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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鸿：中国电影，与观众一起成熟
电影，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有活力的文化产业领域。以发行放映制作环节的全面开放为标志，10年的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使曾经在新媒介冲击下奄奄一息的电影市场绝境逢生，电影产业方兴未艾。在当今世界电影格局中，中国电影和电影市场欣欣向荣、举足轻重。
如果说，中国电影的复兴一开始是由少数几位知名导演、少数几部超级大片引导，今天这种局面正在改变。电影市场已基本形成了大制作影片、中小成本商业类型片、风格题材多样的艺术片相互支持补充的结构。最近两年，随着大投资、大场面、大明星、大营销的电影观众吸引力和满意度下降，一些制作精良、创作精巧，具有接地气的生活质感和与人为善的价值态度的中小成本影片得到了更多观众的喜爱。
电影的产业化改革，突出了观众的主体地位，观众成为电影的试金石。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电影是与观众一起成熟的。电影改革的初期，中国电影努力寻找适应市场需求的商业性，而观众也更多的是被影片的各种商业娱乐元素和市场营销手段吸引，当时，电影市场几乎被少数几部大制作影片所支配。尽管像《英雄》、《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等大制作影片也产生了票房与口碑双赢的效果，但后来的一些商业元素的大拼盘渐渐失去了观众的认可，观众开始不仅选择具有视听冲击力的电影，而且也更加重视更能触动人心的电影，所以，观众的叫座和叫好，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发展。10年中国电影的发展，是产业的推动也是观众的推动。
如今，随着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和普通百姓在媒介数字化渠道上培养了更强的表达能力，每一个观众既是故事的接受者也会是故事的创作者，电影观众不仅被动地接受电影也具备解构电影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电影的创作必然会面临来自观众的越来越多的挑战。电影的与时俱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观众的变化和成熟保持同步。电影与观众就像两个车轮，相互联系、相互驱动，中国电影过去10年的发展，反映的就是这种交互带来的动态发展，而未来是否能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电影是否能主动地适应观众、引导观众，保持这种互动的活力。我们相信，中国电影一定会在紧扣观众的脉动中获得生生不息的蜕旧变新的动力。
（摘自2013年2月《人民日报》）
丁柏铨：都市报的困境与出路——要好看有用有影响
笔者认为，在我国，报纸近年内不可能消亡，而相当一部分受众也仍然有着阅读报纸的需求。这就意味着：经过努力，一部分都市报具有重整旗鼓的可能性。
我想，都市报应当办成这样的报纸——
首先是办成好看的报纸。与非同城报纸和网络媒体相比，特定地区的都市报体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有着地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同城的其他报纸相比，都市报接地气、贴近市民的特色异常鲜明。具体而言：热忱为民众鼓与呼，是与市民的心灵贴得最近的媒体；注意在市民中发现新闻，经常地及时地报道市民身上和市民身边发生的新闻；做好看的新闻、鲜活的新闻、有趣的新闻，做有见解和有深度的报道；以观点新颖、新锐的言论，表达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观点，每每给人以启发；注重反映民众的心声，让民众的意见得到代言或直言；以报道方式的不拘一格和新闻语言的生动活泼吸引人；以高品位的可读性和大气的版面版式吸引受众的眼球。
其次是办成有用的报纸。应该而且可以对芜杂的信息进行过滤、筛选、梳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删除冗余信息，向受众提供优质的、价值含量高的信息，使受众感到读之有益、颇为实用。准确预测受众的需求，对需要解读的事实和信息进行深度分析，使受众较高层次的需求及时得到充分满足。致力于使受众解惑增智、拓宽视野、受惠得益。办得好的都市报，大抵都具备这种优越之处，而不是仅仅简单地、不加选择地罗列事实和信息。
最后是办成有影响的报纸。这里所说的影响，有着丰富的含意：其一，以包含着正确价值观的报道和评论，对受众的精神世界和心理世界直接产生正面效能，能得到他们的认可、赞同，能为他们所乐于接受。其二，以自己隐含在各类作品中的正确意见，从正面影响社会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些重要场合，都市报不能满足于当社会上的意见的“二传手”，而应该当代表正确意见的意见领袖，及时主动地提出有分量和众所关注的问题，通过议题设置和议程设置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能以自己富于说服力的正确意见引领公众意见。其三，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有相当的影响力。有形报纸的推广（有效发行）与无形意见的推广（有效传播）同等重要。在社会生活中和在传媒市场上没有影响力的报纸，不可能得到广告商的青睐和投入。长此以往，报纸势必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好看、有用、有影响，体现了层次上的提升。三者合一的都市报，就具备了毋庸置疑的生命活力，就足以面对哪怕是更为严峻的局面。由此，一部分都市报重整旗鼓是可以预期的。
（摘自《新闻爱好者》）
胡占凡：“改文风”让荧屏新风扑面
文风不只关乎语言风格和语态，它的背后是媒体新闻观、价值观。“改文风”改什么、怎么改？概括起来就是：改内容、改形式、改表达。
改内容、题材。“改文风”的核心是内容、题材。在题材选择上，要多报道党和政府对民生的关切，多报道解决民生社会问题的大举措、新政策，把这些好政策、好办法向老百姓讲解明白。要多报道老百姓关心、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多报道直接表现老百姓自身的故事，做到姿态向下、视角平视、贴心服务。中央电视台今年“新春走基层”的特色栏目，都把镜头对准百姓，时段留给百姓，原汁原味反映百姓，为百姓排忧解难。细心的观众会发现，雾霾天气、菜价、买火车票、讨薪、PM2.5、拆迁等民生问题都做了《新闻联播》头条，这是从前没有过的。
改表现形式。什么样的形式老百姓易于接受，媒体就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要用好懂的话把政策、法律中与百姓直接相关的信息告诉他们，最大限度减少百姓的接收障碍。实践证明，新闻报道突出故事性、连续性的效果立竿见影。去年以来，中央电视台推出《杨立学讨薪记》等一批“新闻连续剧”式的“走基层”报道，让电视报道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丰富的人物关系、一波三折的悬念，让新闻事件中的人物成为亿万观众放不下的牵挂。今年的“新春走基层”首次直播特殊岗位的节日运行情况，故事化讲述普通劳动者的奉献精神与幸福观。其中，第一次直播了我国海监编队船只在钓鱼岛维权执法巡航。 改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最直观，它的好坏直接影响观众对内容的认可。要从新闻播报的口气、语气、表情、形态改起，使之更加亲和自然，更加口语化，减少疏离感。这一点，《新闻联播》已经开始有所变化了。要在新闻报道中多使用直播形态和同期声、现场声，多采用新闻的故事化、悬念式、目击式、图解式表达，自如运用海量街访、直播连线、景观镜头、百姓连连拍、个案追踪等创新报道形式。
“改文风”对新闻界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需要一以贯之、永恒求索、没有终点的命题。随着“走转改”活动的不断深化，清新朴实的文风必将蔚然成风，不断为新闻媒体注入生机与活力。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
（摘自《三项学习教育通讯》）
周健工：主编将消亡需具备产品经理思维技能
内容的价值是永恒的，但是，内容本身如何演变？内容由何产生？谁拥有内容的价值？传统的媒体组织越来越“失控”。在我看来，直接受到冲击的并不是媒体、内容甚至新闻本身，而是媒体组织的变革。
象征传统媒体的，莫过于主编这个职位了。我干的就是主编的活儿。它是传统媒体等级制度中位居最高的一层。正如巴菲特曾经一度为什么对收购报纸那么着迷，因为“传道、扮演警察、同时又能像收银员一样收钱。而这个完美的事业就是报纸。”
主编需要重新定义。他们仍然会扮演意识的灌输者，稿件的枪毙者，内容的审查者，但会越来越困难。他们不能决定头条，权力已经被用户剥夺了。主编甚至也不能决定栏目的设置，因为读者可以用智能手机和算法为自己定制。用户手中握有更多的投票权：是否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转发。越来越智能化的机器可能是更好的主编，它将能发现每一位读者在不同情境下所需要的不同内容。
读者转为用户，介质变得智能，写作结合编程。主编的一些技能已经算法化了。也许将来有一天。主编的工作方式，可能不再单纯地使用文字，而是学会驾驭代码来制作新形式的内容，管理信息流。
在新的媒体生态环境下，尤其是在迅速的变化中，好的主编要成为好的产品经理。在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传递好的用户体验，主编需要具备产品经理的思维和部分技能。
好的主编是“协助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好的媒体将成为信息的集成者与管理者——利用各种社交、搜索、移动的工具与平台，并且主动利用强大的计算能力实现为读者的个性化与定制化需求。
总的趋势，是媒体内容及其价值日益向众包式、分享式、分布式演变，而技术为这一进程提供了可能和不断拓展新的边界。
为传播而传播的媒体将泡沫化、混沌化、沉渣化。那些能实现传播的可溯源，核实与判断信息的真伪，尊重信源、原创与版权的媒体精神，才能是媒体的价值。
新的媒体生态已经形成，媒体组织要么进化，要么淘汰。一些主编会死去，但“那些没有杀他们的，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
（摘自新浪传媒）
电影，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有活力的文化产业领域。以发行放映制作环节的全面开放为标志，10年的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使曾经在新媒介冲击下奄奄一息的电影市场绝境逢生，电影产业方兴未艾。在当今世界电影格局中，中国电影和电影市场欣欣向荣、举足轻重。
如果说，中国电影的复兴一开始是由少数几位知名导演、少数几部超级大片引导，今天这种局面正在改变。电影市场已基本形成了大制作影片、中小成本商业类型片、风格题材多样的艺术片相互支持补充的结构。最近两年，随着大投资、大场面、大明星、大营销的电影观众吸引力和满意度下降，一些制作精良、创作精巧，具有接地气的生活质感和与人为善的价值态度的中小成本影片得到了更多观众的喜爱。
电影的产业化改革，突出了观众的主体地位，观众成为电影的试金石。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电影是与观众一起成熟的。电影改革的初期，中国电影努力寻找适应市场需求的商业性，而观众也更多的是被影片的各种商业娱乐元素和市场营销手段吸引，当时，电影市场几乎被少数几部大制作影片所支配。尽管像《英雄》、《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等大制作影片也产生了票房与口碑双赢的效果，但后来的一些商业元素的大拼盘渐渐失去了观众的认可，观众开始不仅选择具有视听冲击力的电影，而且也更加重视更能触动人心的电影，所以，观众的叫座和叫好，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发展。10年中国电影的发展，是产业的推动也是观众的推动。
如今，随着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和普通百姓在媒介数字化渠道上培养了更强的表达能力，每一个观众既是故事的接受者也会是故事的创作者，电影观众不仅被动地接受电影也具备解构电影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电影的创作必然会面临来自观众的越来越多的挑战。电影的与时俱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观众的变化和成熟保持同步。电影与观众就像两个车轮，相互联系、相互驱动，中国电影过去10年的发展，反映的就是这种交互带来的动态发展，而未来是否能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电影是否能主动地适应观众、引导观众，保持这种互动的活力。我们相信，中国电影一定会在紧扣观众的脉动中获得生生不息的蜕旧变新的动力。
（摘自2013年2月《人民日报》）
丁柏铨：都市报的困境与出路——要好看有用有影响
笔者认为，在我国，报纸近年内不可能消亡，而相当一部分受众也仍然有着阅读报纸的需求。这就意味着：经过努力，一部分都市报具有重整旗鼓的可能性。
我想，都市报应当办成这样的报纸——
首先是办成好看的报纸。与非同城报纸和网络媒体相比，特定地区的都市报体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有着地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同城的其他报纸相比，都市报接地气、贴近市民的特色异常鲜明。具体而言：热忱为民众鼓与呼，是与市民的心灵贴得最近的媒体；注意在市民中发现新闻，经常地及时地报道市民身上和市民身边发生的新闻；做好看的新闻、鲜活的新闻、有趣的新闻，做有见解和有深度的报道；以观点新颖、新锐的言论，表达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观点，每每给人以启发；注重反映民众的心声，让民众的意见得到代言或直言；以报道方式的不拘一格和新闻语言的生动活泼吸引人；以高品位的可读性和大气的版面版式吸引受众的眼球。
其次是办成有用的报纸。应该而且可以对芜杂的信息进行过滤、筛选、梳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删除冗余信息，向受众提供优质的、价值含量高的信息，使受众感到读之有益、颇为实用。准确预测受众的需求，对需要解读的事实和信息进行深度分析，使受众较高层次的需求及时得到充分满足。致力于使受众解惑增智、拓宽视野、受惠得益。办得好的都市报，大抵都具备这种优越之处，而不是仅仅简单地、不加选择地罗列事实和信息。
最后是办成有影响的报纸。这里所说的影响，有着丰富的含意：其一，以包含着正确价值观的报道和评论，对受众的精神世界和心理世界直接产生正面效能，能得到他们的认可、赞同，能为他们所乐于接受。其二，以自己隐含在各类作品中的正确意见，从正面影响社会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些重要场合，都市报不能满足于当社会上的意见的“二传手”，而应该当代表正确意见的意见领袖，及时主动地提出有分量和众所关注的问题，通过议题设置和议程设置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能以自己富于说服力的正确意见引领公众意见。其三，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有相当的影响力。有形报纸的推广（有效发行）与无形意见的推广（有效传播）同等重要。在社会生活中和在传媒市场上没有影响力的报纸，不可能得到广告商的青睐和投入。长此以往，报纸势必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好看、有用、有影响，体现了层次上的提升。三者合一的都市报，就具备了毋庸置疑的生命活力，就足以面对哪怕是更为严峻的局面。由此，一部分都市报重整旗鼓是可以预期的。
（摘自《新闻爱好者》）
胡占凡：“改文风”让荧屏新风扑面
文风不只关乎语言风格和语态，它的背后是媒体新闻观、价值观。“改文风”改什么、怎么改？概括起来就是：改内容、改形式、改表达。
改内容、题材。“改文风”的核心是内容、题材。在题材选择上，要多报道党和政府对民生的关切，多报道解决民生社会问题的大举措、新政策，把这些好政策、好办法向老百姓讲解明白。要多报道老百姓关心、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多报道直接表现老百姓自身的故事，做到姿态向下、视角平视、贴心服务。中央电视台今年“新春走基层”的特色栏目，都把镜头对准百姓，时段留给百姓，原汁原味反映百姓，为百姓排忧解难。细心的观众会发现，雾霾天气、菜价、买火车票、讨薪、PM2.5、拆迁等民生问题都做了《新闻联播》头条，这是从前没有过的。
改表现形式。什么样的形式老百姓易于接受，媒体就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要用好懂的话把政策、法律中与百姓直接相关的信息告诉他们，最大限度减少百姓的接收障碍。实践证明，新闻报道突出故事性、连续性的效果立竿见影。去年以来，中央电视台推出《杨立学讨薪记》等一批“新闻连续剧”式的“走基层”报道，让电视报道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丰富的人物关系、一波三折的悬念，让新闻事件中的人物成为亿万观众放不下的牵挂。今年的“新春走基层”首次直播特殊岗位的节日运行情况，故事化讲述普通劳动者的奉献精神与幸福观。其中，第一次直播了我国海监编队船只在钓鱼岛维权执法巡航。 改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最直观，它的好坏直接影响观众对内容的认可。要从新闻播报的口气、语气、表情、形态改起，使之更加亲和自然，更加口语化，减少疏离感。这一点，《新闻联播》已经开始有所变化了。要在新闻报道中多使用直播形态和同期声、现场声，多采用新闻的故事化、悬念式、目击式、图解式表达，自如运用海量街访、直播连线、景观镜头、百姓连连拍、个案追踪等创新报道形式。
“改文风”对新闻界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需要一以贯之、永恒求索、没有终点的命题。随着“走转改”活动的不断深化，清新朴实的文风必将蔚然成风，不断为新闻媒体注入生机与活力。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
（摘自《三项学习教育通讯》）
周健工：主编将消亡需具备产品经理思维技能
内容的价值是永恒的，但是，内容本身如何演变？内容由何产生？谁拥有内容的价值？传统的媒体组织越来越“失控”。在我看来，直接受到冲击的并不是媒体、内容甚至新闻本身，而是媒体组织的变革。
象征传统媒体的，莫过于主编这个职位了。我干的就是主编的活儿。它是传统媒体等级制度中位居最高的一层。正如巴菲特曾经一度为什么对收购报纸那么着迷，因为“传道、扮演警察、同时又能像收银员一样收钱。而这个完美的事业就是报纸。”
主编需要重新定义。他们仍然会扮演意识的灌输者，稿件的枪毙者，内容的审查者，但会越来越困难。他们不能决定头条，权力已经被用户剥夺了。主编甚至也不能决定栏目的设置，因为读者可以用智能手机和算法为自己定制。用户手中握有更多的投票权：是否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转发。越来越智能化的机器可能是更好的主编，它将能发现每一位读者在不同情境下所需要的不同内容。
读者转为用户，介质变得智能，写作结合编程。主编的一些技能已经算法化了。也许将来有一天。主编的工作方式，可能不再单纯地使用文字，而是学会驾驭代码来制作新形式的内容，管理信息流。
在新的媒体生态环境下，尤其是在迅速的变化中，好的主编要成为好的产品经理。在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传递好的用户体验，主编需要具备产品经理的思维和部分技能。
好的主编是“协助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好的媒体将成为信息的集成者与管理者——利用各种社交、搜索、移动的工具与平台，并且主动利用强大的计算能力实现为读者的个性化与定制化需求。
总的趋势，是媒体内容及其价值日益向众包式、分享式、分布式演变，而技术为这一进程提供了可能和不断拓展新的边界。
为传播而传播的媒体将泡沫化、混沌化、沉渣化。那些能实现传播的可溯源，核实与判断信息的真伪，尊重信源、原创与版权的媒体精神，才能是媒体的价值。
新的媒体生态已经形成，媒体组织要么进化，要么淘汰。一些主编会死去，但“那些没有杀他们的，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
（摘自新浪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