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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一刻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热血沸腾。时光转瞬,新中国迎来了甲子华诞。60年来,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创谈判建交的新路径,在实践中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不仅有力地捍卫了国家主权与尊严,而且成功地拓展了对外交往的舞台。
霍姆问:“我们需要投多少次票才能使中共互换大使呢?”
英国是最早发动对华侵略和长期在华进行殖民经营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之一。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加上战后美国在华势力急剧膨胀的影响,英国在华地位大为削弱。即便如此,英国在华投资仍为各西方列强之首,并继续占据着香港。从最大限度维护在华利益出发,英国内阁早在1948年底就做出了在中国“大门内保持立足点”的基本决策,并在新中国成立后98天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英国外交事务大臣贝文在1950年1月6日致周恩来外长的照会中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陛下政府业已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成立所造成的形势研究完毕,而且鉴于这一政府有效控制中国领土的极大部分,业于本日承认该政府为中国的法律上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陛下政府应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的公告,愿与中央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准备互派外交代表。在未任命大使之前,已任命J·C·胡阶森为陛下的临时代办”。9日,周恩来复照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英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接受胡阶森为来京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的代表。
消息公布,外国媒体以英国与新中国建交为题纷纷发表评论。根据中英两国解密外交档案所披露的情形看,英国政府也视双方“换文本身已经构成了外交关系的建立”。因为在此之前,从苏联到阿尔巴尼亚的10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都是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仅通过互致表示承认和建交意愿的函电,就先后与它们迅速实现了建交。而依照与旧中国打交道的“惯例”,英国政府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新生的政权即便不会迫不及待地争取承认和实现建交,也不至于拒绝反对。让它更没有想到的是,新中国会将《共同纲领》中第56条规定的谈判建交付诸实践。
胡阶森,原英国驻华使馆公使,是当时在华级别最高的前英国外交官。在接到周恩来的复照后,胡阶森注意到中方所称是接受其以“谈判代表”的身份来京,这与他本国外交部指定的“临时代办”的身份是不符的。他随即向伦敦提出两个方案:其一,由前英国驻北京总领事高来含告诉中方,我只能以代办身份进京,这本身表明双方外交关系的建立。至于建交谈判,可由高来含承担。其二,我直接前往北京,如果中国在谈判中只提程序问题,就要求接受英国大使。如果中国提出更广泛的问题,则回答应在建交以后。胡阶森表示他倾向第一个方案,因为英国可以掌握主动权,而第二个方案可能使其在北京处于“一种反常的和难以确定的地位”。1950年1月16日,高来含按照英国外交部指示的第一方案当面口头知会了中方。
当时,毛泽东远在莫斯科出访。从1949年12月缅甸和印度相继向中国发出建交电,他就一直关注着中国与民族主义国家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建交动向。而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了“另起炉灶”的方针。脱胎于半殖民地的新中国,在外交工作上的一个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彻底摆脱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还提出了“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在争取国际承认方面,他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首先是要联合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等一等”的策略,因为尽管“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针对与缅甸建交的问题,毛泽东回电刘少奇和周恩来说:“缅甸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应复电询问该政府是否愿意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请该政府派一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建立中缅外交关系问题,依商谈结果再定建立外交关系。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如果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宣布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则我方亦应去电该国叫它派代表来华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时可将电文大意公开发表消息,如此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
为了反对美国等敌对势力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分裂图谋,新中国根据国际法将“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外交关系”、“在联合国对待恢复新中国合法地位的态度”以及“如何对待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国民党的各种机构以及中国的一切国家资财的态度”,确定为在建交谈判中必须解决的三大问题。然而,谈判建交,这一新中国为在国际交往中争取平等地位、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创新之举,在英国外交官员们看来却是“十分不愉快的”,有人甚至将之比作是“蜘蛛对苍蝇的邀请”,认为英国“可能不得不面临羞辱、困境和令人讨厌的前景”。英国外交部扬言“若谈判是为了在建立外交关系前附加条件,则英国不须考虑建立这种外交关系”。事实上,英国一方面从现实出发宣称承认新中国,另一方面又继续与美国在反华反共政策上保持战略上的一致,而中国人民是一个懂得“礼尚往来”和“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民族,新中国政府只会按英国政府对于中国所采取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它的宣言来决定自己对待英国政府的相应的步骤,正是英国自己将其在对华关系中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为掌握主动权,在有意地“拖一下”之后,1月28日,中国外交部才答复英国,欢迎英国政府指定的临时代办胡阶森为谈判代表来京谈判有关建交的初步和程序性事宜。2月13日,印度和英国谈判代表抵达北京。从22日开始,中国首先与印度启动了谈判建交的程序,并顺利地在4月1日实现建交,树立了通过谈判实现建交的成功先例。
3月2日,中英建交谈判启动。谈判进行了4个多月,英国始终在联合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投弃权票,港英当局则在香港扣押了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对中国在香港的国家资财不尽保护之责。之后,朝鲜战争爆发,英国追随美国的侵朝战争和对华封锁禁运政策,致使双方谈判中断了4年,至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两国才建立了“半建交”的代办级外交关系。不过,英国接着又裹足不前了。它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又制造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为美国制造的所谓“两个中国”的言论鼓噪;在联合国中也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既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又投票赞成美国提出延长审议中国代表权的提案。
1962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与英国外交大臣霍姆之间曾有一段精彩的对话。霍姆问道:“在上届联大我们已经投了你们的票,我们需要投多少次票才能使中英互换大使呢?”陈毅回答说:“投一次就够,但必须是全票,而上届联大英国只投了中国半票。”
1971年第26届联大上,英国最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投了赞成票。次年,中英实现正式建交,方将1950年的新闻报道变为了现实。
新中国在第一次建交高潮(至1955年)中与23个国家建交,其中有10个是通过谈判实现建交的。作为新中国开创独立自主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谈判建交不仅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方针的具体实践,也是新中国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平等和相互尊重的追求以及捍卫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意志与国际法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创新。在其后的历程中,谈判建交一直是新中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方式。
艾森豪威尔威胁说:“埃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犯了一个错误!”
埃及地处欧、亚、非三洲的连接地区,在世界上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列强角逐争夺的场所。1953年,埃及共和国宣告成立。仅仅相隔3年,不断高涨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就将远隔万里的亚非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埃及聚在了一起。
埃及共和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做出了承认新中国的决定,但美国却将其视为不友好行动而立即向埃及提出警告。于是,像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一样,埃及在同新中国建交的问题上一度采取了犹豫观望的态度。然而,相似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境地,以及掌握自己命运的共同愿望,早已在中埃两国之间形成了一条天然的纽带。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在建立新中国后,不仅倍加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而且对包括埃及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和人民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斗争满怀理解和同情,并尽其所能地积极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援助。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由日内瓦赴印度访问途经开罗时向埃及报界发表了书面谈话,他说:“中国人民一向同情埃及人民的独立斗争。我愿趁此机会向埃及人民表示敬意!”12月,埃及政府通过多个渠道向中国政府试探:可否在其同台湾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同时在华派驻总领事,以促进两国贸易。17日,周恩来答复表示不能接受这种等于承认所谓“两个中国”的办法,但考虑到埃及在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方面受到美国的压力,提出可以考虑埃及贸易部派一位贸易代表来,以半官方身份常驻中国。
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亚非会议。参加会议的29个亚非国家只有6个亚洲邻国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在会上,中国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的团结精神,宣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充分表明反帝、反殖、支持亚非人民争取独立和捍卫主权的坚定立场,展现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风采。会外,中国代表团同各国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打破了许多隔阂,增进了相互了解。在会议前夕和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就先后在缅甸仰光和印尼万隆举行会晤,对埃及在同台湾断交问题上面临的困难表示了谅解,达成了从发展两国贸易开始、互派商务机构、逐步使中埃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协议。
亚非会议后,埃及与中国开始频繁往来。5月,埃及派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正式访华。8月,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率贸易代表团访华,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及议定书。根据协定和有关换文,双方互设官方商务代表处,商代处有权悬挂本国国旗、国徽,正副代表人身不可侵犯,公文、档案不受侵犯和有权使用密码,实际上享有了高于领事待遇的外交特权。在两国领导人互谅互让、达成可靠信任和默契的情况下,尽管在开罗仍设有台湾当局的“大使馆”,中国政府还是同意设立如此规格的商代处,以贸易先行,为对外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道路。这是新中国外交上的又一个创举,意义深远。
棉花是埃及的大宗出口商品,占埃及总出口额的80%以上,直接关系到埃及经济状况的好坏。1953年,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扼杀埃及新政权而拒绝购买埃及棉花,造成埃棉大量积压,埃及政府就曾委托商人昆地访华,商谈双边贸易问题。当时中方虽无需进口棉花,但考虑到埃方的困难,仍然签订了购买埃及棉花的协议。后来加之美国棉花的大量倾销,埃棉出口面临更大困难,1955年埃及贸易入超4500多万埃磅,比1954年入超增加一倍,主要原因就是棉花出口减少。据当时埃及外交部长说,埃及所受的损失远远大于美国给埃及的4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中国继1954年、1955年进口3637万美元埃及棉花和棉纱后,1956年再购买1000万英镑埃棉,其中现汇支付590万英镑。埃及舆论热情赞扬了这一埃及历史上最大的棉花交易。《金字塔报》社论说:由于这笔交易,埃及处理了它所收获的棉花总量的大约17%,并将在最大的大陆上的最大的国家里,为埃及的产品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
1956年初,中国和埃及的商代处分别在开罗和北京相继设立,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和贸易代表团也对埃及进行了友好访问。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埃建交时机很快成熟。1956年5月,在埃及内阁会议通过决议后,埃方通过商代处通知中方:埃及决定断绝同台湾的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使节。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欢迎。5月30日,中埃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考虑到两国的相互愿望,已经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级的外交代表。”纳赛尔曾对中国驻埃商务代表李应吉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早已确定的事,前些时未宣布承认,原因是本想使西方大国减少对以色列的援助,让这个地区安宁一些,但是,这些大国不想同埃及作朋友,而向以色列继续大量提供军火,在此情况下,目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最好的时机。”
新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中东国家及至非洲国家开启了外交关系,美国对此大为光火,艾森豪威尔扬言说:“埃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犯了一个错误!”为压埃及屈服,也为阻止阿拉伯联盟中的其他国家效仿埃及,美国在7月突然宣布撤消原来答应提供的对阿斯旺水坝的援助,英国和世界银行也紧随其后,采取了同样的步骤。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在不断觉醒、日渐强大的亚非拉人民面前已经越来越无力了。中国又相继在8月和9月与叙利亚和也门建交,还在黎巴嫩设立了商代处。在埃处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而遭到英、法制裁和武力侵略时,中国政府向埃及提供了2000万瑞士法郎的无偿补汇援助,北京50万人和全国上亿人连续三天举行支持埃及的示威游行,各党派和群众团体纷纷成立支持埃及反侵略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也向埃及捐赠了医疗器械等物资。50年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始终是站在一起的,由共同的命运相连,为共同的目标奋斗。埃及用所谓的“犯错误”交到了真正的朋友。
新中国在亚非会议后掀起的第二次建交高潮,从中埃建交开始,前后10年间,新增建交国家29个,其中除法国外,都为亚非拉国家。这一时期,尽管中苏关系从恶化到分裂,中美关系持续对峙,但中国外交在美苏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为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美国舆论攻击:“特鲁多是共产党人!”
特鲁多,被称为“创造加拿大历史的人”,从1968年到1984年间几乎一直担任着加拿大的总理。这位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政治家似乎从很早就有着一种“中国情结”。1949年,而立之年的特鲁多曾到中国游历。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下时,他在上海见证了这座城市解放的前夕。他原本期望继续考察,但因战争只能作罢离开了。没有人能想到,1962年,在大学任教的特鲁多又设法通过加拿大驻香港的机构办妥了进入中国的手续。他从罗湖桥入境,考察、游览两个月,足迹遍至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地。这趟经历使他看到了与西方描述截然不同的中国,对他从政后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
1968年,特鲁多步入政坛仅三个年头,就当选自由党领袖而出任加拿大内阁总理。就任后的一个月之内,特鲁多六次谈到对华政策,他公开表示:加拿大要摆脱美国的控制,他要干一些“美国不同意的、同时也不喜欢的事。就算是老虎尾巴,我也要扭它一下”,“在对华关系上,加拿大已经等待美国15年了”,现在打算尽快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致力于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不过,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同加拿大进行经济贸易。1958年,中国连续从加拿大进口10船小麦及一些五金制品,当年两国贸易额为1041万美元,比上年增长了一倍,这引起了加不起大商界的兴趣。1960年,汉密尔顿担任加拿大农业部部长后,为解决加拿大谷物大量过剩的问题,不顾美国让西方盟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的要求,主动派人到北京接触,以求开辟中国这个极其广大的市场。当时,中国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极端匮乏,立即派出采购人员到蒙特利尔进行洽谈,很快做成了一笔交易。
受到鼓舞的中加双方紧接着就着手进行长期小麦贸易的谈判。缺乏外汇的中国人并不缺乏智慧。中方提出:中国可以与加拿大签订长期贸易协议,大量购买小麦,但条件是使用加拿大贷款,中国通过在加拿大销售中国产品来偿还贷款。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方的提议在加拿大内阁讨论时遭到极大阻力。因为银行贷款需要政府担保,此举等于加拿大实际上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有人担心:中国会利用加拿大小麦建立军事储备;美国会因此进行报复;中国人会无法偿还而懒账,等等。一面是内阁争论不休,一面是中国人正在与澳大利亚进行粮食贸易谈判。最后,汉密尔顿在内阁会议上向迪芬贝克总理直言:“如果这项对加拿大国民极其有利的粮食贸易协议无法在内阁获得通过的话,鄙人作为管农业的部长,只好辞职。我在此声明,要是协议之后中国人失约赖怅,就免去我的部长职务,不过要公布我辞职的真实原因。总理要是不同意我辞职,就请批准给予中国贷款的条件。”汉密尔顿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担保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
1961年,香港华润公司代表中国政府同加拿大在香港签订了第一个小麦购销协议,商定自1961年6月1日至1963年12月31日,中国从加拿大进口小麦300万至500万吨、大麦60万至100万吨,中方先付25%现金,其余部分使用加拿大贷款,期限是9个月。协定的实施使两国恢复了正常贸易,加拿大共卖给中国3.62亿美元谷物,由于中国买粮有所突破,贷款额实际突破了1亿美元。两国的年贸易额自1961年之后均在1亿美元以上。在向中国出售粮食之外,加拿大也出售工业产品,包括在美国人看来是违禁的战略物品,如纸浆、药品、铝锭和不锈钢等。中国则向加拿大出口核桃仁、花生、毛皮、桐油、锑、茶叶和丝绸。两年间贸易额自1961年之后均在1亿美元以上。不过,另一方面,在内外压力下,加拿大政府又以中国货价格低为由,对进口中国货物征收“倾销税”,实施配额制。虽经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亦未能有明显改善。
1964年汉密尔顿卸任后携夫人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时对他为促进中加贸易做出的努力表示欣赏。周恩来说,中国人民过去有诺尔曼·白求恩、切斯特·朗宁这样的好朋友,现在又有了你这样的好朋友,中国人民向来不会忘记患难时期的好朋友。他指出:“我们有一个共同点。虽然制度不同,立场不同,但都是互相尊重主权,不愿受人侵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就能够维护世界和平。”他还表示:“如果进步保守党主席迪芬贝克愿意访华,我们欢迎。”显然,在周恩来看来,中加小麦贸易,绝不仅仅是解决国内的粮食问题,也不单单是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与禁运的问题,更是要以贸易促进与西方国家政治关系的缓和,打破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政治孤立。所以在60年代中后期,中加之间又有了第二个、第三个小麦长期购销协议。于是,中国成了加拿大粮食的最大买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小麦贸易为中加建交铺平了道路。
1969年2月初,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接到了加拿大驻瑞典大使馆参赞埃德蒙打来的电话。对中方来说这是十分突然的,因为两国既无外交关系,对方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两国外交人员同驻瑞典,但并不往来。电话中,埃德蒙说:“加拿大政府已决定承认中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他受命同中国接触,希望同中国外交官会晤。在当时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下,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而且,所幸的是,受到“文革”冲击的外交工作此时也已经被重新拉回了正轨。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决断下,与加拿大的建交谈判很快就于5月21日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展开了。
谈判的开始并不顺利,阻力仍然是台湾问题。加拿大政府一面说要与中国建交,一面又说,加拿大不会忘记“台湾有一个单独的政府”;一面说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一面又不提驱逐台湾在联合国的所谓代表。它希望“造成一种存在两个政府的情况能够被承认的局势”,这是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接受的。谈判经过七轮,在年底举行的第24届联大上,加拿大仍然对美国的提案投了赞成票。为此,周恩来批准暂对中加建交谈判进行“冷处理”。中方沉默了5个月,到1970年6月恢复谈判。加拿大意识到中国的立场十分坚定,表示不再坚持涉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错误主张,但希望能采取“法国方式”,在建交公报中不提台湾问题。中方强调:鉴于过去加方关于台湾问题的错误言论,为了确认双方协议立场,以正视听,建议公报在文字上应该明确地体现出建交原则。但考虑到特鲁多政府承认中国所须承受的美国的压力,以及其在施行独立外交政策时所显示的抵制美国压力的力量,周恩来指示在公报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上灵活接受加方阐述的方式,以解决会谈中所遇到的困难。10月7日,双方举行第14轮谈判,共同确定了建交公报的文本,并于10日举行了签字仪式。
中加建交不久,联合国第25届联大投票表决阿尔巴尼亚等18国联合向大会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加拿大投了赞成票,投票结果51票对49票,这一提案经过多年历次表决,赞成票第一次超过了反对票。1973年,周恩来对来访的特鲁多总理说:“加拿大是70年代首先承认我们的国家,支持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影响很大。”对此,曾有美国舆论攻击特鲁多是“共产党人”。可见中加建交影响之深远。
中加建交,被赞誉为70年代中国外交的“报春花”。在其后当年又有赤道几内亚、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智利四国与中国建交。1971年至1972年,中国外交取得历史性的重大突破。重返联合国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为中国对外关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1971年,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新增15个。1972年,新增18个,达到了新中国建交史上的最高峰。在第三次建交高潮的推动下,到1979年,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达到了120个,遍及五大洲。
外交史上的奇迹:一个月与9个国家建交
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发生了两个重大转变,一是对时代主题的认识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二是将外交战略由原来的“一条线”转变为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在对外交往中,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它们一方反对另一方,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于所有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努力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从而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外交的格局。
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与苏联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国际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据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田曾佩等人的口述和回忆,早在1989年9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就说过:“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针对可能出现的变化,邓小平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根据这一指示,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外交部门抓紧工作,明确了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与原苏联地区新独立国家快速建交的方针,以巩固原苏联地区的外交阵地,并进一步开展工作。当时,国内许多同志对当时形势的发展,从思想上、感情上一时难于理解和接受,议论纷纷,给外交部提了许多意见。外交部再三考虑,认为如果不能把意识形态问题和国家利益分开,不能把历史恩怨和当前国家关系区分开,苏联解体后,中国和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问题,将会很复杂、很难处理,而且“八九政治风波”后,台湾当局在国际上一度比较活跃,必须抓紧行动,不让台湾当局借机钻空子。所以,还是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冷静观察形势,未雨绸缪,事先做好各种应急预案。一旦苏联政府公开承认某加盟共和国独立或正式宣告自身解体,立即按“承认、建交、设馆”的一揽子三步曲,一举解决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问题。有关表态口径,建交公报草案的中、俄文及英文文本,代表政府签字用的授权证书等,都已准备齐全。
1991年9月6日,由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组成苏联国务委员会,决定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7日,钱其琛外长致电三国外长,通知中国政府承认三国独立。8日,为谈判建交事宜,中国政府代表田曾佩副外长出发前往波罗的海三国。作为新独立的国家,三国很希望得到国际承认、特别是大国的承认,因此谈判进展十分顺利。在谈判中,中方表示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三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支持三国为民族独立和发展经济所做出的努力;同时着重强调了台湾问题。鉴于对方外交部刚刚建立,不很熟悉中国的情况,中方详细解释了台湾问题的由来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说明中国同所有国家建交都不能绕开台湾问题,要求三国遵照国际法和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中国政府就台湾问题达成正式协议或谅解,承诺不与台湾建立任何官方性质的关系,不进行官方往来。经过解说和会谈,三国很快就与中国达成了建交协议,并在台湾问题上都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同意将上述立场写入建交公报。就这样,中国政府代表从9月11日抵达爱沙尼亚首都,一天访问一个国家,四天之间与三国完成了建交谈判,签署了建交公报,行动之迅速令国际社会瞩目。有趣的是,与三国的建交公报分别一式三份,中文一份,三国各自文字一份,英文一份,三份同等有效。而当时中方还没人懂对方文字,对方也没人懂中文。
12月,苏联解体进入了“倒计时”阶段。20日左右,为抓紧时间,中国政府决定不等苏联正式宣布解体,就派代表团去访问,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谈建交问题,特别是和俄罗斯谈国家关系问题。但苏联毕竟还没有正式宣布解体,直接去谈国家关系问题不太合适,遂决定以经贸开路,由外经贸部和外交部联合组团,团长为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副团长田曾佩。考虑到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没有直接航班往来,为方便行程,中央还特批了一架包机。12月25日上午,中国政府代表团从北京出发,当地时间下午抵达莫斯科。晚上7点,戈尔巴乔夫就在电视上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停止行使苏联总统职务。大约7时30分左右,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升起了俄罗斯联邦国旗。26日,苏联正式宣布解体。田曾佩立即被任命为中国政府特使,负责谈判中俄关系并与其他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政府接触商谈建交问题。27日,钱其琛外长致电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决定中国原驻苏联大使王荩卿改任驻俄罗斯大使。与此同时,钱其琛致电乌克兰等11国外长,告知中国政府决定承认这些国家独立,并准备同他们进行建交谈判。
在与俄罗斯的会谈中,中方提出,因为俄罗斯联邦接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中俄关系即全面继承中苏关系,中国驻苏大使改任驻俄大使,苏联驻华大使改任俄罗斯驻华大使,所以双方不存在重新建交问题。中方的提议得到俄方的认同,27日当天双方就签署了会谈纪要,解决了两国关系的继承问题,这成为新形势下发展中俄两国关系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从12月底到次年1月初,中国政府代表团接连访问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原苏联的8个加盟共和国。王荩卿大使也受政府委派为全权代表,同乌克兰等五国进行建交谈判。1992年的元月出现了新中国建交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月:3日,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4日,乌克兰、塔吉克斯坦;5日,吉尔吉斯斯坦;6日,土库曼斯坦;20日,白俄罗斯;30日,摩尔多瓦,以上均为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加上24日和以色列建交,共计9个国家,与1949年10月的建交数量相当。1992年一年建交15个国家,又出现了一次建交高潮。中国不仅经受住了这次国际形势剧变的严峻考验,而且最大程度上巩固和拓展了外交阵地,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浓重鲜亮的一笔。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60周年。60年风雨历程,在新中国的建交名册上已然罗列了171个国家,呈现出一派“知交尽四海,五洲有亲朋”的喜人景象。
(责编肖黎)
霍姆问:“我们需要投多少次票才能使中共互换大使呢?”
英国是最早发动对华侵略和长期在华进行殖民经营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之一。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加上战后美国在华势力急剧膨胀的影响,英国在华地位大为削弱。即便如此,英国在华投资仍为各西方列强之首,并继续占据着香港。从最大限度维护在华利益出发,英国内阁早在1948年底就做出了在中国“大门内保持立足点”的基本决策,并在新中国成立后98天就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英国外交事务大臣贝文在1950年1月6日致周恩来外长的照会中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陛下政府业已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成立所造成的形势研究完毕,而且鉴于这一政府有效控制中国领土的极大部分,业于本日承认该政府为中国的法律上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陛下政府应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的公告,愿与中央人民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准备互派外交代表。在未任命大使之前,已任命J·C·胡阶森为陛下的临时代办”。9日,周恩来复照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英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接受胡阶森为来京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的代表。
消息公布,外国媒体以英国与新中国建交为题纷纷发表评论。根据中英两国解密外交档案所披露的情形看,英国政府也视双方“换文本身已经构成了外交关系的建立”。因为在此之前,从苏联到阿尔巴尼亚的10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都是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仅通过互致表示承认和建交意愿的函电,就先后与它们迅速实现了建交。而依照与旧中国打交道的“惯例”,英国政府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新生的政权即便不会迫不及待地争取承认和实现建交,也不至于拒绝反对。让它更没有想到的是,新中国会将《共同纲领》中第56条规定的谈判建交付诸实践。
胡阶森,原英国驻华使馆公使,是当时在华级别最高的前英国外交官。在接到周恩来的复照后,胡阶森注意到中方所称是接受其以“谈判代表”的身份来京,这与他本国外交部指定的“临时代办”的身份是不符的。他随即向伦敦提出两个方案:其一,由前英国驻北京总领事高来含告诉中方,我只能以代办身份进京,这本身表明双方外交关系的建立。至于建交谈判,可由高来含承担。其二,我直接前往北京,如果中国在谈判中只提程序问题,就要求接受英国大使。如果中国提出更广泛的问题,则回答应在建交以后。胡阶森表示他倾向第一个方案,因为英国可以掌握主动权,而第二个方案可能使其在北京处于“一种反常的和难以确定的地位”。1950年1月16日,高来含按照英国外交部指示的第一方案当面口头知会了中方。
当时,毛泽东远在莫斯科出访。从1949年12月缅甸和印度相继向中国发出建交电,他就一直关注着中国与民族主义国家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建交动向。而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了“另起炉灶”的方针。脱胎于半殖民地的新中国,在外交工作上的一个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彻底摆脱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还提出了“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在争取国际承认方面,他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首先是要联合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等一等”的策略,因为尽管“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他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针对与缅甸建交的问题,毛泽东回电刘少奇和周恩来说:“缅甸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应复电询问该政府是否愿意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请该政府派一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建立中缅外交关系问题,依商谈结果再定建立外交关系。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如果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宣布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则我方亦应去电该国叫它派代表来华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时可将电文大意公开发表消息,如此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
为了反对美国等敌对势力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分裂图谋,新中国根据国际法将“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外交关系”、“在联合国对待恢复新中国合法地位的态度”以及“如何对待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国民党的各种机构以及中国的一切国家资财的态度”,确定为在建交谈判中必须解决的三大问题。然而,谈判建交,这一新中国为在国际交往中争取平等地位、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创新之举,在英国外交官员们看来却是“十分不愉快的”,有人甚至将之比作是“蜘蛛对苍蝇的邀请”,认为英国“可能不得不面临羞辱、困境和令人讨厌的前景”。英国外交部扬言“若谈判是为了在建立外交关系前附加条件,则英国不须考虑建立这种外交关系”。事实上,英国一方面从现实出发宣称承认新中国,另一方面又继续与美国在反华反共政策上保持战略上的一致,而中国人民是一个懂得“礼尚往来”和“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民族,新中国政府只会按英国政府对于中国所采取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它的宣言来决定自己对待英国政府的相应的步骤,正是英国自己将其在对华关系中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为掌握主动权,在有意地“拖一下”之后,1月28日,中国外交部才答复英国,欢迎英国政府指定的临时代办胡阶森为谈判代表来京谈判有关建交的初步和程序性事宜。2月13日,印度和英国谈判代表抵达北京。从22日开始,中国首先与印度启动了谈判建交的程序,并顺利地在4月1日实现建交,树立了通过谈判实现建交的成功先例。
3月2日,中英建交谈判启动。谈判进行了4个多月,英国始终在联合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投弃权票,港英当局则在香港扣押了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对中国在香港的国家资财不尽保护之责。之后,朝鲜战争爆发,英国追随美国的侵朝战争和对华封锁禁运政策,致使双方谈判中断了4年,至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两国才建立了“半建交”的代办级外交关系。不过,英国接着又裹足不前了。它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又制造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为美国制造的所谓“两个中国”的言论鼓噪;在联合国中也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既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又投票赞成美国提出延长审议中国代表权的提案。
1962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与英国外交大臣霍姆之间曾有一段精彩的对话。霍姆问道:“在上届联大我们已经投了你们的票,我们需要投多少次票才能使中英互换大使呢?”陈毅回答说:“投一次就够,但必须是全票,而上届联大英国只投了中国半票。”
1971年第26届联大上,英国最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投了赞成票。次年,中英实现正式建交,方将1950年的新闻报道变为了现实。
新中国在第一次建交高潮(至1955年)中与23个国家建交,其中有10个是通过谈判实现建交的。作为新中国开创独立自主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谈判建交不仅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方针的具体实践,也是新中国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平等和相互尊重的追求以及捍卫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意志与国际法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创新。在其后的历程中,谈判建交一直是新中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方式。
艾森豪威尔威胁说:“埃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犯了一个错误!”
埃及地处欧、亚、非三洲的连接地区,在世界上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列强角逐争夺的场所。1953年,埃及共和国宣告成立。仅仅相隔3年,不断高涨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就将远隔万里的亚非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埃及聚在了一起。
埃及共和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做出了承认新中国的决定,但美国却将其视为不友好行动而立即向埃及提出警告。于是,像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一样,埃及在同新中国建交的问题上一度采取了犹豫观望的态度。然而,相似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境地,以及掌握自己命运的共同愿望,早已在中埃两国之间形成了一条天然的纽带。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在建立新中国后,不仅倍加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而且对包括埃及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和人民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斗争满怀理解和同情,并尽其所能地积极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援助。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由日内瓦赴印度访问途经开罗时向埃及报界发表了书面谈话,他说:“中国人民一向同情埃及人民的独立斗争。我愿趁此机会向埃及人民表示敬意!”12月,埃及政府通过多个渠道向中国政府试探:可否在其同台湾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同时在华派驻总领事,以促进两国贸易。17日,周恩来答复表示不能接受这种等于承认所谓“两个中国”的办法,但考虑到埃及在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方面受到美国的压力,提出可以考虑埃及贸易部派一位贸易代表来,以半官方身份常驻中国。
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亚非会议。参加会议的29个亚非国家只有6个亚洲邻国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在会上,中国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的团结精神,宣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充分表明反帝、反殖、支持亚非人民争取独立和捍卫主权的坚定立场,展现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风采。会外,中国代表团同各国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打破了许多隔阂,增进了相互了解。在会议前夕和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就先后在缅甸仰光和印尼万隆举行会晤,对埃及在同台湾断交问题上面临的困难表示了谅解,达成了从发展两国贸易开始、互派商务机构、逐步使中埃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协议。
亚非会议后,埃及与中国开始频繁往来。5月,埃及派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正式访华。8月,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率贸易代表团访华,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及议定书。根据协定和有关换文,双方互设官方商务代表处,商代处有权悬挂本国国旗、国徽,正副代表人身不可侵犯,公文、档案不受侵犯和有权使用密码,实际上享有了高于领事待遇的外交特权。在两国领导人互谅互让、达成可靠信任和默契的情况下,尽管在开罗仍设有台湾当局的“大使馆”,中国政府还是同意设立如此规格的商代处,以贸易先行,为对外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道路。这是新中国外交上的又一个创举,意义深远。
棉花是埃及的大宗出口商品,占埃及总出口额的80%以上,直接关系到埃及经济状况的好坏。1953年,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扼杀埃及新政权而拒绝购买埃及棉花,造成埃棉大量积压,埃及政府就曾委托商人昆地访华,商谈双边贸易问题。当时中方虽无需进口棉花,但考虑到埃方的困难,仍然签订了购买埃及棉花的协议。后来加之美国棉花的大量倾销,埃棉出口面临更大困难,1955年埃及贸易入超4500多万埃磅,比1954年入超增加一倍,主要原因就是棉花出口减少。据当时埃及外交部长说,埃及所受的损失远远大于美国给埃及的4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中国继1954年、1955年进口3637万美元埃及棉花和棉纱后,1956年再购买1000万英镑埃棉,其中现汇支付590万英镑。埃及舆论热情赞扬了这一埃及历史上最大的棉花交易。《金字塔报》社论说:由于这笔交易,埃及处理了它所收获的棉花总量的大约17%,并将在最大的大陆上的最大的国家里,为埃及的产品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
1956年初,中国和埃及的商代处分别在开罗和北京相继设立,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和贸易代表团也对埃及进行了友好访问。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埃建交时机很快成熟。1956年5月,在埃及内阁会议通过决议后,埃方通过商代处通知中方:埃及决定断绝同台湾的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使节。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欢迎。5月30日,中埃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考虑到两国的相互愿望,已经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互派大使级的外交代表。”纳赛尔曾对中国驻埃商务代表李应吉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早已确定的事,前些时未宣布承认,原因是本想使西方大国减少对以色列的援助,让这个地区安宁一些,但是,这些大国不想同埃及作朋友,而向以色列继续大量提供军火,在此情况下,目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最好的时机。”
新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中东国家及至非洲国家开启了外交关系,美国对此大为光火,艾森豪威尔扬言说:“埃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犯了一个错误!”为压埃及屈服,也为阻止阿拉伯联盟中的其他国家效仿埃及,美国在7月突然宣布撤消原来答应提供的对阿斯旺水坝的援助,英国和世界银行也紧随其后,采取了同样的步骤。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在不断觉醒、日渐强大的亚非拉人民面前已经越来越无力了。中国又相继在8月和9月与叙利亚和也门建交,还在黎巴嫩设立了商代处。在埃处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而遭到英、法制裁和武力侵略时,中国政府向埃及提供了2000万瑞士法郎的无偿补汇援助,北京50万人和全国上亿人连续三天举行支持埃及的示威游行,各党派和群众团体纷纷成立支持埃及反侵略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也向埃及捐赠了医疗器械等物资。50年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始终是站在一起的,由共同的命运相连,为共同的目标奋斗。埃及用所谓的“犯错误”交到了真正的朋友。
新中国在亚非会议后掀起的第二次建交高潮,从中埃建交开始,前后10年间,新增建交国家29个,其中除法国外,都为亚非拉国家。这一时期,尽管中苏关系从恶化到分裂,中美关系持续对峙,但中国外交在美苏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为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美国舆论攻击:“特鲁多是共产党人!”
特鲁多,被称为“创造加拿大历史的人”,从1968年到1984年间几乎一直担任着加拿大的总理。这位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政治家似乎从很早就有着一种“中国情结”。1949年,而立之年的特鲁多曾到中国游历。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下时,他在上海见证了这座城市解放的前夕。他原本期望继续考察,但因战争只能作罢离开了。没有人能想到,1962年,在大学任教的特鲁多又设法通过加拿大驻香港的机构办妥了进入中国的手续。他从罗湖桥入境,考察、游览两个月,足迹遍至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地。这趟经历使他看到了与西方描述截然不同的中国,对他从政后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
1968年,特鲁多步入政坛仅三个年头,就当选自由党领袖而出任加拿大内阁总理。就任后的一个月之内,特鲁多六次谈到对华政策,他公开表示:加拿大要摆脱美国的控制,他要干一些“美国不同意的、同时也不喜欢的事。就算是老虎尾巴,我也要扭它一下”,“在对华关系上,加拿大已经等待美国15年了”,现在打算尽快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致力于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不过,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同加拿大进行经济贸易。1958年,中国连续从加拿大进口10船小麦及一些五金制品,当年两国贸易额为1041万美元,比上年增长了一倍,这引起了加不起大商界的兴趣。1960年,汉密尔顿担任加拿大农业部部长后,为解决加拿大谷物大量过剩的问题,不顾美国让西方盟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的要求,主动派人到北京接触,以求开辟中国这个极其广大的市场。当时,中国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极端匮乏,立即派出采购人员到蒙特利尔进行洽谈,很快做成了一笔交易。
受到鼓舞的中加双方紧接着就着手进行长期小麦贸易的谈判。缺乏外汇的中国人并不缺乏智慧。中方提出:中国可以与加拿大签订长期贸易协议,大量购买小麦,但条件是使用加拿大贷款,中国通过在加拿大销售中国产品来偿还贷款。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方的提议在加拿大内阁讨论时遭到极大阻力。因为银行贷款需要政府担保,此举等于加拿大实际上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有人担心:中国会利用加拿大小麦建立军事储备;美国会因此进行报复;中国人会无法偿还而懒账,等等。一面是内阁争论不休,一面是中国人正在与澳大利亚进行粮食贸易谈判。最后,汉密尔顿在内阁会议上向迪芬贝克总理直言:“如果这项对加拿大国民极其有利的粮食贸易协议无法在内阁获得通过的话,鄙人作为管农业的部长,只好辞职。我在此声明,要是协议之后中国人失约赖怅,就免去我的部长职务,不过要公布我辞职的真实原因。总理要是不同意我辞职,就请批准给予中国贷款的条件。”汉密尔顿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担保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
1961年,香港华润公司代表中国政府同加拿大在香港签订了第一个小麦购销协议,商定自1961年6月1日至1963年12月31日,中国从加拿大进口小麦300万至500万吨、大麦60万至100万吨,中方先付25%现金,其余部分使用加拿大贷款,期限是9个月。协定的实施使两国恢复了正常贸易,加拿大共卖给中国3.62亿美元谷物,由于中国买粮有所突破,贷款额实际突破了1亿美元。两国的年贸易额自1961年之后均在1亿美元以上。在向中国出售粮食之外,加拿大也出售工业产品,包括在美国人看来是违禁的战略物品,如纸浆、药品、铝锭和不锈钢等。中国则向加拿大出口核桃仁、花生、毛皮、桐油、锑、茶叶和丝绸。两年间贸易额自1961年之后均在1亿美元以上。不过,另一方面,在内外压力下,加拿大政府又以中国货价格低为由,对进口中国货物征收“倾销税”,实施配额制。虽经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亦未能有明显改善。
1964年汉密尔顿卸任后携夫人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时对他为促进中加贸易做出的努力表示欣赏。周恩来说,中国人民过去有诺尔曼·白求恩、切斯特·朗宁这样的好朋友,现在又有了你这样的好朋友,中国人民向来不会忘记患难时期的好朋友。他指出:“我们有一个共同点。虽然制度不同,立场不同,但都是互相尊重主权,不愿受人侵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就能够维护世界和平。”他还表示:“如果进步保守党主席迪芬贝克愿意访华,我们欢迎。”显然,在周恩来看来,中加小麦贸易,绝不仅仅是解决国内的粮食问题,也不单单是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与禁运的问题,更是要以贸易促进与西方国家政治关系的缓和,打破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政治孤立。所以在60年代中后期,中加之间又有了第二个、第三个小麦长期购销协议。于是,中国成了加拿大粮食的最大买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小麦贸易为中加建交铺平了道路。
1969年2月初,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接到了加拿大驻瑞典大使馆参赞埃德蒙打来的电话。对中方来说这是十分突然的,因为两国既无外交关系,对方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两国外交人员同驻瑞典,但并不往来。电话中,埃德蒙说:“加拿大政府已决定承认中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他受命同中国接触,希望同中国外交官会晤。在当时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下,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而且,所幸的是,受到“文革”冲击的外交工作此时也已经被重新拉回了正轨。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决断下,与加拿大的建交谈判很快就于5月21日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展开了。
谈判的开始并不顺利,阻力仍然是台湾问题。加拿大政府一面说要与中国建交,一面又说,加拿大不会忘记“台湾有一个单独的政府”;一面说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一面又不提驱逐台湾在联合国的所谓代表。它希望“造成一种存在两个政府的情况能够被承认的局势”,这是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接受的。谈判经过七轮,在年底举行的第24届联大上,加拿大仍然对美国的提案投了赞成票。为此,周恩来批准暂对中加建交谈判进行“冷处理”。中方沉默了5个月,到1970年6月恢复谈判。加拿大意识到中国的立场十分坚定,表示不再坚持涉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错误主张,但希望能采取“法国方式”,在建交公报中不提台湾问题。中方强调:鉴于过去加方关于台湾问题的错误言论,为了确认双方协议立场,以正视听,建议公报在文字上应该明确地体现出建交原则。但考虑到特鲁多政府承认中国所须承受的美国的压力,以及其在施行独立外交政策时所显示的抵制美国压力的力量,周恩来指示在公报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上灵活接受加方阐述的方式,以解决会谈中所遇到的困难。10月7日,双方举行第14轮谈判,共同确定了建交公报的文本,并于10日举行了签字仪式。
中加建交不久,联合国第25届联大投票表决阿尔巴尼亚等18国联合向大会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加拿大投了赞成票,投票结果51票对49票,这一提案经过多年历次表决,赞成票第一次超过了反对票。1973年,周恩来对来访的特鲁多总理说:“加拿大是70年代首先承认我们的国家,支持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影响很大。”对此,曾有美国舆论攻击特鲁多是“共产党人”。可见中加建交影响之深远。
中加建交,被赞誉为70年代中国外交的“报春花”。在其后当年又有赤道几内亚、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智利四国与中国建交。1971年至1972年,中国外交取得历史性的重大突破。重返联合国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为中国对外关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1971年,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新增15个。1972年,新增18个,达到了新中国建交史上的最高峰。在第三次建交高潮的推动下,到1979年,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达到了120个,遍及五大洲。
外交史上的奇迹:一个月与9个国家建交
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发生了两个重大转变,一是对时代主题的认识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二是将外交战略由原来的“一条线”转变为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在对外交往中,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它们一方反对另一方,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于所有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努力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繁荣,从而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外交的格局。
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与苏联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国际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据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田曾佩等人的口述和回忆,早在1989年9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就说过:“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针对可能出现的变化,邓小平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根据这一指示,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外交部门抓紧工作,明确了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与原苏联地区新独立国家快速建交的方针,以巩固原苏联地区的外交阵地,并进一步开展工作。当时,国内许多同志对当时形势的发展,从思想上、感情上一时难于理解和接受,议论纷纷,给外交部提了许多意见。外交部再三考虑,认为如果不能把意识形态问题和国家利益分开,不能把历史恩怨和当前国家关系区分开,苏联解体后,中国和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问题,将会很复杂、很难处理,而且“八九政治风波”后,台湾当局在国际上一度比较活跃,必须抓紧行动,不让台湾当局借机钻空子。所以,还是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冷静观察形势,未雨绸缪,事先做好各种应急预案。一旦苏联政府公开承认某加盟共和国独立或正式宣告自身解体,立即按“承认、建交、设馆”的一揽子三步曲,一举解决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问题。有关表态口径,建交公报草案的中、俄文及英文文本,代表政府签字用的授权证书等,都已准备齐全。
1991年9月6日,由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组成苏联国务委员会,决定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7日,钱其琛外长致电三国外长,通知中国政府承认三国独立。8日,为谈判建交事宜,中国政府代表田曾佩副外长出发前往波罗的海三国。作为新独立的国家,三国很希望得到国际承认、特别是大国的承认,因此谈判进展十分顺利。在谈判中,中方表示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三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支持三国为民族独立和发展经济所做出的努力;同时着重强调了台湾问题。鉴于对方外交部刚刚建立,不很熟悉中国的情况,中方详细解释了台湾问题的由来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说明中国同所有国家建交都不能绕开台湾问题,要求三国遵照国际法和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中国政府就台湾问题达成正式协议或谅解,承诺不与台湾建立任何官方性质的关系,不进行官方往来。经过解说和会谈,三国很快就与中国达成了建交协议,并在台湾问题上都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同意将上述立场写入建交公报。就这样,中国政府代表从9月11日抵达爱沙尼亚首都,一天访问一个国家,四天之间与三国完成了建交谈判,签署了建交公报,行动之迅速令国际社会瞩目。有趣的是,与三国的建交公报分别一式三份,中文一份,三国各自文字一份,英文一份,三份同等有效。而当时中方还没人懂对方文字,对方也没人懂中文。
12月,苏联解体进入了“倒计时”阶段。20日左右,为抓紧时间,中国政府决定不等苏联正式宣布解体,就派代表团去访问,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谈建交问题,特别是和俄罗斯谈国家关系问题。但苏联毕竟还没有正式宣布解体,直接去谈国家关系问题不太合适,遂决定以经贸开路,由外经贸部和外交部联合组团,团长为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副团长田曾佩。考虑到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没有直接航班往来,为方便行程,中央还特批了一架包机。12月25日上午,中国政府代表团从北京出发,当地时间下午抵达莫斯科。晚上7点,戈尔巴乔夫就在电视上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停止行使苏联总统职务。大约7时30分左右,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升起了俄罗斯联邦国旗。26日,苏联正式宣布解体。田曾佩立即被任命为中国政府特使,负责谈判中俄关系并与其他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政府接触商谈建交问题。27日,钱其琛外长致电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决定中国原驻苏联大使王荩卿改任驻俄罗斯大使。与此同时,钱其琛致电乌克兰等11国外长,告知中国政府决定承认这些国家独立,并准备同他们进行建交谈判。
在与俄罗斯的会谈中,中方提出,因为俄罗斯联邦接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中俄关系即全面继承中苏关系,中国驻苏大使改任驻俄大使,苏联驻华大使改任俄罗斯驻华大使,所以双方不存在重新建交问题。中方的提议得到俄方的认同,27日当天双方就签署了会谈纪要,解决了两国关系的继承问题,这成为新形势下发展中俄两国关系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从12月底到次年1月初,中国政府代表团接连访问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原苏联的8个加盟共和国。王荩卿大使也受政府委派为全权代表,同乌克兰等五国进行建交谈判。1992年的元月出现了新中国建交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月:3日,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4日,乌克兰、塔吉克斯坦;5日,吉尔吉斯斯坦;6日,土库曼斯坦;20日,白俄罗斯;30日,摩尔多瓦,以上均为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加上24日和以色列建交,共计9个国家,与1949年10月的建交数量相当。1992年一年建交15个国家,又出现了一次建交高潮。中国不仅经受住了这次国际形势剧变的严峻考验,而且最大程度上巩固和拓展了外交阵地,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浓重鲜亮的一笔。
200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60周年。60年风雨历程,在新中国的建交名册上已然罗列了171个国家,呈现出一派“知交尽四海,五洲有亲朋”的喜人景象。
(责编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