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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访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本文将主要针对信访法律服务中心建立模式的相关问题及对策进行论述。
关键词：信访；法律服务中心；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12-0065-02
当信访人对信访的艰难以及政府对信访的沉重负担都有所畏惧的时候，改变这种状况便会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时对另一方的指责已经不再受人重视，因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不是单方面的问题，也不是双方实践中的问题，而是与信访条例有关的体制本身的缺陷或局限性。这种体制下，信访人如何形成自己的意愿属于他的自由，他有权以信访形式向政府表达其意愿，而防止这些行为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则不属于他的义务。同理，面对这些消极后果，政府作为行政机关没有权力也不能去干预民意表达，只能听凭民意表达的任意和分散；不能去阻止或拒绝民众信访，只能接受并且要尽可能地为之提供良好的条件。显然，这种体制的局限性，就是让政府和信访人只能顺从并且无法改变民意表达的任意性和分散性以及民意表达直接涌向政府的特性。可以设想立法者这样做是为了充分保护信访人的权利，可是当信访人要为这种权利付出很大代价，以至最终要由全社会来承担政府信访管理的巨大经济和政治成本时，除了进行改革我们已别无选择。
一、信访法律服务的现状
长期以来，信访部门被上访者寄予化解纠纷、实现救济的厚望。信访内容涉及到房屋拆迁、土地权属、劳动争议、企业改制、移民安置、涉法涉诉等，但在大多情况下，这些纠纷应该由司法部门解决，信访部门没有权力和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由于面对大量的群体信访或矛盾激化的各类个体信访，上有领导指令化解的压力，下有群众极端不满的怨气，信访部门在解决信访事项的过程中处于两难的境地。由此，在这种工作状况下，信访机构错位、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执政者预期的社会稳定的目标非但不能实现，反而陷入一种更为可怕的恶性循环之中。同时上访者也往往把信访看成了优于其它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他们在当地有关部门解决不了问题或者没有达到个人愿望之后，动辄上访，这直接导致了司法权威在人们心目中的弱化，最初只是供人们提意见、建议的信访制度，后来却变异为一种权利救济的最佳方式，这种异化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将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在政府管理的意义上，所谓信访问题，主要是信访的普遍发生和数量巨大给社会管理秩序所造成的沉重压力，这个压力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承接能力不足，无法承受巨量信访，导致信访管理形势严峻；一方面是信访特别是上访给社会秩序带来的某些影响，它们所形成的社会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人们对政治和政策的正面评价，也使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等条件有所紧张。当这种认识进入了政绩考核时，信访几乎成为削弱当地政府的正面形象，危及其政治地位稳固的恶棍，似乎很有理由把信访列为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的“不稳定因素”。于是，“治理信访”的口号声震云霄，似乎找到了解决信访问题的出路。然而，一旦把信访定位在政府“治理”上，就会把信访确定为行政管理的对象，并且用行政管理手段调整。对于那些涉及信访管理秩序的行为，当然可以如此；但对于产生信访的众多因素，包括政治、政策、体制、经济和观念等，应否这样做以及是否有效，就需要打个问号。同时，政府把信访人作为“治理”的对象，而产生信访的因素却往往与政府行为有关，也就是说应当把政府也列为治理对象；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因素与信访有关，如果都列为治理对象，那么治理信访就等于是治理国家——这种口号有多少实际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信访法律服务中心建立模式的问题及对策
（一）工作转型问题。
从法律上看，信访数量激增在一定程度上与信访工作转型，即从党的信访工作转向国家信访工作有直接关系。在党政合一的信访体制中，党在信访工作中处于领导地位，党委把信访工作纳入工作范围，党对信访持开放态度；由于党的性质完全不同于国家机关，群众向党反映、建议和举报等，没有信访条例那样的严格约束，确定信访数量和信访工作都不如现在规范。在党的信访工作体制下，政府是站在党委后面的，所以政府的信访职责以及属于该职责范围的信访数量都不是很明确，信访数量给政府的压力也不是直接的。信访条例的治理思路则是将信访活动规范化，信访被确定为一种法律行为，大概为了使政府信访范围与先前党的信访工作范围大体一致，便使用了一个过于宽泛的信访定义，以便把不同法律性质的行为都纳入信访范围。可以说，这是使政府承担的信访数量猛涨，导致目前严重局面的最重要的内因。同时，信访工作被列为国家活动，政府成了信访工作的中心和主角，以信访工作的形式承担了许多不应由信访解决的问题，于是工作量和管理压力也急剧增长。由此想到，有些地方希望信访在某些范围回归党的信访工作或者党的群众工作，其实就是以上问题的反映。
（二）严格信访条件。
将信访与行政复议和诉讼比较一下，可以发现行政复议和诉讼都有法律规定的具体条件，不符合条件的不得进入相关程序，这抑制了很多不符合条件的行政复议和诉讼行为。可以说，案件数量是受法定条件和范围控制的。反观信访，其确定条件十分宽泛和笼统，导致信访范围无所不包，并且能轻意进入信访程序，导致政府所受理的信访数不胜数，终于因不胜其扰，呼喊“形势严峻”了。如此敞开大门，又要埋怨来者数量太多，似乎不是待客之道。要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从修订信访条例人手。然而，如果单纯收缩信访范围和限制进入信访，那些被逐出信访和被挡在信访之外的案件又将流向何处，会不会因为无处告诉而产生其他问题，仍然值得关注。因此，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相关措施和制度，不宜匆忙动作。况且，谁也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把那些被信访拒之门外的案件汇拢起来，造就另一个信访，这将是已经被信访搞得焦头烂额的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三）提高信访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提高信访人的法律意识。
信访工作人员通过客观中立的判断，核清事实，作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兼備的处理意见，不但要求有良好的文字功底和政治素养，更需要能熟练掌握和运用法律、政策，善于从事信访工作。信“访”不信“法”，是目前比较普遍的现象。
信访的本质是民意表达，至少根据信访条例它是人们的权利，法律对它没有严格限制，按照我国立法的原则，行政法规无权禁止和限制这种权利，所以政府要强制减少信访数量是没有依据的。另一方面，民意表达能够体现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政治地位，恐怕没有理由希望民众自己去减少表达意愿。信访数量大造成信访秩序不好等一系列问题，但这不是靠强调信访秩序或者让民众遵守排队规则等方法就能解决的。既然信访是一种积极的权利行使活动，那么任何强制性地阻止都违背它的本性；相反，只有那些有利于信访的措施才能对信访权利的行使逐渐形成引导作用。看来，限制的思路于法无据，并且会导致民众与政府的抵触。
结论
信访部门收到的信访件中，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当通过行政复议、诉讼或仲裁等方式解决，而信访人却只相信信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信访人对法律知识的匮乏或淡薄，对信访人而言，选错了方式，对其问题的解决并无多大益处，反而耽误了时间，从而因时效问题丧失救济渠道。在法治社会的今天，信访人寻求“包青天”意识仍然很强烈，缺乏依法维权意识，需要提高信访人的法律意识，开展公民的普法教育。
参考文献：
[1]王跃，李宁，沈惠章. 加强理念创新 破解公安信访工作难题[J]. 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4，01：71-74。
[2]刘涛，邵继塘. 论信访制度的改革与社会工作介入[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30-33。
[3]苏雅拉，陈红宇.内蒙古基层信访工作情况调研报告[J]. 法制与社会，2014，08：158-159。
[4]孙莹.政府服务方式创新——沈阳市信访服务大厅的启示[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09：21-22。
[5]谢鹏程.加强律师法律服务 化解信访工作难题[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06：54-56。
关键词：信访；法律服务中心；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12-0065-02
当信访人对信访的艰难以及政府对信访的沉重负担都有所畏惧的时候，改变这种状况便会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时对另一方的指责已经不再受人重视，因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不是单方面的问题，也不是双方实践中的问题，而是与信访条例有关的体制本身的缺陷或局限性。这种体制下，信访人如何形成自己的意愿属于他的自由，他有权以信访形式向政府表达其意愿，而防止这些行为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则不属于他的义务。同理，面对这些消极后果，政府作为行政机关没有权力也不能去干预民意表达，只能听凭民意表达的任意和分散；不能去阻止或拒绝民众信访，只能接受并且要尽可能地为之提供良好的条件。显然，这种体制的局限性，就是让政府和信访人只能顺从并且无法改变民意表达的任意性和分散性以及民意表达直接涌向政府的特性。可以设想立法者这样做是为了充分保护信访人的权利，可是当信访人要为这种权利付出很大代价，以至最终要由全社会来承担政府信访管理的巨大经济和政治成本时，除了进行改革我们已别无选择。
一、信访法律服务的现状
长期以来，信访部门被上访者寄予化解纠纷、实现救济的厚望。信访内容涉及到房屋拆迁、土地权属、劳动争议、企业改制、移民安置、涉法涉诉等，但在大多情况下，这些纠纷应该由司法部门解决，信访部门没有权力和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由于面对大量的群体信访或矛盾激化的各类个体信访，上有领导指令化解的压力，下有群众极端不满的怨气，信访部门在解决信访事项的过程中处于两难的境地。由此，在这种工作状况下，信访机构错位、越位的现象屡见不鲜，执政者预期的社会稳定的目标非但不能实现，反而陷入一种更为可怕的恶性循环之中。同时上访者也往往把信访看成了优于其它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他们在当地有关部门解决不了问题或者没有达到个人愿望之后，动辄上访，这直接导致了司法权威在人们心目中的弱化，最初只是供人们提意见、建议的信访制度，后来却变异为一种权利救济的最佳方式，这种异化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将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在政府管理的意义上，所谓信访问题，主要是信访的普遍发生和数量巨大给社会管理秩序所造成的沉重压力，这个压力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承接能力不足，无法承受巨量信访，导致信访管理形势严峻；一方面是信访特别是上访给社会秩序带来的某些影响，它们所形成的社会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人们对政治和政策的正面评价，也使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等条件有所紧张。当这种认识进入了政绩考核时，信访几乎成为削弱当地政府的正面形象，危及其政治地位稳固的恶棍，似乎很有理由把信访列为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的“不稳定因素”。于是，“治理信访”的口号声震云霄，似乎找到了解决信访问题的出路。然而，一旦把信访定位在政府“治理”上，就会把信访确定为行政管理的对象，并且用行政管理手段调整。对于那些涉及信访管理秩序的行为，当然可以如此；但对于产生信访的众多因素，包括政治、政策、体制、经济和观念等，应否这样做以及是否有效，就需要打个问号。同时，政府把信访人作为“治理”的对象，而产生信访的因素却往往与政府行为有关，也就是说应当把政府也列为治理对象；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因素与信访有关，如果都列为治理对象，那么治理信访就等于是治理国家——这种口号有多少实际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信访法律服务中心建立模式的问题及对策
（一）工作转型问题。
从法律上看，信访数量激增在一定程度上与信访工作转型，即从党的信访工作转向国家信访工作有直接关系。在党政合一的信访体制中，党在信访工作中处于领导地位，党委把信访工作纳入工作范围，党对信访持开放态度；由于党的性质完全不同于国家机关，群众向党反映、建议和举报等，没有信访条例那样的严格约束，确定信访数量和信访工作都不如现在规范。在党的信访工作体制下，政府是站在党委后面的，所以政府的信访职责以及属于该职责范围的信访数量都不是很明确，信访数量给政府的压力也不是直接的。信访条例的治理思路则是将信访活动规范化，信访被确定为一种法律行为，大概为了使政府信访范围与先前党的信访工作范围大体一致，便使用了一个过于宽泛的信访定义，以便把不同法律性质的行为都纳入信访范围。可以说，这是使政府承担的信访数量猛涨，导致目前严重局面的最重要的内因。同时，信访工作被列为国家活动，政府成了信访工作的中心和主角，以信访工作的形式承担了许多不应由信访解决的问题，于是工作量和管理压力也急剧增长。由此想到，有些地方希望信访在某些范围回归党的信访工作或者党的群众工作，其实就是以上问题的反映。
（二）严格信访条件。
将信访与行政复议和诉讼比较一下，可以发现行政复议和诉讼都有法律规定的具体条件，不符合条件的不得进入相关程序，这抑制了很多不符合条件的行政复议和诉讼行为。可以说，案件数量是受法定条件和范围控制的。反观信访，其确定条件十分宽泛和笼统，导致信访范围无所不包，并且能轻意进入信访程序，导致政府所受理的信访数不胜数，终于因不胜其扰，呼喊“形势严峻”了。如此敞开大门，又要埋怨来者数量太多，似乎不是待客之道。要解决这类问题，需要从修订信访条例人手。然而，如果单纯收缩信访范围和限制进入信访，那些被逐出信访和被挡在信访之外的案件又将流向何处，会不会因为无处告诉而产生其他问题，仍然值得关注。因此，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相关措施和制度，不宜匆忙动作。况且，谁也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把那些被信访拒之门外的案件汇拢起来，造就另一个信访，这将是已经被信访搞得焦头烂额的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三）提高信访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提高信访人的法律意识。
信访工作人员通过客观中立的判断，核清事实，作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兼備的处理意见，不但要求有良好的文字功底和政治素养，更需要能熟练掌握和运用法律、政策，善于从事信访工作。信“访”不信“法”，是目前比较普遍的现象。
信访的本质是民意表达，至少根据信访条例它是人们的权利，法律对它没有严格限制，按照我国立法的原则，行政法规无权禁止和限制这种权利，所以政府要强制减少信访数量是没有依据的。另一方面，民意表达能够体现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政治地位，恐怕没有理由希望民众自己去减少表达意愿。信访数量大造成信访秩序不好等一系列问题，但这不是靠强调信访秩序或者让民众遵守排队规则等方法就能解决的。既然信访是一种积极的权利行使活动，那么任何强制性地阻止都违背它的本性；相反，只有那些有利于信访的措施才能对信访权利的行使逐渐形成引导作用。看来，限制的思路于法无据，并且会导致民众与政府的抵触。
结论
信访部门收到的信访件中，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当通过行政复议、诉讼或仲裁等方式解决，而信访人却只相信信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信访人对法律知识的匮乏或淡薄，对信访人而言，选错了方式，对其问题的解决并无多大益处，反而耽误了时间，从而因时效问题丧失救济渠道。在法治社会的今天，信访人寻求“包青天”意识仍然很强烈，缺乏依法维权意识，需要提高信访人的法律意识，开展公民的普法教育。
参考文献：
[1]王跃，李宁，沈惠章. 加强理念创新 破解公安信访工作难题[J]. 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4，01：71-74。
[2]刘涛，邵继塘. 论信访制度的改革与社会工作介入[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30-33。
[3]苏雅拉，陈红宇.内蒙古基层信访工作情况调研报告[J]. 法制与社会，2014，08：158-159。
[4]孙莹.政府服务方式创新——沈阳市信访服务大厅的启示[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09：21-22。
[5]谢鹏程.加强律师法律服务 化解信访工作难题[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06：5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