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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紫，本名戚慧贞，山东莒县浮来山人。2004年始在《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作品。创作长篇《好日子就要来了》及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若干。出版中篇小说集《天涯近》《被复习的爱情》《白猫》。曾荣获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奖、泰山文艺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等奖项。
东紫的本职是药剂师，正因为从医的职业经历，使她能够窥见生命深处的隐秘。在她的文学世界里，“小人物”往往辐射“大事件”。她记录触动她的生命个体，并与他们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而抵抗宿命的残忍与不公。
执着于“发声”的潜在根源
很多年以后，在和文友闲聊童年时，如春忆起哑巴东，总会不由得坐直了身子，回望着遥远的生命历程，在心底里惊问——难道是它垫起了自己自信和悲悯的第一块基石？这是她执着于写作，执着于“发声”的潜在根源吗？——《迎风帐》
东紫出生在鲁东南的一个山村里，贫穷是她童年的记忆。
“冰冷的煮地瓜”“锅底的肥肉渣”“被一切三瓣的苹果”都曾是她成长过程中奢侈的味觉记忆。极度封闭的环境和匮乏的物质却滋养了东紫细腻的情感，而被她所观察、记录的一切也成为她日后创作的养料。《迎风帐》中，如春就是东紫的影子。她用细腻而克制的笔触完成了对童年的回望以及对自我的注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讀初中的东紫第一次受到了诗歌的启蒙。彼时，诗社在中国颇为流行，东紫的语文老师王世联是农民诗社《山地》的主编，同桌就是社长张荣山。在他们的引领下，东紫荣幸地成为诗社的帮工——帮着刻板、油印、装订，目睹了诗歌带给他们的快乐、分享、友谊、爱情……那一切，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既新奇又魔力无穷。
直到现在，东紫还常常想起那些日子。“我刻着那些似懂非懂的文字，闻着文字散发出的神秘气息，就这样爱上了文学。”偶尔，东紫也学着老师的样子写点什么。但那时她还不很清楚文学对于她的意义。
直到十几年前，家中接连遭遇变故，东紫坠入人生谷底。在绝望中，东紫收到了《人民文学》，那一期的杂志上，有她的一部中篇小说，“一瞬间，我就觉得自己的脊柱仿佛被打上了钢筋，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是垃圾筐式的人生，你遭遇的一切挫折和屈辱，都是你独特的生命体验，只要你真诚地对待文学，文学最终都会回报你，文学可以支撑生命，可以兜住你人生的底，文学不会让你的生命脆弱地倒下。所以如今有人问为什么写作，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为你的生命写作。”
写作也是“孤独地抗争”
白猫一动不动。我突然想起五年前母亲临终的时刻。那也是个深夜，我孤独地守在她的病床前，眼睁睁地看着她一点一点地衰亡。远离。我被无能为力的悲哀控制了，看着自己的双手痛哭不已。年富力强的它们竟然成为了一种摆设，丝毫没有用处。幼年的时候，弱小的它们都能牢牢地拽住妈妈的衣角呀。我抚摸着白猫，生怕在抬手的霎那间丢失了它的呼吸。这一刻，我重新记起了守在亲人病床前的强烈感觉——渴望着那呼吸是有形的，是能够用手牵拽住的。渴望人和死神之间是有绳索的，是能够由亲人组成队伍力拔的。但是，生命在危机的时刻总是孤独的。孤独地抗争。——《白猫》
东紫的写作过程往往从容而漫长。她喜欢把好的素材和故事焐在心里，焐人物的性格，焐写作的语言，等到一切都成熟了，提起笔来，早已被“焐热”的故事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了。《北京来人了》《白猫》《春茶》《乐乐》等多部获奖作品都是这样被焐出来的。
但这样的过程也是个“煎熬”的过程，每个漫长的创造，都是一场“孤独地抗争”。人物、情节不断在东紫的脑海中浮现、发酵，故事一天没写完，他们就一天在东紫的心里装着。
除了作家，东紫还要兼顾其他同等重要的角色，她是妻子、女儿、母亲，还是一名药剂师。白天，她穿梭于医院中，与药品、病人打交道;回到家中，她是贤惠的妻子和母亲，沉浸在日常的生活琐碎中。工作日以外，她把儿子的课外班全都安排在周六，周日这天，才是她奢侈的、自由的写作时间。
与其他作家比起来，东紫的写作时间少得可怜，她也常常用“自我宽解自我原谅的借口”来宽慰自己。但事实上，多种角色的切换反而为作家东紫提供了更多观察生活的视角。当她午休时走过医院大院时，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来“放风”的病人使她心生悲悯;陪伴儿子成长的片段是她的创作缪斯;与爱人、朋友间的交流让她得以接触更多值得被记录的个体生命。
作为药剂师，东紫精通药理。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就是东紫的一剂精神良药。她眼见生老病死、人生百态，以文字诠释生命，以一颗作家的“仁心”叙述一个医者、母亲的内心世界。
消散自身的颜色博取一声喝彩
她看着那个无法伸展成叶片的芽苞，那树林一样拥挤着拼命消散自身的颜色博取别人一声喝彩的短暂，想到那其实就是一个个生活里的女人，在人生的舞台上没有两只水袖的女人。或许水袖是有两只的，但舞动的只能是一只。另一只必须是紧握着的，是永远不能顺应生命和情感的需要抛撒舞动的。——《春茶》
东紫人很温和，外表单薄、柔软，但她的小说“笔力锐利，常刺入人性中薄弱的间隙”。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称她的作品锐利之外，笔调又是间离和幽默的，不断以喜剧的色泽冲淡悲剧的压抑，从中获得一种奇特的修辞效果。东紫对人性的观察是全面的、健康的，而不是褊狭和极端的，这种观察也造成了她的创作的敦厚气质。
在东紫长篇新作《好日子就要来了》中，以做假文凭为核心的小说情节，将日常生活的复杂性、讽刺性做了文学的表达。文学评论家李掖平评价说：“东紫的小说擅长在人性的善恶复杂纠结下，在生活的尴尬无奈中，在感情的微妙边缘处，描写个体生命悲欢离合的遭遇，拿捏其灵魂深处的伤痛，文字时而犀利冷峭时而缠绵悱恻，摇曳出一种迷人的风情。”
天才女作家奥康纳认为写作应该“沾染一身尘霾”，奥康纳长期在很简陋的环境中写作：她的房间里窗上没有窗帘，屋顶正中垂下一根长长的电线，系着光秃秃的灯泡。她总是独自一人，拉下百叶窗，坐在打字机前，面前一叠黄色的纸，或是写作或是修改。对此，东紫深以为然，写作应该将自己置于一个现实生活中，不沾染世俗，又怎么看见个体命运在社会中的脆弱呢？
写作就是要写“和你生命相契合的东西”，写“让你疼痛的东西”。“文学是最公正的，只要我们真诚地去对待它，它就会真诚回报我们。这种回报，不仅仅是作品得到了发表、赞扬，它最大的回报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支撑——因为它，我们生命中所遭遇所承受的一切不公、不幸、屈辱、挫折等等，都能成为可利用的材料，成为写作时深入描写人物生命体验的一种直接经验。由此，写作成为我们日常的保健理疗师，把那些容易导致人气滞血瘀的东西，进行了排解转化。”东紫如是说。
东紫的本职是药剂师，正因为从医的职业经历，使她能够窥见生命深处的隐秘。在她的文学世界里，“小人物”往往辐射“大事件”。她记录触动她的生命个体，并与他们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而抵抗宿命的残忍与不公。
执着于“发声”的潜在根源
很多年以后，在和文友闲聊童年时，如春忆起哑巴东，总会不由得坐直了身子，回望着遥远的生命历程，在心底里惊问——难道是它垫起了自己自信和悲悯的第一块基石？这是她执着于写作，执着于“发声”的潜在根源吗？——《迎风帐》
东紫出生在鲁东南的一个山村里，贫穷是她童年的记忆。
“冰冷的煮地瓜”“锅底的肥肉渣”“被一切三瓣的苹果”都曾是她成长过程中奢侈的味觉记忆。极度封闭的环境和匮乏的物质却滋养了东紫细腻的情感，而被她所观察、记录的一切也成为她日后创作的养料。《迎风帐》中，如春就是东紫的影子。她用细腻而克制的笔触完成了对童年的回望以及对自我的注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讀初中的东紫第一次受到了诗歌的启蒙。彼时，诗社在中国颇为流行，东紫的语文老师王世联是农民诗社《山地》的主编，同桌就是社长张荣山。在他们的引领下，东紫荣幸地成为诗社的帮工——帮着刻板、油印、装订，目睹了诗歌带给他们的快乐、分享、友谊、爱情……那一切，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既新奇又魔力无穷。
直到现在，东紫还常常想起那些日子。“我刻着那些似懂非懂的文字，闻着文字散发出的神秘气息，就这样爱上了文学。”偶尔，东紫也学着老师的样子写点什么。但那时她还不很清楚文学对于她的意义。
直到十几年前，家中接连遭遇变故，东紫坠入人生谷底。在绝望中，东紫收到了《人民文学》，那一期的杂志上，有她的一部中篇小说，“一瞬间，我就觉得自己的脊柱仿佛被打上了钢筋，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是垃圾筐式的人生，你遭遇的一切挫折和屈辱，都是你独特的生命体验，只要你真诚地对待文学，文学最终都会回报你，文学可以支撑生命，可以兜住你人生的底，文学不会让你的生命脆弱地倒下。所以如今有人问为什么写作，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为你的生命写作。”
写作也是“孤独地抗争”
白猫一动不动。我突然想起五年前母亲临终的时刻。那也是个深夜，我孤独地守在她的病床前，眼睁睁地看着她一点一点地衰亡。远离。我被无能为力的悲哀控制了，看着自己的双手痛哭不已。年富力强的它们竟然成为了一种摆设，丝毫没有用处。幼年的时候，弱小的它们都能牢牢地拽住妈妈的衣角呀。我抚摸着白猫，生怕在抬手的霎那间丢失了它的呼吸。这一刻，我重新记起了守在亲人病床前的强烈感觉——渴望着那呼吸是有形的，是能够用手牵拽住的。渴望人和死神之间是有绳索的，是能够由亲人组成队伍力拔的。但是，生命在危机的时刻总是孤独的。孤独地抗争。——《白猫》
东紫的写作过程往往从容而漫长。她喜欢把好的素材和故事焐在心里，焐人物的性格，焐写作的语言，等到一切都成熟了，提起笔来，早已被“焐热”的故事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了。《北京来人了》《白猫》《春茶》《乐乐》等多部获奖作品都是这样被焐出来的。
但这样的过程也是个“煎熬”的过程，每个漫长的创造，都是一场“孤独地抗争”。人物、情节不断在东紫的脑海中浮现、发酵，故事一天没写完，他们就一天在东紫的心里装着。
除了作家，东紫还要兼顾其他同等重要的角色，她是妻子、女儿、母亲，还是一名药剂师。白天，她穿梭于医院中，与药品、病人打交道;回到家中，她是贤惠的妻子和母亲，沉浸在日常的生活琐碎中。工作日以外，她把儿子的课外班全都安排在周六，周日这天，才是她奢侈的、自由的写作时间。
与其他作家比起来，东紫的写作时间少得可怜，她也常常用“自我宽解自我原谅的借口”来宽慰自己。但事实上，多种角色的切换反而为作家东紫提供了更多观察生活的视角。当她午休时走过医院大院时，坐在轮椅上被推出来“放风”的病人使她心生悲悯;陪伴儿子成长的片段是她的创作缪斯;与爱人、朋友间的交流让她得以接触更多值得被记录的个体生命。
作为药剂师，东紫精通药理。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就是东紫的一剂精神良药。她眼见生老病死、人生百态，以文字诠释生命，以一颗作家的“仁心”叙述一个医者、母亲的内心世界。
消散自身的颜色博取一声喝彩
她看着那个无法伸展成叶片的芽苞，那树林一样拥挤着拼命消散自身的颜色博取别人一声喝彩的短暂，想到那其实就是一个个生活里的女人，在人生的舞台上没有两只水袖的女人。或许水袖是有两只的，但舞动的只能是一只。另一只必须是紧握着的，是永远不能顺应生命和情感的需要抛撒舞动的。——《春茶》
东紫人很温和，外表单薄、柔软，但她的小说“笔力锐利，常刺入人性中薄弱的间隙”。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称她的作品锐利之外，笔调又是间离和幽默的，不断以喜剧的色泽冲淡悲剧的压抑，从中获得一种奇特的修辞效果。东紫对人性的观察是全面的、健康的，而不是褊狭和极端的，这种观察也造成了她的创作的敦厚气质。
在东紫长篇新作《好日子就要来了》中，以做假文凭为核心的小说情节，将日常生活的复杂性、讽刺性做了文学的表达。文学评论家李掖平评价说：“东紫的小说擅长在人性的善恶复杂纠结下，在生活的尴尬无奈中，在感情的微妙边缘处，描写个体生命悲欢离合的遭遇，拿捏其灵魂深处的伤痛，文字时而犀利冷峭时而缠绵悱恻，摇曳出一种迷人的风情。”
天才女作家奥康纳认为写作应该“沾染一身尘霾”，奥康纳长期在很简陋的环境中写作：她的房间里窗上没有窗帘，屋顶正中垂下一根长长的电线，系着光秃秃的灯泡。她总是独自一人，拉下百叶窗，坐在打字机前，面前一叠黄色的纸，或是写作或是修改。对此，东紫深以为然，写作应该将自己置于一个现实生活中，不沾染世俗，又怎么看见个体命运在社会中的脆弱呢？
写作就是要写“和你生命相契合的东西”，写“让你疼痛的东西”。“文学是最公正的，只要我们真诚地去对待它，它就会真诚回报我们。这种回报，不仅仅是作品得到了发表、赞扬，它最大的回报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支撑——因为它，我们生命中所遭遇所承受的一切不公、不幸、屈辱、挫折等等，都能成为可利用的材料，成为写作时深入描写人物生命体验的一种直接经验。由此，写作成为我们日常的保健理疗师，把那些容易导致人气滞血瘀的东西，进行了排解转化。”东紫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