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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在享用葡萄酒方面，直至四五十年前都处于领先香港和内地其他沿海城市的位置。从更长远来看，这种健康的习惯也是近来才被华语国家广泛地接受。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除了使得丝绸.瓷器得以流通外，同样也形成了一条“葡萄酒走廊”，为中国带来新的享乐方式。
人类是陆居动物，同时又是最早的迁徙者之一。当人们在大陆间迁移的时候，经常会在甲板上度日，漂洋过海以到达远方。时不时地喝点酒精饮品，比如说葡萄酒，在为期几周甚至几个月的长途航行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远古的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尤其是在那些记载了穿越地中海的交通和贸易的文章中，酒在船上的广泛应用确是铁证如山。无论商人还是贵族，船长还是水手，军官还是普通士兵，强壮的男人还是美丽的女人，都有在其中分一杯羹。
无论是用于日常饮用、娱乐活动、宗教祭祀还是其他庆典，葡萄酒和烈酒在航海中的应用已不再局限在古希腊、古罗马的世界。显然，维京海盗们很喜欢强力酒精饮品，英国的战舰和海盗船上满载着威士忌，而朗姆酒是大量生产糖的加勒比海上最受欢迎的饮品。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工人则在他们前往亚洲的路上，饮用啤酒和其他饮品。有时候，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船也会载有伊比利亚的葡萄酒，这些酒去到欧洲西北部的时候还可以被拿到不同的市场售卖。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首批定期大批量把葡萄酒贩卖到新世界以及亚洲海岸的欧洲国家。15世纪末，当哥伦布启航横渡大西洋的时候，就带了大量的葡萄酒。当时，亚速尔群岛（葡），马德拉岛（非）和加纳利群岛（西）已经有伊比利亚人居住。这些岛屿上温和的气候和土壤十分适合农作物和水果的种植，其中一些地方还很适合葡萄的生长。后来，来自马德拉岛的葡萄酒成为欧洲很多地方甚至两大美洲的抢手货。亚速尔的葡萄酒，尽管质量不高，也在早期阶段在巴西被大量用作日常饮用。这些来自马德拉岛的葡萄酒产品之所以大获成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的耐热性。
从欧洲出发到亚洲
葡萄牙的帆船从里斯本出发，在前往亚洲的路上，总会偶尔停靠在一两个大西洋岛屿，或者巴西最东端的港口，稍作休息再继续航行，经过大西洋南部然后绕过好望角，到达东非，印度的西南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西海岸的马六甲海峡，最终到达澳门和日本。这些令人疲惫的航程通常会持续好几个月甚至整整一年，他们自然会带上各种各样有价值的产品，其中就包括葡萄酒。西班牙的船只通常取道墨西哥，通过太平洋进入马尼拉海岸，船上也载有葡萄酒。从16世纪末开始，这条走廊已经成为往来亚洲贸易的常规路线。跨越大洋的全球化现象与国际网络的形成密切相关，并且与葡萄酒的全球运输也是分不开的。
历史学家在研究亚洲航海史的时候往往很注重研究一些贵重商品的交换，比如丝绸和白银，黄金和麝香，珍珠和香料。但它们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高价值的商品仅占用传统航海船只有限的储存空间。大瓮子以及各种装着日常所需品的容器，通常需要更多的空间。这些日常所需品包括：饼干、腌制的肉类、风干的果蔬、活的家禽、橄榄油，以及大量的水和葡萄酒。船员们把这些物品储存在船舱较低的位置，作为压舱物，而那些轻的、贵重的商品则需要被放在船舱内安全又干燥的地方。全世界的航海博物馆都有展示船模型，这些船的模型记录着船上货物放置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长长的一列货箱：木箱子、木桶和巨型陶罐。所有的容器被放置在甲板下的不同层次，都有记录在案和标注。葡萄酒，毫无疑问地占据了船舱的不少空间。
根据文献记录，各种各样的伊比利亚葡萄酒被输入澳门和日本。葡萄牙人从16世纪初到30年代一直都活跃在日本九州岛。那时候荷兰人是唯一合法出入长崎岛的欧洲人，伊比利亚葡萄酒和荷兰乳酪长期提供给日本当地的小型外国团体和居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日记等文件里，有关于这种进口商品的参考数据，有的甚至还会暗指出葡萄酒的质量。这些日记记录涵盖了日本长崎、中国台湾（1662年被郑成功收复）、以及公司在亚洲活动的中心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
葡萄酒治愈心灵
经常性大量饮用酒精饮品，有助于水手们克服长途航行带来的精神上的空虚寂寞。特别是在开阔的大西洋上，或者在印度洋的中央，风和日丽又无所事事。同样，烈酒也使炮手和水手们在遭遇不怀好意的敌舰时勇敢反击。再者，在葡萄牙人于亚洲海岸线上建立的小型防御性质的殖民地上，进口的葡萄酒也经常被消费。购买者包括富裕阶层、传教士、普通市民和仆人等，有时甚至还会包括所谓的奴隶。这些所谓的奴隶一般一辈子生活在中等温饱水平，与欧洲或者大亚洲王国内的普通农民生活相比较，这些奴隶的日子过得更为舒适。1622年，当荷兰与英国的舰队侵入澳门的时候，是那些喝得微醺，深色皮肤的人，成功地捍卫了这个港口的居民，避免了澳门被侵占的厄运。而他们也许来自非洲，也许是东南亚土著。在这个层面上，葡萄酒在历史上写下了自己关键性的一笔。
另一个故事则发生在17世纪的台湾。上文提到的郑成功，在击退荷兰侵略者时倍感压力。有这么一个说法，那时有一个来自斯图加特的德国人，是烈酒的狂热爱好者，也许葡萄酒对他也有同样的魅力。就是他，从荷兰阵营转投到中方阵营，告诉郑成功制敌的方法。如果这是真的话，那就意味着葡萄酒在台湾的历史上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数以“量”计的葡萄酒
葡萄酒的运输，从里斯本到非洲，从印度到远东都需要谨慎的准备。我们说不清楚在十六七世纪，究竟哪一种酒在长途航行中最受欢迎，但似乎旅人们对酒精浓度高的饮品兴趣明显更高。因为他们很欣赏酒精的药物作用，而且也清楚浓度高的酒精饮品能存放更久。至于数量方面，当时最受欢迎的计量单位叫做aruba。有一个说法是耶稣会的传教士登上前往亚洲的船时，每人会携带6 aruba的酒。由于aruba这个单位在不同的地区存在巨大的差异，上述的量大约等同于今天的150-450升。在当时，人们认为6 aruba的量足够支撑他们度过一个包括几次停靠的漫长旅程。商人和水手也会分别为自己准备所需的分量。有些学者认为，每人1.5升这个精确计算的平均每日消耗量是那个时期的标准数据。不管如何，仍还会有多余的存货被卖给其他旅客，或者随意地分享。有时，这些漂洋过海的人会把水掺进度数高的葡萄酒里面，尤其是当水不再新鲜的时候。一艘从里斯本出发，载有六七百人的船，一般会配备有好几吨的水和葡萄酒。
除了使用aruba作为计量单位外，商人在酒精饮品的交易中，尤其是在大西洋市场上，通常也用“管”和“桶”来计量。除去一些例外情况，粗略估算，“管”大约相当于25aruba，而“桶”比6 aruba多一点点。那些由葡萄牙海外机构订购，不被个体在旅途中消费的葡萄酒，通常是用“管”来计量的。
澳门和海上“葡萄酒之路”
澳门有每年进口葡萄酒的传统。这些存货多数留在了澳门。但有时候，少量存货也会流入内地和日本的传教士手中。这些葡萄酒被他们用于个人消耗或者节日庆祝。很多在远东的欧洲人已经习惯了当地的美食，但进口的葡萄酒和乳酪，无论对于中国大陆的神父还是澳门的商人和行政人员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许多澳门人来讲，饮用葡萄酒是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环节，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习惯一直保存至今。确实，在享用地中海美食方面，无论是橄榄还是葡萄酒，直至四五十年前，澳门都处于领先香港和中国其他沿海城市的位置。
从更长远来看，这种健康的习惯也是近来才被华语国家广泛地接受。毫无疑问，历史上，号称途经印度和欧洲，连接澳门和远东的“海上丝绸之路”除了使得昂贵的丝绸、瓷器得以流通外，同样也形成了一条“葡萄酒走廊”，为中国带来新的享乐方式。
人类是陆居动物，同时又是最早的迁徙者之一。当人们在大陆间迁移的时候，经常会在甲板上度日，漂洋过海以到达远方。时不时地喝点酒精饮品，比如说葡萄酒，在为期几周甚至几个月的长途航行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根据远古的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尤其是在那些记载了穿越地中海的交通和贸易的文章中，酒在船上的广泛应用确是铁证如山。无论商人还是贵族，船长还是水手，军官还是普通士兵，强壮的男人还是美丽的女人，都有在其中分一杯羹。
无论是用于日常饮用、娱乐活动、宗教祭祀还是其他庆典，葡萄酒和烈酒在航海中的应用已不再局限在古希腊、古罗马的世界。显然，维京海盗们很喜欢强力酒精饮品，英国的战舰和海盗船上满载着威士忌，而朗姆酒是大量生产糖的加勒比海上最受欢迎的饮品。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工人则在他们前往亚洲的路上，饮用啤酒和其他饮品。有时候，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船也会载有伊比利亚的葡萄酒，这些酒去到欧洲西北部的时候还可以被拿到不同的市场售卖。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首批定期大批量把葡萄酒贩卖到新世界以及亚洲海岸的欧洲国家。15世纪末，当哥伦布启航横渡大西洋的时候，就带了大量的葡萄酒。当时，亚速尔群岛（葡），马德拉岛（非）和加纳利群岛（西）已经有伊比利亚人居住。这些岛屿上温和的气候和土壤十分适合农作物和水果的种植，其中一些地方还很适合葡萄的生长。后来，来自马德拉岛的葡萄酒成为欧洲很多地方甚至两大美洲的抢手货。亚速尔的葡萄酒，尽管质量不高，也在早期阶段在巴西被大量用作日常饮用。这些来自马德拉岛的葡萄酒产品之所以大获成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的耐热性。
从欧洲出发到亚洲
葡萄牙的帆船从里斯本出发，在前往亚洲的路上，总会偶尔停靠在一两个大西洋岛屿，或者巴西最东端的港口，稍作休息再继续航行，经过大西洋南部然后绕过好望角，到达东非，印度的西南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西海岸的马六甲海峡，最终到达澳门和日本。这些令人疲惫的航程通常会持续好几个月甚至整整一年，他们自然会带上各种各样有价值的产品，其中就包括葡萄酒。西班牙的船只通常取道墨西哥，通过太平洋进入马尼拉海岸，船上也载有葡萄酒。从16世纪末开始，这条走廊已经成为往来亚洲贸易的常规路线。跨越大洋的全球化现象与国际网络的形成密切相关，并且与葡萄酒的全球运输也是分不开的。
历史学家在研究亚洲航海史的时候往往很注重研究一些贵重商品的交换，比如丝绸和白银，黄金和麝香，珍珠和香料。但它们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高价值的商品仅占用传统航海船只有限的储存空间。大瓮子以及各种装着日常所需品的容器，通常需要更多的空间。这些日常所需品包括：饼干、腌制的肉类、风干的果蔬、活的家禽、橄榄油，以及大量的水和葡萄酒。船员们把这些物品储存在船舱较低的位置，作为压舱物，而那些轻的、贵重的商品则需要被放在船舱内安全又干燥的地方。全世界的航海博物馆都有展示船模型，这些船的模型记录着船上货物放置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长长的一列货箱：木箱子、木桶和巨型陶罐。所有的容器被放置在甲板下的不同层次，都有记录在案和标注。葡萄酒，毫无疑问地占据了船舱的不少空间。
根据文献记录，各种各样的伊比利亚葡萄酒被输入澳门和日本。葡萄牙人从16世纪初到30年代一直都活跃在日本九州岛。那时候荷兰人是唯一合法出入长崎岛的欧洲人，伊比利亚葡萄酒和荷兰乳酪长期提供给日本当地的小型外国团体和居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日记等文件里，有关于这种进口商品的参考数据，有的甚至还会暗指出葡萄酒的质量。这些日记记录涵盖了日本长崎、中国台湾（1662年被郑成功收复）、以及公司在亚洲活动的中心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
葡萄酒治愈心灵
经常性大量饮用酒精饮品，有助于水手们克服长途航行带来的精神上的空虚寂寞。特别是在开阔的大西洋上，或者在印度洋的中央，风和日丽又无所事事。同样，烈酒也使炮手和水手们在遭遇不怀好意的敌舰时勇敢反击。再者，在葡萄牙人于亚洲海岸线上建立的小型防御性质的殖民地上，进口的葡萄酒也经常被消费。购买者包括富裕阶层、传教士、普通市民和仆人等，有时甚至还会包括所谓的奴隶。这些所谓的奴隶一般一辈子生活在中等温饱水平，与欧洲或者大亚洲王国内的普通农民生活相比较，这些奴隶的日子过得更为舒适。1622年，当荷兰与英国的舰队侵入澳门的时候，是那些喝得微醺，深色皮肤的人，成功地捍卫了这个港口的居民，避免了澳门被侵占的厄运。而他们也许来自非洲，也许是东南亚土著。在这个层面上，葡萄酒在历史上写下了自己关键性的一笔。
另一个故事则发生在17世纪的台湾。上文提到的郑成功，在击退荷兰侵略者时倍感压力。有这么一个说法，那时有一个来自斯图加特的德国人，是烈酒的狂热爱好者，也许葡萄酒对他也有同样的魅力。就是他，从荷兰阵营转投到中方阵营，告诉郑成功制敌的方法。如果这是真的话，那就意味着葡萄酒在台湾的历史上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数以“量”计的葡萄酒
葡萄酒的运输，从里斯本到非洲，从印度到远东都需要谨慎的准备。我们说不清楚在十六七世纪，究竟哪一种酒在长途航行中最受欢迎，但似乎旅人们对酒精浓度高的饮品兴趣明显更高。因为他们很欣赏酒精的药物作用，而且也清楚浓度高的酒精饮品能存放更久。至于数量方面，当时最受欢迎的计量单位叫做aruba。有一个说法是耶稣会的传教士登上前往亚洲的船时，每人会携带6 aruba的酒。由于aruba这个单位在不同的地区存在巨大的差异，上述的量大约等同于今天的150-450升。在当时，人们认为6 aruba的量足够支撑他们度过一个包括几次停靠的漫长旅程。商人和水手也会分别为自己准备所需的分量。有些学者认为，每人1.5升这个精确计算的平均每日消耗量是那个时期的标准数据。不管如何，仍还会有多余的存货被卖给其他旅客，或者随意地分享。有时，这些漂洋过海的人会把水掺进度数高的葡萄酒里面，尤其是当水不再新鲜的时候。一艘从里斯本出发，载有六七百人的船，一般会配备有好几吨的水和葡萄酒。
除了使用aruba作为计量单位外，商人在酒精饮品的交易中，尤其是在大西洋市场上，通常也用“管”和“桶”来计量。除去一些例外情况，粗略估算，“管”大约相当于25aruba，而“桶”比6 aruba多一点点。那些由葡萄牙海外机构订购，不被个体在旅途中消费的葡萄酒，通常是用“管”来计量的。
澳门和海上“葡萄酒之路”
澳门有每年进口葡萄酒的传统。这些存货多数留在了澳门。但有时候，少量存货也会流入内地和日本的传教士手中。这些葡萄酒被他们用于个人消耗或者节日庆祝。很多在远东的欧洲人已经习惯了当地的美食，但进口的葡萄酒和乳酪，无论对于中国大陆的神父还是澳门的商人和行政人员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许多澳门人来讲，饮用葡萄酒是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环节，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习惯一直保存至今。确实，在享用地中海美食方面，无论是橄榄还是葡萄酒，直至四五十年前，澳门都处于领先香港和中国其他沿海城市的位置。
从更长远来看，这种健康的习惯也是近来才被华语国家广泛地接受。毫无疑问，历史上，号称途经印度和欧洲，连接澳门和远东的“海上丝绸之路”除了使得昂贵的丝绸、瓷器得以流通外，同样也形成了一条“葡萄酒走廊”，为中国带来新的享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