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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丽萍（1987— ），女，山东临沂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
摘 要：发式问题贯穿着清王朝的建立与灭亡，曾经作为清王朝压迫汉人的标志和手段的辫子在革命者手中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革命党人的宣传、民众的觉醒使得辛亥时期剪辫风潮风起云涌席卷中华大地，囊括了社会各阶级。从政府政要到普通民众，从政府法令到民众自觉，尽管各种保守势力和部分愚昧群众竭力阻碍剪辫的实施，但始终无法抵挡中国在民俗上迈向近代化的步伐。
关键词：辛亥革命；剪辫宣传；剪辫风潮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38-02
一、革命派的剪辫宣传及剪辫风潮的兴起
（一）革命党人的剪辫宣传
革命党人首先对辫子的不合时宜进行了猛烈抨击。“法无论古今，以宜时不宜时为断；制无问中外，以便民不便民为断。今之辫服，牵掣行动，妨碍操作，游历他邦，则都市腾笑，申申骂予；于时为不宜，于民为不便，稍窥世变者，已熟察而稔知之矣。”[1]且“人与人相处，最易生感情者莫性情言语衣服装束。……若夫衣服装束，则一望即见，与己同者则安之，与己异者则骇之，与己同者则喜之，与己异者则恶之”，辫子使华人衣服装束异于洋人，因此“外人或讥之以言，或踢之以足”。[2]《论辫发原由》还抨击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荒谬论调，“结发之风，历四千年未有异矣，……而满清遂席卷中夏，所躏名城，皆令薙发，不薙发者，则尽行屠戮。”指出薙发并非祖宗之法，而是满清入关强加于祖宗的酷法，“固我汉皇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满洲之一大纪念碑也。”[3]
和以往不同的是，革命派剪辫的动机是将剪辫作为反抗清王朝的革命手段。他们认为“当某人已经留起当局所要求的发式以后，除非割去他的辫子，便很难通过他的发式对当局提出突然的并具有象征意义的挑战。”[5]《黄帝魂》中刊载的《论辫发的自由》一文写道：“欲去满清之藩篱，必去满洲之形状，举此累赘恶浊烦恼之物，一朝而除去之，而后彼之政治乃可得而尽革也。”在冯自由撰写的《革命逸史》中所记述的大约二百七十个条目中，第一条便是“革命二字之由来”，第二条便是“孙陈剪发易服”，由此可见当时“以去不去辫，为尊王、革命两党之一大标识”的政治气候。
（二）辛亥前后的剪辫风潮
在革命党的宣传下，辛亥革命前夕就掀起了一股剪辫风潮。1903年的“拒俄运动”和1904年以后的练兵将这股剪辫风潮推向高潮。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俄军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清政府的屈辱卖国激起留日学生的愤慨，他们召开大会发表宣言，否认清政府与俄政府签订的新约并组织拒俄义勇队。清政府的镇压迫使拒俄运动由爱国运动发展为排满运动。运动中，黄兴、陈天华等人痛快的剪去辫子。国内学生和各界人士也热烈响应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全国各地的学生集会演讲、上书请愿、组织拒俄团体，大大推动了剪辫运动的发展。蔡元培也剪掉辫子，发起组织上海《爱国学社》的拒俄义勇队。1904年军队改易军服引起了政府内部对辫子去留的大讨论。在新式军事学堂中，剪辫运动屡见不鲜。1907年查光佛剪辫后加入清军第41标，被人戏称为“查和尚”。[6]1910年山西陆军学堂发生集体剪辫事件。1911年春，武昌军事学堂新军学生纷纷剪辫……
辛亥革命之后，有了国家机器的政治压力，剪辫之风席卷全国，成为维护共和的象征。武昌首义后，武汉地区开始大规模的剪辫运动。首义第二日凌晨，陆军第三中学学生响应起义，纷纷剪掉发辫。武昌革命政府颁布的《宣布满洲政府罪状檄》痛斥了清政府借发辫血腥压迫人民的罪恶，召令没收不剪辫子的机关人员的证章，拒发不剪辫子的士兵月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发布了剪辫法令。孙中山在《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中称：“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国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以除虏俗，以壮观瞻。”[7]除了政府的法令，各地涌现的“剪辫团”、“剪发易服宣讲会”等团体和组织为民初的剪发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1917年，“民国成立，于今六载，南方人民久已将发辫剪除净绝，间有垂垂拖豚尾者，亦千百人中之一、二耳”。[8]1921年末代皇帝溥仪剪掉辫子，标志着辫子最终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9]
（三）剪辫运动的艰难历程
剪辫之风虽然盛行，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辛亥革命成功前主要阻力是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和封建遗老遗少的顽固不化。他们将对清廷的衷心寄托在辫子上，视辫子重于生命，一些官员宣称“头可断，辫不可剪”。在山东，孙宝琦“遍设侦探，凡剪辫之人，几无一不有侦探随其后”，拷问时“凡无辫者过三堂，有辫者过一堂或两堂者不等。”[10]在奉天，张作霖亦大肆捕杀剪辫的革命者及群众，“率带党羽三百余贼，每夜分投烧抢惨杀，凡剪发易服之人，无一幸免，陈尸累累，惨不忍观。”[11]
经过几个世纪的沉淀，辫子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俗，具有了相当的稳定性和凝固性，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政府已经公布要把辫子剪去，但很多汉人由于习惯势力，……对于这根猪尾巴，反而恋恋不舍起来，不肯剪掉。”[12]在革命权威之下，剪除发辫发展成为了一场严肃的政治运动，剪辫的实施开始脱离正常轨道，一些非常措施相继出炉。英国驻南京领事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驻在南京的浙江部队用很特殊的方式庆祝孙文博士当选为临时总统。白天，他们的队伍带着剪刀做武器在各主要街道游行，对他们遇到所有那些蓄辩的中国人，一律用剪刀剪去辫子。他们不分老幼贫富，所有人的辫子都遭到同样的命运。”而这些人“完全是遭到突然袭击，没有机会避免士兵们在旁观者的嘲笑中当众强迫剪辫所带给受害人的那种侮辱。”[13]
非常措施的出炉、剪辫暴力的实施激起人民的不满，形成了一股有组织的反对剪辫浪潮。由于对剪辫易服行为缺乏理解，清末山东的剪辫现象并不普遍，“不过华侨、学生、教徒三种人间有之而已”。[14]到民国初年，山东的剪发与反剪发斗争异常惨烈，甚至酿成血案。当然这些民众的反抗只是守旧拒新的本能反应，与张勋为清政府唱挽歌并伺机复辟的辫子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三、小结
本无意义的发式自明末清初开始被赋予政治意义到民国后逐渐褪下政治的外衣，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发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时而是王权统治的象征，时而是反抗王权的武器。吃尽发辫苦头的大文豪鲁迅在《头发的故事》中感慨“为了这不痛不痒的头发”不知道多少中国人“吃些毫无价值的苦”。但正如辜鸿铭所说“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15]剪掉脑袋上的辫子只是形式，重要的是如何剪掉深深植根于人民脑袋里面的皇权思想的辫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过程中，要重视政府的政策引导，也要避免高压政策和暴力手段所导致的民愤。
参考文献：
[1][4]张枬，王忍之.剪辫易服说[A].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472-473；474.
[2]论辫发原由，清议报全编二十六。
[3]邹容著.冯小琴评注.革命军[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8．
[5]（美）孔飞力著.陈兼等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上海：三联书店，1999：66-67．
[6]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8．
[7]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25．
[8]郭学旺.孙中山与中国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257．
[9]王冬芳.迈向近代：剪辫与放足[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136．
[10]郭孝成著.山东独立状况[A].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7）[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328-330．
[11]郭孝成著.东三省革命纪事[A].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7）[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397-398．
[12]杨雨辰.辛亥革命回忆录（8）[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434．
[13]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Z].北京：中华书局，1984：448．
[14]南村草堂笔记，Vol.1。
[15]辜鸿铭.辜鸿铭讲国学•在德不在辫[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264．
摘 要：发式问题贯穿着清王朝的建立与灭亡，曾经作为清王朝压迫汉人的标志和手段的辫子在革命者手中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革命党人的宣传、民众的觉醒使得辛亥时期剪辫风潮风起云涌席卷中华大地，囊括了社会各阶级。从政府政要到普通民众，从政府法令到民众自觉，尽管各种保守势力和部分愚昧群众竭力阻碍剪辫的实施，但始终无法抵挡中国在民俗上迈向近代化的步伐。
关键词：辛亥革命；剪辫宣传；剪辫风潮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38-02
一、革命派的剪辫宣传及剪辫风潮的兴起
（一）革命党人的剪辫宣传
革命党人首先对辫子的不合时宜进行了猛烈抨击。“法无论古今，以宜时不宜时为断；制无问中外，以便民不便民为断。今之辫服，牵掣行动，妨碍操作，游历他邦，则都市腾笑，申申骂予；于时为不宜，于民为不便，稍窥世变者，已熟察而稔知之矣。”[1]且“人与人相处，最易生感情者莫性情言语衣服装束。……若夫衣服装束，则一望即见，与己同者则安之，与己异者则骇之，与己同者则喜之，与己异者则恶之”，辫子使华人衣服装束异于洋人，因此“外人或讥之以言，或踢之以足”。[2]《论辫发原由》还抨击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荒谬论调，“结发之风，历四千年未有异矣，……而满清遂席卷中夏，所躏名城，皆令薙发，不薙发者，则尽行屠戮。”指出薙发并非祖宗之法，而是满清入关强加于祖宗的酷法，“固我汉皇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满洲之一大纪念碑也。”[3]
和以往不同的是，革命派剪辫的动机是将剪辫作为反抗清王朝的革命手段。他们认为“当某人已经留起当局所要求的发式以后，除非割去他的辫子，便很难通过他的发式对当局提出突然的并具有象征意义的挑战。”[5]《黄帝魂》中刊载的《论辫发的自由》一文写道：“欲去满清之藩篱，必去满洲之形状，举此累赘恶浊烦恼之物，一朝而除去之，而后彼之政治乃可得而尽革也。”在冯自由撰写的《革命逸史》中所记述的大约二百七十个条目中，第一条便是“革命二字之由来”，第二条便是“孙陈剪发易服”，由此可见当时“以去不去辫，为尊王、革命两党之一大标识”的政治气候。
（二）辛亥前后的剪辫风潮
在革命党的宣传下，辛亥革命前夕就掀起了一股剪辫风潮。1903年的“拒俄运动”和1904年以后的练兵将这股剪辫风潮推向高潮。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俄军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清政府的屈辱卖国激起留日学生的愤慨，他们召开大会发表宣言，否认清政府与俄政府签订的新约并组织拒俄义勇队。清政府的镇压迫使拒俄运动由爱国运动发展为排满运动。运动中，黄兴、陈天华等人痛快的剪去辫子。国内学生和各界人士也热烈响应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全国各地的学生集会演讲、上书请愿、组织拒俄团体，大大推动了剪辫运动的发展。蔡元培也剪掉辫子，发起组织上海《爱国学社》的拒俄义勇队。1904年军队改易军服引起了政府内部对辫子去留的大讨论。在新式军事学堂中，剪辫运动屡见不鲜。1907年查光佛剪辫后加入清军第41标，被人戏称为“查和尚”。[6]1910年山西陆军学堂发生集体剪辫事件。1911年春，武昌军事学堂新军学生纷纷剪辫……
辛亥革命之后，有了国家机器的政治压力，剪辫之风席卷全国，成为维护共和的象征。武昌首义后，武汉地区开始大规模的剪辫运动。首义第二日凌晨，陆军第三中学学生响应起义，纷纷剪掉发辫。武昌革命政府颁布的《宣布满洲政府罪状檄》痛斥了清政府借发辫血腥压迫人民的罪恶，召令没收不剪辫子的机关人员的证章，拒发不剪辫子的士兵月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发布了剪辫法令。孙中山在《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中称：“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国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以除虏俗，以壮观瞻。”[7]除了政府的法令，各地涌现的“剪辫团”、“剪发易服宣讲会”等团体和组织为民初的剪发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1917年，“民国成立，于今六载，南方人民久已将发辫剪除净绝，间有垂垂拖豚尾者，亦千百人中之一、二耳”。[8]1921年末代皇帝溥仪剪掉辫子，标志着辫子最终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9]
（三）剪辫运动的艰难历程
剪辫之风虽然盛行，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辛亥革命成功前主要阻力是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和封建遗老遗少的顽固不化。他们将对清廷的衷心寄托在辫子上，视辫子重于生命，一些官员宣称“头可断，辫不可剪”。在山东，孙宝琦“遍设侦探，凡剪辫之人，几无一不有侦探随其后”，拷问时“凡无辫者过三堂，有辫者过一堂或两堂者不等。”[10]在奉天，张作霖亦大肆捕杀剪辫的革命者及群众，“率带党羽三百余贼，每夜分投烧抢惨杀，凡剪发易服之人，无一幸免，陈尸累累，惨不忍观。”[11]
经过几个世纪的沉淀，辫子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俗，具有了相当的稳定性和凝固性，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政府已经公布要把辫子剪去，但很多汉人由于习惯势力，……对于这根猪尾巴，反而恋恋不舍起来，不肯剪掉。”[12]在革命权威之下，剪除发辫发展成为了一场严肃的政治运动，剪辫的实施开始脱离正常轨道，一些非常措施相继出炉。英国驻南京领事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驻在南京的浙江部队用很特殊的方式庆祝孙文博士当选为临时总统。白天，他们的队伍带着剪刀做武器在各主要街道游行，对他们遇到所有那些蓄辩的中国人，一律用剪刀剪去辫子。他们不分老幼贫富，所有人的辫子都遭到同样的命运。”而这些人“完全是遭到突然袭击，没有机会避免士兵们在旁观者的嘲笑中当众强迫剪辫所带给受害人的那种侮辱。”[13]
非常措施的出炉、剪辫暴力的实施激起人民的不满，形成了一股有组织的反对剪辫浪潮。由于对剪辫易服行为缺乏理解，清末山东的剪辫现象并不普遍，“不过华侨、学生、教徒三种人间有之而已”。[14]到民国初年，山东的剪发与反剪发斗争异常惨烈，甚至酿成血案。当然这些民众的反抗只是守旧拒新的本能反应，与张勋为清政府唱挽歌并伺机复辟的辫子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三、小结
本无意义的发式自明末清初开始被赋予政治意义到民国后逐渐褪下政治的外衣，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发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时而是王权统治的象征，时而是反抗王权的武器。吃尽发辫苦头的大文豪鲁迅在《头发的故事》中感慨“为了这不痛不痒的头发”不知道多少中国人“吃些毫无价值的苦”。但正如辜鸿铭所说“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15]剪掉脑袋上的辫子只是形式，重要的是如何剪掉深深植根于人民脑袋里面的皇权思想的辫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过程中，要重视政府的政策引导，也要避免高压政策和暴力手段所导致的民愤。
参考文献：
[1][4]张枬，王忍之.剪辫易服说[A].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472-473；474.
[2]论辫发原由，清议报全编二十六。
[3]邹容著.冯小琴评注.革命军[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8．
[5]（美）孔飞力著.陈兼等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上海：三联书店，1999：66-67．
[6]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8．
[7]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25．
[8]郭学旺.孙中山与中国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257．
[9]王冬芳.迈向近代：剪辫与放足[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136．
[10]郭孝成著.山东独立状况[A].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7）[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328-330．
[11]郭孝成著.东三省革命纪事[A].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7）[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397-398．
[12]杨雨辰.辛亥革命回忆录（8）[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434．
[13]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Z].北京：中华书局，1984：448．
[14]南村草堂笔记，Vol.1。
[15]辜鸿铭.辜鸿铭讲国学•在德不在辫[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