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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地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在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2009年8月6日《人物周报》上,看到了头版天头上的几句提示语,其中之一便是:“《毛选》有一文非毛著”。再看第10版的“名流故事”,却原来是一个叫庄重的人,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不是毛泽东著作。”
作为一个党史、军史、共和国历史和毛主席著作的热心读者,我立即找出手头人民出版社1967年3月第3次印刷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普及版,在第四卷1260、1261页翻到并重读了这篇显现淮海战役对敌作战中,我党我军开展强大舆论攻势的文章。
庄重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真正的作者,不是毛泽东,而是我本人——庄重。”并回顾了他记忆中的历史真相。
记忆中的真相究竟真到何种程度,我们且不说。但仅从庄重的叙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从当时的敌我态势来看,敌人已陷入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既无路可逃,又拒不投降。毁灭性地歼灭敌人的同时,辅之以强大的政治攻势,促其投降,尽最大可能地减少伤亡,这是我党我军和毛主席几十年来克敌制胜的有效法宝。而此时,具体的方案由谁来策划和制定呢,当然不是一般的干部和兵士,更不是几个有文墨的笔杆子,而只能是战役战斗和战略战术的统帅部和指挥者。庄重的叙述,也正好为我们印证了这一真相。
庄重还没有忘记,1948年12月17日,粟裕将一份电报交给他看。这是12月16日毛泽东给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要求“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粟裕将军对他说:“我们要向杜聿明部开展政治攻势,我给你一个任务,用陈毅、粟裕、谭震林的名义,写信给杜聿明,要他率部投降,要写得通俗、口语化,便于我前线部队向敌人广播。”文章的内容、文体、文风、抬头和落款,都面对面、手把手地交待得清清楚楚。而这一任务的策划者和下达者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毛泽东。难道不是这样吗?当毛主席拿到经粟裕安排部下起草、并审阅同意签发的《劝杜聿明投降书》,立即对全文进行了字斟句酌的审视和修改。站在更高的立意和角度,不仅在标题上以凌厉而肯切的“敦促”代替了一般的“劝”告,而且还加了一个“等”字;在敦促的对象“杜聿明将军”之下,加写了“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和团长”。对后面的署名改写为并列的“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除此之外,毛主席还对几个地方作了技术性的修改。就这样,一篇经最高统帅精心策划、部署作战兵团及时拿出初稿,再字斟句酌地改定后,即交由党的最权威的喉舌——新华社播发的敦促敌人投降书就历史性地出现了。
请问,这样的一篇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节节胜利,又紧张激烈的关键时刻,落款为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大集团军的文章,无论经历了怎样的考虑,署名毛泽东又错在哪里?难道真如庄重所思所言,接受起草命令任务的人,才有资格获得署名权,才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吗?不客气地说,你实在没有这个级别和资格啊!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共和国公民都可以扪心地想一想,如果在解放战争中真有一个叫庄重的人,发表了一篇《劝杜聿明投降书》,不知当时的中国人民感受如何,也不知杜聿明、蒋先生的感受如何!还会像看着或听着“毛泽东”三个字,使人民那样充满必胜信心,令敌人胆战心惊吗?不知那名曰“庄重”的有几斤几两,姓蒋的和姓杜的还管他作甚!
按庄重们的逻辑,墨水们和秘书们,特别是战争年代接受命令参与撰写或拟定布告、标语、传单,乃至广播稿的大兵小干们,都应该伸手要自己的所谓“顺理成章,物归其主”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这不禁使我想到一件事,1979年胡乔木接受中央领导指示,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党内多次上下反复的大讨论,大修改,终于1981年6月27日经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我想,无论“精英”们再如何鼓吹他们心目中的“自由”与“权利”,以胡乔木同志坚定的党性和崇高人格,也决不会心动其中,更不会如庄重者流为满足个人野心和名利,狂躁到如此地步。
稍有点做人知识、政治头脑和组织观念的人都应该知道,以当年也罢、而今也罢的庄重去劝杜聿明投降,或以起草小组乃至某某人的名义去做一个《历史决议》,岂不把天下人的牙齿都笑掉吗!
这不禁使我想到另一件事,1986年10月21日,小平同志在沉痛悼念刘伯承的讲话中,回顾其戎马一生、卓越贡献的同时,还动情地向我们转述了1942年冬天,太行山区军民和延安同志祝贺刘伯承五十大寿的时候,刘帅曾说过的一句话:“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这句话回响在神州大地,令每一个共产党员深思……
作为一个党史、军史、共和国历史和毛主席著作的热心读者,我立即找出手头人民出版社1967年3月第3次印刷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普及版,在第四卷1260、1261页翻到并重读了这篇显现淮海战役对敌作战中,我党我军开展强大舆论攻势的文章。
庄重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真正的作者,不是毛泽东,而是我本人——庄重。”并回顾了他记忆中的历史真相。
记忆中的真相究竟真到何种程度,我们且不说。但仅从庄重的叙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从当时的敌我态势来看,敌人已陷入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既无路可逃,又拒不投降。毁灭性地歼灭敌人的同时,辅之以强大的政治攻势,促其投降,尽最大可能地减少伤亡,这是我党我军和毛主席几十年来克敌制胜的有效法宝。而此时,具体的方案由谁来策划和制定呢,当然不是一般的干部和兵士,更不是几个有文墨的笔杆子,而只能是战役战斗和战略战术的统帅部和指挥者。庄重的叙述,也正好为我们印证了这一真相。
庄重还没有忘记,1948年12月17日,粟裕将一份电报交给他看。这是12月16日毛泽东给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要求“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粟裕将军对他说:“我们要向杜聿明部开展政治攻势,我给你一个任务,用陈毅、粟裕、谭震林的名义,写信给杜聿明,要他率部投降,要写得通俗、口语化,便于我前线部队向敌人广播。”文章的内容、文体、文风、抬头和落款,都面对面、手把手地交待得清清楚楚。而这一任务的策划者和下达者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毛泽东。难道不是这样吗?当毛主席拿到经粟裕安排部下起草、并审阅同意签发的《劝杜聿明投降书》,立即对全文进行了字斟句酌的审视和修改。站在更高的立意和角度,不仅在标题上以凌厉而肯切的“敦促”代替了一般的“劝”告,而且还加了一个“等”字;在敦促的对象“杜聿明将军”之下,加写了“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和团长”。对后面的署名改写为并列的“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除此之外,毛主席还对几个地方作了技术性的修改。就这样,一篇经最高统帅精心策划、部署作战兵团及时拿出初稿,再字斟句酌地改定后,即交由党的最权威的喉舌——新华社播发的敦促敌人投降书就历史性地出现了。
请问,这样的一篇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节节胜利,又紧张激烈的关键时刻,落款为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大集团军的文章,无论经历了怎样的考虑,署名毛泽东又错在哪里?难道真如庄重所思所言,接受起草命令任务的人,才有资格获得署名权,才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吗?不客气地说,你实在没有这个级别和资格啊!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共和国公民都可以扪心地想一想,如果在解放战争中真有一个叫庄重的人,发表了一篇《劝杜聿明投降书》,不知当时的中国人民感受如何,也不知杜聿明、蒋先生的感受如何!还会像看着或听着“毛泽东”三个字,使人民那样充满必胜信心,令敌人胆战心惊吗?不知那名曰“庄重”的有几斤几两,姓蒋的和姓杜的还管他作甚!
按庄重们的逻辑,墨水们和秘书们,特别是战争年代接受命令参与撰写或拟定布告、标语、传单,乃至广播稿的大兵小干们,都应该伸手要自己的所谓“顺理成章,物归其主”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这不禁使我想到一件事,1979年胡乔木接受中央领导指示,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党内多次上下反复的大讨论,大修改,终于1981年6月27日经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我想,无论“精英”们再如何鼓吹他们心目中的“自由”与“权利”,以胡乔木同志坚定的党性和崇高人格,也决不会心动其中,更不会如庄重者流为满足个人野心和名利,狂躁到如此地步。
稍有点做人知识、政治头脑和组织观念的人都应该知道,以当年也罢、而今也罢的庄重去劝杜聿明投降,或以起草小组乃至某某人的名义去做一个《历史决议》,岂不把天下人的牙齿都笑掉吗!
这不禁使我想到另一件事,1986年10月21日,小平同志在沉痛悼念刘伯承的讲话中,回顾其戎马一生、卓越贡献的同时,还动情地向我们转述了1942年冬天,太行山区军民和延安同志祝贺刘伯承五十大寿的时候,刘帅曾说过的一句话:“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这句话回响在神州大地,令每一个共产党员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