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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赞铁路是一条贯穿东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它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中经坦桑尼亚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而后进入赞比亚的北方省,在卡皮里姆波希与赞比亚原有铁路线接轨,全长1860公里。这条铁路从1968年开始勘探设计,1970年10月正式开工,到1975年6月全部完成铺轨任务,1976年7月14日正式投入营运。坦赞铁路是中、坦、赞三国政府和人民友好合作的丰硕成果,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援建坦赞铁路是我国政府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中国政府和人民为这条铁路的修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提供了高达4亿美元的无息贷款,动员了国内绝大多数省份参与,还选派了5万多人次的工程技术人员前往修建,其中有59名优秀的中华儿女长眠在乞力马扎罗山下。在中非关系蓬勃发展的今天,回顾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艰辛历程,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对中非关系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政府提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殖民体系开始土崩瓦解,涌现出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中国大力支持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阿拉伯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积极发展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这一时期,中国同1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几内亚、加纳、刚果(布) 、马里和坦桑尼亚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
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10个非洲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周总理在加纳与该国总统恩克鲁玛举行会谈时, 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并在答记者问时公开宣布了这八项原则,核心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 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单方面的赐予, 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 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 绝对不附带任何条件, 决不要求任何特权。
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貸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 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 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 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 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政府建设的项目, 力求投资少、收效快, 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 累积资金。
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能够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 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 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 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建设的专家, 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 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坦桑尼亚总统向中国请求援建坦赞铁路
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八项原则”在非洲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因此萌生了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想法。
20世纪60年代初期, 南非白人当局实行种族歧视政策, 对坦、赞两国实行经济和交通封锁, 致使坦桑尼亚的咖啡、赞比亚的铜无法从南非运输与出口, 给两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当时,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多次向美国、英国、西德及另外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求援, 希望能够资助他们修建一条国际铁路, 把南部非洲的主要城市连贯起来, 成为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可是, 他们得到的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冷嘲热讽,一些美国人甚至断言:“ 要在原始森林里开辟出一条路来修建成铁路是劳民伤财, 是一场梦想,等于把美金抛向了印度洋。”
绝望之际,尼雷尔和卡翁达总统看到了周恩来总理宣布的八项原则, 又重新燃起了希望。1964年6月,尼雷尔先派总理卡瓦瓦访华, 请求中国援建纺织印染厂、农场、农具厂、广播电台等一批项目。中国政府全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并按照八项原则签订了政府间协议, 随后,援建项目迅速启动。尼雷尔总统以激动的心情注视着这一切,确信中国对外经援的八项原则绝非虚假的宣传,而是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真心援助。与此同时,他又想到坦赞铁路的耗资如此巨大, 而且中国还要援助其他许多国家,因此十分担忧中国能否援建坦赞铁路。在这种情况下,尼雷尔想亲自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商讨援建坦赞铁路的可行性。他通过坦桑尼亚商业部长巴布向中国驻坦大使何英表示了上述访华的意图。
“为朋友两肋插刀”
中国驻坦大使何英素有“非洲活档案”之称。他在回国面见周恩来总理时,周恩来问何英,中国是否应该帮助修建坦赞铁路。何英表示,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特别是在60年代席卷了整个非洲大陆。这些国家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榨, 政治上虽然获得了独立 , 但经济极为困难, 很需要支持和帮助。目前,修建这条铁路已成为坦赞两国的迫切愿望, 从战略高度考虑,有必要援建。
随后,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被召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直截了当地问道:“方毅同志, 你在越南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担任总顾问时, 曾帮助他们突击抢修、恢复铁路交通, 你对铁路建设还是有经验的。坦赞铁路大约1800多公里, 你认为我们有没有可能帮助他们修建这条铁路?”
方毅的回答也同样直截了当:“这条铁路就按国内的建设费用来说, 少说也得十几个亿人民币。如果铁路设备全部由我们提供, 那十几个亿也打不住。像我们这样一个刚刚摆脱经济暂时困难的国家, 一下子拿出这么大数字的财力去援外, 恐怕国力难以支撑。”
“那你的意见呢?”周恩来问。
“用这样大的财力去援建一条铁路,不如用这笔钱去援建一些中小型项目, 可以帮助许多非洲国家建设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厂矿、场馆、商店。”
周恩来点了点头:“你说的也有道理。一下子拿出几个亿、十几个亿来搞援外, 确实超出了我们的国力。可如果不是一下子, 而是分为几年, 一点一点拿出来, 比如7年、8年、10年, 你觉得怎么样?我想那时我们的国力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况且坦赞铁路不会马上动工, 这个问题还比较复杂。”
看到方毅的态度仍然犹豫, 周恩来又进一步谈了自己的看法:“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 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包围着, 他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 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真正的独立解放。总之, 坦赞铁路一定要修, 至于由谁来修, 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而由我们出面修的话, 可能对世界震动更大。”
方毅此时的态度有所转变,他向周总理表示:“我同意你这种说法,如果中国同意修建, 肯定会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慌。他们有可能被迫接受承建任务, 也许是一个国家,也许是几个国家共同承担。这样尼雷尔总统和卡翁达总统手中就掌握了一张王牌, 他们就可以在西方国家提出附加条件或漫天要价时, 打出中国这张牌。”
周恩来特别强调:“ 这不是开玩笑, 也不是一种政治游戏, 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不能说说而已。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知道我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 而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却要解囊帮助别人, 这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嘛。人世间穷人帮穷人是出于真心实意, 不会有什么企图, 被帮助者会受惠不忘。富人帮穷人, 即使没有企图, 也会使人感到是恩赐或施舍, 被帮助者不会受之坦然。人与人之间是这样, 国与国之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你方才所说, 与其援助一个庞大的项目, 不如援助若干中小项目, 那样所造成的影响会更大。其实不然, 坦赞铁路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 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可比拟的。当然, 我们不会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或是追名逐利,我们援助了他们, 也就是援助我们自己。”
方毅终于理解了周恩来这种大局观念, 说道:“ 总理, 不管有什么困难, 我们也要帮助修建坦赞铁路。”
最终,周总理在经过与陈毅副总理、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铁道部长吕正操等人的讨论,并经深思熟虑后形成五点意见:
第一, 修建坦赞铁路确为坦、赞两国的迫切需要。两国总统不顾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 积极支持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种精神极为可贵。尼雷尔总统亲自前来求援, 应该满足其要求。
第二, 在财力和技术上我国可以承担。援建费用可能要几个亿, 一次拿出当然困难, 但勘测、设计、施工整个过程将需八九年, 每年所需费用不过几千万, 我国经济每年都会有发展, 这笔费用我们承担得起。况且卡翁达总统尚未下决心要求中国援建, 如只援建坦境路段, 更不成问题。
第三, 集中力量援建这样一个大工程,其效果和影响绝非在其他国家多搞一些中小项目所可比拟。
第四, 远隔重洋在热带地区建设这样宏大的跨国工程, 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新困难, 不能掉以轻心, 而需事先派出精干的专家组进行考察, 查明情况, 提出对策, 妥善安排。
第五,我国同意援建坦赞铁路, 势必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慌。它们为了维护传统利益和影响, 有可能被迫同意援建。这也未尝不好, 尼雷尔总统可以用中国同意援建作王牌反对它们可能提出的苛刻条件。
这五点意见充分体现了周总理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 它既考虑了中国的长远利益,又设身处地考虑了坦赞两国的处境,同时也体现了八项原则的精神。
随后,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也对此表示了高度认可,最终决定援建坦赞铁路。
克服西方国家的干扰,确定援建方案
1965年2月, 尼雷尔总统首次访华, 受到了隆重、友好的接待。在会谈中,尼雷尔总统提出请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要求。刘少奇主席立即表示坦境路段可以先定下来, 待派专家组考察后再商定实施方案。赞境路段方面,如果卡翁达总统也提出援建要求, 也将照此办理。毛主席会晤尼雷尔总统时, 也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使他信心更加坚定。尼雷尔总统过去为寻求外国援建这条铁路, 同西方發达国家进行过许多艰难的谈判, 都无结果。这次向中国领导人一提出要求, 立即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慷慨承诺,因而异常兴奋、感动。他多次向人表示:中国领导人真诚无私的高尚精神, 当今世界无人能比。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快便获悉了中国将援建坦赞铁路坦境路段的消息。它们自己不愿意援建,却又害怕中国的影响深入非洲。正如周总理所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攻击中国、攻击尼雷尔总统的同时, 又做出要援建坦赞铁路的姿态。1965年6月,周总理回访坦桑尼亚。在与尼雷尔总统会谈时, 周总理坦诚表示,他不相信西方国家真有诚意;但如果他们果真能修,中国将乐观其成;如果它们提出苛刻条件, 尼雷尔总统可以用中国援建的条件同它们斗争;如果它们只喊不修, 那么,中国照修;如果它们中途停修, 中国则接着修。为配合尼雷尔总统的斗争, 中国会尽快派出考察组赴坦桑尼亚考察。这一席话体现了一切为朋友着想的高尚精神,使尼雷尔总统甚为感动。
1965年6月下旬,英联邦会议在伦敦举行。英国在会议期间开展了攻击中国、攻击尼雷尔、拉拢卡翁达的活动, 美国也派特使赴伦敦协助, 力图阻止中国援建坦赞铁路。英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议定由两国的三家公司联合出资, 组建英加联合考察组, 对坦赞铁路进行考察。考察组于次年8月提出了考察报告, 认为修建这条铁路是可行的、经济的,但最后却无人愿意承建。与此同时, 美国提出帮助坦、赞两国修建大北公路的建议, 这条公路实际上是对原有一条劣质公路的翻修,线路与坦赞铁路大体相同;意大利则提出援建一条由坦桑尼亚首都至赞比亚铜带地区的输油管。西方国家搞这两个项目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想挤掉坦赞铁路。坦、赞两国总统接受美、意两国的建议,但认为这两个项目不能替代坦赞铁路。卡翁达总统由于尚不了解中国, 仍寄希望于非洲发展银行和英、法、日的私人公司,但这些希望都一一落了空。
最终,卡翁达总统于1967年6月下旬亲自访华求援。来访期间, 周恩来和卡翁达进行了多次会谈。当谈到坦赞铁路时, 周恩来坦诚地说: “我们考虑这条铁路时, 是把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连在一起考虑的,不然, 那不就半途而废了吗? 只要两国总统下定决心, 我们愿意承担对这条铁路的投资。”卡翁达被周恩来的真诚所打动, 表示“我不可能要求更多了”。三个月后, 中、坦、赞三国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援建坦赞铁路的方案最终确定下来了。
周恩来成功解决坦赞两国的分歧
1970 年7月12日, 在坦赞铁路即将动工前夕, 三国政府举行了第四次会谈。此次会谈签订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贷款金额和偿还办法的议定书》《关于坦赞铁路勘测设计报告的议定书》和《关于坦赞铁路施工问题的会谈纪要》,会谈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的贷款数额及开工日期问题。
会谈中,坦、赞两国政府代表团之间发生了分歧。双方争执的焦点是坦赞铁路修成后火车将采用何种方式制动, 也就是刹车问题。坦方代表希望采取较为先进的空气制动方式, 而赞方代表则坚持采用自己比较熟悉的真空制动方式。两种制动方式只不过在刹车前的预留距离和制动性能方面略有差别而已。
这个问题看起来不大,却使会谈陷入了僵局。两国都无法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方案。中方代表立即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总理了解事情的原委后, 决定同时满足两国代表的要求。周恩来还向我方人员解释说: “不错, 两国的关系现在是极为友好的, 是亲如兄弟的, 可是,即使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亲姐妹, 尚有不和之时, 何况是亲如兄弟的两个国家?!要兼顾两方, 办法只有一个, 即在火车上同时安装两种可以自由切换的制动装置。”由于这种设想在国际上尚无先例, 铁道部有关人员表现出了为难的神色。周恩来安慰道: “你们把这个课题交给群众, 讲明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援建的坦赞铁路遇到的难题, 请他们帮助解决。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解决。”
果然,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技术人员的努力下, 很快就发明了一种可以在两种制动方式间自由切换的制动装置。于是,在1971 年的三国会谈纪要中, 有这么一条内容: “根据坦赞铁路运营需要, 三国政府代表团一致同意, 机车全部设置空气和真空两种制动,客车全部设置空气制动。”
抵制“文革”干扰,援建工作终获成功
1967年,尼雷尔总统赴中国驻坦大使馆与中方外交人员商谈有关坦赞铁路的事宜,在离开大使馆时,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 只要中国的‘文革’不冲击, 这条铁路是一定会顺利修成的。”对中国一向极为友好的尼雷尔总统,此时已掩饰不住他对“文革”可能产生的干扰而忧虑。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公然煽动外交部的群众组织“ 革命造反联络站”造反,并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 使整个外交业务陷于混乱。在这期间,造反派又策划了冲砸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三国驻华外交机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严重的涉外事件,使我国的国际信誉受到了巨大损害。
此时在坦桑尼亚, 我国援建的纺织印染厂也发生了“ 金智才事件”。该厂当时共有中国专家130多人,主要由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出。金智才是一名英文翻译, 原是上海纺织工业局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一名常委。1967年, 上海纺织工业局造反派群众组织把他派到坦桑尼亚, 他一到纺织厂就要夺厂长的权, 并置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党委的批评和劝说于不顾, 煽动一些人公然对抗领导。这时,周总理在与陈毅副总理商定,并经毛主席同意后发出了一个紧急指示,简称中央“二七指示”。主要内容是驻外机构不许成立造反组织, 不许夺权, 也不搞业务监督。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周伯萍赴任时, 一到使馆就碰到金智才带领的人在使馆示威,要求周伯萍支持他们夺厂长的权。周伯萍向他们宣讲了中央“二七指示”, 指出他们的行动是错误的, 要求他们立即返回纺织厂。但这些人回厂后继续闹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党委立即派出得力干部进驻该厂,很快稳定了局面, 使金智才陷于孤立。他一看情况不妙,又转而到坦桑尼亚当地工人中进行串联, 向他们宣传“造反有理”, 煽动他们不要听上面的话。这些行径引起了坦桑尼亚政府保安部门的注意,尼雷尔总统也知晓了此事。
1968年4月, 三国政府代表团在坦桑尼亚首都举行第二次会议。坦、赞两国代表团团长均为部长, 成员为有关部门的副部长。中国却因“文革”动乱的影响,只派了四名专家为代表团成员, 由驻坦临时代办周伯萍担任团长。
尼雷尔总统对上述这些情况忧心忡忡,决心亲自到中国看看。他于1968年6月再度访华,在与周总理的会谈中,尼雷尔坦诚地表示:三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以后, 发生了一些异常情况, 他对坦赞铁路能否顺利建成心中无数。周总理在向他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以后,明确表示, 坦赞铁路定能顺利建成。周总理还告诉他,中国已将金智才调回。 中国政府绝不允许派出的援外人员把无政府主义带到国外, 更不许他们在国外造反, 并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这类事件。
尼雷尔总统听到后非常感动, 他表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这样对待自己派出的专家和受援国, 他原来的疑虑一扫而光。以后的事实说明, 尼雷尔总统依靠中国建成坦赞铁路的信心, 再未动摇过,不仅如此,他还帮助卡翁达总统巩固了这一信心。
尼雷尔总统此次访华,引起了周恩来对“文革”在援建坦赞铁路上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警觉。1970年10月, 方毅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参加坦赞铁路开工典礼,当时我国的派出人员都是经过层层选拔并经过严格培训的,在方毅出国前, 周总理还特别叮囑, 务使全体援建同志充分理解,大家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为了支援非洲人民的独立事业和解放斗争, 才到非洲援建坦赞铁路的, 搞好援建工作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严守纪律, 团结奋斗;不许搞强加于人的、形式主义的宣传, 不许闹派性。方毅抵达坦桑尼亚后,认真地组织了对周总理指示的传达、学习和落实, 使馆党委和铁路工作组党委传达了周总理的这些指示, 并具体检查各项工作,使“出色完成本职工作、为毛主席增光、为祖国人民争气”成为全体援建同志的奋斗目标和行动口号,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和建设热情。
从1965年中国政府承诺援建坦赞铁路坦境路段到1976年坦赞铁路的建成通车, 坦赞铁路的建设可以说是与“文革”相伴始终。参与坦赞铁路决策过程的周恩来、陈毅、方毅、何英、吕正操等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文革”的冲击。修建坦赞铁路的工程同样十分艰巨, 那里的地形极其复杂, 有平原、丘陵、山岳、原始森林,还有河流和沼泽地。施工人员冒着酷暑和暴雨, 风餐露宿, 发扬了大无畏的精神。在施工过程中还不时遇到豺狼虎豹、毒蛇猛兽的袭击,加上疟疾、黄热病、霍乱病的威胁,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时刻面临着死亡的挑战。
然而,在如此艰难的局面下,中国仍然提前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坦赞铁路的援建工作。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者和建设者们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援建坦赞铁路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和意义
坦赞铁路的成功修建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前文所述,周恩来总理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可以比拟的。”坦赞铁路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和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的建设者们在援建过程中以实际行动宣传了由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许多非洲国家正是由此开始真正了解中国政府和人民,视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可信赖的朋友,这为我国顺利开展与非洲各国间的交往和经贸合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近一些年,一些西方国家在非洲散布所谓“中国殖民论”,然而,广大非洲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却一直坚定地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二、正所谓“患难见真情”。通过援建坦赞铁路,中国和坦、赞两国政府和人民结成了真正的患难之交,产生了极为深厚的情谊。时至今日,在坦赞两国的很多场合中, 甚至于在路上, 当地人见到我们中国人,经常会亲切地竖起大姆指, 热情地说:“China,great!”“中国, 伟大!”
三、中国在援建坦赞铁路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无私无畏的国际主义精神,与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戳穿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丑化中国的谎言,扩大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影响力,显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
四、接受中国无私援助的非洲各国,通过联合的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对中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合法席位的斗争中,非洲朋友曾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包括非洲11国在内的23个国家联合提交了提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它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1971年10月25日联大对此提案进行了表决,结果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其中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在大会表决现场,支持中国的提案获得通过后,坦桑尼亚代表甚至离开席位在主席台前跳起舞来,以非洲朋友特有的方式表示对中国的热情祝贺。当时,毛主席曾动情地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能够得到广大非洲国家如此真心而坚定的支持,坦赞铁路毫无疑问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责编 肖黎)
中国政府提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殖民体系开始土崩瓦解,涌现出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中国大力支持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阿拉伯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积极发展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这一时期,中国同1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几内亚、加纳、刚果(布) 、马里和坦桑尼亚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
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10个非洲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周总理在加纳与该国总统恩克鲁玛举行会谈时, 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并在答记者问时公开宣布了这八项原则,核心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 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单方面的赐予, 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 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 绝对不附带任何条件, 决不要求任何特权。
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貸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 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 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 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 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政府建设的项目, 力求投资少、收效快, 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 累积资金。
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能够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 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 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 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建设的专家, 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 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坦桑尼亚总统向中国请求援建坦赞铁路
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八项原则”在非洲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因此萌生了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想法。
20世纪60年代初期, 南非白人当局实行种族歧视政策, 对坦、赞两国实行经济和交通封锁, 致使坦桑尼亚的咖啡、赞比亚的铜无法从南非运输与出口, 给两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当时,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多次向美国、英国、西德及另外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求援, 希望能够资助他们修建一条国际铁路, 把南部非洲的主要城市连贯起来, 成为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可是, 他们得到的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冷嘲热讽,一些美国人甚至断言:“ 要在原始森林里开辟出一条路来修建成铁路是劳民伤财, 是一场梦想,等于把美金抛向了印度洋。”
绝望之际,尼雷尔和卡翁达总统看到了周恩来总理宣布的八项原则, 又重新燃起了希望。1964年6月,尼雷尔先派总理卡瓦瓦访华, 请求中国援建纺织印染厂、农场、农具厂、广播电台等一批项目。中国政府全部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并按照八项原则签订了政府间协议, 随后,援建项目迅速启动。尼雷尔总统以激动的心情注视着这一切,确信中国对外经援的八项原则绝非虚假的宣传,而是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真心援助。与此同时,他又想到坦赞铁路的耗资如此巨大, 而且中国还要援助其他许多国家,因此十分担忧中国能否援建坦赞铁路。在这种情况下,尼雷尔想亲自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商讨援建坦赞铁路的可行性。他通过坦桑尼亚商业部长巴布向中国驻坦大使何英表示了上述访华的意图。
“为朋友两肋插刀”
中国驻坦大使何英素有“非洲活档案”之称。他在回国面见周恩来总理时,周恩来问何英,中国是否应该帮助修建坦赞铁路。何英表示,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特别是在60年代席卷了整个非洲大陆。这些国家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榨, 政治上虽然获得了独立 , 但经济极为困难, 很需要支持和帮助。目前,修建这条铁路已成为坦赞两国的迫切愿望, 从战略高度考虑,有必要援建。
随后,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被召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直截了当地问道:“方毅同志, 你在越南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担任总顾问时, 曾帮助他们突击抢修、恢复铁路交通, 你对铁路建设还是有经验的。坦赞铁路大约1800多公里, 你认为我们有没有可能帮助他们修建这条铁路?”
方毅的回答也同样直截了当:“这条铁路就按国内的建设费用来说, 少说也得十几个亿人民币。如果铁路设备全部由我们提供, 那十几个亿也打不住。像我们这样一个刚刚摆脱经济暂时困难的国家, 一下子拿出这么大数字的财力去援外, 恐怕国力难以支撑。”
“那你的意见呢?”周恩来问。
“用这样大的财力去援建一条铁路,不如用这笔钱去援建一些中小型项目, 可以帮助许多非洲国家建设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厂矿、场馆、商店。”
周恩来点了点头:“你说的也有道理。一下子拿出几个亿、十几个亿来搞援外, 确实超出了我们的国力。可如果不是一下子, 而是分为几年, 一点一点拿出来, 比如7年、8年、10年, 你觉得怎么样?我想那时我们的国力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况且坦赞铁路不会马上动工, 这个问题还比较复杂。”
看到方毅的态度仍然犹豫, 周恩来又进一步谈了自己的看法:“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 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包围着, 他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 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真正的独立解放。总之, 坦赞铁路一定要修, 至于由谁来修, 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而由我们出面修的话, 可能对世界震动更大。”
方毅此时的态度有所转变,他向周总理表示:“我同意你这种说法,如果中国同意修建, 肯定会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慌。他们有可能被迫接受承建任务, 也许是一个国家,也许是几个国家共同承担。这样尼雷尔总统和卡翁达总统手中就掌握了一张王牌, 他们就可以在西方国家提出附加条件或漫天要价时, 打出中国这张牌。”
周恩来特别强调:“ 这不是开玩笑, 也不是一种政治游戏, 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不能说说而已。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知道我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 而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却要解囊帮助别人, 这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嘛。人世间穷人帮穷人是出于真心实意, 不会有什么企图, 被帮助者会受惠不忘。富人帮穷人, 即使没有企图, 也会使人感到是恩赐或施舍, 被帮助者不会受之坦然。人与人之间是这样, 国与国之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你方才所说, 与其援助一个庞大的项目, 不如援助若干中小项目, 那样所造成的影响会更大。其实不然, 坦赞铁路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 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可比拟的。当然, 我们不会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或是追名逐利,我们援助了他们, 也就是援助我们自己。”
方毅终于理解了周恩来这种大局观念, 说道:“ 总理, 不管有什么困难, 我们也要帮助修建坦赞铁路。”
最终,周总理在经过与陈毅副总理、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铁道部长吕正操等人的讨论,并经深思熟虑后形成五点意见:
第一, 修建坦赞铁路确为坦、赞两国的迫切需要。两国总统不顾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 积极支持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种精神极为可贵。尼雷尔总统亲自前来求援, 应该满足其要求。
第二, 在财力和技术上我国可以承担。援建费用可能要几个亿, 一次拿出当然困难, 但勘测、设计、施工整个过程将需八九年, 每年所需费用不过几千万, 我国经济每年都会有发展, 这笔费用我们承担得起。况且卡翁达总统尚未下决心要求中国援建, 如只援建坦境路段, 更不成问题。
第三, 集中力量援建这样一个大工程,其效果和影响绝非在其他国家多搞一些中小项目所可比拟。
第四, 远隔重洋在热带地区建设这样宏大的跨国工程, 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新困难, 不能掉以轻心, 而需事先派出精干的专家组进行考察, 查明情况, 提出对策, 妥善安排。
第五,我国同意援建坦赞铁路, 势必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慌。它们为了维护传统利益和影响, 有可能被迫同意援建。这也未尝不好, 尼雷尔总统可以用中国同意援建作王牌反对它们可能提出的苛刻条件。
这五点意见充分体现了周总理的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 它既考虑了中国的长远利益,又设身处地考虑了坦赞两国的处境,同时也体现了八项原则的精神。
随后,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也对此表示了高度认可,最终决定援建坦赞铁路。
克服西方国家的干扰,确定援建方案
1965年2月, 尼雷尔总统首次访华, 受到了隆重、友好的接待。在会谈中,尼雷尔总统提出请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要求。刘少奇主席立即表示坦境路段可以先定下来, 待派专家组考察后再商定实施方案。赞境路段方面,如果卡翁达总统也提出援建要求, 也将照此办理。毛主席会晤尼雷尔总统时, 也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使他信心更加坚定。尼雷尔总统过去为寻求外国援建这条铁路, 同西方發达国家进行过许多艰难的谈判, 都无结果。这次向中国领导人一提出要求, 立即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慷慨承诺,因而异常兴奋、感动。他多次向人表示:中国领导人真诚无私的高尚精神, 当今世界无人能比。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快便获悉了中国将援建坦赞铁路坦境路段的消息。它们自己不愿意援建,却又害怕中国的影响深入非洲。正如周总理所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攻击中国、攻击尼雷尔总统的同时, 又做出要援建坦赞铁路的姿态。1965年6月,周总理回访坦桑尼亚。在与尼雷尔总统会谈时, 周总理坦诚表示,他不相信西方国家真有诚意;但如果他们果真能修,中国将乐观其成;如果它们提出苛刻条件, 尼雷尔总统可以用中国援建的条件同它们斗争;如果它们只喊不修, 那么,中国照修;如果它们中途停修, 中国则接着修。为配合尼雷尔总统的斗争, 中国会尽快派出考察组赴坦桑尼亚考察。这一席话体现了一切为朋友着想的高尚精神,使尼雷尔总统甚为感动。
1965年6月下旬,英联邦会议在伦敦举行。英国在会议期间开展了攻击中国、攻击尼雷尔、拉拢卡翁达的活动, 美国也派特使赴伦敦协助, 力图阻止中国援建坦赞铁路。英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议定由两国的三家公司联合出资, 组建英加联合考察组, 对坦赞铁路进行考察。考察组于次年8月提出了考察报告, 认为修建这条铁路是可行的、经济的,但最后却无人愿意承建。与此同时, 美国提出帮助坦、赞两国修建大北公路的建议, 这条公路实际上是对原有一条劣质公路的翻修,线路与坦赞铁路大体相同;意大利则提出援建一条由坦桑尼亚首都至赞比亚铜带地区的输油管。西方国家搞这两个项目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想挤掉坦赞铁路。坦、赞两国总统接受美、意两国的建议,但认为这两个项目不能替代坦赞铁路。卡翁达总统由于尚不了解中国, 仍寄希望于非洲发展银行和英、法、日的私人公司,但这些希望都一一落了空。
最终,卡翁达总统于1967年6月下旬亲自访华求援。来访期间, 周恩来和卡翁达进行了多次会谈。当谈到坦赞铁路时, 周恩来坦诚地说: “我们考虑这条铁路时, 是把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连在一起考虑的,不然, 那不就半途而废了吗? 只要两国总统下定决心, 我们愿意承担对这条铁路的投资。”卡翁达被周恩来的真诚所打动, 表示“我不可能要求更多了”。三个月后, 中、坦、赞三国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援建坦赞铁路的方案最终确定下来了。
周恩来成功解决坦赞两国的分歧
1970 年7月12日, 在坦赞铁路即将动工前夕, 三国政府举行了第四次会谈。此次会谈签订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贷款金额和偿还办法的议定书》《关于坦赞铁路勘测设计报告的议定书》和《关于坦赞铁路施工问题的会谈纪要》,会谈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的贷款数额及开工日期问题。
会谈中,坦、赞两国政府代表团之间发生了分歧。双方争执的焦点是坦赞铁路修成后火车将采用何种方式制动, 也就是刹车问题。坦方代表希望采取较为先进的空气制动方式, 而赞方代表则坚持采用自己比较熟悉的真空制动方式。两种制动方式只不过在刹车前的预留距离和制动性能方面略有差别而已。
这个问题看起来不大,却使会谈陷入了僵局。两国都无法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方案。中方代表立即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总理了解事情的原委后, 决定同时满足两国代表的要求。周恩来还向我方人员解释说: “不错, 两国的关系现在是极为友好的, 是亲如兄弟的, 可是,即使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亲姐妹, 尚有不和之时, 何况是亲如兄弟的两个国家?!要兼顾两方, 办法只有一个, 即在火车上同时安装两种可以自由切换的制动装置。”由于这种设想在国际上尚无先例, 铁道部有关人员表现出了为难的神色。周恩来安慰道: “你们把这个课题交给群众, 讲明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援建的坦赞铁路遇到的难题, 请他们帮助解决。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解决。”
果然,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技术人员的努力下, 很快就发明了一种可以在两种制动方式间自由切换的制动装置。于是,在1971 年的三国会谈纪要中, 有这么一条内容: “根据坦赞铁路运营需要, 三国政府代表团一致同意, 机车全部设置空气和真空两种制动,客车全部设置空气制动。”
抵制“文革”干扰,援建工作终获成功
1967年,尼雷尔总统赴中国驻坦大使馆与中方外交人员商谈有关坦赞铁路的事宜,在离开大使馆时,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 只要中国的‘文革’不冲击, 这条铁路是一定会顺利修成的。”对中国一向极为友好的尼雷尔总统,此时已掩饰不住他对“文革”可能产生的干扰而忧虑。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公然煽动外交部的群众组织“ 革命造反联络站”造反,并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 使整个外交业务陷于混乱。在这期间,造反派又策划了冲砸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三国驻华外交机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严重的涉外事件,使我国的国际信誉受到了巨大损害。
此时在坦桑尼亚, 我国援建的纺织印染厂也发生了“ 金智才事件”。该厂当时共有中国专家130多人,主要由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出。金智才是一名英文翻译, 原是上海纺织工业局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一名常委。1967年, 上海纺织工业局造反派群众组织把他派到坦桑尼亚, 他一到纺织厂就要夺厂长的权, 并置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党委的批评和劝说于不顾, 煽动一些人公然对抗领导。这时,周总理在与陈毅副总理商定,并经毛主席同意后发出了一个紧急指示,简称中央“二七指示”。主要内容是驻外机构不许成立造反组织, 不许夺权, 也不搞业务监督。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周伯萍赴任时, 一到使馆就碰到金智才带领的人在使馆示威,要求周伯萍支持他们夺厂长的权。周伯萍向他们宣讲了中央“二七指示”, 指出他们的行动是错误的, 要求他们立即返回纺织厂。但这些人回厂后继续闹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党委立即派出得力干部进驻该厂,很快稳定了局面, 使金智才陷于孤立。他一看情况不妙,又转而到坦桑尼亚当地工人中进行串联, 向他们宣传“造反有理”, 煽动他们不要听上面的话。这些行径引起了坦桑尼亚政府保安部门的注意,尼雷尔总统也知晓了此事。
1968年4月, 三国政府代表团在坦桑尼亚首都举行第二次会议。坦、赞两国代表团团长均为部长, 成员为有关部门的副部长。中国却因“文革”动乱的影响,只派了四名专家为代表团成员, 由驻坦临时代办周伯萍担任团长。
尼雷尔总统对上述这些情况忧心忡忡,决心亲自到中国看看。他于1968年6月再度访华,在与周总理的会谈中,尼雷尔坦诚地表示:三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以后, 发生了一些异常情况, 他对坦赞铁路能否顺利建成心中无数。周总理在向他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以后,明确表示, 坦赞铁路定能顺利建成。周总理还告诉他,中国已将金智才调回。 中国政府绝不允许派出的援外人员把无政府主义带到国外, 更不许他们在国外造反, 并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这类事件。
尼雷尔总统听到后非常感动, 他表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能这样对待自己派出的专家和受援国, 他原来的疑虑一扫而光。以后的事实说明, 尼雷尔总统依靠中国建成坦赞铁路的信心, 再未动摇过,不仅如此,他还帮助卡翁达总统巩固了这一信心。
尼雷尔总统此次访华,引起了周恩来对“文革”在援建坦赞铁路上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警觉。1970年10月, 方毅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参加坦赞铁路开工典礼,当时我国的派出人员都是经过层层选拔并经过严格培训的,在方毅出国前, 周总理还特别叮囑, 务使全体援建同志充分理解,大家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为了支援非洲人民的独立事业和解放斗争, 才到非洲援建坦赞铁路的, 搞好援建工作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严守纪律, 团结奋斗;不许搞强加于人的、形式主义的宣传, 不许闹派性。方毅抵达坦桑尼亚后,认真地组织了对周总理指示的传达、学习和落实, 使馆党委和铁路工作组党委传达了周总理的这些指示, 并具体检查各项工作,使“出色完成本职工作、为毛主席增光、为祖国人民争气”成为全体援建同志的奋斗目标和行动口号,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和建设热情。
从1965年中国政府承诺援建坦赞铁路坦境路段到1976年坦赞铁路的建成通车, 坦赞铁路的建设可以说是与“文革”相伴始终。参与坦赞铁路决策过程的周恩来、陈毅、方毅、何英、吕正操等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文革”的冲击。修建坦赞铁路的工程同样十分艰巨, 那里的地形极其复杂, 有平原、丘陵、山岳、原始森林,还有河流和沼泽地。施工人员冒着酷暑和暴雨, 风餐露宿, 发扬了大无畏的精神。在施工过程中还不时遇到豺狼虎豹、毒蛇猛兽的袭击,加上疟疾、黄热病、霍乱病的威胁,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时刻面临着死亡的挑战。
然而,在如此艰难的局面下,中国仍然提前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坦赞铁路的援建工作。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者和建设者们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援建坦赞铁路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和意义
坦赞铁路的成功修建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前文所述,周恩来总理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可以比拟的。”坦赞铁路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和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的建设者们在援建过程中以实际行动宣传了由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许多非洲国家正是由此开始真正了解中国政府和人民,视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可信赖的朋友,这为我国顺利开展与非洲各国间的交往和经贸合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近一些年,一些西方国家在非洲散布所谓“中国殖民论”,然而,广大非洲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却一直坚定地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二、正所谓“患难见真情”。通过援建坦赞铁路,中国和坦、赞两国政府和人民结成了真正的患难之交,产生了极为深厚的情谊。时至今日,在坦赞两国的很多场合中, 甚至于在路上, 当地人见到我们中国人,经常会亲切地竖起大姆指, 热情地说:“China,great!”“中国, 伟大!”
三、中国在援建坦赞铁路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无私无畏的国际主义精神,与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戳穿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丑化中国的谎言,扩大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影响力,显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
四、接受中国无私援助的非洲各国,通过联合的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对中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合法席位的斗争中,非洲朋友曾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包括非洲11国在内的23个国家联合提交了提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它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1971年10月25日联大对此提案进行了表决,结果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其中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在大会表决现场,支持中国的提案获得通过后,坦桑尼亚代表甚至离开席位在主席台前跳起舞来,以非洲朋友特有的方式表示对中国的热情祝贺。当时,毛主席曾动情地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能够得到广大非洲国家如此真心而坚定的支持,坦赞铁路毫无疑问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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