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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1994年夏天,我利用暑假回乡的机会去江西赣州收集些资料。一早从老家湖南安仁出发,乘三轮车到茶陵县界首,然后换中巴到茶陵县城,乘长途经炎陵县过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当晚在井冈山住下,次日再换长途经江西遂川县南行。一路上很多曲折的故事在此无须细说,其中最令我感慨的是沿途所见湘赣两省的景观差异。
那当然不是我第一次去江西,早在大二时跟老师上庐山搞地貌实习,便在江西境内兜了十多天。当时觉得江西跟湖南在地理景观上差不多。后来好几年在浙赣线上作候鸟式迁移,每当火车从金华往西进入江西境内,窗外便映进一种莫名的亲切。然而这一次,我不能说路边的一切我看着不熟悉,我只能说,一切的一切都让我太熟悉,熟悉得简直要流泪。小时候在老家,特别在东面走江西方向的两个山区公社,地面景观跟这里一模一样。包括居民情绪,一点都没有变。依旧是铺着细河沙的马路,一样的是绵延不绝的低山丘陵。路上半天不见车来,偶尔一辆车走过,拖着一条长长的、高达数丈的恋恋风尘。两边的小路袒着明洁细腻的黄土,人们在田间驻足观望,或赤着脚在路上缓缓地徜徉。民居一例地是那种体现着山区特征的版筑墙,露出鹅卵石的侧影,房顶上覆盖着青瓦,破败中诉说着多少代人的风霜。
我仿佛穿行在一条奇异的时空隧道,以疲惫长大之躯又回到了童年。事先我对此曾有所预期,所以特地选择走这条线路,但万没料到所见结果竟如此美妙。山那边还是柏油马路、红砖房,路上人来车往,繁忙似火;而山这边清幽静寂,如世外桃源,仿佛时间的流速都减慢了。我不禁在心里默默地怀念两句熟悉的歌词:“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是的,确实还在唱着“过去的歌谣”。在一些断壁残垣上,留着一些“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标语,它们还在呕哑啁哳20年前的主题歌。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简短有力的一句:“学湖南,赶湖南,超湖南!”同主题的语言景观不一而足。见到这一地域对比令我非常惊讶,因为就在同一时期,我们那里流传着一句与它相反的风土谣谚:“湖南人转背知。”
这句谣谚的由来是一个传说:很久以前,湖南人和江西人一起抬着神农皇帝去下葬,湖南人抬一头,江西人抬另一头。葬的地方在一个山洞,本来是湖南人走在前面,快到洞口时,湖南人担心洞里面有怪物,先进去会被吃掉,于是提出要调头(俗称打“倒”),说是调过头之后,亡魂就不再认识回家的路,不会回来作祟。江西人同意了,于是由江西人抬的那一头朝前往里走。进到洞里面,湖南人把棺材扔下就往外跑。跑到洞外一边歇憩,一边等江西人出来。等了半天,不见江西人出来,湖南人很开心,都说:“肯定是被怪物吃掉了!”很庆幸在进去前调了头。又过了很久,觉得不对,因为有怪物总该有点动静。于是又进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进去一看,里面有一张八仙桌,江西人正坐在那里吃酒。原来是神仙早就摆好的,只有八个位置,谁坐到位置谁吃,江西人吃过神仙的东西,已经成仙了。湖南人这才明白过来,后悔不迭。
这一故事说明两点:一,抬丧出殡一定要打“倒”(调头),这已经成为一个至今仍在延续的风俗;二,湖南人脑子不如江西人聪明,凡事总要等过后才明白。
我听人讲这个故事的次数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是很多次,每次讲述者的身份都不一样。有长辈、有平辈,有在家种地的,也有出外做工的。小时候在老家听过,长大后在湖南其他地方也听到过。目前虽然我不能在地图上画出它的分布范围,但可以肯定它流传的地域不限于我老家湘东一带。
我曾反复地研究过这个故事。就前面一点来说,抬丧打“倒”具有虚实两方面的意义。实的方面是为了换肩。抬丧一般16个人,一般情况下每人肩上分量约50斤,如果用力时间过长,当然会疲劳,这时就需要换用另一只肩。集体换肩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掉个头走。其中也确实包含一些信仰的意义。无论路途远近,总归是刚出门就要打一次“倒”,然后到墓穴前再打一次“倒”,至少两次。这当然是出于仪式的需要。
至于第二点,湖南人与江西人的智力比较,我觉得这是一个背景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与“江西填湖广”的移民史有关。
我以前听故事时没考虑过它的创作年代。现在想来,它的上限应该不早于南宋。依据有二:其一,故事的角色是湖南人和江西人,他们之间分工合作,这显然是江西人大量移民湖南、湖南人跟江西人成为“老表”之后才会有的想象;而“江西填湖广”的浪潮,正是在南宋才汹涌澎湃的。其二,故事中送葬的是神农帝,相传其陵庙在湘东,距今湘赣省界不远,这是宋以后才有的事。南宋开始频见于典籍。其地在茶陵县(南渡后升为军)康乐乡,嘉定四年(1211)析茶陵康乐、云阳、常平三乡置酃县,于是属酃县。1994年竟因此而更名酃县为炎陵县。上述故事显然是在这一造神运动开幕后才出笼的。
我更感兴趣的是故事中湖南人与江西人的关系,可谓耐人寻味。湖南人说要调头就调头,说明有一定的话语权;江西人在作决定时处于从属地位,可是智力上具有优势。这种情景,颇类似于江西人移居湖南后的土客关系。
当然,这种土客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像上述故事中的那个样子。早在南宋,江西人迁居湖南已经形成了一股浪潮,从史料中看,当时移民的经济能力表现得相当卓越,可是与土著之间并没有发生你死我活的冲突。《宋史·地理志》载:荆湖南路“有袁、吉接壤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深耕溉种,率致富饶,自是好讼者亦多矣”。其中所谓“好讼”,目的不问可知是争田界、山林;两造,照上下文逻辑似乎应该指移民和土著,可是不能确定。当时其他史料中反映湖南部分地方民风“好讼”的也颇有不少,但都只强调争讼的内容,并不关注争讼者的身份。显而易见,当时兴起的“好讼”之风并非特定于土客之间,其土客关系还没有引起普遍关注。
元代的情形一如既往。直到明代,局面才出现微妙的变化。土客差异成为湖南社会上极为敏感的流行话题。江西移民表现出极强的生存能力,并且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为土著带来不堪重负的竞争压力。
明中后期的湖南方志中,很醒目地出现了对土客或称主客关系的刻意描述。如嘉靖《常德府志》称:“客户江右为多,膏腴之田,湖泽之利,皆为彼所据。”从而得出了“土民日敝,而客户日盛矣”的结论。这一结论在当时的湖南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特别有意思的是《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一段文字,对土客关系的演进过程给予了生动描写:
长沙土野沃衍,下有洞庭之输,泉源瀵瀵出山阯,故鲜水旱,称善郡。其民袯襫而事钱镈,以殖衣食,无所仰给于四方。乃他方游民,徒手张颐就食其间,居停之家初喜其强力足以任南亩,往往僮客畜之,久而游民多智辨,过其居停主人,其主人亦逊谢以为不及,因请诸赋役愿与共治,或就硗确荒芜田予之垦,而代缮其赋,不以实于官。及其久也,游民或起家能自稼穑,异时居停者或稍陵替,致相倾夺,间有田则游民业也,而赋役皆主者任之。故土户强则役客,客户强则累土,讼狱兴而不可止者,其来渐也。
这段文字简直像小说一样。所谓“土户强则役客,客户强则累土”,显然土客关系已出现了一种不两立的态势。按说这本来是农业社会中资源分配的结构性矛盾,但与此前相比,矛盾的程度无疑已大为激化。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所列长沙府“利病”以此为首,可见在湖南当时这已是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嘉靖《常德府志》亦谓:“固有强壮盈室而不入版图,阡陌遍野而不出租粮者矣。”上引文中未明言“游民”来源,考虑到在迁入湖南的移民中江西人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因而这条资料实在可谓江西移民与湖南土著关系的缩影。
依我个人的直觉,给神农皇帝送葬的故事很可能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炮制出来的。就是说,它极有可能创作于明代。
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早在宋代,上述资料讲江西人来到湖南是“迁徙自占”的;而到了明代,资料中又讲居停之家对游民“往往僮客畜之”,然后才“或就硗确荒芜田予之垦”;到底是宋代的资料以辞害意、省略了丰富的历史细节,还是随着人口压力的增长,明代移民的处境较之宋代有了变化?
从逻辑上推敲,这两种揣测并不矛盾,不过度之情理,恐怕后一种可能性更接近事实。所谓“迁徙自占”,应该就是民间传说中的“插枝为界”,它是只能在地旷人稀、大量田土无主的地盘上才会上演;而一旦社会经济秩序得以重建,即使开发尚未成熟,外地游民也只能从打工仔干起。所以,严格说来,上引《宋史·地理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反映的不仅是两个时代,更准确地讲是两种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中的移民起家模式。宋代有没有以“僮客”身份入湘的“游民”目前不得而知,“迁徙自占”至少在明初还是发生过的。——不过似乎也就到明初为止,打那以后,就没再听说有那样的便宜好捡了。
但我还是有一事不明:上述故事到底是由湖南人还是由江西人创作出来的,它反映了一种怎样的文化心理?从故事本身来理解,它是嘲讽湖南人的,没有问题;关键在用意:究竟是江西人编出来嘲笑湖南人的,还是湖南人自己编出来自我解嘲的?
现在我们那里的居民都是江西移民后裔,就地域认同而言,当然以湖南人自居,可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并不带任何的地域感情倾向,不自卑,也没有丝毫优越感。既用以自嘲,也互相取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姐动辄就刺激我:“转背知!”而有时我也听到一些人在弄明白某件事后,引这个典故以“湖南人”自解。但我总疑心这个故事在创作之初,包含着某种地域偏见。
移民进入之前的湖南本地人,当然是非常纯朴善良的。上引《天下郡国利病书》讲居停主人肯对多智辩的他方游民“逊谢以为不及”,已约略可见其大概;该书还在衡州府下讲:“湖南奥区称衡州焉,乃其俗杂三方,地纡溪箐,岩居谷饮之子,狃习穷僻,惮于检柙,闻京师则震慴,望公府则惕息,故多束手而听于里魁。”这可以说表现得再明白不过了。
因此,我颇怀疑,上述故事很可能是来到湖南的江西人编出来嘲笑湖南本地人的。要不然,我们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不会有如此放松的心态。特别是,在江西移民与湖南土著呈激烈竞争关系的环境中,如果这个故事是由湖南人编出来的,那它又是怎样在江西移民后裔中传播开来的呢?这个问题恐怕没办法回答。
现在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湖南汉族,都宣称自己是移民后裔,特别我们老家那边,都自称祖上来自江西,没有人承认是地地道道的土著。我无法相信,事实的真相原本就如此。因为史料中分明记载,外地移民进入之后,尽管他们“多智辨”,让居停主人“逊谢以为不及”,但主人在受到刺激以后,也厉害起来,也有“强则役客”的情况出现。嘉靖《衡州府志》记载得很清楚,其属县衡山“客户渐多,主俗颇变,健讼之风,近年浸长”;常宁也是“客户间主,军民相杂,耳濡目染,以讼为能”。既然如此,那些主户总不可能都“陵替”了吧?就在他们行将“陵替”的过程中,他们总不可能轻易地编造一些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故事吧?我估计,那些人根本就没闲工夫扯一些没用的,他们得忙着在家谱中捏造一个堂而皇之的外来出身,从而也可以冒充移民后裔。
最可怜的是移民后裔心态的转变。按说我们祖上来自江西,我们得认同故事中那几个坐八仙桌的才对;可我们已成了湖南人,只好跟“转背知”的这些人打成一片。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还好,这个故事在有的时候能管点用,它可以缓解一些心理压力。就跟我们那里有些长辈劝人“少吃一口、慢行一脚”一样。我想,这正是它至今还能够在民间流传的原因吧。
余生也晚,当年“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的时候刚上小学。要是当时能出去远行,走到江西告诉老表们:就在他们学我们、赶我们、超我们的同时,我们还在学他们、赶他们、仰慕他们,那不知该是何等滑稽的事。如今时过境迁,只好“读书人一声长叹”了。
上引嘉靖《衡州府志》也说到“健讼”与客户的相关关系,它显然与前面《宋史·地理志》的“自是好讼者亦多矣”、《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讼狱兴而不可止”是一脉相承的。该《志》对酃县(今炎陵县)的情况作了一个描述:“父子兄弟刀锥之利亦事竞争,童子发蒙遽习词讼。”由此可知,随着移民进入而在湖南兴起来的“健讼”之风,确实不完全是移民在跟土著相对。顶多只能说,大量客户进来以后,本地人也跟着学坏了。
那当然不是我第一次去江西,早在大二时跟老师上庐山搞地貌实习,便在江西境内兜了十多天。当时觉得江西跟湖南在地理景观上差不多。后来好几年在浙赣线上作候鸟式迁移,每当火车从金华往西进入江西境内,窗外便映进一种莫名的亲切。然而这一次,我不能说路边的一切我看着不熟悉,我只能说,一切的一切都让我太熟悉,熟悉得简直要流泪。小时候在老家,特别在东面走江西方向的两个山区公社,地面景观跟这里一模一样。包括居民情绪,一点都没有变。依旧是铺着细河沙的马路,一样的是绵延不绝的低山丘陵。路上半天不见车来,偶尔一辆车走过,拖着一条长长的、高达数丈的恋恋风尘。两边的小路袒着明洁细腻的黄土,人们在田间驻足观望,或赤着脚在路上缓缓地徜徉。民居一例地是那种体现着山区特征的版筑墙,露出鹅卵石的侧影,房顶上覆盖着青瓦,破败中诉说着多少代人的风霜。
我仿佛穿行在一条奇异的时空隧道,以疲惫长大之躯又回到了童年。事先我对此曾有所预期,所以特地选择走这条线路,但万没料到所见结果竟如此美妙。山那边还是柏油马路、红砖房,路上人来车往,繁忙似火;而山这边清幽静寂,如世外桃源,仿佛时间的流速都减慢了。我不禁在心里默默地怀念两句熟悉的歌词:“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是的,确实还在唱着“过去的歌谣”。在一些断壁残垣上,留着一些“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标语,它们还在呕哑啁哳20年前的主题歌。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简短有力的一句:“学湖南,赶湖南,超湖南!”同主题的语言景观不一而足。见到这一地域对比令我非常惊讶,因为就在同一时期,我们那里流传着一句与它相反的风土谣谚:“湖南人转背知。”
这句谣谚的由来是一个传说:很久以前,湖南人和江西人一起抬着神农皇帝去下葬,湖南人抬一头,江西人抬另一头。葬的地方在一个山洞,本来是湖南人走在前面,快到洞口时,湖南人担心洞里面有怪物,先进去会被吃掉,于是提出要调头(俗称打“倒”),说是调过头之后,亡魂就不再认识回家的路,不会回来作祟。江西人同意了,于是由江西人抬的那一头朝前往里走。进到洞里面,湖南人把棺材扔下就往外跑。跑到洞外一边歇憩,一边等江西人出来。等了半天,不见江西人出来,湖南人很开心,都说:“肯定是被怪物吃掉了!”很庆幸在进去前调了头。又过了很久,觉得不对,因为有怪物总该有点动静。于是又进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进去一看,里面有一张八仙桌,江西人正坐在那里吃酒。原来是神仙早就摆好的,只有八个位置,谁坐到位置谁吃,江西人吃过神仙的东西,已经成仙了。湖南人这才明白过来,后悔不迭。
这一故事说明两点:一,抬丧出殡一定要打“倒”(调头),这已经成为一个至今仍在延续的风俗;二,湖南人脑子不如江西人聪明,凡事总要等过后才明白。
我听人讲这个故事的次数已经记不得了,总之是很多次,每次讲述者的身份都不一样。有长辈、有平辈,有在家种地的,也有出外做工的。小时候在老家听过,长大后在湖南其他地方也听到过。目前虽然我不能在地图上画出它的分布范围,但可以肯定它流传的地域不限于我老家湘东一带。
我曾反复地研究过这个故事。就前面一点来说,抬丧打“倒”具有虚实两方面的意义。实的方面是为了换肩。抬丧一般16个人,一般情况下每人肩上分量约50斤,如果用力时间过长,当然会疲劳,这时就需要换用另一只肩。集体换肩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掉个头走。其中也确实包含一些信仰的意义。无论路途远近,总归是刚出门就要打一次“倒”,然后到墓穴前再打一次“倒”,至少两次。这当然是出于仪式的需要。
至于第二点,湖南人与江西人的智力比较,我觉得这是一个背景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与“江西填湖广”的移民史有关。
我以前听故事时没考虑过它的创作年代。现在想来,它的上限应该不早于南宋。依据有二:其一,故事的角色是湖南人和江西人,他们之间分工合作,这显然是江西人大量移民湖南、湖南人跟江西人成为“老表”之后才会有的想象;而“江西填湖广”的浪潮,正是在南宋才汹涌澎湃的。其二,故事中送葬的是神农帝,相传其陵庙在湘东,距今湘赣省界不远,这是宋以后才有的事。南宋开始频见于典籍。其地在茶陵县(南渡后升为军)康乐乡,嘉定四年(1211)析茶陵康乐、云阳、常平三乡置酃县,于是属酃县。1994年竟因此而更名酃县为炎陵县。上述故事显然是在这一造神运动开幕后才出笼的。
我更感兴趣的是故事中湖南人与江西人的关系,可谓耐人寻味。湖南人说要调头就调头,说明有一定的话语权;江西人在作决定时处于从属地位,可是智力上具有优势。这种情景,颇类似于江西人移居湖南后的土客关系。
当然,这种土客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像上述故事中的那个样子。早在南宋,江西人迁居湖南已经形成了一股浪潮,从史料中看,当时移民的经济能力表现得相当卓越,可是与土著之间并没有发生你死我活的冲突。《宋史·地理志》载:荆湖南路“有袁、吉接壤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深耕溉种,率致富饶,自是好讼者亦多矣”。其中所谓“好讼”,目的不问可知是争田界、山林;两造,照上下文逻辑似乎应该指移民和土著,可是不能确定。当时其他史料中反映湖南部分地方民风“好讼”的也颇有不少,但都只强调争讼的内容,并不关注争讼者的身份。显而易见,当时兴起的“好讼”之风并非特定于土客之间,其土客关系还没有引起普遍关注。
元代的情形一如既往。直到明代,局面才出现微妙的变化。土客差异成为湖南社会上极为敏感的流行话题。江西移民表现出极强的生存能力,并且逐渐占据优势地位,为土著带来不堪重负的竞争压力。
明中后期的湖南方志中,很醒目地出现了对土客或称主客关系的刻意描述。如嘉靖《常德府志》称:“客户江右为多,膏腴之田,湖泽之利,皆为彼所据。”从而得出了“土民日敝,而客户日盛矣”的结论。这一结论在当时的湖南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特别有意思的是《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一段文字,对土客关系的演进过程给予了生动描写:
长沙土野沃衍,下有洞庭之输,泉源瀵瀵出山阯,故鲜水旱,称善郡。其民袯襫而事钱镈,以殖衣食,无所仰给于四方。乃他方游民,徒手张颐就食其间,居停之家初喜其强力足以任南亩,往往僮客畜之,久而游民多智辨,过其居停主人,其主人亦逊谢以为不及,因请诸赋役愿与共治,或就硗确荒芜田予之垦,而代缮其赋,不以实于官。及其久也,游民或起家能自稼穑,异时居停者或稍陵替,致相倾夺,间有田则游民业也,而赋役皆主者任之。故土户强则役客,客户强则累土,讼狱兴而不可止者,其来渐也。
这段文字简直像小说一样。所谓“土户强则役客,客户强则累土”,显然土客关系已出现了一种不两立的态势。按说这本来是农业社会中资源分配的结构性矛盾,但与此前相比,矛盾的程度无疑已大为激化。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所列长沙府“利病”以此为首,可见在湖南当时这已是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嘉靖《常德府志》亦谓:“固有强壮盈室而不入版图,阡陌遍野而不出租粮者矣。”上引文中未明言“游民”来源,考虑到在迁入湖南的移民中江西人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因而这条资料实在可谓江西移民与湖南土著关系的缩影。
依我个人的直觉,给神农皇帝送葬的故事很可能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炮制出来的。就是说,它极有可能创作于明代。
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早在宋代,上述资料讲江西人来到湖南是“迁徙自占”的;而到了明代,资料中又讲居停之家对游民“往往僮客畜之”,然后才“或就硗确荒芜田予之垦”;到底是宋代的资料以辞害意、省略了丰富的历史细节,还是随着人口压力的增长,明代移民的处境较之宋代有了变化?
从逻辑上推敲,这两种揣测并不矛盾,不过度之情理,恐怕后一种可能性更接近事实。所谓“迁徙自占”,应该就是民间传说中的“插枝为界”,它是只能在地旷人稀、大量田土无主的地盘上才会上演;而一旦社会经济秩序得以重建,即使开发尚未成熟,外地游民也只能从打工仔干起。所以,严格说来,上引《宋史·地理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反映的不仅是两个时代,更准确地讲是两种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中的移民起家模式。宋代有没有以“僮客”身份入湘的“游民”目前不得而知,“迁徙自占”至少在明初还是发生过的。——不过似乎也就到明初为止,打那以后,就没再听说有那样的便宜好捡了。
但我还是有一事不明:上述故事到底是由湖南人还是由江西人创作出来的,它反映了一种怎样的文化心理?从故事本身来理解,它是嘲讽湖南人的,没有问题;关键在用意:究竟是江西人编出来嘲笑湖南人的,还是湖南人自己编出来自我解嘲的?
现在我们那里的居民都是江西移民后裔,就地域认同而言,当然以湖南人自居,可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并不带任何的地域感情倾向,不自卑,也没有丝毫优越感。既用以自嘲,也互相取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姐动辄就刺激我:“转背知!”而有时我也听到一些人在弄明白某件事后,引这个典故以“湖南人”自解。但我总疑心这个故事在创作之初,包含着某种地域偏见。
移民进入之前的湖南本地人,当然是非常纯朴善良的。上引《天下郡国利病书》讲居停主人肯对多智辩的他方游民“逊谢以为不及”,已约略可见其大概;该书还在衡州府下讲:“湖南奥区称衡州焉,乃其俗杂三方,地纡溪箐,岩居谷饮之子,狃习穷僻,惮于检柙,闻京师则震慴,望公府则惕息,故多束手而听于里魁。”这可以说表现得再明白不过了。
因此,我颇怀疑,上述故事很可能是来到湖南的江西人编出来嘲笑湖南本地人的。要不然,我们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不会有如此放松的心态。特别是,在江西移民与湖南土著呈激烈竞争关系的环境中,如果这个故事是由湖南人编出来的,那它又是怎样在江西移民后裔中传播开来的呢?这个问题恐怕没办法回答。
现在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湖南汉族,都宣称自己是移民后裔,特别我们老家那边,都自称祖上来自江西,没有人承认是地地道道的土著。我无法相信,事实的真相原本就如此。因为史料中分明记载,外地移民进入之后,尽管他们“多智辨”,让居停主人“逊谢以为不及”,但主人在受到刺激以后,也厉害起来,也有“强则役客”的情况出现。嘉靖《衡州府志》记载得很清楚,其属县衡山“客户渐多,主俗颇变,健讼之风,近年浸长”;常宁也是“客户间主,军民相杂,耳濡目染,以讼为能”。既然如此,那些主户总不可能都“陵替”了吧?就在他们行将“陵替”的过程中,他们总不可能轻易地编造一些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故事吧?我估计,那些人根本就没闲工夫扯一些没用的,他们得忙着在家谱中捏造一个堂而皇之的外来出身,从而也可以冒充移民后裔。
最可怜的是移民后裔心态的转变。按说我们祖上来自江西,我们得认同故事中那几个坐八仙桌的才对;可我们已成了湖南人,只好跟“转背知”的这些人打成一片。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还好,这个故事在有的时候能管点用,它可以缓解一些心理压力。就跟我们那里有些长辈劝人“少吃一口、慢行一脚”一样。我想,这正是它至今还能够在民间流传的原因吧。
余生也晚,当年“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的时候刚上小学。要是当时能出去远行,走到江西告诉老表们:就在他们学我们、赶我们、超我们的同时,我们还在学他们、赶他们、仰慕他们,那不知该是何等滑稽的事。如今时过境迁,只好“读书人一声长叹”了。
上引嘉靖《衡州府志》也说到“健讼”与客户的相关关系,它显然与前面《宋史·地理志》的“自是好讼者亦多矣”、《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讼狱兴而不可止”是一脉相承的。该《志》对酃县(今炎陵县)的情况作了一个描述:“父子兄弟刀锥之利亦事竞争,童子发蒙遽习词讼。”由此可知,随着移民进入而在湖南兴起来的“健讼”之风,确实不完全是移民在跟土著相对。顶多只能说,大量客户进来以后,本地人也跟着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