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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新中国建立60周年的同时,1949年9月1日建立的山西省新的统一的党政军领导机构,也已渡过了60个春秋。60年前的1949年,在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胜利的凯歌声中,4月24日太原解放,5月1日大同解放,从而山西全境获得解放。8月,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分散的、相对独立的各个解放区,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山西省建制开始恢复。9月1日,新的、统一的中共山西省委和新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军区正式建立。这标志着共产党在山西全省取得了执政的地位,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因此,九月一日在山西是值得而且应该纪念的。
一、山西党组织的艰难历程
山西党组织创建于1924年。当年5月,高君宇受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的指派,到山西建立党的组织。他在太原介绍潘恩溥(泽卿)、侯捷庵(侯士敏)、张叔平入党,建立了一个党小组。1924年夏,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建立了中共太原支部,书记先后为李毓棠、张叔平、傅懋恭(彭真)。1925年“五卅”运动后,11月太原支部改建为中共太原特别支部(简称“太原特支”),书记崔锄人。12月,太原特支改为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太原地委”),书记先后为崔锄人、颜昌杰。到1927年5月,在全省30多个县建立了党组织,党员人数达到1500人。1927年5月党的“五大”后,根据中央决定,山西省委建立,由颜昌杰、王鸿钧、崔锄人组成。大革命失败后,山西党组织转入秘密状态,山西省委改组为山西临时省委,颜昌杰任书记。
1928年3月,山西党组织遭到第一次大破坏,被捕200余人,逃亡外省者300余人,下落不明者500余人,与组织有联系的党员仅有40余人。到当年8月,山西临时省委暂时“散伙”。
1928年10月,山西临时省委重建,由王世隆任书记。后王世隆携带党的经费外逃,投敌叛变,山西临时省委于1929年1月又一次解体。临时省委常委汪铭两次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山西临时省委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1929年3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的周恩来,起草了中央致顺直省委并汪铭的指示信,传达中央决定:“目前山西可不成立省委,先着手于地方工作的恢复和建立,山西工作改归顺直省委兼管。”汪铭一面与顺直省委联系,一面建立了太原市委,由汪铭任书记。7月间,因叛徒出卖,汪铭被捕(1931年10月被判处死刑);8月,太原市委改为太原临时市委,冯天祥任书记。1930年4月,顺直省委将太原临时市委改为中共太原特委(也称山西特委),习静波任书记。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顺直省委批评习静波“右倾”,改派王青士任太原特委书记。在推行“左倾”冒除主义路线的情况下,山西兵暴失败,太原党团员仅剩下28人。10月,北方局决定撤销太原特委,又一次建立山西临时省委,调刘天章任书记。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新的“左倾”路线即王明路线在全党的统治。3月,山西临时省委改组,由阴凯卿任书记。由于推行王明路线,山西党组织于1931年9月遭到第二次大破坏。因叛徒告密,刘天章、阴凯卿等被捕,遭到残杀,并有四五十名党员被判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使山西党的组织瓦解,党员失散、工作停顿。
1932年初,中共河北省委派栗志周组织中共山西临时特委,9月成立中共山西特委,均由栗志周任书记。1934年3月,山西特委再次改组,由维公任书记。不久,特委常委兼秘书长王光甫投敌叛变,山西党组织遭到第三次大破坏。4月组建中共山西工委,王伯唐任书记。
1935年5月,中共北方局在天津重建,山西工委归北方局领导。7月,山西工委交通员曾延伟在上海被捕叛变,北方局要求山西工委领导人全部转移。8月,派王文达到太原主持山西工委工作。1936年3月红军东征期间,阎锡山当局在山西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王文达回到天津,山西工委解体。1936年6月,北方局派李宝森到山西,任山西工委书记。11月,又改派张友清任山西工委书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0月北方局决定撤销山西工委,再建山西省委,由张友清任书记,林枫任副书记。根据八路军入晋后在四角建立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北方局建立了中共晋西省委(书记王达成)、晋西北工委(书记先后为马林即赵秉彝、赵林)、晋察冀省委(书记赵振声即李葆华),撤销平汉线省委,建立冀豫晋省委(书记先后为李菁玉、李雪峰)。1938年5月,北方局决定撤销山西省委和晋西省委,成立中共晋西南省委(书记林枫)。
此后,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没有统一的山西省委,山西各地的党的工作,分别归中共中央北方局(后为太行分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华北局)、晋察冀分局和晋绥分局所辖各区党委领导。到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山西各地党的工作的有太行区党委、太岳区党委、晋中区党委、北岳区党委、吕梁区党委、雁门区党委和晋南中心地委。上述各区党委基本上是独立开展工作。
二、山西政权机构的嬗变
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山西的政权从省到各地,均为封建官僚阎锡山集团及地主豪绅所把持,广大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山西党组织多次受到阎锡山当局的破坏和摧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中共中央曾派彭雪枫为代表,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也派薄一波等到山西,与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统一战线关系。1937年7月到9月,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等先后到山西,在打开山西抗战局面的同时,对旧的政权开始了改造工作。当时,阎锡山为了统治山西全省,将山西105个县划分为7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辖若干县,设立了7个政治主任公署,委任了政治主任(1938年改称督察专员公署,政治主任改称督察专员),代行省政府职权,可以委任县长。经过山西党的公开工作系统的工作,不公开的共产党员宋劭文、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先后掌握了第一、第三、第六、第五行政区的政权,抗日进步分子张隽轩掌握了第四行政区的政权,在7个行政区中有5个行政区由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所掌握。这些行政主任(督察专员)利用合法权利,对所辖大部分县的旧政权进行了初步改造,使70余个县(约为三分之二)的政权为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所掌握。1940年以后,在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都举行了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了“三三制”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其分别所辖之晋东北政治主任公署(北岳行署)、太行行署、太岳行署、豫晋联办、吕梁行署、雁门行署以及晋中行署等政权机构,发展成了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可以说,在这些地区,共产党已经处在了执政的地位。但是,由于各个解放区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所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处在分别执政的情况,未有完全统一起来。
三、山西各级军区的建设
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山西党组织和全党一样,没有直接掌握革命武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和井冈山武装斗争的影响下,山西党组织开始了抓革命武装。1931年5月,山西临时省委与陕北特委在隰县辛庄(今交口县),召开工农武装成立大会,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大队第一支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全队共30余人,大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义,分为两个中队。但遭到反革命势力的打击,不得不转移陕北。同年7月,山西特委在驻平定的高桂滋部发动兵变,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赫光任军长、谷雄一任政治委员,共1200余人,分两个纵队。7月17日,红二十四军转战到河北阜平,在阜平建立了北方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但遭到石友三残部沈克的暗算而失败,赫光、谷雄一牺牲,红二十四军只得转战陕北。从此,山西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转入低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山西党组织在各地建立了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抗日游击队,公开工作系统建立了决死队等山西新军,武装动员的高潮逐渐掀起。八路军开赴山西后,各部队一度兼地方军区机构,使各地的军区纷纷建立。在晋冀豫地区,八路军一二九师曾兼太行军区,三八六旅和决死一纵队先后兼太岳军区;在晋西北,1940年建立了晋西北军区,1942年建立了晋绥军区;在晋东北先后建立了晋东北游击司令部和北岳军区。在这些军区之下,分别建立了军分区。这些军事领导机构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在建立地方武装,发展民兵组织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坚持了各个根据地(解放区)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保卫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由于各地的军区独立作战,没有形成山西全省统一的军区组织。
四、山西划时代的战略壮举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胜利和山西全境的解放,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8月1日通令调整行政区划,决定撤销太行、太岳等行政区,以旧省县为基础,并照顾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及群众历史关系,将华北区划分为河北省、山西省、察哈尔省、绥远省,新成立平原省。
为了做好恢复山西省建制的工作,成立了山西省人民政府筹备处。从8月下旬开始,原来各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构相继撤销,停止办公。
当时全国的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根据华北和西北战略大局的需要,晋西北的若干县划归察哈尔省;晋南中心专署所属各县划归山西省,但仍属西北解放区管辖,直到1950年1月才完全移交山西省;雁北专区和大同市划归察哈尔省,1952年察哈尔省撤销后才全部划归山西省。恢复后的山西省共辖7个专区、92个县、1个市,人口约1084万。
1949年8月22日,华北局批准成立新的统一的中共山西省委和省委的组成人员。8月24日,华北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山西省人民政府,任命了委员和主席、副主席。同时,华北军区批准成立山西军区,任命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949年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军区正式宣布成立。省委书记程子华(未到职),第一副书记赖若愚,第二副书记赵林,组织部长解学恭,宣传部长陶鲁笳,秘书长吕鸿安。省委委员有程子华、赖若愚、陶鲁笳、解学恭、裴丽生、王世英、郭钦安、韩纯德、肖文玖、康永和、马佩勋、程谷梁、吕鸿安;省委常委有:程子华、赖若愚、赵林、陶鲁笳、解学恭、裴丽生、王世英。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程子华(未到职),第一副主席裴丽生,第二副主席王世英,秘书长卫逢祺。省人民政府委员有:程子华、赖若愚、裴丽生、王世英、赵宗复、程谷梁、康永和、焦国鼐、周化民、刘少白、马林、张隽轩、马佩勋、周义中、何穆、杜任之、马志远。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子华(未到职),副司令员肖文玖、赵辉楼,副政治委员赖若愚。
1949年8月27日至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召开第一次委员会扩大会议,赖若愚作了《山西省今后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及《关于1949年秋冬季工作的方针、政策及步骤》的报告。会议明确了全省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方针和任务,提出党在山西的工作方针是:团结全党,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巩固工农联盟;团结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全力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和建设事业。为此,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领导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同时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林业、副业与某些手工业,以便顺利地向工业化的目标前进。9月12日至14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也召开了第一次委员会扩大会议,裴丽生作了《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及今年秋冬两季工作计划的报告》。会议指出:省委确定的工作方针及任务,也就是省人民政府的工作方针和任务。9月1日,省委机关报《山西日报》发表题为《为新山西的建设而斗争》的长篇社论,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提出今后全省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把农业的山西逐步建设成工业化的山西,使人民的山西成为一个坚强的工业基地。
山西省统一的党政军领导机关成立后,太原市7万余人在杏花岭体育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
新的统一的山西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成立,标志着山西党组织领导人民经过25年的艰苦斗争,在山西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山西人民的革命斗争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战争转向建设、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开启了山西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从此,山西人民在山西新的统一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领导下,意气奋发,斗志昂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埋头苦干的精神,迎着行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曙光,开始了建设新山西的光辉征程。
(责编郄智)
一、山西党组织的艰难历程
山西党组织创建于1924年。当年5月,高君宇受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的指派,到山西建立党的组织。他在太原介绍潘恩溥(泽卿)、侯捷庵(侯士敏)、张叔平入党,建立了一个党小组。1924年夏,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建立了中共太原支部,书记先后为李毓棠、张叔平、傅懋恭(彭真)。1925年“五卅”运动后,11月太原支部改建为中共太原特别支部(简称“太原特支”),书记崔锄人。12月,太原特支改为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太原地委”),书记先后为崔锄人、颜昌杰。到1927年5月,在全省30多个县建立了党组织,党员人数达到1500人。1927年5月党的“五大”后,根据中央决定,山西省委建立,由颜昌杰、王鸿钧、崔锄人组成。大革命失败后,山西党组织转入秘密状态,山西省委改组为山西临时省委,颜昌杰任书记。
1928年3月,山西党组织遭到第一次大破坏,被捕200余人,逃亡外省者300余人,下落不明者500余人,与组织有联系的党员仅有40余人。到当年8月,山西临时省委暂时“散伙”。
1928年10月,山西临时省委重建,由王世隆任书记。后王世隆携带党的经费外逃,投敌叛变,山西临时省委于1929年1月又一次解体。临时省委常委汪铭两次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山西临时省委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1929年3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的周恩来,起草了中央致顺直省委并汪铭的指示信,传达中央决定:“目前山西可不成立省委,先着手于地方工作的恢复和建立,山西工作改归顺直省委兼管。”汪铭一面与顺直省委联系,一面建立了太原市委,由汪铭任书记。7月间,因叛徒出卖,汪铭被捕(1931年10月被判处死刑);8月,太原市委改为太原临时市委,冯天祥任书记。1930年4月,顺直省委将太原临时市委改为中共太原特委(也称山西特委),习静波任书记。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顺直省委批评习静波“右倾”,改派王青士任太原特委书记。在推行“左倾”冒除主义路线的情况下,山西兵暴失败,太原党团员仅剩下28人。10月,北方局决定撤销太原特委,又一次建立山西临时省委,调刘天章任书记。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新的“左倾”路线即王明路线在全党的统治。3月,山西临时省委改组,由阴凯卿任书记。由于推行王明路线,山西党组织于1931年9月遭到第二次大破坏。因叛徒告密,刘天章、阴凯卿等被捕,遭到残杀,并有四五十名党员被判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使山西党的组织瓦解,党员失散、工作停顿。
1932年初,中共河北省委派栗志周组织中共山西临时特委,9月成立中共山西特委,均由栗志周任书记。1934年3月,山西特委再次改组,由维公任书记。不久,特委常委兼秘书长王光甫投敌叛变,山西党组织遭到第三次大破坏。4月组建中共山西工委,王伯唐任书记。
1935年5月,中共北方局在天津重建,山西工委归北方局领导。7月,山西工委交通员曾延伟在上海被捕叛变,北方局要求山西工委领导人全部转移。8月,派王文达到太原主持山西工委工作。1936年3月红军东征期间,阎锡山当局在山西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王文达回到天津,山西工委解体。1936年6月,北方局派李宝森到山西,任山西工委书记。11月,又改派张友清任山西工委书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10月北方局决定撤销山西工委,再建山西省委,由张友清任书记,林枫任副书记。根据八路军入晋后在四角建立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北方局建立了中共晋西省委(书记王达成)、晋西北工委(书记先后为马林即赵秉彝、赵林)、晋察冀省委(书记赵振声即李葆华),撤销平汉线省委,建立冀豫晋省委(书记先后为李菁玉、李雪峰)。1938年5月,北方局决定撤销山西省委和晋西省委,成立中共晋西南省委(书记林枫)。
此后,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没有统一的山西省委,山西各地的党的工作,分别归中共中央北方局(后为太行分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华北局)、晋察冀分局和晋绥分局所辖各区党委领导。到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山西各地党的工作的有太行区党委、太岳区党委、晋中区党委、北岳区党委、吕梁区党委、雁门区党委和晋南中心地委。上述各区党委基本上是独立开展工作。
二、山西政权机构的嬗变
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山西的政权从省到各地,均为封建官僚阎锡山集团及地主豪绅所把持,广大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山西党组织多次受到阎锡山当局的破坏和摧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中共中央曾派彭雪枫为代表,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也派薄一波等到山西,与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统一战线关系。1937年7月到9月,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等先后到山西,在打开山西抗战局面的同时,对旧的政权开始了改造工作。当时,阎锡山为了统治山西全省,将山西105个县划分为7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辖若干县,设立了7个政治主任公署,委任了政治主任(1938年改称督察专员公署,政治主任改称督察专员),代行省政府职权,可以委任县长。经过山西党的公开工作系统的工作,不公开的共产党员宋劭文、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先后掌握了第一、第三、第六、第五行政区的政权,抗日进步分子张隽轩掌握了第四行政区的政权,在7个行政区中有5个行政区由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所掌握。这些行政主任(督察专员)利用合法权利,对所辖大部分县的旧政权进行了初步改造,使70余个县(约为三分之二)的政权为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所掌握。1940年以后,在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都举行了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了“三三制”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其分别所辖之晋东北政治主任公署(北岳行署)、太行行署、太岳行署、豫晋联办、吕梁行署、雁门行署以及晋中行署等政权机构,发展成了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可以说,在这些地区,共产党已经处在了执政的地位。但是,由于各个解放区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所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处在分别执政的情况,未有完全统一起来。
三、山西各级军区的建设
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山西党组织和全党一样,没有直接掌握革命武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和井冈山武装斗争的影响下,山西党组织开始了抓革命武装。1931年5月,山西临时省委与陕北特委在隰县辛庄(今交口县),召开工农武装成立大会,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大队第一支队(简称晋西游击队)。全队共30余人,大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义,分为两个中队。但遭到反革命势力的打击,不得不转移陕北。同年7月,山西特委在驻平定的高桂滋部发动兵变,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赫光任军长、谷雄一任政治委员,共1200余人,分两个纵队。7月17日,红二十四军转战到河北阜平,在阜平建立了北方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但遭到石友三残部沈克的暗算而失败,赫光、谷雄一牺牲,红二十四军只得转战陕北。从此,山西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转入低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山西党组织在各地建立了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抗日游击队,公开工作系统建立了决死队等山西新军,武装动员的高潮逐渐掀起。八路军开赴山西后,各部队一度兼地方军区机构,使各地的军区纷纷建立。在晋冀豫地区,八路军一二九师曾兼太行军区,三八六旅和决死一纵队先后兼太岳军区;在晋西北,1940年建立了晋西北军区,1942年建立了晋绥军区;在晋东北先后建立了晋东北游击司令部和北岳军区。在这些军区之下,分别建立了军分区。这些军事领导机构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在建立地方武装,发展民兵组织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坚持了各个根据地(解放区)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保卫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由于各地的军区独立作战,没有形成山西全省统一的军区组织。
四、山西划时代的战略壮举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胜利和山西全境的解放,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8月1日通令调整行政区划,决定撤销太行、太岳等行政区,以旧省县为基础,并照顾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及群众历史关系,将华北区划分为河北省、山西省、察哈尔省、绥远省,新成立平原省。
为了做好恢复山西省建制的工作,成立了山西省人民政府筹备处。从8月下旬开始,原来各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机构相继撤销,停止办公。
当时全国的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根据华北和西北战略大局的需要,晋西北的若干县划归察哈尔省;晋南中心专署所属各县划归山西省,但仍属西北解放区管辖,直到1950年1月才完全移交山西省;雁北专区和大同市划归察哈尔省,1952年察哈尔省撤销后才全部划归山西省。恢复后的山西省共辖7个专区、92个县、1个市,人口约1084万。
1949年8月22日,华北局批准成立新的统一的中共山西省委和省委的组成人员。8月24日,华北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山西省人民政府,任命了委员和主席、副主席。同时,华北军区批准成立山西军区,任命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949年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山西省军区正式宣布成立。省委书记程子华(未到职),第一副书记赖若愚,第二副书记赵林,组织部长解学恭,宣传部长陶鲁笳,秘书长吕鸿安。省委委员有程子华、赖若愚、陶鲁笳、解学恭、裴丽生、王世英、郭钦安、韩纯德、肖文玖、康永和、马佩勋、程谷梁、吕鸿安;省委常委有:程子华、赖若愚、赵林、陶鲁笳、解学恭、裴丽生、王世英。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程子华(未到职),第一副主席裴丽生,第二副主席王世英,秘书长卫逢祺。省人民政府委员有:程子华、赖若愚、裴丽生、王世英、赵宗复、程谷梁、康永和、焦国鼐、周化民、刘少白、马林、张隽轩、马佩勋、周义中、何穆、杜任之、马志远。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子华(未到职),副司令员肖文玖、赵辉楼,副政治委员赖若愚。
1949年8月27日至9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召开第一次委员会扩大会议,赖若愚作了《山西省今后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及《关于1949年秋冬季工作的方针、政策及步骤》的报告。会议明确了全省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方针和任务,提出党在山西的工作方针是:团结全党,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巩固工农联盟;团结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全力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和建设事业。为此,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领导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同时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林业、副业与某些手工业,以便顺利地向工业化的目标前进。9月12日至14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也召开了第一次委员会扩大会议,裴丽生作了《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及今年秋冬两季工作计划的报告》。会议指出:省委确定的工作方针及任务,也就是省人民政府的工作方针和任务。9月1日,省委机关报《山西日报》发表题为《为新山西的建设而斗争》的长篇社论,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山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提出今后全省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把农业的山西逐步建设成工业化的山西,使人民的山西成为一个坚强的工业基地。
山西省统一的党政军领导机关成立后,太原市7万余人在杏花岭体育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
新的统一的山西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成立,标志着山西党组织领导人民经过25年的艰苦斗争,在山西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山西人民的革命斗争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战争转向建设、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开启了山西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从此,山西人民在山西新的统一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领导下,意气奋发,斗志昂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埋头苦干的精神,迎着行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曙光,开始了建设新山西的光辉征程。
(责编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