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7年,李零出版《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 ,2008年又出版《去圣乃得真孔子》 。这两本书有个基本观点:孔子不是圣人,而是丧家狗。孔子是不是圣人?圣人的圣是什么意思?笔者已有专文阐述 ,这篇小文主要谈“丧家狗”问题。据《去圣》说,“丧家狗”问题,网上讨论热烈。无奈我是个网盲,这篇小文只能专谈一己之见,无法吸取他人精义。
孔子自比“丧家狗”,或别人把他比作“丧家狗”,故事不见于《论语》与《左传》,也不见于任何先秦著作。“丧家狗”故事最早见于汉初两种著作,一是《韩诗外传》,二是《史记·孔子世家》。这两个文本差别很大。
《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是汉文帝时(前179～前157年)的博士,早于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韩诗外传》第九卷第十八章记载:
孔子出卫之东门,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使车避,有人将来,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车避,有圣人将来。”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视之五十步,从而望之五十步,顾子贡曰:“是何为者也?”子贡曰:“赐之师也,所谓鲁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鲁孔丘欤?吾固闻之。”子贡曰:“赐之师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尧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喙。从前视之,盎盎乎似有王者。从后视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圣者也。”子贡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恶,葭喙而不藉,远而望之,羸乎若丧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贡以告孔子。孔子无所辞,独辞丧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贡曰:“汙面而不恶,葭喙而不藉,赐以知之矣。不知丧家狗,何足辞也?”子曰:“赐,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既敛而椁,布器而祭。顾望无人,意欲施之。上无明王,下无贤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之纲纪。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丘何敢乎?”
文章开头,姑布子卿就称孔子是“圣人”。后面虽称孔子“羸乎若丧家之狗”,却又一再对子贡说“子何患焉?”颇似仪封人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文章最后,孔子把这“丧家之狗”比喻为乱世担“当”者(举丧人家的看家狗)也即乱世圣人。对这称号,他“辞”不敢受,一再说“丘何敢乎?”显然,《韩诗外传》的“丧家之狗”是褒义的,故孔子一再“辞”让。这与孔子生前一再推辞“圣人”称号的作风完全一致。
《史记·孔子世家》说法不同: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文章没有称孔子为圣人,孔子对“丧家之狗”这个诨号“欣然笑”纳,可知《史记》的“丧家之狗”没有褒义,而有贬义。因为孔子谦虚,不可能笑纳具有褒义的称号,至少在表面上是不可能的。“累累若丧家之狗”,语似《老子》第二十章“累兮如无所归”(疲惫得像丧失归处)。《史记》的“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它没有什么社会义务需要担当。
这两个文本的“丧家之狗”,由于存在一褒一贬的差别,可知“丧家”二字的含义有所不同。《韩诗外传》的“丧家”明显是“举丧人家”、“丧者之家”的意思,丧字是形容词,读平声;《史记》的“丧家”应该是丧失家养的意思,丧字是动词,读去声。司马迁崇拜孔子,能收录这个调侃孔子的传说故事,体现了可贵的实录精神。李零采用《史记》文本,称其“丧家之狗”是“流浪狗”,甚确。
韩婴早于司马迁,《韩诗外传》可能早于《史记》,但是,《韩诗外传》的“丧家之狗”故事鲜为人知,后世只流传《史记》的“丧家之狗”故事。究其原因,除了《韩诗外传》的权威性不如《史记》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故事本身。把人比作狗,就人们的普遍感受而言,总是一种贬称,甚至是带有侮辱性的贬称。《韩诗外传》以“丧家之狗”比喻乱世担当者,是以贬称喻褒义,显得不伦不类,使人感到别扭,难以接受。《史记》用“丧家之狗”来调侃孔子,是以贬称喻贬义,显得顺理成章,比较自然;尤其是孔子笑纳这个诨号,自嘲为“丧家之狗”,显得风趣横生,令人喜爱。再加上《史记》文本的文字简洁,语句清通,不像《韩诗外传》的文本那么拖泥带水,难以卒读。由于这些原因,《韩诗外传》的“丧家狗”故事后世默默无闻,《史记》的“丧家狗”故事独传于世。
《史记》的裴骃《集解》引三国时魏人王肃的话来解释《史记》文本。王肃注云:“丧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见饮食,故累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故累然不得志之貌也。《韩诗外传》曰:‘丧家之狗,既敛而槨,有席而祭,顾望无人’也。”王肃引《韩诗外传》的“丧家之狗”来解释《史记》的“丧家之狗”,有张冠李戴之嫌。王肃与裴骃可能都不明白这两个文本的 “丧家之狗”含义不同。今本《辞海》“丧家狗”词条“引王肃曰”,删去《韩诗外传》那四句话,是正确的。但说:《史记》“本谓有丧者之家的狗,丧读作平声,比喻沦落不遇的人……后人读丧作去声,以为无家可归的狗,比喻穷迫无归的人”。《辞海》此说不够确切。因为《史记》的“丧家之狗”本来就是“无家可归的狗”,其“丧”字本来就该读去声,不是“后人”把它读变了。看来,该条目作者也与王肃、裴骃一样,没有搞清楚《韩诗外传》的“丧家之狗”与《史记》的“丧家之狗”的区别。
《韩诗外传》与《史记》的“丧家之狗”,有褒贬之别,“丧家”的字义也有不同,至于故事情节差别就更大了。故事发生的地点、看相者、看相缘由等都不相同。同一个故事,差别这么多、这么大,使人不得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如果确有其事,传说异辞要受事实限制,差别不会很大;如果是民间传说,可以随意编造,不受事实限制,差别自然就大。《史记》说孔子在周游列国时一个人走散掉,这也不大可能。孔子出门应有学生陪护,怎么可能走失呢?个别学生可能走失,老师是不大可能走失的。《韩诗外传》就没有这个不合情理的情节。
两书也有两个相同情节:一、都是子贡把别人关于“丧家狗”等话转告给孔子。这恐怕也不真实。尤其是《史记》的“丧家之狗”,是贬义的,学生在老师面前怎么说得出口?即使是转述别人的话,也难以启齿。子贡善于辞令,最会恭维,更不可能当面把老师比作狗。二、两书都说孔子有古圣贤的部分骨相,又有某些缺陷。这倒可能是当时民间传说的底本,两个文本的不同故事情节可能都是根据这个共同底本演化而来的。
上述诸问题是“丧家狗”故事的几个疑点。“丧家狗”故事的最大疑点还是它的晚出。这故事有趣生动,尤其是《史记》,说孔子自嘲“丧家之狗”,是人们乐于传颂的佳话。《论语》喜欢记载孔子师生生动有趣的生活小故事,这么幽默诙谐的故事怎么会漏掉呢?墨子是鲁国人,就学于孔门,如果真有其事,不可能不知道。他后来反戈一击,成为中国最早的反孔大专家。《墨子》书里充满反孔、反儒内容,就是找不到“丧家狗”形迹。道家反儒喜讲故事。“丧家狗”故事,既生动幽默,又容易写成讥孔主题,为何不利用?为什么到了汉初,尊孔时代到来之际,突然冒出这个故事?笔者猜测,它可能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代的产物,原故事是讥讽孔子,称他是“丧家之狗”,原意是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到汉初作了修改。《韩诗外传》的故事把“丧家狗”写成举丧人家的看家狗,比喻乱世圣人。《史记》的故事添上孔子的自嘲,化腐朽为神奇,这办法最巧妙,修改不多,而风趣横生,孔子成了正面人物。这些都是猜测之词,不足以成定论。不过,它的疑点的确太多,对它不必重视,如果用“丧家狗”三字来概括孔子的一生,更是万万不可。
李零读《史记》“丧家之狗”的“丧家”为丧失家养,是对的。但他说“问题的关键”“在‘丧家’怎么读” ,则不对。问题的关键,不在“丧家”二字,而在一个“狗”字。不管是“举丧人家的狗”,还是“丧失家养的狗”,都是狗,都是畜生。我不知道欧美的宠物狗有多高贵,只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把人比作狗,都是贬称,带有侮辱性,除非自嘲。《韩诗外传》以“丧家之狗”比喻乱世圣人,未能被人接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史记》写孔子自嘲为“丧家之狗”反而受人喜爱,因为自嘲与嘲人性质完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曲阜孔府收藏的彩绘《圣迹图》,把《史记》记载的这则故事绘成图,取名为《累累说圣图》。李零援引这个例子,为《丧家狗》书名辩护 。人们不禁要问:此图为什么不取名为《丧家之狗图》?而且加了一个“圣”字?为什么去“狗”添“圣”?
马相伯(1840～1939年)是中国近代的孔夫子,百岁华诞之后,弟子胡愈之前来拜访,他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这些话,只有他老人家自己说得出口,胡愈之等弟子是绝对说不出口的。如果有人写一本马相伯传,书名采用马老的话,叫《一只会叫的狗》,不知李零感觉如何?
2000年,南非警察总署大楼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的黑人总统曼德拉头像,逐渐变成大猩猩,警察总监和公安部长勃然大怒,人民也义愤填膺,而曼德拉本人却一笑置之。不久,曼德拉在一所新建的乡村学校落成典礼上,兴高采烈地对孩子们说:“看到你们有这样好的学校,连大猩猩都十分高兴。”话音刚落,数百名孩子笑得前仰后合。人们看了这则故事,会不会说,电脑屏幕把曼德拉的头像变成大猩猩不是人格侮辱,也不是种族歧视,因为曼德拉也自称“大猩猩”?!
孔子自比“丧家狗”,或别人把他比作“丧家狗”,故事不见于《论语》与《左传》,也不见于任何先秦著作。“丧家狗”故事最早见于汉初两种著作,一是《韩诗外传》,二是《史记·孔子世家》。这两个文本差别很大。
《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是汉文帝时(前179～前157年)的博士,早于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韩诗外传》第九卷第十八章记载:
孔子出卫之东门,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使车避,有人将来,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车避,有圣人将来。”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视之五十步,从而望之五十步,顾子贡曰:“是何为者也?”子贡曰:“赐之师也,所谓鲁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鲁孔丘欤?吾固闻之。”子贡曰:“赐之师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尧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喙。从前视之,盎盎乎似有王者。从后视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圣者也。”子贡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恶,葭喙而不藉,远而望之,羸乎若丧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贡以告孔子。孔子无所辞,独辞丧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贡曰:“汙面而不恶,葭喙而不藉,赐以知之矣。不知丧家狗,何足辞也?”子曰:“赐,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既敛而椁,布器而祭。顾望无人,意欲施之。上无明王,下无贤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之纲纪。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丘何敢乎?”
文章开头,姑布子卿就称孔子是“圣人”。后面虽称孔子“羸乎若丧家之狗”,却又一再对子贡说“子何患焉?”颇似仪封人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文章最后,孔子把这“丧家之狗”比喻为乱世担“当”者(举丧人家的看家狗)也即乱世圣人。对这称号,他“辞”不敢受,一再说“丘何敢乎?”显然,《韩诗外传》的“丧家之狗”是褒义的,故孔子一再“辞”让。这与孔子生前一再推辞“圣人”称号的作风完全一致。
《史记·孔子世家》说法不同: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文章没有称孔子为圣人,孔子对“丧家之狗”这个诨号“欣然笑”纳,可知《史记》的“丧家之狗”没有褒义,而有贬义。因为孔子谦虚,不可能笑纳具有褒义的称号,至少在表面上是不可能的。“累累若丧家之狗”,语似《老子》第二十章“累兮如无所归”(疲惫得像丧失归处)。《史记》的“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它没有什么社会义务需要担当。
这两个文本的“丧家之狗”,由于存在一褒一贬的差别,可知“丧家”二字的含义有所不同。《韩诗外传》的“丧家”明显是“举丧人家”、“丧者之家”的意思,丧字是形容词,读平声;《史记》的“丧家”应该是丧失家养的意思,丧字是动词,读去声。司马迁崇拜孔子,能收录这个调侃孔子的传说故事,体现了可贵的实录精神。李零采用《史记》文本,称其“丧家之狗”是“流浪狗”,甚确。
韩婴早于司马迁,《韩诗外传》可能早于《史记》,但是,《韩诗外传》的“丧家之狗”故事鲜为人知,后世只流传《史记》的“丧家之狗”故事。究其原因,除了《韩诗外传》的权威性不如《史记》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故事本身。把人比作狗,就人们的普遍感受而言,总是一种贬称,甚至是带有侮辱性的贬称。《韩诗外传》以“丧家之狗”比喻乱世担当者,是以贬称喻褒义,显得不伦不类,使人感到别扭,难以接受。《史记》用“丧家之狗”来调侃孔子,是以贬称喻贬义,显得顺理成章,比较自然;尤其是孔子笑纳这个诨号,自嘲为“丧家之狗”,显得风趣横生,令人喜爱。再加上《史记》文本的文字简洁,语句清通,不像《韩诗外传》的文本那么拖泥带水,难以卒读。由于这些原因,《韩诗外传》的“丧家狗”故事后世默默无闻,《史记》的“丧家狗”故事独传于世。
《史记》的裴骃《集解》引三国时魏人王肃的话来解释《史记》文本。王肃注云:“丧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见饮食,故累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乱世,道不得行,故累然不得志之貌也。《韩诗外传》曰:‘丧家之狗,既敛而槨,有席而祭,顾望无人’也。”王肃引《韩诗外传》的“丧家之狗”来解释《史记》的“丧家之狗”,有张冠李戴之嫌。王肃与裴骃可能都不明白这两个文本的 “丧家之狗”含义不同。今本《辞海》“丧家狗”词条“引王肃曰”,删去《韩诗外传》那四句话,是正确的。但说:《史记》“本谓有丧者之家的狗,丧读作平声,比喻沦落不遇的人……后人读丧作去声,以为无家可归的狗,比喻穷迫无归的人”。《辞海》此说不够确切。因为《史记》的“丧家之狗”本来就是“无家可归的狗”,其“丧”字本来就该读去声,不是“后人”把它读变了。看来,该条目作者也与王肃、裴骃一样,没有搞清楚《韩诗外传》的“丧家之狗”与《史记》的“丧家之狗”的区别。
《韩诗外传》与《史记》的“丧家之狗”,有褒贬之别,“丧家”的字义也有不同,至于故事情节差别就更大了。故事发生的地点、看相者、看相缘由等都不相同。同一个故事,差别这么多、这么大,使人不得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如果确有其事,传说异辞要受事实限制,差别不会很大;如果是民间传说,可以随意编造,不受事实限制,差别自然就大。《史记》说孔子在周游列国时一个人走散掉,这也不大可能。孔子出门应有学生陪护,怎么可能走失呢?个别学生可能走失,老师是不大可能走失的。《韩诗外传》就没有这个不合情理的情节。
两书也有两个相同情节:一、都是子贡把别人关于“丧家狗”等话转告给孔子。这恐怕也不真实。尤其是《史记》的“丧家之狗”,是贬义的,学生在老师面前怎么说得出口?即使是转述别人的话,也难以启齿。子贡善于辞令,最会恭维,更不可能当面把老师比作狗。二、两书都说孔子有古圣贤的部分骨相,又有某些缺陷。这倒可能是当时民间传说的底本,两个文本的不同故事情节可能都是根据这个共同底本演化而来的。
上述诸问题是“丧家狗”故事的几个疑点。“丧家狗”故事的最大疑点还是它的晚出。这故事有趣生动,尤其是《史记》,说孔子自嘲“丧家之狗”,是人们乐于传颂的佳话。《论语》喜欢记载孔子师生生动有趣的生活小故事,这么幽默诙谐的故事怎么会漏掉呢?墨子是鲁国人,就学于孔门,如果真有其事,不可能不知道。他后来反戈一击,成为中国最早的反孔大专家。《墨子》书里充满反孔、反儒内容,就是找不到“丧家狗”形迹。道家反儒喜讲故事。“丧家狗”故事,既生动幽默,又容易写成讥孔主题,为何不利用?为什么到了汉初,尊孔时代到来之际,突然冒出这个故事?笔者猜测,它可能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代的产物,原故事是讥讽孔子,称他是“丧家之狗”,原意是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到汉初作了修改。《韩诗外传》的故事把“丧家狗”写成举丧人家的看家狗,比喻乱世圣人。《史记》的故事添上孔子的自嘲,化腐朽为神奇,这办法最巧妙,修改不多,而风趣横生,孔子成了正面人物。这些都是猜测之词,不足以成定论。不过,它的疑点的确太多,对它不必重视,如果用“丧家狗”三字来概括孔子的一生,更是万万不可。
李零读《史记》“丧家之狗”的“丧家”为丧失家养,是对的。但他说“问题的关键”“在‘丧家’怎么读” ,则不对。问题的关键,不在“丧家”二字,而在一个“狗”字。不管是“举丧人家的狗”,还是“丧失家养的狗”,都是狗,都是畜生。我不知道欧美的宠物狗有多高贵,只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把人比作狗,都是贬称,带有侮辱性,除非自嘲。《韩诗外传》以“丧家之狗”比喻乱世圣人,未能被人接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史记》写孔子自嘲为“丧家之狗”反而受人喜爱,因为自嘲与嘲人性质完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曲阜孔府收藏的彩绘《圣迹图》,把《史记》记载的这则故事绘成图,取名为《累累说圣图》。李零援引这个例子,为《丧家狗》书名辩护 。人们不禁要问:此图为什么不取名为《丧家之狗图》?而且加了一个“圣”字?为什么去“狗”添“圣”?
马相伯(1840～1939年)是中国近代的孔夫子,百岁华诞之后,弟子胡愈之前来拜访,他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这些话,只有他老人家自己说得出口,胡愈之等弟子是绝对说不出口的。如果有人写一本马相伯传,书名采用马老的话,叫《一只会叫的狗》,不知李零感觉如何?
2000年,南非警察总署大楼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的黑人总统曼德拉头像,逐渐变成大猩猩,警察总监和公安部长勃然大怒,人民也义愤填膺,而曼德拉本人却一笑置之。不久,曼德拉在一所新建的乡村学校落成典礼上,兴高采烈地对孩子们说:“看到你们有这样好的学校,连大猩猩都十分高兴。”话音刚落,数百名孩子笑得前仰后合。人们看了这则故事,会不会说,电脑屏幕把曼德拉的头像变成大猩猩不是人格侮辱,也不是种族歧视,因为曼德拉也自称“大猩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