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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
爷爷奶奶一共生育了四个孩子，父亲是老大，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1946年，内战爆发前夕，父亲走进了学堂，由于之前战争破坏了大部分土地，导致家里的耕地极少，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读完了完小（相当于现在的初中）。也就是这个完小的经历，让父亲明白了只有读书才能走出贫困进而改变命运的道理。而作为贫穷人家的孩子，选择继续上学就要面临现实问题：学费，甚至还有温饱。于是，这个高高瘦瘦的16岁少年一面学习，一面在别人的休息时间穿梭在田地里，只为了捡到一块地瓜，哪怕很小很小;小煤窑与集市之间的30里路上，一个晃晃悠悠但步伐坚定的少年和一担煤块，这只为了赚取一点点差价。几年里从不间断。即使这样，也难免饥一顿饱一顿，以至于营养严重失衡，在大学期间因胃穿孔切除了一半的胃。
1956年，父亲高中毕业，那年中国科学院宣布成立，父亲和村里的8个年轻人当兵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在部队期间，穷人的孩子更努力，也更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由于表现优异，当年就入了党。白天不停地训练，晚上借助炊事班的灯光刻苦学习。
1959年，父亲考入北京工业学院，成为一名大学生。
1965年，父亲大学毕业，与大学时相识相爱而走在一起的母亲一起被分到西安的科研所，成为中国国防科技战线上的一员。而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大院里度过的。相当一段时间，我根本不知道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大院里的人也不知道。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国庆阅兵，在震耳欲聋的“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首长好，为人民服务”的呐喊声中，红箭-8反坦克导弹发射车驶过天安门广场并正式列装部队，当年获得全军科技进步特等奖。这时候，我才知道父亲是红箭-8的副总设计师，负责导弹火控系统的研制，而这个工作在当时是最高机密。
那时候国家技术水平落后，加之国际封锁，就连基本的试验测试设备都要自己动手制作。产品可靠性实验，更没有现在的现代化模拟环境实验室，只能是最冷的时候去漠河，最热的时候去毛乌素沙漠或者海南岛，以便在各种极端气候条件下测试导弹可靠性。因此，十几年的时间里，我记忆中父亲的形象是模糊的。即使他参与的项目获得了全军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得了国家和军队高级领导人的赞扬，还是让我感觉不到丝毫的兴奋，因为父亲始终离我很远。
舐犊情深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一个话不多的人，从不讲什么大道理。真正深入了解父亲的人生经历，来源于三次机会，也正是这三次机会，影响和改变了我的一生。
第一次，1984年。
家里的户口本上，父亲的籍贯一栏，填的是：湖南省临武县。但我的父亲，却是一个很多年都没回过老家的“湖南人”。那年过年，是父亲第一次带我回老家。作为一个从小在单位大院长大的孩子，只是在电影中看到过贫困，所以总觉得是离自己很远的事。当自己真正面对的时候，内心除了惊讶还是惊讶。
1984年的湖南老家，还没有通电，交通极为落后。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在郴州下火车，转乘长途公共汽车，车子在马路上跑了足足4个小时后，停在一个小镇车站。我的叔叔、姑父等亲戚，早已扛着扁担等在车下。长辈们的衣服都带着补丁，见到我们很开心，挑着行李就往家走。冬天的湖南南部没有雪，而是阴冷的雨和低温结成的满树冰凌。一出小镇就是泥泞的稻田田埂，开始走着还觉得新奇，看着周围结满冰层的稻田和延绵不断的小丘陵，不同于陕西关中地区白雪覆盖的大平原。但这种新奇感，很快就被泥泞难走的道路破坏得一干二净。出门时穿的是一双皮鞋，但是泥泞的道路上，脚底下随时都是一大坨红泥巴，边走边在田埂上的石头或者草皮上蹭，却怎么也蹭不完。
行走3个多小时，到了村口。我们进村时，看到的都是低矮的平房，虽然多是砖房，但破旧不堪，有些老房子屋顶都已经塌陷。村子周围甚至没有一条拖拉机能走的路，只有田埂可以行走。进到叔叔家里，除了堂屋一角的桌子下有个火塘，厢房里睡觉的床和简单的几个箱子，可谓四壁皆空，到了夜晚只能点油灯或者矿石灯照明。
那一年的春晚，我们是在火塘边烤着火，听着父亲从西安带回的收音机播放的春晚。老家乡亲的热情确实让人温暖，我们进村时，村口早已等待了很多人，老远看到我们就燃放起鞭炮。当我们过完年离开时，一大早天还是漆黑的，我们走出家门，一路从村里走过。虽然是凌晨，但各家都起来了，并在门口燃放鞭炮欢送我们。在老家这段时间，每天的早餐虽然是简单的油茶和冬米，但是都要在不同的家里吃，几乎每天都要吃十多家，这样才能在走之前满足各家请客的要求，以至于后来吃早餐成为了一个负担，因为肚子实在装不下，碗里的油茶不吃完又不礼貌。选择早餐作为招待远方归来亲人的方式是不得已，毕竟大家都不富裕，不可能杀鸡宰鸭做一顿酒席，所以油茶、冬米这样简单而温暖的早餐就成了最合适的选择。
父亲是当时村里唯一读书走出去的公家人，人们都以父亲自豪，叔叔家火塘边从早到晚总是坐满了人，用我听不懂的乡音问候着我们。这种朴实的乡情至今想起仍让我热泪盈眶。贫困、善良和对走出家门子弟的尊重，是我这次回老家最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1990年。
父亲突发阑尾炎住院手术。那一年我刚参加工作，每天下班时，都会骑自行车去医院陪父亲。父亲可以下床走路后，我们经常在院子里边走边聊。到了工作的年龄，我有很多问题想问问父亲，想了解父亲以前经历了什么。我问什么父亲说什么，但是父亲说的没有大道理和感慨，只有平静的描述，几乎没有形容词，平平淡淡如同说别人的事。
也就是这一次，我才知道父亲年轻求学的艰苦和改变自身命运的坚韧执着。这一年我正好在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感觉父亲少年求学的经历和孙少平十分相似，也就是从这一年我开始喜欢阅读，并不断在阅读中成长，平均一年20-30本的阅读量一直坚持到今天。
第三次，1994年。
爷爷病重，我陪父亲回老家，到家第二天爷爷去世。作为长子的父亲，在丧事中是主角，但是父亲却安排让我作为长孙，承担起他的角色。记得那是一个阴冷的南方雨夜，爷爷去世后的守灵仪式很传统，请个小戏班子（3-4个人，也不装扮），在堂屋火塘边坐下，一段一段唱着听不懂的地方戏。所有亲属在道士的引导下一圈一圈围着房屋绕灵。道士身穿道袍，手拿拂尘走在前面，口里唱着方言难懂的24孝，从母亲怀孕生产的艰难，到抚育孩子成长的艰辛，以及老来病痛之苦，一句一句唱来令人断肠。道士每唱一段刚好三步，一回头，弓着腰紧跟在后的我，抱着插香米桶，就要跪下来，一整夜的走三步一跪，最后腿部已经无法用力量支撑，只凭重力跪下，需要外人搀扶才能起来。随后的几天，跪过青石板留下的青紫印记都无法退去。但是在这期间，我并不觉得辛苦和疼痛，因为我已经沉迷在道士所唱的24孝中。长这么大，从没有想过父母养儿的辛劳，那道士的唱词让我整夜回味。
這次回家，还见到了当年和父亲一起当兵的几个叔叔伯伯，他们都无一例外复员回家务农，只有父亲一人入读军校，成为一名大学生。从他们口中，我知道了父亲当兵期间不愿放弃，努力改变人生的故事……
2018年2月24日13时，父亲拉着我和母亲的手，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83岁。
父亲走了，但我愿我的慈母、家族，此生心灵有所慰藉。也愿我的子女及后辈，秉承父亲一生隐忍而宽厚，朴实而坚韧的精神，世代传承。
父亲走了，您这一生，跨越了中国近代史的巨变，生于抗战，历经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大改造，十年浩劫，改革开放，跨越世纪。
父亲走了，为国奋斗半生，为家操劳一世，为己一生坦荡，从此心无他物，精神永世传颂。
儿今日提笔，用心追忆，祭奠家父的在天之灵！
爷爷奶奶一共生育了四个孩子，父亲是老大，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1946年，内战爆发前夕，父亲走进了学堂，由于之前战争破坏了大部分土地，导致家里的耕地极少，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读完了完小（相当于现在的初中）。也就是这个完小的经历，让父亲明白了只有读书才能走出贫困进而改变命运的道理。而作为贫穷人家的孩子，选择继续上学就要面临现实问题：学费，甚至还有温饱。于是，这个高高瘦瘦的16岁少年一面学习，一面在别人的休息时间穿梭在田地里，只为了捡到一块地瓜，哪怕很小很小;小煤窑与集市之间的30里路上，一个晃晃悠悠但步伐坚定的少年和一担煤块，这只为了赚取一点点差价。几年里从不间断。即使这样，也难免饥一顿饱一顿，以至于营养严重失衡，在大学期间因胃穿孔切除了一半的胃。
1956年，父亲高中毕业，那年中国科学院宣布成立，父亲和村里的8个年轻人当兵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在部队期间，穷人的孩子更努力，也更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由于表现优异，当年就入了党。白天不停地训练，晚上借助炊事班的灯光刻苦学习。
1959年，父亲考入北京工业学院，成为一名大学生。
1965年，父亲大学毕业，与大学时相识相爱而走在一起的母亲一起被分到西安的科研所，成为中国国防科技战线上的一员。而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大院里度过的。相当一段时间，我根本不知道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大院里的人也不知道。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国庆阅兵，在震耳欲聋的“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首长好，为人民服务”的呐喊声中，红箭-8反坦克导弹发射车驶过天安门广场并正式列装部队，当年获得全军科技进步特等奖。这时候，我才知道父亲是红箭-8的副总设计师，负责导弹火控系统的研制，而这个工作在当时是最高机密。
那时候国家技术水平落后，加之国际封锁，就连基本的试验测试设备都要自己动手制作。产品可靠性实验，更没有现在的现代化模拟环境实验室，只能是最冷的时候去漠河，最热的时候去毛乌素沙漠或者海南岛，以便在各种极端气候条件下测试导弹可靠性。因此，十几年的时间里，我记忆中父亲的形象是模糊的。即使他参与的项目获得了全军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得了国家和军队高级领导人的赞扬，还是让我感觉不到丝毫的兴奋，因为父亲始终离我很远。
舐犊情深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一个话不多的人，从不讲什么大道理。真正深入了解父亲的人生经历，来源于三次机会，也正是这三次机会，影响和改变了我的一生。
第一次，1984年。
家里的户口本上，父亲的籍贯一栏，填的是：湖南省临武县。但我的父亲，却是一个很多年都没回过老家的“湖南人”。那年过年，是父亲第一次带我回老家。作为一个从小在单位大院长大的孩子，只是在电影中看到过贫困，所以总觉得是离自己很远的事。当自己真正面对的时候，内心除了惊讶还是惊讶。
1984年的湖南老家，还没有通电，交通极为落后。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在郴州下火车，转乘长途公共汽车，车子在马路上跑了足足4个小时后，停在一个小镇车站。我的叔叔、姑父等亲戚，早已扛着扁担等在车下。长辈们的衣服都带着补丁，见到我们很开心，挑着行李就往家走。冬天的湖南南部没有雪，而是阴冷的雨和低温结成的满树冰凌。一出小镇就是泥泞的稻田田埂，开始走着还觉得新奇，看着周围结满冰层的稻田和延绵不断的小丘陵，不同于陕西关中地区白雪覆盖的大平原。但这种新奇感，很快就被泥泞难走的道路破坏得一干二净。出门时穿的是一双皮鞋，但是泥泞的道路上，脚底下随时都是一大坨红泥巴，边走边在田埂上的石头或者草皮上蹭，却怎么也蹭不完。
行走3个多小时，到了村口。我们进村时，看到的都是低矮的平房，虽然多是砖房，但破旧不堪，有些老房子屋顶都已经塌陷。村子周围甚至没有一条拖拉机能走的路，只有田埂可以行走。进到叔叔家里，除了堂屋一角的桌子下有个火塘，厢房里睡觉的床和简单的几个箱子，可谓四壁皆空，到了夜晚只能点油灯或者矿石灯照明。
那一年的春晚，我们是在火塘边烤着火，听着父亲从西安带回的收音机播放的春晚。老家乡亲的热情确实让人温暖，我们进村时，村口早已等待了很多人，老远看到我们就燃放起鞭炮。当我们过完年离开时，一大早天还是漆黑的，我们走出家门，一路从村里走过。虽然是凌晨，但各家都起来了，并在门口燃放鞭炮欢送我们。在老家这段时间，每天的早餐虽然是简单的油茶和冬米，但是都要在不同的家里吃，几乎每天都要吃十多家，这样才能在走之前满足各家请客的要求，以至于后来吃早餐成为了一个负担，因为肚子实在装不下，碗里的油茶不吃完又不礼貌。选择早餐作为招待远方归来亲人的方式是不得已，毕竟大家都不富裕，不可能杀鸡宰鸭做一顿酒席，所以油茶、冬米这样简单而温暖的早餐就成了最合适的选择。
父亲是当时村里唯一读书走出去的公家人，人们都以父亲自豪，叔叔家火塘边从早到晚总是坐满了人，用我听不懂的乡音问候着我们。这种朴实的乡情至今想起仍让我热泪盈眶。贫困、善良和对走出家门子弟的尊重，是我这次回老家最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1990年。
父亲突发阑尾炎住院手术。那一年我刚参加工作，每天下班时，都会骑自行车去医院陪父亲。父亲可以下床走路后，我们经常在院子里边走边聊。到了工作的年龄，我有很多问题想问问父亲，想了解父亲以前经历了什么。我问什么父亲说什么，但是父亲说的没有大道理和感慨，只有平静的描述，几乎没有形容词，平平淡淡如同说别人的事。
也就是这一次，我才知道父亲年轻求学的艰苦和改变自身命运的坚韧执着。这一年我正好在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感觉父亲少年求学的经历和孙少平十分相似，也就是从这一年我开始喜欢阅读，并不断在阅读中成长，平均一年20-30本的阅读量一直坚持到今天。
第三次，1994年。
爷爷病重，我陪父亲回老家，到家第二天爷爷去世。作为长子的父亲，在丧事中是主角，但是父亲却安排让我作为长孙，承担起他的角色。记得那是一个阴冷的南方雨夜，爷爷去世后的守灵仪式很传统，请个小戏班子（3-4个人，也不装扮），在堂屋火塘边坐下，一段一段唱着听不懂的地方戏。所有亲属在道士的引导下一圈一圈围着房屋绕灵。道士身穿道袍，手拿拂尘走在前面，口里唱着方言难懂的24孝，从母亲怀孕生产的艰难，到抚育孩子成长的艰辛，以及老来病痛之苦，一句一句唱来令人断肠。道士每唱一段刚好三步，一回头，弓着腰紧跟在后的我，抱着插香米桶，就要跪下来，一整夜的走三步一跪，最后腿部已经无法用力量支撑，只凭重力跪下，需要外人搀扶才能起来。随后的几天，跪过青石板留下的青紫印记都无法退去。但是在这期间，我并不觉得辛苦和疼痛，因为我已经沉迷在道士所唱的24孝中。长这么大，从没有想过父母养儿的辛劳，那道士的唱词让我整夜回味。
這次回家，还见到了当年和父亲一起当兵的几个叔叔伯伯，他们都无一例外复员回家务农，只有父亲一人入读军校，成为一名大学生。从他们口中，我知道了父亲当兵期间不愿放弃，努力改变人生的故事……
2018年2月24日13时，父亲拉着我和母亲的手，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83岁。
父亲走了，但我愿我的慈母、家族，此生心灵有所慰藉。也愿我的子女及后辈，秉承父亲一生隐忍而宽厚，朴实而坚韧的精神，世代传承。
父亲走了，您这一生，跨越了中国近代史的巨变，生于抗战，历经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大改造，十年浩劫，改革开放，跨越世纪。
父亲走了，为国奋斗半生，为家操劳一世，为己一生坦荡，从此心无他物，精神永世传颂。
儿今日提笔，用心追忆，祭奠家父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