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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飞机为国民党所垄断,没有空战和防空能力的共产党为此吃尽了苦头。面对来自空中的威胁,广大苏区军民殚智竭力,硬是因陋就简地构筑起了一道严密的防空安全屏障,用非对称武器沉重地打击了空中恶魔的嚣张气焰。
敌机逞凶狂轰滥炸
1930年底,蒋介石把所谓的“铲共剿匪”确定为施政急务,挥师10万南下,直取江西苏区。3支航空队共7架战机分别进驻南昌、樟树和吉安机场。次年4月又增加了一倍的战机,共同执行对苏区的侦察、轰炸任务。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前两次军事“围剿”均遭败绩。1931年7月,他亲任海陆空总司令,并让其妻侄、军政部航空学校校长毛邦初兼任南昌行营航空处处长,调兵遣将30万,指挥、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开战不到10天,蒋介石的5支航空队45架战机向中央苏区投掷重磅炸弹上千枚。兴国高兴圩一战,敌机狂轰滥炸,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伤亡2200余人,折损了两名师长,最后跟国民党十九路军打成了僵局。红三军军长黄公略也在吉安东固六渡坳遭敌机扫射而阵亡。噩耗传来,毛泽东悲愤难抑,挥笔撰写对联悼念:“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对罪魁祸首国民党空军的憎恨之情溢于言表。
正在这时,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对抗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日本关东军入侵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不成,只得鸣金收兵,红一方面军险胜第三次军事反“围剿”,趁机转守为攻,很快就把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在瑞金叶坪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商建国大计。开幕当天,国民党南昌行营航空处派出十多架轰炸机,飞临瑞金和邻县长汀境内投弹百余枚,炸毁民房几百栋,所幸设在谢氏宗祠的大会会场安然无恙。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国民党飞机炸弹爆炸的道道红光、声声巨响,恰似庆祝红色政权诞生而鸣放的烟花礼炮。
蒋介石指望从空中一网打尽共产党精英、永绝心腹大患的图谋落空,气得破口大骂空军“娘希匹”,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加强空军战力,卷土重来。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大举进犯上海,当地驻军被迫奋起反击,但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以对付共产党,密令空军不得主动参战,不得驰援、协同陆军攻防,甚至在关键时刻退避三舍,远离前线,有意放跑眼皮底下的日军航空母舰。5月5日,国民党政府低三下四地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蒋介石急不可耐地飞赴庐山,主持召开所谓的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并把军政部航空署划归军事委员会管辖,大量购买西方列强生产的先进飞机扩编了7个航空队,在南京、武汉、南昌等地另设23个航空站;军政部航空学校升格为中央航空学校,蒋介石自任校长,高薪聘请外籍教练训练空军飞行员,紧锣密鼓地为第四次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作准备。
1933年2月,蒋介石集结40万大军分三路“分进合击”中央苏区。与此同时,国民党的空军脱离陆军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在宜黄草台冈战斗中,国民党空军逞凶肆虐,我红一军团久攻黄柏岭高地不克,三名师长身受重伤,前沿指挥所也被敌机投弹击中,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险遭毒手。后来红一军团利用阴雨浓雾天气乘隙而入,跟守敌展开近身肉搏,国民党空军坐“空”观虎斗,计无所施,眼睁睁地看着其王牌第十一师和五十九师残部被全歼。
此次挫败,令蒋介石凄惨异常,自认“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为了报复,当年4月,国民党空军偷袭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其中一颗哑弹就落在毛泽东主席头顶上方的树枝上。另一颗炸弹则把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当场炸晕,弹片穿透他的右下腹,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9月,蒋介石陈兵百万,投入战机200多架,开始从四面夹击中央苏区。
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北路军在空军编队的掩护下,层层推进,步步为营,前锋直逼中央苏区北大门——江西广昌。这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权。广昌的守城红军官兵苦战至28日,伤亡超过五分之一,不得不节节败退。眼看着包围圈越缩越小,红十六军军长兼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孔荷宠带着一张沙洲坝中央机关分布图叛变投敌。国民党空军按图对沙洲坝地面建筑物连续轰炸了三天,迫使临时中央政府搬迁到云石山。9月23日,国民党东路军发起强攻中央苏区东线最后一道安全屏障——福建长汀松毛岭,几十架“黑寡妇”轰炸机和36门卜福斯山炮数小时内投弹几千枚,硬是把松毛岭炸成了一片火海、焦土。红军和地方武装并肩抗击七天七夜,终因寡不敌众,于9月30日奉命撤出战斗。10月,中央红军主力全线撤退,踏上了漫漫万里征程。
避害就利遁迹潜形
当时,红军既没有防空作战经验,也没有远程高射武器,更没有自己的飞机。军民大多不知飞机为何物,敌机来袭时不仅不躲避,反而争相竞睹。在吃了几次哑巴亏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听见敌机马达声、一看见飞机影子就草木皆兵,不敢组织有效的反击。
针对这种情况,红军总部迅速采取对策,建立和制定了一套空袭预警机构和应急措施,规定部队行军一般选择在夜间、拂晓或阴雨大雾天气进行,白天必须披戴防空伪装;统一防空信号,一旦发现敌机,或吹号放炮,或敲锣鸣钟、燃放烟火报警,引导军民就地疏散、隐蔽。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首次拟定、颁布了行军作战防空战术命令,要求“各军在渡河点附近应选择对空阵地,配备八挺以上之机关枪,如敌机飞至低空(800公尺以下)扰乱我军渡河,由各渡河指挥员或各军军长(总指挥)指挥射击之”。苏区中央局也向上海党中央发电报坦言:“敌飞机轰炸威力颇大,一年来我军被其损伤近千人,侦察亦有相当作用……”请求设法支援“射击飞机之标尺及工具”云云。
瑞金作为全国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曾经一度成为国民党空军重点空袭打击的目标。为了防备空袭、迷惑敌机,一苏大会召开前夕,中央准备委员会对会场和阅兵台精心作了防空伪装,并在苏区中央局驻地的一棵古樟树下挖掘了简易防空洞,还在福建长汀城郊垒台搭架,拉横幅布条标语、扎松枝彩牌楼、插苏维埃旗帜,布置了热闹、醒目的假会场,从而确保了与会代表的安全和大会圆满成功。
1932年3月,兴国苏区群众俘获了一架因迷航而降落在境内的国民党轻型教练机,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被分解运送到红军大学,为红军学员了解飞机内部结构和飞行原理提供了实物模型。第四次反“围剿”大获全胜,红军缴获了一批火炮和新式机枪,经军工部门改造成对空射击武器配备到各军团。红军大学增设了重机枪和防空连,结合实弹射击演练,重点传授高射机枪的性能与射击原理、防空阵地的选择与构筑、敌机机型的识别等专业知识。
1933年8月,中央军委颁布《严密防空防毒,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训令,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人防工作政策和组织法规,苏维埃各级政府纷纷设立防空防毒委员会,村村设立号炮所,家家挖飞机洞,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深入持久的群众性人防战备基础建设热潮。10月,中央军委成立防空科,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中国科分队长、列宁学院军事教员王智涛奉命回国,担任防空科长、兼红军大学主任教员,他自编教材,自制高射架、瞄准器和活动飞机靶等教具,对12个排400多名学员进行为期三个月的防空强化训练。结业后,其中9个排分配回各师部,3个排留在军委,担负首要机关的防空警卫任务。
”二苏大会“召开前夕,筹备委员会采用原生的48棵大树,作为临时中央政府礼堂的支柱,树顶还特意保留了茂密的枝叶。礼堂四壁安装了众多门窗,集通风、采光、防空功能于一体。礼堂后面顺山坡修建了一个可容纳千人的人防工程,军委防空队3个排配备27挺重机枪,互为犄角分别驻守在附近的三个高地,瑞金城区四面设双岗,全天候值班观察空情,构成了一张严密的防空预警、火力网络。敌机见红都军民对空攻防有序,占不到便宜,从此再也不敢超低空肆无忌惮地进犯瑞金了。
中央红军主力在长征转移途中,敌机一路上如影随形咬着他们的行踪不放,防空、反空中侦察成了一项事关生死存亡的重要任务。遵义会议后,多谋善断、用兵如神的毛泽东重新执掌军事指挥大权,他采用高度机动灵活、诡秘莫测的运动战术,忽东忽西,若隐若现,牵着国民党军队的牛鼻子在穷山恶水间捉迷藏。军团以上单位建立防空指挥组织,各纵队设防空观察哨和对空射击分队,不时地抓住有利战机,迎头痛击空中飞贼。
敌机易手 为我所用
1930年2月,一架国民党军用飞机从开封返回武汉基地,途中因迷航而油料耗尽,意外落入鄂豫皖苏区军民手中,飞行员龙文光经教育引导而弃暗投明。这架飞机很快得到修复处理,机身上的青天白日国民党徽标被清除,机翼两侧绘上了鲜艳的红五星,正式取名“列宁号”。在此基础上,1931年5月,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航空局成立,龙文光担任局长,并利用战俘国民党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的关系,解决了3000多公斤航空汽油。9月8日,龙文光驾机飞临武汉上空侦察、散发传单,迫使国民党武汉当局实行灯火管制,震撼一时。12月22日,“列宁号”再次带弹升空,轰炸了黄安县城国民党六十九师指挥所,守敌弃城而逃。
蒋介石得知消息,手谕军政部长陈诚召开航空委员会特别会议,通令务必摸清“列宁号”的航程规律,将龙文光连人带机除掉!会后国民党空军调集几十架战机跟踪追击“列宁号”,特务组织悬赏10万大洋通缉捉拿龙文光。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率30万精锐兵力进剿鄂豫皖苏区,一心要斩草除根,杜绝后患。红四方面军力战不支,被迫西移大巴山,另辟川陕根据地。“列宁号”则被分解而就地掩埋,龙文光在转移突围途中掉队,潜回武汉后又因叛徒告密而遭到国民党特务逮捕。1933年8月9日,国民党军事法庭以“带机投匪”罪判处龙文光死刑,就义前,龙文光仰天慷慨悲歌:“千秋风雨世间飘,死生一事付鸿毛。吾为自由空中飞,不算英雄亦自豪。”
1932年4月12日,国民党第四十九师师长、兼闽南航空处处长张贞不知红军虚实,特派一架教练轰炸机前往龙岩观战、助战,不料红军攻势凌厉、进展神速,刚飞到距离漳州城六七十里远的龙山上空,就遭遇了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十一师三十三团。飞行员不及防备,被该团副团长陈冬生用机枪击中腰部,挣扎着逃回漳州桥南机场后因伤重死亡。20日,红一军团攻占漳州,那个被陈冬生击伤而死亡的驾驶员所驾驶的飞机被完整缴获,与鄂豫皖苏区的“列宁号”相对应,取名“马克思号”。
中革军委闻讯大喜,急令总部军械科科长、朝鲜籍飞行员陈德群赶赴漳州,同时动员万名赤卫队和少先队员在瑞金叶坪突击修筑机场,张灯结彩迎接“马克思号”乔迁新居。飞机修复正常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陪同陈德群先飞到闽南三角洲几个重要城市抛撒传单,再径直飞回瑞金。此后不久,中革军委为了展示红军武力、洗涮攻打赣州失利的耻辱,命令陈德群驾机轰炸赣州敌军事目标。“马克思号”在返航途中因油料耗尽,不慎跌落会昌山区,陈德群受伤,当地赤卫队员只好把飞机大卸八块,依靠人力肩挑背驮地搬运回瑞金,自行销毁。
“马克思”号轰炸赣州之后,驻守赣州的粤军随即派出三架战机前来瑞金寻衅报复,轰炸、扫射了红军学校演兵场,炸死了三四名正在实弹演练的学员。该校师生顿时义愤填膺,纷纷举起手中武器对空反击,其中一架敌机被三期步兵科学员王文礼准确击中油箱后坠毁,另外两架也受了轻伤,仓皇逃遁。王文礼由此创下了红军用步枪击落敌机的先例,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亲手向他颁发了一枚“英雄对空射击手”的银质奖章。
(责编 雷蕾)
敌机逞凶狂轰滥炸
1930年底,蒋介石把所谓的“铲共剿匪”确定为施政急务,挥师10万南下,直取江西苏区。3支航空队共7架战机分别进驻南昌、樟树和吉安机场。次年4月又增加了一倍的战机,共同执行对苏区的侦察、轰炸任务。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前两次军事“围剿”均遭败绩。1931年7月,他亲任海陆空总司令,并让其妻侄、军政部航空学校校长毛邦初兼任南昌行营航空处处长,调兵遣将30万,指挥、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开战不到10天,蒋介石的5支航空队45架战机向中央苏区投掷重磅炸弹上千枚。兴国高兴圩一战,敌机狂轰滥炸,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伤亡2200余人,折损了两名师长,最后跟国民党十九路军打成了僵局。红三军军长黄公略也在吉安东固六渡坳遭敌机扫射而阵亡。噩耗传来,毛泽东悲愤难抑,挥笔撰写对联悼念:“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对罪魁祸首国民党空军的憎恨之情溢于言表。
正在这时,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对抗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日本关东军入侵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不成,只得鸣金收兵,红一方面军险胜第三次军事反“围剿”,趁机转守为攻,很快就把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在瑞金叶坪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商建国大计。开幕当天,国民党南昌行营航空处派出十多架轰炸机,飞临瑞金和邻县长汀境内投弹百余枚,炸毁民房几百栋,所幸设在谢氏宗祠的大会会场安然无恙。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国民党飞机炸弹爆炸的道道红光、声声巨响,恰似庆祝红色政权诞生而鸣放的烟花礼炮。
蒋介石指望从空中一网打尽共产党精英、永绝心腹大患的图谋落空,气得破口大骂空军“娘希匹”,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加强空军战力,卷土重来。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大举进犯上海,当地驻军被迫奋起反击,但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以对付共产党,密令空军不得主动参战,不得驰援、协同陆军攻防,甚至在关键时刻退避三舍,远离前线,有意放跑眼皮底下的日军航空母舰。5月5日,国民党政府低三下四地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蒋介石急不可耐地飞赴庐山,主持召开所谓的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并把军政部航空署划归军事委员会管辖,大量购买西方列强生产的先进飞机扩编了7个航空队,在南京、武汉、南昌等地另设23个航空站;军政部航空学校升格为中央航空学校,蒋介石自任校长,高薪聘请外籍教练训练空军飞行员,紧锣密鼓地为第四次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作准备。
1933年2月,蒋介石集结40万大军分三路“分进合击”中央苏区。与此同时,国民党的空军脱离陆军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在宜黄草台冈战斗中,国民党空军逞凶肆虐,我红一军团久攻黄柏岭高地不克,三名师长身受重伤,前沿指挥所也被敌机投弹击中,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险遭毒手。后来红一军团利用阴雨浓雾天气乘隙而入,跟守敌展开近身肉搏,国民党空军坐“空”观虎斗,计无所施,眼睁睁地看着其王牌第十一师和五十九师残部被全歼。
此次挫败,令蒋介石凄惨异常,自认“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为了报复,当年4月,国民党空军偷袭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其中一颗哑弹就落在毛泽东主席头顶上方的树枝上。另一颗炸弹则把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当场炸晕,弹片穿透他的右下腹,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9月,蒋介石陈兵百万,投入战机200多架,开始从四面夹击中央苏区。
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北路军在空军编队的掩护下,层层推进,步步为营,前锋直逼中央苏区北大门——江西广昌。这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权。广昌的守城红军官兵苦战至28日,伤亡超过五分之一,不得不节节败退。眼看着包围圈越缩越小,红十六军军长兼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孔荷宠带着一张沙洲坝中央机关分布图叛变投敌。国民党空军按图对沙洲坝地面建筑物连续轰炸了三天,迫使临时中央政府搬迁到云石山。9月23日,国民党东路军发起强攻中央苏区东线最后一道安全屏障——福建长汀松毛岭,几十架“黑寡妇”轰炸机和36门卜福斯山炮数小时内投弹几千枚,硬是把松毛岭炸成了一片火海、焦土。红军和地方武装并肩抗击七天七夜,终因寡不敌众,于9月30日奉命撤出战斗。10月,中央红军主力全线撤退,踏上了漫漫万里征程。
避害就利遁迹潜形
当时,红军既没有防空作战经验,也没有远程高射武器,更没有自己的飞机。军民大多不知飞机为何物,敌机来袭时不仅不躲避,反而争相竞睹。在吃了几次哑巴亏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听见敌机马达声、一看见飞机影子就草木皆兵,不敢组织有效的反击。
针对这种情况,红军总部迅速采取对策,建立和制定了一套空袭预警机构和应急措施,规定部队行军一般选择在夜间、拂晓或阴雨大雾天气进行,白天必须披戴防空伪装;统一防空信号,一旦发现敌机,或吹号放炮,或敲锣鸣钟、燃放烟火报警,引导军民就地疏散、隐蔽。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首次拟定、颁布了行军作战防空战术命令,要求“各军在渡河点附近应选择对空阵地,配备八挺以上之机关枪,如敌机飞至低空(800公尺以下)扰乱我军渡河,由各渡河指挥员或各军军长(总指挥)指挥射击之”。苏区中央局也向上海党中央发电报坦言:“敌飞机轰炸威力颇大,一年来我军被其损伤近千人,侦察亦有相当作用……”请求设法支援“射击飞机之标尺及工具”云云。
瑞金作为全国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曾经一度成为国民党空军重点空袭打击的目标。为了防备空袭、迷惑敌机,一苏大会召开前夕,中央准备委员会对会场和阅兵台精心作了防空伪装,并在苏区中央局驻地的一棵古樟树下挖掘了简易防空洞,还在福建长汀城郊垒台搭架,拉横幅布条标语、扎松枝彩牌楼、插苏维埃旗帜,布置了热闹、醒目的假会场,从而确保了与会代表的安全和大会圆满成功。
1932年3月,兴国苏区群众俘获了一架因迷航而降落在境内的国民党轻型教练机,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被分解运送到红军大学,为红军学员了解飞机内部结构和飞行原理提供了实物模型。第四次反“围剿”大获全胜,红军缴获了一批火炮和新式机枪,经军工部门改造成对空射击武器配备到各军团。红军大学增设了重机枪和防空连,结合实弹射击演练,重点传授高射机枪的性能与射击原理、防空阵地的选择与构筑、敌机机型的识别等专业知识。
1933年8月,中央军委颁布《严密防空防毒,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训令,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人防工作政策和组织法规,苏维埃各级政府纷纷设立防空防毒委员会,村村设立号炮所,家家挖飞机洞,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深入持久的群众性人防战备基础建设热潮。10月,中央军委成立防空科,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中国科分队长、列宁学院军事教员王智涛奉命回国,担任防空科长、兼红军大学主任教员,他自编教材,自制高射架、瞄准器和活动飞机靶等教具,对12个排400多名学员进行为期三个月的防空强化训练。结业后,其中9个排分配回各师部,3个排留在军委,担负首要机关的防空警卫任务。
”二苏大会“召开前夕,筹备委员会采用原生的48棵大树,作为临时中央政府礼堂的支柱,树顶还特意保留了茂密的枝叶。礼堂四壁安装了众多门窗,集通风、采光、防空功能于一体。礼堂后面顺山坡修建了一个可容纳千人的人防工程,军委防空队3个排配备27挺重机枪,互为犄角分别驻守在附近的三个高地,瑞金城区四面设双岗,全天候值班观察空情,构成了一张严密的防空预警、火力网络。敌机见红都军民对空攻防有序,占不到便宜,从此再也不敢超低空肆无忌惮地进犯瑞金了。
中央红军主力在长征转移途中,敌机一路上如影随形咬着他们的行踪不放,防空、反空中侦察成了一项事关生死存亡的重要任务。遵义会议后,多谋善断、用兵如神的毛泽东重新执掌军事指挥大权,他采用高度机动灵活、诡秘莫测的运动战术,忽东忽西,若隐若现,牵着国民党军队的牛鼻子在穷山恶水间捉迷藏。军团以上单位建立防空指挥组织,各纵队设防空观察哨和对空射击分队,不时地抓住有利战机,迎头痛击空中飞贼。
敌机易手 为我所用
1930年2月,一架国民党军用飞机从开封返回武汉基地,途中因迷航而油料耗尽,意外落入鄂豫皖苏区军民手中,飞行员龙文光经教育引导而弃暗投明。这架飞机很快得到修复处理,机身上的青天白日国民党徽标被清除,机翼两侧绘上了鲜艳的红五星,正式取名“列宁号”。在此基础上,1931年5月,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航空局成立,龙文光担任局长,并利用战俘国民党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的关系,解决了3000多公斤航空汽油。9月8日,龙文光驾机飞临武汉上空侦察、散发传单,迫使国民党武汉当局实行灯火管制,震撼一时。12月22日,“列宁号”再次带弹升空,轰炸了黄安县城国民党六十九师指挥所,守敌弃城而逃。
蒋介石得知消息,手谕军政部长陈诚召开航空委员会特别会议,通令务必摸清“列宁号”的航程规律,将龙文光连人带机除掉!会后国民党空军调集几十架战机跟踪追击“列宁号”,特务组织悬赏10万大洋通缉捉拿龙文光。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率30万精锐兵力进剿鄂豫皖苏区,一心要斩草除根,杜绝后患。红四方面军力战不支,被迫西移大巴山,另辟川陕根据地。“列宁号”则被分解而就地掩埋,龙文光在转移突围途中掉队,潜回武汉后又因叛徒告密而遭到国民党特务逮捕。1933年8月9日,国民党军事法庭以“带机投匪”罪判处龙文光死刑,就义前,龙文光仰天慷慨悲歌:“千秋风雨世间飘,死生一事付鸿毛。吾为自由空中飞,不算英雄亦自豪。”
1932年4月12日,国民党第四十九师师长、兼闽南航空处处长张贞不知红军虚实,特派一架教练轰炸机前往龙岩观战、助战,不料红军攻势凌厉、进展神速,刚飞到距离漳州城六七十里远的龙山上空,就遭遇了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十一师三十三团。飞行员不及防备,被该团副团长陈冬生用机枪击中腰部,挣扎着逃回漳州桥南机场后因伤重死亡。20日,红一军团攻占漳州,那个被陈冬生击伤而死亡的驾驶员所驾驶的飞机被完整缴获,与鄂豫皖苏区的“列宁号”相对应,取名“马克思号”。
中革军委闻讯大喜,急令总部军械科科长、朝鲜籍飞行员陈德群赶赴漳州,同时动员万名赤卫队和少先队员在瑞金叶坪突击修筑机场,张灯结彩迎接“马克思号”乔迁新居。飞机修复正常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陪同陈德群先飞到闽南三角洲几个重要城市抛撒传单,再径直飞回瑞金。此后不久,中革军委为了展示红军武力、洗涮攻打赣州失利的耻辱,命令陈德群驾机轰炸赣州敌军事目标。“马克思号”在返航途中因油料耗尽,不慎跌落会昌山区,陈德群受伤,当地赤卫队员只好把飞机大卸八块,依靠人力肩挑背驮地搬运回瑞金,自行销毁。
“马克思”号轰炸赣州之后,驻守赣州的粤军随即派出三架战机前来瑞金寻衅报复,轰炸、扫射了红军学校演兵场,炸死了三四名正在实弹演练的学员。该校师生顿时义愤填膺,纷纷举起手中武器对空反击,其中一架敌机被三期步兵科学员王文礼准确击中油箱后坠毁,另外两架也受了轻伤,仓皇逃遁。王文礼由此创下了红军用步枪击落敌机的先例,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亲手向他颁发了一枚“英雄对空射击手”的银质奖章。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