态文化常常被剥离和简化；经济全球化更使得作物种植成为一种全球市场导向的产品，而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此，旅游仅仅是为当地带来了一种新的生计选择，社区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程度是他们做出抉择的关键要素。R村生态文化景观的变迁历程恰恰说明了，文化和生态的保育也是生存和发展权利基础之上的文化再生产，社区文化自觉性的成长需要在现代社会竞争中实现。
[责任编辑：李 官]
关键词：生态文化景观；旅游影响；文化变迁；藏族；R村
中图分类号：F59/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g)03—0066—06
在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其负面影响一直倍受西方学者关注。研究发现，地方文化的商品化常常是造成地方传统文化衰退的主要原因。但旅游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又常常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已有对于旅游影响的研究多将其区分为(自然)环境影响、经济影响和社会文化影响，对于环境影响与其它二者之间较少关联。而郑寒等对四川藏区的研究表明，旅游活动的介入对社区的生计体系会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削弱本地传统的生态价值观。本研究以云南一个藏族社区R村为案例，试图通过对该社区自然生态文化景观和聚落生态文化景观在旅游发展前后的对比，揭示出旅游对社区文化的影响是如何作用到当地的生态环境上，进而引起生态景观的变迁，并就旅游发展中的社区生态文化景观的重构提出建议。研究将为旅游发展下的生态保育理念注入重要的人文内涵。
一、案例点概况和研究数据的获取
R村位于迪庆州香格里拉县普达措国家公园“8”字形道路环线的中央，距离国家公园正门8千米，在滇西北著名高原湖泊属都湖和碧塔海之间。R村三面环山，平均海拔3000米，以亚高山灌木林为主的植被覆盖率较高，沼泽化草甸和湖泊散布山间谷地。至2008年10月，村内共有33户人家，162人，均为藏族。作为生态脆弱区的居民，世居在此的R村村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总结了一套与自然和睦共处的生态行为法则，以藏传佛教文化为核心的生态观念代代相传，至今仍然在当地社区的生态保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旅游开发之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外部世界的文化袭扰下，R村生态文化景观正经历着一个变迁过程。
2008年7—8月和2008年9—10月，课题组成员两次前往R村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调研。调研主要通过人户调查和深度访谈方式进行。在掌握R村所有家户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村中年长的老人、社区精英进行重点访谈。访谈过程中，主要采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个别不熟悉普通话的被访者则通过翻译(本村初中女生)进行转述。
二、R村传统生态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是附着于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在藏族文化的长期影响下，R村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生态文化景观。生态文化景观的内核是藏族传统生态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文化在当地社区居民宇宙观、生计模式和环境感知中的影响。按照与人类活动的关联程度，可以将这些景观分为自然生态文化景观和聚落生态文化景观两种类型。
1.自然生态文化景观
在云南藏区分布着众多神山、圣湖，神山为活佛或者寺院喇嘛认定，在神山上也多建有玛尼堆或佛塔，由此而成为重要的宗教场所。R村所依傍的神山有两种，一是针堆大神山，是全村居民共同尊奉的神山，但只有男人可以祭拜；二是村中最早定居的12户人家(未分家以前)各自的神山。藏区浓厚的佛教气氛为神山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村民们不但感恩于山神赐予他们栖息之地，而且对于神山上的草木鸟兽也格外敬畏。长期以来，村民们遵从着禁止在神山上伐木、采集或狩猎的约定。关于侵扰神山而遭报应的故事在R村老人口中不时可以听到。每年正月初二到十五，当地藏民还要到神山上烧香朝拜，祈求神山的保佑。云南藏区还普遍流传着“种一棵树延长5年寿命，损一棵树折寿5年”的说法。在这样的一种自发管理模式下，R村的神山大都保持着较为完好的生态系统。
“世上最纯洁的是水和母亲”，R村村民对附近的两座高山湖泊属都湖和碧塔海都珍爱有加。与神山一样，圣湖也是不得冒犯的。从未有人胆敢下水游泳，更不必说向湖中乱丢杂物了，甚至不能在湖边大声喊叫。重唇鱼和裂腹鱼是当地特有鱼种，也因藏民文化习俗中不吃鱼的禁忌而得到很好的保护。据70岁的LR介绍，尽管在食品匮乏的年代中，村中有4个塘专门划出来捕鱼，但捕鱼时间(3—4月)恰好与其繁殖期(6—9月)错开，保证了鱼种的有效繁衍；加上村中吃鱼的人家较少，本地藏民的捕鱼活动只是偶有进行。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前，上述两种鱼的种群数量变化不大。
2.聚落生态文化景观
R村所在的建塘镇是云南藏区一块面积较大的山间平坝。村落沿山脚基线南北向伸展，形成带状的整体布局。由于村民房屋大都建在山脚的缓坡地带，既保证了地基的安全，又最大限度地节约了稀缺的耕地资源。同时，这种布局形态也便于各户之间公平分配田地和就近耕作。
坝区的传统藏房形制为“土墙板屋”，多为三楹二层楼房。平面近似方形。楼上住人，楼下养畜。屋面坡度平缓、出檐深远，皆以木板覆盖，白石压之，整幢建筑楼深面广，墙体收分很大，外观形体朴素、稳重、雄峙美观。藏房的生态功能是建筑中极为注重的一个方面。如藏房的窗户一般较小，一方面，这是由于防寒需要而致夯土墙体较厚，为保持夯土的承重力，窗户不能开得过大；另一方面，则由于夏日高原阳光强烈，较小的窗户和层叠的窗檐使得阳光不会直晒室内，保持了室内的凉爽。藏房的厕所多设在二楼，外挑出来并与居室分离，厕位与粪坑距离较长，又有木质盖板隔离，且由于气候干燥寒冷，这种旱厕并无恶臭之味。其生态特性在于，它不但节约了冲厕用水，也无需修建污水排放管道和化粪池等卫生设施。
以农户为单元进行的围篱耕作是该村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村中耕作的传统作物是青稞和蔓菁，后又引入马铃薯和油菜。蔓菁是牲畜的主要饲料，其它作物则是村民自己食用。从每年农历二月十八青稞撒种开始，到9月底作物收获结束，R村的农田呈现出多样交错的景观，与错落在农田间的藏房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壮美画面。值得一提的是，R村的作物种植虽然是以各户为单位进行的，但家户之间的劳动互助常常自发进行。尤其在收割季节，各家都会结成若干小型团队一起劳作。这既保证了农时不被耽误，又体现了良好的社区关系。
在滇西北高山和亚高山地区，受海拔高差的影响，植被的垂直分布现象十分明显：每年3月，海拔3000米的地方植物已经复苏，海拔4000米却还是白雪皑皑；进入10月，高海拔地区开始冰冻，村寨附近仍相对温暖。R村按照垂直植被生长的季节性变化，设置了三类不同的牧场：冬季牧场主要是住屋周边已收割完毕的田地和荒坡， 春秋牧场为过渡性牧场，夏季牧场则散布在山间，三类牧场海拔渐次升高。通过合理的轮牧，不但牧群可以在不同季节获得营养最丰富的食物，而且有效保证了牧场生态的恢复。垂直放牧方式既有效利用了自然资源，又形成了可持续的生态循环经济。
三、旅游影响下的R村生态文化景观
1.R村旅游发展历史
历史时期，R村一直持续着半农半牧的低耗能生计方式，人与自然间也维持着较为稳定的生态平衡关系。20世纪60年代中期，云南迪庆州全境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商品材采伐，但由于R村村民坚持神山禁伐的祖训，使得地方政府最终放弃了对R村地域森林的开采计划，大片原始森林因而得到了保护。1984年，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建立，R村位于缓冲区范围内；1998年，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迪庆州全面禁伐森林；2006年。普达措国家公园挂牌成立，范围涵盖了原有的属都湖风景区和碧塔海自然保护区，R村也成为公园内唯一的自然村。
碧塔海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开发早在1993年就已经开始；1997年在当地政府的旅游促销推动下，大批团队游客进入该区域；2000年以后，碧塔海已成为迪庆州知名的旅游景区。与之毗邻的属都湖也从1999年不足1万人次的游客量跃升至2005年的19万人次。在碧塔海和属都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当地社区也自发参与旅游业。调查显示，碧塔海景区周边共有15个自然村参与了旅游服务，居民们通过牵马、出租服装、烧烤等旅游经营活动，户均年收益在2000元左右。得地利之便的R村还发展了数家家庭旅馆，旅游收入占当地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一度达到20—25％。国家公园成立之后，为便于进行管理和减轻旅游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公园管理方停止了村民自发形成的旅游服务接待活动，转而在公园内的3个游客服务区为R村村民提供了旅游就业机会。旅游经营实行按户轮流制，每户可以有3天时间在服务区内经营，33天一轮。在R村旅游发展的整个阶段中，旅游活动在为当地居民带来新的经济收入来源的同时，也对当地生态文化景观产生了一定影响。2.旅游对自然生态文化景观的影响在当地自发旅游阶段，牵马是村民一项重要的旅游收入来源。国家公园成立之前，碧塔海景区共有三支马队，近1000匹马。旅游旺季时，景区南线一带就有700余匹马同时参与经营。马匹在沿湖的林间便道的长期践踏，造成湖滨地表土裸露板结，生态系统退化；雨季来临时，马的排泄物又随雨水注入湖中，引起水体质量下降。据1999年4月和8月对属都湖的水质监测报告，大肠杆菌数量已达到230个／毫升，超过国家一类水质标准近77倍，高锰酸钾指数也超过国家标准的1.7—2倍，细菌数也接近国标临界值；碧塔海各项监测数据虽然没有明显变化，但高锰酸钾指数还是略有超标。
游客行为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环境。“只要景区游客一多，或碧塔海一开船，村里就会下雨”；游客在湖边大声喊叫也会招致天气突变。村民往往会将之归结为触怒了神灵，附着宗教和神话的藏族生态禁忌印证了高山生态环境的极度脆弱性。尽管村民们也意识到游客不当行为对环境的影响，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村民们对游客的干预能力十分有限；“我们看见游客乱丢垃圾、踩草地都会制止，但他们有时候不听，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自己克服一下，捡垃圾的时候多辛苦一下。要挣钱，没办法”。
而旅游对自然生态文化景观的更大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村里的老人LSD是老革命，但他的观点却并不“保守”：“以前神山是非常神圣的，有很多规矩。现在形势变了，有些规矩可以改一下。游客可以去参观村里的神山，但是不能祭拜”。在以发展为首要目标的中国旅游发展背景下，进入国家公园旅游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游客。大众游客对于藏族传统文化的肤浅理解和以个人为中心的旅游行为，很可能对当地藏民的宗教文化习俗产生亵渎，蕴涵于其中的生态文化理念也会随之遭到破坏。因此，在缺乏监控手段的情形下允许游客参观神山，是否会导致神山生态系统的变化，是不得而知的。
3.旅游对聚落生态文化景观的影响
旅游所带来的影响还体现在新建藏房的建筑结构和材料的变化上。传统藏房的牲畜多从一楼正面进出畜厩，因而院落环境较差。LR的新房将畜厩门改到房屋侧面，不但院落整洁了，而且一楼前半部也被改建成预备接待游客的房间；连接上下两层的楼梯则被移入廊内，便于雨季上下楼安全。LM家曾经从事过旅游接待活动，1995年建有老式二层藏房一幢；2007年11月又扩建了一楼砖木结构的3间偏房，并用空心砖修建了二楼厕所和一楼水房。当被问及扩建偏房及附属设施的原因时，颇有经济头脑的LM坦言是为了日后从事旅游接待做准备。尽管大多数藏民仍然喜欢使用木料建房，但普达措国家公园成立后，林木砍伐配额的限制和外购木材成本的提高还是给村民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从而不得不部分选择了造价相对较低的空心砖。
旅游对社区居民生计方式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这转而又折射到与人类依存度较高的农业生态景观上。当被问到“在旅游业发展的前提下，您是否还愿意从事原来的农耕活动?”这一问题时，R村村民的回答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年龄分段特征，40岁以上的村民几乎都表示愿意继续从事农耕活动，而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只有一位持肯定回答，部分村民则持折衷态度：“旅游发展好了，就不会种地了。”不愿继续维持既有生计方式的村民主要是认为“农业收成低，挣不了多少钱”或是“游客多了后没有时间再去种地了”。而持肯定态度的村民多是认为旅游收入不稳定或“种地是祖辈传下来的，不能丢掉”；也有村民视青稞为藏族的圣物，认为产量再低也必须种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社区居民对于青稞种植的疑虑态度已经隐含了未来该地区传统农业衰退的必然趋势。
旅游还对村民家畜饲养和牧业经营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R村传统藏民家中多饲养着牦牛、犏牛、黄牛、马和猪。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牵马曾是当地旅游的主要服务项目之一。当村民自有的马匹无法满足大量的游客需要时，便从外购买马匹，使得社区中马的数量急剧增长。但在2006年成立的国家公园取缔了景区内的旅游牵马活动后，村内各家马的数量又相应回落。旅游还使村民牧场的区域范围有所缩减。由于担心放牧的牛群会影响高山草甸景观，属都湖停车场附近牧场的放牧活动已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牧场面积的萎缩也势必会减少野外牧养牲畜的总量。
四、旅游发展背景下R村生态文化景观的重构
尽管旅游对社区生态文化景观的影响并非全是负面，如旅游发展可以使自然资源的工具性(作为生产材料)价值转化为审美价值，以及推动社区风貌的改观。但是，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旅游开发往往使社区传统文化陷于被动局面，进而加速了社区居民生态价值观的演变。社区文化对 于生态文化景观的形塑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R村位处滇西北三江并流带的生态脆弱地区，生态文化景观的维护更是不容忽视。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R村生态文化景观的重构迫切需要管理决策层、社区居民和规划者的共同参与和协作。
1.生态旅游产品的阶段化推进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替代大众旅游的新兴旅游方式已被国际公认，以自然为基础，学习或教育目标、可持续性是生态旅游的核心内涵。普达措国家公园规划之初，就将生态旅游作为公园最为重要的旅游产品推出。但考虑到国情，现今的中国生态旅游市场包含了大众生态游客和高端生态游客两种类型。与此相对应，普达措国家公园也规划了大众生态旅游和专业生态旅游两类产品。大众生态旅游本质上相似于自然观光旅游，游客对于自然生态知识的认知都较为表面化。因此，大众生态旅游产品推广的地域范围应该有所限制，并尽可能地利用专业生态旅游产品引导游客需求，逐步将一部分大众生态游客转化为专业生态游客。公园管理方必须有意识地分阶段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而非满足于当下大众生态游客带来的巨额经济收入。
2.生态旅游产品中文化内涵的发掘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早期的国家公园大都以不恰当的荒野概念和无人公园的自然，文化二分法，强迫原住民迁离其祖居地，并进一步结构及工具化了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与西方生态旅游以自然为基础的发展理念相区别的是，中国生态旅游发展所持有的是一种“人文自然”观，人类文化与自然是融为一体的，对自然的审美和阐释往往附着了文化的印迹。这决定了在中国生态旅游产品的设计和经营中，必须将社区生态文化视作产品的基本内核。以普达措国家公园旅游解说系统为例，无论是游览车上的导游解说，还是地面的旅游解说牌，都存在内容简单、语言刻板的弊病；而2008年对公园游客的调查显示，希望通过藏民家访形式获得地方相关知识的游客在40％以上，但在藏民社区中长期积累的大量传统生态文化知识却只能在民间流传，无法传递给游客。“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与认同常常与特定地区的生态体系以及自然和文化资源紧密联系。原住民持续居住在其土地上的生存权力，不仅是他们的生计方式，也关系到其文化保存。因此，原住民正可作为有力的保育联盟，他们有着世代相传的土地利用经验，对祖居地有情感及精神的依附”。台湾太鲁阁国家公园中原住民运用母语、口传神话和传统风俗为游客讲述狩猎文化与地名缘由，达到了游客满意和文化传承的双重效果。这一案例表明，本地生态文化可以也应当是当地生态旅游产品最好的注解。
3.社区参与旅游管理和决策
社区参与是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一环。社区参与旅游有多个层次，由低到高，依次为：社区参与旅游就业、社区参与旅游管理、社区参与旅游决策。当前普达措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机制被定位为：政府主导，联合企业，引进第三方，在村委会的基础上，成立社区发展委员会统筹安排参与旅游发展。在这一旅游发展战略的安排下，R村居民参与旅游的机会十分有限，即使是租服装、卖烧烤等最为初级的从业方式，也需要按户轮流进行。在公园的管理层和决策层中，尚没有来自村社的代表。社区角色的弱化，必将导致以社区传统文化为内核的生态文化景观的空心化。不但景观的展现形式日益标本化和博物馆化，而且由于生态景观的原有功能无法得到新的置换，景观本身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因而，鼓励和吸收社区带头人进入公园的管理决策层是保证社区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利益分配机制公平合理
利益分配与社区参与是紧密相连的。虽然在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利益杠杆是撬动需求和投资意愿的有力工具，但是进入旅游经营的成熟阶段后，利益主体间的博弈是决定旅游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在国家公园成立后，R村被停止自发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公园则许诺给每户一定数额的补偿款，从2006至2008年共支付3年。但至今仅兑现了许诺款项的一半。利益分配问题上的矛盾会造成村民生态责任感的减弱。例如，对神山的保护本是藏民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做出的自觉反应，村民自发组织看山队，每年有一家轮流看山，工资由全体村民共同支付。但由于管理方和社区的利益冲突，使得部分村民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国家公园管理部门既然挣了钱，就应该由他们来负责神山的生态保护。因此，一个公平合理的旅游利益分配机制亟待建立，这个机制的运行目标不是使某一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各方综合利益的最大化。
5.传统生态文化的振兴
与早期研究者们众口一词地批评旅游给地方传统文化带来侵蚀的观点相反的是，晚近的研究中则较多地出现了旅游带来传统文化复兴的声音：“以前对内部公众具有宗教意义的仪式，可能会变成在外部公众面前富有文化意义的自我表现仪式；两者不一定相互排斥，也可能是相加的效应……对当地人而言，使用传统方式来阐释新现象，文化意义因此是连续的”。旅游不但为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了资金、设备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作为一种好的文化行销手段，提升地方文化的价值感。在R村旅游再次开发的前夜，如何既有效地维护当地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核，又要在尊重和理解的意义上凸显其经济价值，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新西兰毛利人在旅游发展中强化自身权力意识的案例，似乎可以提供一种思路：由地方民众自己来诠释生态文化的内涵，而不是刻意去讨好游客，始终把握话语主控权，才不会使传统生态文化衰退，旅游也才能持续发展。
五、结语
文化变迁是指由于文化自身的发展或异文化间的接触交流造成的文化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布迪厄认为，文化也是人的产物，是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性和适应性地改变的结果。旅游开发在为R村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无形中也改变着当地居民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而加速了传统生态文化景观的演化。因而，生态文化景观的演变更多是源自于其文化内质的变化。
但是，认为是旅游造成了藏族传统生态文化景观退化的观点是过于严苛的。尽管旅游给当地社会文化造成了诸多影响，却不是根本的诱因。实际上，全球化才是操纵传统文化变迁的无形之手，而旅游不过是其中的一条途径。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语境中，原住民语言中丰富的生态文化常常被剥离和简化；经济全球化更使得作物种植成为一种全球市场导向的产品，而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此，旅游仅仅是为当地带来了一种新的生计选择，社区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程度是他们做出抉择的关键要素。R村生态文化景观的变迁历程恰恰说明了，文化和生态的保育也是生存和发展权利基础之上的文化再生产，社区文化自觉性的成长需要在现代社会竞争中实现。
[责任编辑：李 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