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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传奇,从“国大代表”到解放战士,见证社会变迁;
一生荣耀,从“黄埔学生”到离休干部,洞悉川康风云;
一生曲折,从“凉山好汉”到文史专家,书写人生风流;
一生情缘,从“汉彝通婚”到梅开二度,走过百年风雨……
他毕业于中央军校,在蒋介石眼里,自然是自己的嫡系;他是处理“彝务”的高手,在刘文辉眼里,视为自己的心腹;他是进步人士,在贺龙眼里,视为解放彝区“急先锋”的最佳人选。
贺龙点将新入伍进军凉山“急先锋”
1949年冬,贺龙率一野10万大军由陕入川,配合协同取道湘、鄂、黔进军的二野和四野一部,分路挺进大西南,解放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省。
在我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70多万军队土崩瓦解。同年11月底,我军解放重庆,蒋介石从大陆飞逃台湾。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省彭县通电起义。在隆隆炮声中,胡宗南率残部入川,进攻已宣布起义的二十四军,随后,被入川解放军击溃,12月下旬,他溃逃到地处川滇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在当地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负隅顽抗,扬言要把西昌建设成“大陆游击根据地”。
1949年12月30日,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十八兵团进入刚解放不久的成都,为了全歼国民党军残部,决定进军凉山,第一仗就是发起西昌战役。昔日的大小凉山,是奴隶制度的彝族聚居区,彝族人口约150万。由于时间紧迫,情况复杂,部队急需一批熟悉西昌和凉山地理环境、风土人情而且懂军事的人担任大军的向导。
“民族地区情况复杂,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1950年2月中旬,贺龙在“西昌战役”动员会上说。
为此,贺龙来到起义部队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家拜访。
“自公先生,我们马上就要进攻凉山了,请你帮我们物色几个向导。”贺龙曾在川军干过,和刘文辉算是老朋友了。一见面就直奔主题。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保证让你满意。不过,他可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物,我都被他蒙在了鼓里。”刘文辉一开口说话就笑了起来。
“你说说,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贺龙也来了兴趣。
“他叫李仕安,彝族人,是二十四军的上校参谋,老家在凉山雷波县。他在西康省是出了名的‘凉山通’,人称‘李精灵’,他当过‘国大代表’。此人毕业于中央军校,在蒋介石眼里,视为自己的嫡系;在我眼里,他是处理‘彝务’的高手,视为自己的心腹;谁知,这个‘嫡系’和‘心腹’还有一个身份,是民革成员,暗地里是跟国民党对着干的。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有意思?哈哈哈!”说着说着,刘文辉大笑了起来。
贺龙也笑了起来:“有意思,有意思,快把这个人请来,我给他当面安排任务,让他当解放150万彝族同胞的急先锋!”
此时,李仕安正以起义部队二十四军上校参谋的身份,在成都市郊大邑县接受解放军整编。2月底,驻军代表张健让他填写了一张履历表,随后,他接到通知,作为少数民族干部,被选送到重庆西南军政大学读书。于是,他赶到成都向刘文辉辞行。
“‘李精灵’,你来得正好,我正有事找你。”一见面,还不等他开口,刘文辉就拉着李仕安的手说。
“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军西昌了,贺龙司令员要我推荐几个熟悉西昌情况的人,我已经把你介绍给他了。”说着,刘文辉向他当面交代任务。
“不,我是来向你告辞的,组织上已选送我到重庆读书了。再说,我刚参加革命,还没有经过学习,到解放军那里,可能干不好工作。”李仕安说。
“你是民革成员,对共产党是有感情基础的,虚心一点,谨慎一点,相信你能胜任新的工作岗位。重庆那边,你就别去了。我给西南军政委员会打个招呼就行了。你就安心到西昌去吧,贺龙司令员还要亲自见你呢。”刘文辉叮嘱道。
1950年3月3日,贺龙派参谋缪穆天、组织科长田日新先与李仕安取得联系,并告诉他:“明天上午,贺龙司令员在西南军区司令部等你。”
李仕安一听说贺龙要接见他,既兴奋又紧张。“我怎么称呼他?他会问我什么问题?”
当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解放军不是要进军西昌吗,解放军肯定需要进军路线图。于是,他干脆爬了起来,趴在床边上,整整画了一个晚上,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3月4日,李仕安一大早就被接到成都市商业街励志社西南军区司令部。
一见到贺龙,他忙敬礼。
虽然在国民党内,蒋介石、李宗仁、于右任等高官,他都见过,但第一次见到共产党的大官,他还是很紧张。
贺龙亲切地同他握手,把他拉到椅子上坐下后,也随后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对面。贺龙并不急于下达任务,而是同这个“有意思”的人聊天。
“你们平时对刘自公(刘文辉,号自乾)是怎么称呼的?”贺龙开口问道。
“这……”按李仕安的设想,贺龙一见面就会问西昌的情况,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贺龙首先问这个问题,他一时语塞了。
贺龙见他紧张,便笑了笑说:“我以前也是刘文辉的部下,和你还算是同僚吧。哈哈!”贺龙曾在川军干过,但与李仕安不在同一时代,其实并不能同日而语。
不过贺龙的笑声,让李仕安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他当即回答:“我们当面一般称‘主席’,有时称‘军座’;背后时常叫他‘刘幺爸’(刘文辉弟兄六个,他最小,四川方言喊‘幺爸’),有些场合,我们又叫他‘刘自公’。”李仕安一口气说了很多。
贺龙笑了起来:“原来你们还有这么多讲究!我是一直称他‘刘自公’的。前几天,我找刘自公先生让他给我推荐向导时,他可是大大地表扬了你一番,说你是处理‘彝务’的高手,你能不能把你过去的事讲一讲?也让我们开开眼界,通过你了解更多的情况。”
李仕安向来健谈,于是他打开了话匣子。
走出大山功名扬处理彝务“李精灵”
李仕安生于1913年农历八月,彝名“伊里底取”,家在四川雷波县城郊靖远乡。李家原来的彝姓名叫“格而”,属凉山地区的原始白彝(土著白彝),凉山的彝、汉百姓都归土司管辖。“格而”家族到了清朝嘉庆时代,才改汉姓为“李”,自称是古代善射名将李广之后。同时李家成为在册的“粮户”(地主),因而也就有条件参加科举考试。“格而”家族向来仰慕和崇拜汉族文化,成为彝族的书香之家,所以李仕安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并成为给土司掌管文书的“师爷”。
李家在经济上属地主阶层,为西昌地区四大白彝之首,但在政治上仍属被统治者。李仕安的父亲李万钟,因废科举未赶上考秀才,先当师爷,后办私塾,以教书为生。李仕安四岁发蒙读书,先读私塾,13岁时已读完《四书》《五经》,后读官办学堂,在这里教书的大多是外地人,偶尔会给他们讲一些外面的世界,小小年纪的李仕安开始向往着外面精彩的世界。
1930年冬,一位叫郭淡如的老师看到李仕安对外面的世界非常向往,便把他带到了成都“开眼界”。谁也没有想到,郭淡如的无意之举从此改变了李仕安的人生轨迹。
李仕安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到了成都,正逢参谋本部四川测量学校招生考试。他报了名,参加考试,成绩名列榜首,被学校录取了。消息传回雷波,李万钟高兴万分,杀了一头猪,在家乡请客庆贺。
两年后,李仕安以优异成绩取得了毕业证书,分配到四川陆地测量局任测量员,后来他又在川军暂编第一师当了个上尉测绘员,后来改任上尉参谋。1935年蒋介石入川,整编四川部队,李仕安成了没有人管的“编余军官”。
当年,他以“编余军官”的身份参加了四川开办的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的招生考试,成为中央军校第10期学员。毕业后在川军邓锡侯部一二七师三八一旅任上尉参谋。
由于蒋介石排挤川军,李仕安虽是中央军校的毕业生,依然过着动荡的生活。从1936年到1942年,李仕安当过小学教员、军事教官,也曾在彝族地区组织彝民抵抗日军。西南联大教授曾昭伦(曾国藩之孙)考察彝族地区时,十分欣赏李仕安的才华,在他的《大小凉山考察记》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一个精通汉情的彝胞李仕安》。
直到1942年,经同乡甘子文(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上校参谋)介绍,李仕安到了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工作,生活也才基本稳定下来。
在西昌地区,长期存在着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军队的矛盾和斗争。1939年,蒋介石在西昌设立了“委员长西昌行辕”,委派张笃伦为行辕主任,同时设立了庞大机构和军事力量,其主要任务一是控制刘文辉,二是监视云南省主席龙云。
“西南王”刘文辉毫不示弱,他也在西昌设立了“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自兼委员长,并派自己的侄儿刘元暄(二十四军直属旅旅长)任屯委会边务处处长,与蒋介石明争暗斗。
为加强屯委会力量,刘文辉多方物色彝务干部,最后选择任李仕安为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中校参谋,指定他到西昌辅佐刘元暄办理“彝务”。
所谓“彝务”,在当时指的是争取彝族上层及其武装力量,与蒋介石争夺凉山地区的统治权,同时处理彝汉之间和彝族内部的纷争等事务。刘文辉给了李仕安一笔丰厚的旅差费,叫他到西昌刘元暄处报到。
刘元暄是一位爱国将领,自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追随其叔父刘文辉由“反共”到“反蒋”,最后走上“亲共”的道路,与中共川康地下党有密切接触。他自1940年到1947年,奉命驻防西昌,任二十四军直属旅长,后升任一三六师师长,除掌握部队与蒋介石的西昌行辕作斗争外,还创办了《新康报》。“凉山通”李仕安到西昌之后,成为刘元暄办“彝务”和办报纸的好帮手。
李仕安到西昌工作仅一个月,就担任了边民训练所教育长,随后又担任宁西特别指导区区长、忠良区区长等职务。李仕安重回彝区,“彝人汉官”在这里如鱼得水,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马雄区区长蒋佰检被彝族人杀死了!”那时,由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以“剿”为主,结果,汉彝关系日益紧张,冲突不断,李仕安一到西昌,就处理过几起汉彝冲突事件。而这次不但区长蒋佰检被杀,他带去的一个保安连连人带枪都被扣留了下来。对此事无论是行辕还是屯委会,都感到十分棘手,商量来商量去,决定由李仕安出面解决。
在这件事发生前,因马雄、忠良、普格三个区相连,所属彝族互相侵扰,殃及汉人。李仕安建议将三个区合并为一个特别指导区,以便统一指挥。屯委会接受了李仕安的建议,并定名为宁西特别指导区(今普格县)。李仕安成为宁西特别区第一任区长。
当区长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蒋佰检被害的善后工作。
“你要多少人和枪,我们都给你,一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行前,屯委会负责人对他说。区长被杀,100多名官兵被扣留,很多人建议立即进剿彝区,报仇雪恨,屯委会接受了这一建议,然而李仕安却不同意这一做法。
“我先去把情况调查清楚再说。”李仕安不顾自己生死,只身一人深入彝区。由于他此前曾将几十名无辜彝族妇女儿童放了回来,在彝族地区有较高声望,所以经过努力,彝民同意他把蒋佰检的尸骨清理回来,把扣留的人马也放了回来。只是100多名被扣留士兵只带回了一半,其余的不是被乱枪打死,就是被当地黑彝捉回去当了娃子(奴隶)。
连长陈忠义死里逃生,捡回了一条命,从陈忠义的口中,李仕安这才知道了事情的整个过程。当时蒋佰检奉命到彝区铲烟(鸦片烟),他一进入彝区,彝族“耳欧”家族头人就杀牛宰羊招待他,对他非常热情,但蒋佰检毫不领情,只吃自己带去的东西,伤了人家的感情,再加上他毕业于中央军校,自视清高,与彝人交谈时趾高气扬。第二天,他便带人到地头去铲烟。
铲烟等于要了种烟彝人的命,双方剑拔弩张,在地头对峙了起来。相持之下,蒋佰检拔出枪来,把彝族头人水赤阿吉打死在地里。他当时想的是,打死了头人,其他人群龙无首,就好对付了。哪曾想水赤阿吉的老婆一见丈夫惨死在地头,跑到山岗处哭喊起来:“头人被打死了……”
这一声哭喊,只见数千彝民倾刻间从四面八方呼啸着围了过来。蒋佰检带去的彝兵中,有一些是水赤阿吉的亲戚,他们前线倒戈,一连士兵也来不及动手,就被人多势众的彝民们活捉了。水赤阿吉的老婆在院坝里烧起一堆大火,把蒋佰检绑在火边,将他烤成了一块焦炭。100多名士兵被全部扣留。随后,李仕安进村调查,陈忠义所言属实。
“蒋佰检之死,他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如果我们进剿,就成了前方抗战,后方内战,而且不知还要打多久。”李仕安主张对该地区的彝族“抚而不剿”。经过激烈争论,屯委会采用了李仕安的意见。
1944年2月,宁西特别指导区在普格成立,李仕安在确定各乡乡长人选的同时,又向屯委会保举“耳欧”家族头目呷呷拉吉当了彝务大队长,前嫌尽释,双方和平相处,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现象。
在此以前,李仕安刚到西昌工作,就遇到一件事。1942年冬,农林部派了一个叫邓祖植的大学生到普格实验农场工作,结果被当地头人捉去当了娃子。这一下惹了大祸,国民党中央严令屯委会清查:“一定要把邓祖植解救出来!”
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他们都敢捉去当娃子,我算老几?”忠良区区长皮世江首先被吓倒了,宁可区长不当,也不去想办法解救,乘乱溜之大吉。皮世江一走,屯委会急成一团。就在为难之际,有人想到了李仕安,他不是刘文辉先生派来为我们处理“彝务”的吗?就让他去解决这件事吧。
屯委会也是束手无策。“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也许李仕安出面,还有一丝希望。”于是,忠良区区长这顶被别人扔了的“乌纱帽”,戴在了李仕安头上。
李仕安经过调查,此案涉及布拖阿都土司安树德,邓祖植就是被安树德手下的人拉去当娃子的。而布拖有史以来从未设置过政府管理机构,他们根本不理睬民国政府。作为“布拖彝务宣抚专员”的李仕安,只身前往布拖宣抚。
李仕安自小在彝区长大,他弯来绕去,总算和安树德取得了联系,并利用自己独特的民族身份,得到了安树德的信任,几经周折,安树德终于同意他的要求。看着邓祖植不伤一根毫毛地被带了回来,大家都称赞李仕安干得漂亮。从此,李仕安名声大振,只要有汉彝冲突的事,大家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李仕安。
“不好了,邓秀廷放火烧房子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把邓祖植救回来没几天,一场大火又在盐源县点燃,200多间房子化为灰烬。
原来,盐源县北部的邓秀廷(二十四军靖边司令)所属彝人与屯委会彝人“打冤家”了,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邓秀廷的彝人烧毁了盐源北部灰塞地方属于屯委会管辖的头人的房子。大桥指导区区长黄尔康星夜赶回西昌,向屯委会告急。
“谁去?”屯委会自然想到了李仕安。那些年,李仕安仿佛成了西昌汉彝冲突的“专职灭火队员”,十处打锣九处有他。事不宜迟,他只得连夜赶到大桥区进行调解。邓秀廷手下的营长罗阿什子不买李仕安的账,不但不接受调查处理,甚至还带人围攻李仕安。
李仕安火了,当机立断,组织屯委会彝人进行反击,在击退围攻后,建议屯委会拿罗阿什子问罪。迫于压力,起初强硬的罗阿什子只得举手投降。李仕安乘机在该地设置了巴哲指导区……
(待续)
(责编兴柱)
一生荣耀,从“黄埔学生”到离休干部,洞悉川康风云;
一生曲折,从“凉山好汉”到文史专家,书写人生风流;
一生情缘,从“汉彝通婚”到梅开二度,走过百年风雨……
他毕业于中央军校,在蒋介石眼里,自然是自己的嫡系;他是处理“彝务”的高手,在刘文辉眼里,视为自己的心腹;他是进步人士,在贺龙眼里,视为解放彝区“急先锋”的最佳人选。
贺龙点将新入伍进军凉山“急先锋”
1949年冬,贺龙率一野10万大军由陕入川,配合协同取道湘、鄂、黔进军的二野和四野一部,分路挺进大西南,解放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四省。
在我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70多万军队土崩瓦解。同年11月底,我军解放重庆,蒋介石从大陆飞逃台湾。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省彭县通电起义。在隆隆炮声中,胡宗南率残部入川,进攻已宣布起义的二十四军,随后,被入川解放军击溃,12月下旬,他溃逃到地处川滇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在当地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负隅顽抗,扬言要把西昌建设成“大陆游击根据地”。
1949年12月30日,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十八兵团进入刚解放不久的成都,为了全歼国民党军残部,决定进军凉山,第一仗就是发起西昌战役。昔日的大小凉山,是奴隶制度的彝族聚居区,彝族人口约150万。由于时间紧迫,情况复杂,部队急需一批熟悉西昌和凉山地理环境、风土人情而且懂军事的人担任大军的向导。
“民族地区情况复杂,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1950年2月中旬,贺龙在“西昌战役”动员会上说。
为此,贺龙来到起义部队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家拜访。
“自公先生,我们马上就要进攻凉山了,请你帮我们物色几个向导。”贺龙曾在川军干过,和刘文辉算是老朋友了。一见面就直奔主题。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保证让你满意。不过,他可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物,我都被他蒙在了鼓里。”刘文辉一开口说话就笑了起来。
“你说说,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贺龙也来了兴趣。
“他叫李仕安,彝族人,是二十四军的上校参谋,老家在凉山雷波县。他在西康省是出了名的‘凉山通’,人称‘李精灵’,他当过‘国大代表’。此人毕业于中央军校,在蒋介石眼里,视为自己的嫡系;在我眼里,他是处理‘彝务’的高手,视为自己的心腹;谁知,这个‘嫡系’和‘心腹’还有一个身份,是民革成员,暗地里是跟国民党对着干的。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有意思?哈哈哈!”说着说着,刘文辉大笑了起来。
贺龙也笑了起来:“有意思,有意思,快把这个人请来,我给他当面安排任务,让他当解放150万彝族同胞的急先锋!”
此时,李仕安正以起义部队二十四军上校参谋的身份,在成都市郊大邑县接受解放军整编。2月底,驻军代表张健让他填写了一张履历表,随后,他接到通知,作为少数民族干部,被选送到重庆西南军政大学读书。于是,他赶到成都向刘文辉辞行。
“‘李精灵’,你来得正好,我正有事找你。”一见面,还不等他开口,刘文辉就拉着李仕安的手说。
“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军西昌了,贺龙司令员要我推荐几个熟悉西昌情况的人,我已经把你介绍给他了。”说着,刘文辉向他当面交代任务。
“不,我是来向你告辞的,组织上已选送我到重庆读书了。再说,我刚参加革命,还没有经过学习,到解放军那里,可能干不好工作。”李仕安说。
“你是民革成员,对共产党是有感情基础的,虚心一点,谨慎一点,相信你能胜任新的工作岗位。重庆那边,你就别去了。我给西南军政委员会打个招呼就行了。你就安心到西昌去吧,贺龙司令员还要亲自见你呢。”刘文辉叮嘱道。
1950年3月3日,贺龙派参谋缪穆天、组织科长田日新先与李仕安取得联系,并告诉他:“明天上午,贺龙司令员在西南军区司令部等你。”
李仕安一听说贺龙要接见他,既兴奋又紧张。“我怎么称呼他?他会问我什么问题?”
当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解放军不是要进军西昌吗,解放军肯定需要进军路线图。于是,他干脆爬了起来,趴在床边上,整整画了一个晚上,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3月4日,李仕安一大早就被接到成都市商业街励志社西南军区司令部。
一见到贺龙,他忙敬礼。
虽然在国民党内,蒋介石、李宗仁、于右任等高官,他都见过,但第一次见到共产党的大官,他还是很紧张。
贺龙亲切地同他握手,把他拉到椅子上坐下后,也随后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对面。贺龙并不急于下达任务,而是同这个“有意思”的人聊天。
“你们平时对刘自公(刘文辉,号自乾)是怎么称呼的?”贺龙开口问道。
“这……”按李仕安的设想,贺龙一见面就会问西昌的情况,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贺龙首先问这个问题,他一时语塞了。
贺龙见他紧张,便笑了笑说:“我以前也是刘文辉的部下,和你还算是同僚吧。哈哈!”贺龙曾在川军干过,但与李仕安不在同一时代,其实并不能同日而语。
不过贺龙的笑声,让李仕安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他当即回答:“我们当面一般称‘主席’,有时称‘军座’;背后时常叫他‘刘幺爸’(刘文辉弟兄六个,他最小,四川方言喊‘幺爸’),有些场合,我们又叫他‘刘自公’。”李仕安一口气说了很多。
贺龙笑了起来:“原来你们还有这么多讲究!我是一直称他‘刘自公’的。前几天,我找刘自公先生让他给我推荐向导时,他可是大大地表扬了你一番,说你是处理‘彝务’的高手,你能不能把你过去的事讲一讲?也让我们开开眼界,通过你了解更多的情况。”
李仕安向来健谈,于是他打开了话匣子。
走出大山功名扬处理彝务“李精灵”
李仕安生于1913年农历八月,彝名“伊里底取”,家在四川雷波县城郊靖远乡。李家原来的彝姓名叫“格而”,属凉山地区的原始白彝(土著白彝),凉山的彝、汉百姓都归土司管辖。“格而”家族到了清朝嘉庆时代,才改汉姓为“李”,自称是古代善射名将李广之后。同时李家成为在册的“粮户”(地主),因而也就有条件参加科举考试。“格而”家族向来仰慕和崇拜汉族文化,成为彝族的书香之家,所以李仕安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并成为给土司掌管文书的“师爷”。
李家在经济上属地主阶层,为西昌地区四大白彝之首,但在政治上仍属被统治者。李仕安的父亲李万钟,因废科举未赶上考秀才,先当师爷,后办私塾,以教书为生。李仕安四岁发蒙读书,先读私塾,13岁时已读完《四书》《五经》,后读官办学堂,在这里教书的大多是外地人,偶尔会给他们讲一些外面的世界,小小年纪的李仕安开始向往着外面精彩的世界。
1930年冬,一位叫郭淡如的老师看到李仕安对外面的世界非常向往,便把他带到了成都“开眼界”。谁也没有想到,郭淡如的无意之举从此改变了李仕安的人生轨迹。
李仕安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到了成都,正逢参谋本部四川测量学校招生考试。他报了名,参加考试,成绩名列榜首,被学校录取了。消息传回雷波,李万钟高兴万分,杀了一头猪,在家乡请客庆贺。
两年后,李仕安以优异成绩取得了毕业证书,分配到四川陆地测量局任测量员,后来他又在川军暂编第一师当了个上尉测绘员,后来改任上尉参谋。1935年蒋介石入川,整编四川部队,李仕安成了没有人管的“编余军官”。
当年,他以“编余军官”的身份参加了四川开办的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的招生考试,成为中央军校第10期学员。毕业后在川军邓锡侯部一二七师三八一旅任上尉参谋。
由于蒋介石排挤川军,李仕安虽是中央军校的毕业生,依然过着动荡的生活。从1936年到1942年,李仕安当过小学教员、军事教官,也曾在彝族地区组织彝民抵抗日军。西南联大教授曾昭伦(曾国藩之孙)考察彝族地区时,十分欣赏李仕安的才华,在他的《大小凉山考察记》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一个精通汉情的彝胞李仕安》。
直到1942年,经同乡甘子文(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上校参谋)介绍,李仕安到了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工作,生活也才基本稳定下来。
在西昌地区,长期存在着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军队的矛盾和斗争。1939年,蒋介石在西昌设立了“委员长西昌行辕”,委派张笃伦为行辕主任,同时设立了庞大机构和军事力量,其主要任务一是控制刘文辉,二是监视云南省主席龙云。
“西南王”刘文辉毫不示弱,他也在西昌设立了“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自兼委员长,并派自己的侄儿刘元暄(二十四军直属旅旅长)任屯委会边务处处长,与蒋介石明争暗斗。
为加强屯委会力量,刘文辉多方物色彝务干部,最后选择任李仕安为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中校参谋,指定他到西昌辅佐刘元暄办理“彝务”。
所谓“彝务”,在当时指的是争取彝族上层及其武装力量,与蒋介石争夺凉山地区的统治权,同时处理彝汉之间和彝族内部的纷争等事务。刘文辉给了李仕安一笔丰厚的旅差费,叫他到西昌刘元暄处报到。
刘元暄是一位爱国将领,自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追随其叔父刘文辉由“反共”到“反蒋”,最后走上“亲共”的道路,与中共川康地下党有密切接触。他自1940年到1947年,奉命驻防西昌,任二十四军直属旅长,后升任一三六师师长,除掌握部队与蒋介石的西昌行辕作斗争外,还创办了《新康报》。“凉山通”李仕安到西昌之后,成为刘元暄办“彝务”和办报纸的好帮手。
李仕安到西昌工作仅一个月,就担任了边民训练所教育长,随后又担任宁西特别指导区区长、忠良区区长等职务。李仕安重回彝区,“彝人汉官”在这里如鱼得水,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马雄区区长蒋佰检被彝族人杀死了!”那时,由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以“剿”为主,结果,汉彝关系日益紧张,冲突不断,李仕安一到西昌,就处理过几起汉彝冲突事件。而这次不但区长蒋佰检被杀,他带去的一个保安连连人带枪都被扣留了下来。对此事无论是行辕还是屯委会,都感到十分棘手,商量来商量去,决定由李仕安出面解决。
在这件事发生前,因马雄、忠良、普格三个区相连,所属彝族互相侵扰,殃及汉人。李仕安建议将三个区合并为一个特别指导区,以便统一指挥。屯委会接受了李仕安的建议,并定名为宁西特别指导区(今普格县)。李仕安成为宁西特别区第一任区长。
当区长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蒋佰检被害的善后工作。
“你要多少人和枪,我们都给你,一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行前,屯委会负责人对他说。区长被杀,100多名官兵被扣留,很多人建议立即进剿彝区,报仇雪恨,屯委会接受了这一建议,然而李仕安却不同意这一做法。
“我先去把情况调查清楚再说。”李仕安不顾自己生死,只身一人深入彝区。由于他此前曾将几十名无辜彝族妇女儿童放了回来,在彝族地区有较高声望,所以经过努力,彝民同意他把蒋佰检的尸骨清理回来,把扣留的人马也放了回来。只是100多名被扣留士兵只带回了一半,其余的不是被乱枪打死,就是被当地黑彝捉回去当了娃子(奴隶)。
连长陈忠义死里逃生,捡回了一条命,从陈忠义的口中,李仕安这才知道了事情的整个过程。当时蒋佰检奉命到彝区铲烟(鸦片烟),他一进入彝区,彝族“耳欧”家族头人就杀牛宰羊招待他,对他非常热情,但蒋佰检毫不领情,只吃自己带去的东西,伤了人家的感情,再加上他毕业于中央军校,自视清高,与彝人交谈时趾高气扬。第二天,他便带人到地头去铲烟。
铲烟等于要了种烟彝人的命,双方剑拔弩张,在地头对峙了起来。相持之下,蒋佰检拔出枪来,把彝族头人水赤阿吉打死在地里。他当时想的是,打死了头人,其他人群龙无首,就好对付了。哪曾想水赤阿吉的老婆一见丈夫惨死在地头,跑到山岗处哭喊起来:“头人被打死了……”
这一声哭喊,只见数千彝民倾刻间从四面八方呼啸着围了过来。蒋佰检带去的彝兵中,有一些是水赤阿吉的亲戚,他们前线倒戈,一连士兵也来不及动手,就被人多势众的彝民们活捉了。水赤阿吉的老婆在院坝里烧起一堆大火,把蒋佰检绑在火边,将他烤成了一块焦炭。100多名士兵被全部扣留。随后,李仕安进村调查,陈忠义所言属实。
“蒋佰检之死,他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如果我们进剿,就成了前方抗战,后方内战,而且不知还要打多久。”李仕安主张对该地区的彝族“抚而不剿”。经过激烈争论,屯委会采用了李仕安的意见。
1944年2月,宁西特别指导区在普格成立,李仕安在确定各乡乡长人选的同时,又向屯委会保举“耳欧”家族头目呷呷拉吉当了彝务大队长,前嫌尽释,双方和平相处,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现象。
在此以前,李仕安刚到西昌工作,就遇到一件事。1942年冬,农林部派了一个叫邓祖植的大学生到普格实验农场工作,结果被当地头人捉去当了娃子。这一下惹了大祸,国民党中央严令屯委会清查:“一定要把邓祖植解救出来!”
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他们都敢捉去当娃子,我算老几?”忠良区区长皮世江首先被吓倒了,宁可区长不当,也不去想办法解救,乘乱溜之大吉。皮世江一走,屯委会急成一团。就在为难之际,有人想到了李仕安,他不是刘文辉先生派来为我们处理“彝务”的吗?就让他去解决这件事吧。
屯委会也是束手无策。“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也许李仕安出面,还有一丝希望。”于是,忠良区区长这顶被别人扔了的“乌纱帽”,戴在了李仕安头上。
李仕安经过调查,此案涉及布拖阿都土司安树德,邓祖植就是被安树德手下的人拉去当娃子的。而布拖有史以来从未设置过政府管理机构,他们根本不理睬民国政府。作为“布拖彝务宣抚专员”的李仕安,只身前往布拖宣抚。
李仕安自小在彝区长大,他弯来绕去,总算和安树德取得了联系,并利用自己独特的民族身份,得到了安树德的信任,几经周折,安树德终于同意他的要求。看着邓祖植不伤一根毫毛地被带了回来,大家都称赞李仕安干得漂亮。从此,李仕安名声大振,只要有汉彝冲突的事,大家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李仕安。
“不好了,邓秀廷放火烧房子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把邓祖植救回来没几天,一场大火又在盐源县点燃,200多间房子化为灰烬。
原来,盐源县北部的邓秀廷(二十四军靖边司令)所属彝人与屯委会彝人“打冤家”了,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邓秀廷的彝人烧毁了盐源北部灰塞地方属于屯委会管辖的头人的房子。大桥指导区区长黄尔康星夜赶回西昌,向屯委会告急。
“谁去?”屯委会自然想到了李仕安。那些年,李仕安仿佛成了西昌汉彝冲突的“专职灭火队员”,十处打锣九处有他。事不宜迟,他只得连夜赶到大桥区进行调解。邓秀廷手下的营长罗阿什子不买李仕安的账,不但不接受调查处理,甚至还带人围攻李仕安。
李仕安火了,当机立断,组织屯委会彝人进行反击,在击退围攻后,建议屯委会拿罗阿什子问罪。迫于压力,起初强硬的罗阿什子只得举手投降。李仕安乘机在该地设置了巴哲指导区……
(待续)
(责编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