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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自然和土地亲密接触，以色列的基布兹集体农场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独特存在，一度是人类合作生存的典范之作。“归隐田园”的理想也长久存在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然而桃花源式的生活，终究走向失败的美丽，很大程度上揭示出所谓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与现实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
“基布兹”的理想与现实
“无人出工的日子，小村智能化地安排着人们每日需要的一切：面包在烤箱里慢慢地翻滚，锃亮的钢刀穿过砖那么厚的豆腐块，横三刀，竖四刀，西芹从刀刃上走过，变成一段一段的，白菜哗哗地卸掉层层叶片，一百多只西红柿排着队跳下水池冲洗干净，钢勺将它们挨个拍扁，扔进炖锅里同鸡蛋会合……水枪吱吱地叫，肥皂沫漫过了食堂的地板，葡萄酒迹和腌橄榄的咸浆随水漂去。”
这是《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中“基布兹”生活的一个碎片，书中完整展现了基布兹的世界，衣、食、起、居，劳作和冥想。
2012年夏季，中国作家云也退在以色列东南部沙漠边缘隐居，以志愿者身份住进著名的内奥·茨马达基布兹，基布兹是有以色列特色的集体农场，那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里激情、关注和澄澈合一，视野、生命和行动一体，那里“人们所做的专享的事，就是让一切变得正常，不是完美，不要更好，只是正常”。
在那里，作者第一次感受到内心真正的和谐——
根本没人在乎你有什么特长，你过去做过什么，更不会在意你有什么缺陷、不足。没有特权，也没有歧视。所有人都在一起劳动，无论乐队明星、建筑师、教授，还是盲流抑或百万富翁——都没有区别，也不能有区别。
“今夕何夕？中东的酷暑之夜，内奥·茨马达把时间都冰冻了起来，而四季依然轮转，羊群还在哒哒地散步，嘁嘁嚓嚓地吃草，星星点点的种籽随风飘扬……足够止住所有的思考，安放未有寄托的人心了。”
基布兹这个人民公社性质的集体农场，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独特存在，它也是以色列国家的骄傲，一度是人类合作生存的典范之作。然而它也终于走向穷途末路。
桃花源式的生活，终究走向失败的美丽。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晋代诗人陶渊明于《桃花源记》中，借渔人的经历，描写出了“桃花源”这一极具乌托邦色彩的美妙之乡。那里没有烦恼，没有变化，所有居民其乐融融，丝毫不用担心外界的纷争战乱。
想象力是人类少有的几样不会匮乏的资源之一。同样，压力与困难也时常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乌托邦，美妙而自由的所在、精神与幻想的载体，自然从不缺席。乌托邦式艺术往往都寄托着对于和平、富裕或未来的向往。
自古以来，人类的幻想中时常出现此类极度完美、没有任何缺陷或问题的所在;不论是在宗教、政治还是经济中，都存在这样一个乌托邦的概念。
看这句以色列人的话：“哪里有什么事业是可以放弃的呀？哪里有什么事业，比感觉到自己活着更加有意义。”
但基布兹并非简单的、田园牧歌般的、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生活的社会，它的云图中需要对人性极大的克制才能达到的纯洁与平等，它与自由相悖。
基布兹社区，原先大多以农业为主。随时代的发展，工业基布兹、科技基布兹越来越普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让发挥核心作用的工程师、教授与老弱劳力者的报酬相差无几，影响了国外精英的回归，也造成大量技术人才的外流。即使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基布兹农庄，成员们清教徒式的劳动热情已大不如以前。激励机制的缺乏，人浮于事，出工不出力现象剧增，很多基布兹社区已经负债累累。
说到底，文化、经济、政治、社会都是一体前进的，不可能有一个超越某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突出发展，即使有也会很快遇到瓶颈。
正如赫胥黎在二十世纪最经典的反乌托邦文学《美丽新世界》所描绘，在这个虚构的社会里，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受到社会的控制。生物控制技术的发展，让人类沦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治人物手中的玩偶——这种统治甚至从基因和胎儿阶段就开始了。正是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性代替了爱，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最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創造力。
乡村、城市乌托邦之问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归隐田园”的理想长久存在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在一切都变得太快、个人无法把握自身境遇的现代社会，“归隐”这个前现代的愿景更成了人们的普遍需求。他们试图从音乐、诗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各种文学体裁作品中探索乌托邦“精神”。
青岛的唐冠华和邢振夫妻选择一种不同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创立“南部生活”，他们的最大理想是用20年实现一个边缘群体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样本社区。
自给自足生活方式的先驱人物约翰·西蒙在1976年出版了《自给自足生活指南》一书，被全球倡导回归自然的人群奉为宝典。
1973年，法国利芒，像很多那个年代成立起来的社区一样，他们的发起人是一群嬉皮士，激进的学生和工人。时值美国在越南发起战争，反战之声蔓延于二战后出生的和平一代。他们不满于国家机器的强势，也发现了资本不能承诺的誓言，他们在远离城市的农村里，重新构建了一个属于草根、颠覆式的农业社区。
除此之外，还有葡萄牙的塔美拉社区，德国的哲歌社区，英国的舒马赫学院。国内位于河南驻马店的绿色方舟社区、内蒙古的犴达罕营地也都在进行类似的尝试。
对城市生活的怀疑，对回归乡村生活的向往，在中国的渊源早已有之。
“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潮之一就是“新村运动”，意图建立一个乌托邦理想社会，让一群理想主义者聚集在一处，建造“新村”：财产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边读书、讨论，一边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
民国时期有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在先，而今我们也曾有欧宁发起的“碧山计划”。其中自然有不少值得怀念的经验与成绩，但“碧山计划”之死，令人忍不住发问：今日的中国乡村，还能否成为寄托我们理想的、城市生活之外的乌托邦？
欧宁曾表达自己对碧山计划所面临的困境的反思：“今天面临的困境，不断重复民国时期的困境。”知识分子的介入，让乡村的维度更为广博而复杂，很大程度上揭示出所谓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与现实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
如果人们认为城市就是理想中的生活之地，未来科技会更加发达、各种功能完善、社会问题也都不存在，那乡村也许就是“反乌托邦”的。
“就像过去一样，我们现在想要的幸福是指别样的当下，而非更加美好的未来。”正如克里尚·库马尔的描述，“乌托邦”原本就是指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按照全球化世界的逻辑，乌托邦已经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乌托邦”（Utopia）中的“u”代表“没有”，失去了“处所”（topos），就成了无家可归、飘忽不定，便不再指望找到其祖先，“重新嵌进去”。
“基布兹”的理想与现实
“无人出工的日子，小村智能化地安排着人们每日需要的一切：面包在烤箱里慢慢地翻滚，锃亮的钢刀穿过砖那么厚的豆腐块，横三刀，竖四刀，西芹从刀刃上走过，变成一段一段的，白菜哗哗地卸掉层层叶片，一百多只西红柿排着队跳下水池冲洗干净，钢勺将它们挨个拍扁，扔进炖锅里同鸡蛋会合……水枪吱吱地叫，肥皂沫漫过了食堂的地板，葡萄酒迹和腌橄榄的咸浆随水漂去。”
这是《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中“基布兹”生活的一个碎片，书中完整展现了基布兹的世界，衣、食、起、居，劳作和冥想。
2012年夏季，中国作家云也退在以色列东南部沙漠边缘隐居，以志愿者身份住进著名的内奥·茨马达基布兹，基布兹是有以色列特色的集体农场，那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里激情、关注和澄澈合一，视野、生命和行动一体，那里“人们所做的专享的事，就是让一切变得正常，不是完美，不要更好，只是正常”。
在那里，作者第一次感受到内心真正的和谐——
根本没人在乎你有什么特长，你过去做过什么，更不会在意你有什么缺陷、不足。没有特权，也没有歧视。所有人都在一起劳动，无论乐队明星、建筑师、教授，还是盲流抑或百万富翁——都没有区别，也不能有区别。
“今夕何夕？中东的酷暑之夜，内奥·茨马达把时间都冰冻了起来，而四季依然轮转，羊群还在哒哒地散步，嘁嘁嚓嚓地吃草，星星点点的种籽随风飘扬……足够止住所有的思考，安放未有寄托的人心了。”
基布兹这个人民公社性质的集体农场，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独特存在，它也是以色列国家的骄傲，一度是人类合作生存的典范之作。然而它也终于走向穷途末路。
桃花源式的生活，终究走向失败的美丽。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晋代诗人陶渊明于《桃花源记》中，借渔人的经历，描写出了“桃花源”这一极具乌托邦色彩的美妙之乡。那里没有烦恼，没有变化，所有居民其乐融融，丝毫不用担心外界的纷争战乱。
想象力是人类少有的几样不会匮乏的资源之一。同样，压力与困难也时常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乌托邦，美妙而自由的所在、精神与幻想的载体，自然从不缺席。乌托邦式艺术往往都寄托着对于和平、富裕或未来的向往。
自古以来，人类的幻想中时常出现此类极度完美、没有任何缺陷或问题的所在;不论是在宗教、政治还是经济中，都存在这样一个乌托邦的概念。
看这句以色列人的话：“哪里有什么事业是可以放弃的呀？哪里有什么事业，比感觉到自己活着更加有意义。”
但基布兹并非简单的、田园牧歌般的、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生活的社会，它的云图中需要对人性极大的克制才能达到的纯洁与平等，它与自由相悖。
基布兹社区，原先大多以农业为主。随时代的发展，工业基布兹、科技基布兹越来越普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让发挥核心作用的工程师、教授与老弱劳力者的报酬相差无几，影响了国外精英的回归，也造成大量技术人才的外流。即使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基布兹农庄，成员们清教徒式的劳动热情已大不如以前。激励机制的缺乏，人浮于事，出工不出力现象剧增，很多基布兹社区已经负债累累。
说到底，文化、经济、政治、社会都是一体前进的，不可能有一个超越某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突出发展，即使有也会很快遇到瓶颈。
正如赫胥黎在二十世纪最经典的反乌托邦文学《美丽新世界》所描绘，在这个虚构的社会里，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受到社会的控制。生物控制技术的发展，让人类沦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治人物手中的玩偶——这种统治甚至从基因和胎儿阶段就开始了。正是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性代替了爱，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最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創造力。
乡村、城市乌托邦之问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归隐田园”的理想长久存在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在一切都变得太快、个人无法把握自身境遇的现代社会，“归隐”这个前现代的愿景更成了人们的普遍需求。他们试图从音乐、诗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各种文学体裁作品中探索乌托邦“精神”。
青岛的唐冠华和邢振夫妻选择一种不同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创立“南部生活”，他们的最大理想是用20年实现一个边缘群体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样本社区。
自给自足生活方式的先驱人物约翰·西蒙在1976年出版了《自给自足生活指南》一书，被全球倡导回归自然的人群奉为宝典。
1973年，法国利芒，像很多那个年代成立起来的社区一样，他们的发起人是一群嬉皮士，激进的学生和工人。时值美国在越南发起战争，反战之声蔓延于二战后出生的和平一代。他们不满于国家机器的强势，也发现了资本不能承诺的誓言，他们在远离城市的农村里，重新构建了一个属于草根、颠覆式的农业社区。
除此之外，还有葡萄牙的塔美拉社区，德国的哲歌社区，英国的舒马赫学院。国内位于河南驻马店的绿色方舟社区、内蒙古的犴达罕营地也都在进行类似的尝试。
对城市生活的怀疑，对回归乡村生活的向往，在中国的渊源早已有之。
“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潮之一就是“新村运动”，意图建立一个乌托邦理想社会，让一群理想主义者聚集在一处，建造“新村”：财产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边读书、讨论，一边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
民国时期有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在先，而今我们也曾有欧宁发起的“碧山计划”。其中自然有不少值得怀念的经验与成绩，但“碧山计划”之死，令人忍不住发问：今日的中国乡村，还能否成为寄托我们理想的、城市生活之外的乌托邦？
欧宁曾表达自己对碧山计划所面临的困境的反思：“今天面临的困境，不断重复民国时期的困境。”知识分子的介入，让乡村的维度更为广博而复杂，很大程度上揭示出所谓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与现实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
如果人们认为城市就是理想中的生活之地，未来科技会更加发达、各种功能完善、社会问题也都不存在，那乡村也许就是“反乌托邦”的。
“就像过去一样，我们现在想要的幸福是指别样的当下，而非更加美好的未来。”正如克里尚·库马尔的描述，“乌托邦”原本就是指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按照全球化世界的逻辑，乌托邦已经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乌托邦”（Utopia）中的“u”代表“没有”，失去了“处所”（topos），就成了无家可归、飘忽不定，便不再指望找到其祖先，“重新嵌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