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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回忆往事而有流水之感,说“似水年华”、“逝者如斯”的时候,虽然也可产生时不我待、急起直追的劲头,但总难免有些伤感的味儿。如果某一段岁月给你留下的是火的感觉,一想起它就觉得心里热乎乎的;那么,这样的日子,必定曾经推动过你前进,而且永远是你力量的源泉,取之不竭。
1949年我在华东大学社会科学院第一部第一班的四五个月的学习生活,在我的记忆里,就是火红的。
生活
社一部一班成立于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大部分同学是徐州地区的。从江南成批跑过来的青年,后来编成二班和三班;我们两小伙一二月份抵达的同学,加在一班里,自成小组。
一班起先叫临时班,设在济南商埠经二路纬九路的绣江中学。这个中学只有一幢小楼,连地下室算在一起,共三层外带一层阁楼,十几间屋;楼后一个200米圆周的操场;操场后有几间平房,是伙房和厕所;大门口有一间小传达室,铁栅大门。
四五十个男女同学,分别住在小楼的各层楼板上。没有教室和桌椅,栉比鳞次的铺位,就是讨论天下大事、人生哲理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场。操场的用途最大,早晨大家围着它跑步,三顿饭时成了食堂;晚上,班主任照例集合讲话,操场便是课堂。
一日三餐,小米饭或窝窝头,每组七八个人一瓦盆蔬菜,总是吃个精光。星期日改善伙食,吃肉,吃玉米面和白面混合的馒头,可惜这一天只开两顿饭,晚饭后的漫长时间,多半由生活检讨会来填充。
3月2日,临时班搬到经九路纬一路的成城中学旧址,改称新部一班。因为江南涌来大批青年,另成一个二班了。成城中学是日本式的二层楼房,四幢楼房一字排开,此外还有一座可当教室或会堂用的建筑物。搬进这里,比先前阔气多了。尽管晚上还是要睡楼板,但每组总算领到两张桌子、两条长椅,加上窗台可供踞坐,开起小组会来,俨然可以坐而论道了。
成城中学在现在山东省委所在地的附近,当时远离市区,幽静得很,是谈心交流思想的好地方。课前饭后,常见三三两两,在学校前面的圩顶上、学校后面的田埂旁,或激昂慷慨,或低声回肠,探讨着进步方向。
一班同学来自五湖四海,经历各有不同,服饰也互异其趣。穿长衫的和短衫的农村青年,着西服和学生服的城市学生,点缀上两三位老解放区来的戴土布军帽的同志,情调不一,矛盾时起,谁看着谁也不顺眼。可是,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这些不同,正好比形状不同的矿石,不消几个时辰,便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了。
成城中学住了不到一个月,3月30日,又搬家,搬到齐鲁大学。这时又增加一个新生班,第三班,连同我们和二班一起,合称社会科学院一部。齐鲁大学自己当时没有学生在济南,留下一大片空房子。不过我们住的还是很挤,原先齐鲁大学学生一人住一间的宿舍,我们四个人住;原先他们的铁床和桌椅,都转入储藏室了,我们依旧打地铺。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我们这些未能赶上战火考验的年轻人来说,那时睡睡地铺,实在太有必要了,因为我们正处在人生观的形成或转变关口。事实证明,除去一两个招架不住而开了小差的分子以外,绝大多数同学都从艰苦中发现了乐趣,我们的床铺,不久便整齐得可以和解放军媲美了。
学习
新的学习与习惯的差距,比生活方面的还要大。这不仅是就学习内容说的,也包括学习方式在内。
七八个人编成的小组,是学习的基本单位。从文化知识来说,组内一些人完全有资格担当另一些人的老师,但在思想和作风方面,却又往往正好反了一个“个”。这是一种很奇妙的组织,它蕴含着种种矛盾。更奇怪的是,班主任差不多隔不上一个月就要宣布重新编组一次,把矛盾加以精心安排,使你无法相安无事。后来我们才明白,正是这些矛盾的展开和解决,构成了我们进步的内容,推动着我们加速前进。
学习的首要目的是转变思想。这是从校长到班干事一再宣布了的。我清楚记得,在绣江中学时期,每人发有一本名为《真和平与假和平》的时事学习材料,主要内容就是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1949年元旦社论前后的那几篇。其中属于知识性的内容,很快便弄懂了,但是天天布置讨论它,整整一个礼拜。由此产生的厌烦情绪,直到半个月后的3月15日听讲《蒋介石的本质与国共关系》大课,才得到消除。原来我们对蒋介石的本质缺乏历史的了解,很易产生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之心;而这种情绪,又正是当时国内外反动派所企求的。同学们中间,还较普遍地存在着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心情,也由于对国共关系的几大回合缺乏了解,看不出怎样求得真正的和平,于是这样的和平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认识到这一些,反而觉得真假和平那一个单元的学习时间,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了;我们虽说痛恨蒋介石,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介石的思想和情绪来;而之所以如此,固有知识上的欠缺,更主要的还有一个思想感情、思想方法问题。
对于一批历尽艰险方才挣脱蒋介石统治的纯真青年来说,一天忽然发现自己仍有怜惜蒋介石之心,其思想上的震动之巨,是可以想见的。由此生发开去,当初那种埋怨没有图书、没有教室、没有正规课程的念头,一下子扫荡净尽,反而产生出念书容易糊涂、运动便是一切的想法。于是乎,整天里不是你批评我没有群众观点,便是我批评他看问题站错了立场,或者是大家在小组会上互扣帽子,常常闹得个不欢而散。对于班主任的领导,也是毫不客气,不时送过几条意见去。
说真的,那些日子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事情也的确多,因为新生活和旧习惯正在交替。仅从我当年日记本上可以查到的,除去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外,就有:3月27日,星期日,“学委会三个委员开坦白斗争会(即今天所谓的交流思想、总结工作会议),十几个‘社会贤达’被邀列席”。4月7日,星期四,“班主任叫我去参加研究如何改进今后工作团结的事……最后大家决定开一个团结互助工作推进大会”。4月8日,星期五,“团结互助工作推进大会虽然如时召开了,但一开场就……否决了主席团,并重行产生……一上午只进行了产生主席团一项工作。散会了, 有人大呼:‘洋包子下台,土包子上台。’……晚上大会又进行……未散会,我就从窗子爬出,回寝室睡觉”。4月12日,星期二,“今天早上结束了推进大会,部主任做了一个总结,想让真理抬头……”。4月29日,星期五,“校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公开,今天开成立大会”。
往后进入红5月,加上建团活动,各种会议更是接连不断了。
正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会议和活动中,每人自己重新认识了自己,大家互相也有所认识,政治情绪、生活态度、工作能力、思想作风,统统表现无遗,一天等于二十年,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很快便缩短到肝胆相照的程度。转变思想的学习目的,虽说不能完全依赖政治活动来达到,但在那样的年代里,这些活动确实起了重大作用,并给每一个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活动以外,当然也有听课、读书、记笔记之类的学习方式,甚至还有考试。我在办理入学手续时,就考了一次作文,两个题目任选,一个是“我的生活片断”,一个是“我对旧社会的看法”。入学后第五天,我在日记里写道;“早操后举行测验,这是昨天就已经告诉我们的。”3月21日的日记有:“今天让我们总结上两周的时事学习,据说这是学习后最有用的办法,比考试办法强得多。试验一下,果然不错。组上有几位几乎急得哭出来,没办法作这一个总结报告。这篇报告应该包括思想转变、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学习收获、生活上的各种检讨,及对三个委员,对小组、班、部的领导作总结。”到一定的时候,也有发卷子考试的事。4月30日日记:“上下午都考试,也是发试题考,也有监考的。不过考的时候要松得多,四个人坐一条长凳子,又可以带笔记本,除左顾右盼外,还可大查而特查。不过据说这个测验不光是测验同学的理解力,还测验教授的教授法,为什么同学会不懂?这倒是一个很有理的办法。”六天以后:“考试卷子发下来给自己审查,自己替自己打分数,交小组评论。这真是奇闻。”
属于这一次考试内容的课题,计有:苏联问题、蒋介石的本质与国共关系、民主问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思想方法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的革命第一课。
斗争
生活、学习都是斗争,但是这里想谈的是另一方面的斗争。
我是1949年2月19日正式进入一班学习的,6月25日调离。这四个月,正好是祖国历史中最伟大的天翻地覆时代。
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阴谋,由它自己制造的枪杀南京同学的四一惨案彻底揭穿了。消息传到济南是4月5日,那一天是清明节,大家本来准备去四里山祭扫烈士墓,临时决定改哀悼为显示力量,下午举行了声援四一死难同学的示威游行。队伍从齐大出发经趵突泉到普利门,桥头上,演讲开始,同学们虽有宣传群众的愿望,却缺乏组织群众的经验,整个过程都有点乱糟槽,讲完了南京发生的事情后,便无话可说了。继续游行到大观园,我们决定借用戏院和书场,用他的台子,对他们的听众宣讲。宣讲内容除了报道南京真相外,再加上前些天刚学来的“蒋介石的本质”,最后号召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效果便大不一样了。在大观园一共借了三个场子,老板们显得特别殷勤,听众中也许有无可奈何的,但总的气氛十分热烈。
这是我们当时可能进行的第一回合对敌斗争。4月22日中午,大军渡江的“号外”飞来,南京解放指日可待,即日着手筹备祝捷大会。祝捷不同于示威,要渲染喜庆气氛,大家决定赶排活报剧。24日,星期日,上午9时有消息说南京解放,下午便证实了李宗仁、何应钦弃城而逃;晚上无线电又广播太原于六时解放。“捷报频传,众情兴奋。加紧准备明天游行的节目。”这一天的日记,应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二天,对活报剧中是否要绑着“蒋介石”游行一点,发生了争论。有人说:“蒋介石并未被捉到,何从绑起呢?”有人说:“这关系到政策问题,是否可绑,还要斟酌。”结果这些意见都未起作用,“蒋介石”不仅被绑上了,而且前面牵着,后面押着,一支浩浩荡荡的化装游行队伍,在秧歌鼓点催动下,出发了。
兔死狐悲。蒋介石的垮台,迫使齐鲁大学校园里的某些洋人颇为不安,他们有所动作。但这是又一种形式的斗争,我们当学生的,除了被提醒要防奸防特外,其详情就不得而知了。
直接由我们来进行的面对面的斗争,还是在思想方面。同学李某,明白地宣称他宁死也不放弃天主教信仰,说他信教于心无愧,对革命也无损。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我们看来,无异于在宣传帝国主义文化。另一位也是姓李的同学,公开推崇小脚是女性美,声明他的夫人便是山里的小脚女人。我们谁也不去理会他对爱妻的感情有多深,认定他这种主张就是在宣传封建主义文化。这些思想,遇到了当时许多自认为已经掌握了全部无产阶级思想的同学,其激发起来的波澜,是可想而知的。可惜我未曾记下当时的争辩详情,只写有信教同学“大哭一顿”四个字,要不然,今天一起来读一读这两天日记,将是饶有兴味的。
1949年我在华东大学社会科学院第一部第一班的四五个月的学习生活,在我的记忆里,就是火红的。
生活
社一部一班成立于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大部分同学是徐州地区的。从江南成批跑过来的青年,后来编成二班和三班;我们两小伙一二月份抵达的同学,加在一班里,自成小组。
一班起先叫临时班,设在济南商埠经二路纬九路的绣江中学。这个中学只有一幢小楼,连地下室算在一起,共三层外带一层阁楼,十几间屋;楼后一个200米圆周的操场;操场后有几间平房,是伙房和厕所;大门口有一间小传达室,铁栅大门。
四五十个男女同学,分别住在小楼的各层楼板上。没有教室和桌椅,栉比鳞次的铺位,就是讨论天下大事、人生哲理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场。操场的用途最大,早晨大家围着它跑步,三顿饭时成了食堂;晚上,班主任照例集合讲话,操场便是课堂。
一日三餐,小米饭或窝窝头,每组七八个人一瓦盆蔬菜,总是吃个精光。星期日改善伙食,吃肉,吃玉米面和白面混合的馒头,可惜这一天只开两顿饭,晚饭后的漫长时间,多半由生活检讨会来填充。
3月2日,临时班搬到经九路纬一路的成城中学旧址,改称新部一班。因为江南涌来大批青年,另成一个二班了。成城中学是日本式的二层楼房,四幢楼房一字排开,此外还有一座可当教室或会堂用的建筑物。搬进这里,比先前阔气多了。尽管晚上还是要睡楼板,但每组总算领到两张桌子、两条长椅,加上窗台可供踞坐,开起小组会来,俨然可以坐而论道了。
成城中学在现在山东省委所在地的附近,当时远离市区,幽静得很,是谈心交流思想的好地方。课前饭后,常见三三两两,在学校前面的圩顶上、学校后面的田埂旁,或激昂慷慨,或低声回肠,探讨着进步方向。
一班同学来自五湖四海,经历各有不同,服饰也互异其趣。穿长衫的和短衫的农村青年,着西服和学生服的城市学生,点缀上两三位老解放区来的戴土布军帽的同志,情调不一,矛盾时起,谁看着谁也不顺眼。可是,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这些不同,正好比形状不同的矿石,不消几个时辰,便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了。
成城中学住了不到一个月,3月30日,又搬家,搬到齐鲁大学。这时又增加一个新生班,第三班,连同我们和二班一起,合称社会科学院一部。齐鲁大学自己当时没有学生在济南,留下一大片空房子。不过我们住的还是很挤,原先齐鲁大学学生一人住一间的宿舍,我们四个人住;原先他们的铁床和桌椅,都转入储藏室了,我们依旧打地铺。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我们这些未能赶上战火考验的年轻人来说,那时睡睡地铺,实在太有必要了,因为我们正处在人生观的形成或转变关口。事实证明,除去一两个招架不住而开了小差的分子以外,绝大多数同学都从艰苦中发现了乐趣,我们的床铺,不久便整齐得可以和解放军媲美了。
学习
新的学习与习惯的差距,比生活方面的还要大。这不仅是就学习内容说的,也包括学习方式在内。
七八个人编成的小组,是学习的基本单位。从文化知识来说,组内一些人完全有资格担当另一些人的老师,但在思想和作风方面,却又往往正好反了一个“个”。这是一种很奇妙的组织,它蕴含着种种矛盾。更奇怪的是,班主任差不多隔不上一个月就要宣布重新编组一次,把矛盾加以精心安排,使你无法相安无事。后来我们才明白,正是这些矛盾的展开和解决,构成了我们进步的内容,推动着我们加速前进。
学习的首要目的是转变思想。这是从校长到班干事一再宣布了的。我清楚记得,在绣江中学时期,每人发有一本名为《真和平与假和平》的时事学习材料,主要内容就是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1949年元旦社论前后的那几篇。其中属于知识性的内容,很快便弄懂了,但是天天布置讨论它,整整一个礼拜。由此产生的厌烦情绪,直到半个月后的3月15日听讲《蒋介石的本质与国共关系》大课,才得到消除。原来我们对蒋介石的本质缺乏历史的了解,很易产生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之心;而这种情绪,又正是当时国内外反动派所企求的。同学们中间,还较普遍地存在着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心情,也由于对国共关系的几大回合缺乏了解,看不出怎样求得真正的和平,于是这样的和平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认识到这一些,反而觉得真假和平那一个单元的学习时间,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了;我们虽说痛恨蒋介石,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介石的思想和情绪来;而之所以如此,固有知识上的欠缺,更主要的还有一个思想感情、思想方法问题。
对于一批历尽艰险方才挣脱蒋介石统治的纯真青年来说,一天忽然发现自己仍有怜惜蒋介石之心,其思想上的震动之巨,是可以想见的。由此生发开去,当初那种埋怨没有图书、没有教室、没有正规课程的念头,一下子扫荡净尽,反而产生出念书容易糊涂、运动便是一切的想法。于是乎,整天里不是你批评我没有群众观点,便是我批评他看问题站错了立场,或者是大家在小组会上互扣帽子,常常闹得个不欢而散。对于班主任的领导,也是毫不客气,不时送过几条意见去。
说真的,那些日子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事情也的确多,因为新生活和旧习惯正在交替。仅从我当年日记本上可以查到的,除去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外,就有:3月27日,星期日,“学委会三个委员开坦白斗争会(即今天所谓的交流思想、总结工作会议),十几个‘社会贤达’被邀列席”。4月7日,星期四,“班主任叫我去参加研究如何改进今后工作团结的事……最后大家决定开一个团结互助工作推进大会”。4月8日,星期五,“团结互助工作推进大会虽然如时召开了,但一开场就……否决了主席团,并重行产生……一上午只进行了产生主席团一项工作。散会了, 有人大呼:‘洋包子下台,土包子上台。’……晚上大会又进行……未散会,我就从窗子爬出,回寝室睡觉”。4月12日,星期二,“今天早上结束了推进大会,部主任做了一个总结,想让真理抬头……”。4月29日,星期五,“校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公开,今天开成立大会”。
往后进入红5月,加上建团活动,各种会议更是接连不断了。
正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会议和活动中,每人自己重新认识了自己,大家互相也有所认识,政治情绪、生活态度、工作能力、思想作风,统统表现无遗,一天等于二十年,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很快便缩短到肝胆相照的程度。转变思想的学习目的,虽说不能完全依赖政治活动来达到,但在那样的年代里,这些活动确实起了重大作用,并给每一个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活动以外,当然也有听课、读书、记笔记之类的学习方式,甚至还有考试。我在办理入学手续时,就考了一次作文,两个题目任选,一个是“我的生活片断”,一个是“我对旧社会的看法”。入学后第五天,我在日记里写道;“早操后举行测验,这是昨天就已经告诉我们的。”3月21日的日记有:“今天让我们总结上两周的时事学习,据说这是学习后最有用的办法,比考试办法强得多。试验一下,果然不错。组上有几位几乎急得哭出来,没办法作这一个总结报告。这篇报告应该包括思想转变、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学习收获、生活上的各种检讨,及对三个委员,对小组、班、部的领导作总结。”到一定的时候,也有发卷子考试的事。4月30日日记:“上下午都考试,也是发试题考,也有监考的。不过考的时候要松得多,四个人坐一条长凳子,又可以带笔记本,除左顾右盼外,还可大查而特查。不过据说这个测验不光是测验同学的理解力,还测验教授的教授法,为什么同学会不懂?这倒是一个很有理的办法。”六天以后:“考试卷子发下来给自己审查,自己替自己打分数,交小组评论。这真是奇闻。”
属于这一次考试内容的课题,计有:苏联问题、蒋介石的本质与国共关系、民主问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思想方法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的革命第一课。
斗争
生活、学习都是斗争,但是这里想谈的是另一方面的斗争。
我是1949年2月19日正式进入一班学习的,6月25日调离。这四个月,正好是祖国历史中最伟大的天翻地覆时代。
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阴谋,由它自己制造的枪杀南京同学的四一惨案彻底揭穿了。消息传到济南是4月5日,那一天是清明节,大家本来准备去四里山祭扫烈士墓,临时决定改哀悼为显示力量,下午举行了声援四一死难同学的示威游行。队伍从齐大出发经趵突泉到普利门,桥头上,演讲开始,同学们虽有宣传群众的愿望,却缺乏组织群众的经验,整个过程都有点乱糟槽,讲完了南京发生的事情后,便无话可说了。继续游行到大观园,我们决定借用戏院和书场,用他的台子,对他们的听众宣讲。宣讲内容除了报道南京真相外,再加上前些天刚学来的“蒋介石的本质”,最后号召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效果便大不一样了。在大观园一共借了三个场子,老板们显得特别殷勤,听众中也许有无可奈何的,但总的气氛十分热烈。
这是我们当时可能进行的第一回合对敌斗争。4月22日中午,大军渡江的“号外”飞来,南京解放指日可待,即日着手筹备祝捷大会。祝捷不同于示威,要渲染喜庆气氛,大家决定赶排活报剧。24日,星期日,上午9时有消息说南京解放,下午便证实了李宗仁、何应钦弃城而逃;晚上无线电又广播太原于六时解放。“捷报频传,众情兴奋。加紧准备明天游行的节目。”这一天的日记,应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二天,对活报剧中是否要绑着“蒋介石”游行一点,发生了争论。有人说:“蒋介石并未被捉到,何从绑起呢?”有人说:“这关系到政策问题,是否可绑,还要斟酌。”结果这些意见都未起作用,“蒋介石”不仅被绑上了,而且前面牵着,后面押着,一支浩浩荡荡的化装游行队伍,在秧歌鼓点催动下,出发了。
兔死狐悲。蒋介石的垮台,迫使齐鲁大学校园里的某些洋人颇为不安,他们有所动作。但这是又一种形式的斗争,我们当学生的,除了被提醒要防奸防特外,其详情就不得而知了。
直接由我们来进行的面对面的斗争,还是在思想方面。同学李某,明白地宣称他宁死也不放弃天主教信仰,说他信教于心无愧,对革命也无损。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我们看来,无异于在宣传帝国主义文化。另一位也是姓李的同学,公开推崇小脚是女性美,声明他的夫人便是山里的小脚女人。我们谁也不去理会他对爱妻的感情有多深,认定他这种主张就是在宣传封建主义文化。这些思想,遇到了当时许多自认为已经掌握了全部无产阶级思想的同学,其激发起来的波澜,是可想而知的。可惜我未曾记下当时的争辩详情,只写有信教同学“大哭一顿”四个字,要不然,今天一起来读一读这两天日记,将是饶有兴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