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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三晋,多少同仁,交往实难记清。
率真相濡以沫,诚佩深钦。
流年兴国风雨,问谁能忘怀不惊。
分离处,已全成历史,难觅旧踪。
人事代谢来去,熟知者,侪辈寥若晨星。
感悟鞠躬,不苟一字千金。
回眸一路怀旧,恰明时正度太平。
逢大庆,忆先生,更念老臣。
黄志刚同志和我不是一个“山头”。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晋绥地区工作,我在太行。1954年秋初,他由临汾地委书记任上,调中共山西省委任宣传部长。当时我是省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这一来,他就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可以说在工作上我直接对他负责。在那个年代,频繁的请示汇报,参加有关会议自不在话下。此外,再加上当时《山西日报》和省电台的领导人都要列席省委常委会,甚或还要参加省委有关会议的起草文件工作,如此对黄志刚的熟悉和相处之间的彼此了解,可以说就较为更进一步。
从1954年他到省委任宣传部长,直到1960年秋调华北中央局,我与他直接工作相处整整六年当中,作为我所经历过的领导人,在我的一生中,同样是难以忘怀,甚或是多数永铭在心的领导人中之一位。
黄志刚在工作生活中,给我印象最具特色的几点,可以说,举凡在他直接领导下的部门和负责人都深知其情,感知其性。
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黄志刚部长就是一位最讲求认真的领导。他作为全省党的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几乎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著述。据我所知所见,他在任地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期间,出之于他手对上级报告还是下发基层党委的所有文件,可以说几乎都是他的“作品”。举凡他对同级和上级的有关工作报告,许多都作为党委文件进行了转发。他对上和对下发出的文件,在思想深度和具体行文当中,无一例外地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在写成文件的过程当中,那种一语一字不苟的认真程度可以说是少见的。我仅举一例,1959年早春,以省委宣传部名义,向全省各级宣传部要下发一个关于如何迎接建国10周年宣传的文件时,在参加这一文件起草中共有4人,除了我和当时的省文化局长江萍外,还有省委宣传部宣传处的王丕玉,黄的秘书杨兴华(后任山西省广播电视厅厅长)。这个文件经过两天反复修改已成初稿了。一天晚上,我们5人参加最后定稿。文件内的几句话,从晚7点开始,整整推敲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清晨快7点的时候,才勉强定稿。我们从黄志刚的表情上看出,他仍感不满意。这几句反复推敲的内容,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继往开来的意思,当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黄志刚仍不够满意。这几句话是“新中国的诞生来之十分不易,是经过艰难曲折,无数先烈前赴后继,在血与火的深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黄志刚认为这几句话还不够精炼,更没有把国内外阶级敌人始终对新中国的仇视突出来,他感到十分遗憾。最终要不是黄志刚,这一文件还确实难以“点石成金”。
其次,黄志刚的学习精神,正是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的真实反映和思想基础。我是经常到他宿舍去请示和联系工作的。当时,中央的机关杂志《学习》,在他的桌面和床头可以经常看到。每期内中的文章特别是首篇,他几乎都要一字一句地去学习推敲。上边的红蓝道道划了不知有多少。至于党的内部文件,一些重要词句他都可以背出来。在会议的发言中,他出口成章的精妙语句,都是大有出处或来自于上边内部文件。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思想精神,十分值得各级党政领导学习。从他1954年由地委书记到省委任宣传部长,1960年又调华北中央局任宣传部长,后又被提为中央局候补书记,在这一路的升迁当中,都可看出黄志刚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精神。“文革”后,他曾有一段时间调回山西省委,后又被调至天津市委任副书记,天津市政协主席等。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时代,他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在审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过程中,他那种对工作负责、对人负责的精神更显得突出。从运动开始后,被群众初步批判为右派的人员曾提出,对平素工作很好的一些同志,只是因为在整风运动中说了几句不够妥善的话,像这样的一些同志就可以动员他来个“起义”。我是曾经按照黄志刚的指示,对群众所批判的一些同志,就曾帮助他们进行了“起义”。可是事后中央很快指示,把反右斗争当作“敌我矛盾”,凡是被群众点名批判的就应该划作“右派分子”。即使如此,在最后审核右派分子的过程中,黄志刚曾三番五次,一个一个地认真核对被批判者的言论、事实。在当时,省广播电台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当中,就曾有数人被黄志刚和我们在细加讨论审核之后解除掉。这类事情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
最后,黄志刚同志的个性品质,只有和他有过交往的,我想大都会知道其光明磊落,做事为人率真。可以说,他不是那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趋炎附势者。通俗一点讲,他没有媚气软骨。在他的工作生活中,那种对上奉承巴结的低级趣味,在他身上是毫无存处的。尤其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形势面前,我们党仍存有腐败现象的今日,黄志刚同志留给我们的正直端方、磊落耿介这一宝贵财富,是值得我们永志不忘的。
黄志刚同志安息吧!
(责编 雷蕾)
率真相濡以沫,诚佩深钦。
流年兴国风雨,问谁能忘怀不惊。
分离处,已全成历史,难觅旧踪。
人事代谢来去,熟知者,侪辈寥若晨星。
感悟鞠躬,不苟一字千金。
回眸一路怀旧,恰明时正度太平。
逢大庆,忆先生,更念老臣。
黄志刚同志和我不是一个“山头”。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晋绥地区工作,我在太行。1954年秋初,他由临汾地委书记任上,调中共山西省委任宣传部长。当时我是省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这一来,他就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可以说在工作上我直接对他负责。在那个年代,频繁的请示汇报,参加有关会议自不在话下。此外,再加上当时《山西日报》和省电台的领导人都要列席省委常委会,甚或还要参加省委有关会议的起草文件工作,如此对黄志刚的熟悉和相处之间的彼此了解,可以说就较为更进一步。
从1954年他到省委任宣传部长,直到1960年秋调华北中央局,我与他直接工作相处整整六年当中,作为我所经历过的领导人,在我的一生中,同样是难以忘怀,甚或是多数永铭在心的领导人中之一位。
黄志刚在工作生活中,给我印象最具特色的几点,可以说,举凡在他直接领导下的部门和负责人都深知其情,感知其性。
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黄志刚部长就是一位最讲求认真的领导。他作为全省党的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几乎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著述。据我所知所见,他在任地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期间,出之于他手对上级报告还是下发基层党委的所有文件,可以说几乎都是他的“作品”。举凡他对同级和上级的有关工作报告,许多都作为党委文件进行了转发。他对上和对下发出的文件,在思想深度和具体行文当中,无一例外地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在写成文件的过程当中,那种一语一字不苟的认真程度可以说是少见的。我仅举一例,1959年早春,以省委宣传部名义,向全省各级宣传部要下发一个关于如何迎接建国10周年宣传的文件时,在参加这一文件起草中共有4人,除了我和当时的省文化局长江萍外,还有省委宣传部宣传处的王丕玉,黄的秘书杨兴华(后任山西省广播电视厅厅长)。这个文件经过两天反复修改已成初稿了。一天晚上,我们5人参加最后定稿。文件内的几句话,从晚7点开始,整整推敲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清晨快7点的时候,才勉强定稿。我们从黄志刚的表情上看出,他仍感不满意。这几句反复推敲的内容,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继往开来的意思,当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黄志刚仍不够满意。这几句话是“新中国的诞生来之十分不易,是经过艰难曲折,无数先烈前赴后继,在血与火的深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黄志刚认为这几句话还不够精炼,更没有把国内外阶级敌人始终对新中国的仇视突出来,他感到十分遗憾。最终要不是黄志刚,这一文件还确实难以“点石成金”。
其次,黄志刚的学习精神,正是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的真实反映和思想基础。我是经常到他宿舍去请示和联系工作的。当时,中央的机关杂志《学习》,在他的桌面和床头可以经常看到。每期内中的文章特别是首篇,他几乎都要一字一句地去学习推敲。上边的红蓝道道划了不知有多少。至于党的内部文件,一些重要词句他都可以背出来。在会议的发言中,他出口成章的精妙语句,都是大有出处或来自于上边内部文件。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思想精神,十分值得各级党政领导学习。从他1954年由地委书记到省委任宣传部长,1960年又调华北中央局任宣传部长,后又被提为中央局候补书记,在这一路的升迁当中,都可看出黄志刚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精神。“文革”后,他曾有一段时间调回山西省委,后又被调至天津市委任副书记,天津市政协主席等。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时代,他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在审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过程中,他那种对工作负责、对人负责的精神更显得突出。从运动开始后,被群众初步批判为右派的人员曾提出,对平素工作很好的一些同志,只是因为在整风运动中说了几句不够妥善的话,像这样的一些同志就可以动员他来个“起义”。我是曾经按照黄志刚的指示,对群众所批判的一些同志,就曾帮助他们进行了“起义”。可是事后中央很快指示,把反右斗争当作“敌我矛盾”,凡是被群众点名批判的就应该划作“右派分子”。即使如此,在最后审核右派分子的过程中,黄志刚曾三番五次,一个一个地认真核对被批判者的言论、事实。在当时,省广播电台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当中,就曾有数人被黄志刚和我们在细加讨论审核之后解除掉。这类事情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
最后,黄志刚同志的个性品质,只有和他有过交往的,我想大都会知道其光明磊落,做事为人率真。可以说,他不是那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趋炎附势者。通俗一点讲,他没有媚气软骨。在他的工作生活中,那种对上奉承巴结的低级趣味,在他身上是毫无存处的。尤其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形势面前,我们党仍存有腐败现象的今日,黄志刚同志留给我们的正直端方、磊落耿介这一宝贵财富,是值得我们永志不忘的。
黄志刚同志安息吧!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