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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划界作为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根本性话题，在经历了建立、过渡、消解与重构四个阶段的发展后，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笔者试图通过对各个阶段划界标准的归纳，希望可以与读者共同回顾20世纪以后科学哲学研究的动态。
关键词：科学划界；绝对经验主义；相对实用主义；历史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怎么都行”标准；多元化标准
在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科学哲学元理论的划界问题无疑是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根本性话题。所谓科学划界就是为科学划定一个边界，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作出区别，从而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区分开来，如宗教、迷信、伪科学等，以呈现出科学特有的品格和认识价值及社会实践价值。科学划界的历史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时期，他的意见与真理两条道路的区分后来被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并提出了经验知识与理论知识的区分以及当时所谓科学命题的确实可靠性和当时所谓迷信区分的两套标准。但科学划界问题的真正产生是在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的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0世纪初所谓标准科学哲学产生之后才形成的。本文所谈到的划界问题的历史演变的四阶段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即20世纪以后的科学划界标准的建立、过渡、消解与重构。
一、绝对经验主义标准——划界标准的建立阶段
用人类经验确定人类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定性，是人们很早就提出的一种能够区别科学知识和其他知识的标准。20世纪初西方科学哲学形成了第一个成熟的形态——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它起源于经验论的传统、现代物理学以及数理逻辑的发展。受实证主义的影响，他们明确提出拒斥形而上学，并把清除形而上学、捍卫科学当作科学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他们看来，形而上学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是伪科学，如果不加以区分任其发展是会干扰、扭曲甚至束缚科学的发展。如何把形而上学的为命题从科学中清除出去就引出了关于科学的划界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者接受了经验确定的标准，明确提出了用“可证实性”作为鉴别经验命题有无意义的标准，即凡用经验和逻辑可证实的命题是有意义的、科学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非科学的。这个标准的要点就是知识要依赖于经验。当然。具体而言，各位代表人物的表述也有一些差异，石里克强调逻辑上和经验上的强证实标准；卡尔纳普则修正了石里克的强标准，提出了可检验性和可验证性的弱标准；赖辛巴赫则提出了概率确证标准；亨普尔提出了整体验证标准；艾耶尔提出了实践的可证实和原则的可证实标准。虽然他们的表述各有差异，但无疑都是以经验基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最早对经验主义的可证实标准提出质疑的是证伪主义者波普尔，他从两个方面集中批判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划界思想：一是划界的“证实”或“确证”标准本身依赖与归纳问题的解决，然而对归纳问题休谟已经在逻辑上证明是不可解的，试图弱化它用“确证”代替“证实”，甚而退到“概率确认”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一切理论，包括最好的理论，都具有相同的概率，即零”；二是批判他们将划界问题和意义问题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他说“发现一个理论是非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并不会因此而发现它是不重要的，无关紧要的，‘无意义的’或‘荒谬的’。”认为形而上学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指导。在批判的基础上，波普尔提出用“可证伪性”作为科学划界的标准。
波普尔认为，科学知识或理论不能用经验证实，而只能用经验证伪。判断一个理论是否科学只需要有一个经验事实与被检验的理论发生矛盾就行了。按照这个标准，即凡是逻辑上有可能被经验证伪的就是科学的，如各门经验科学；凡是逻辑上不可能被经验证伪的就都是非科学的，如宗教、神话、占星术，包括形而上学和数学、逻辑学等等。
不管是证实还是证伪，他们的标准都建立在绝对的经验基础之上，所以都可以被归为绝对的经验主义标准。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的划界标准问题，因此这一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标准问题阶段可以称为划界标准的建立阶段。
二、相对实用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标准——划界标准的过渡阶段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并没有消除绝对经验标准所存在的问题，证实与证伪都无法解释在科学历史上理论与事实相矛盾而产生的促进科学理论发展的现状。随着科学哲学的向前发展，绝对经验主义标准开始失效，科学和非科学的严格区分似乎无法得以说服大众。人们开始寻找一种似乎更温和的理论来解决科学的划界问题，相对实用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接受了这个历史使命：
以奎因为代表的逻辑实用主义者将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化，认为科学是人们用来应付环境的一个概念系统和工具，凡是在应付环境中有用的就是科学的，否则就是非科学的；科学理论只有有用和无用之分，没有真假好坏之别。他把科学理论归结为一种方便的假设，指出全部科学都带有它的精致的神话虚构。在实用主义的标准下，划界问题虽然摆脱了绝对经验的绝对依赖，但同时也造成了科学和非科学的地界限模糊，因为宗教和神话也在这种标准下被划人了科学的范围内了。但无可否认，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20世纪初期，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随着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的兴起，科学哲学家们试图通过探索科学的和理性问题来回答客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库恩就是从科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把心理、社会、历史、价值观等引入其中，形成了自己的相对主义的划界标准。他把“范式”作为区分科学与前科学的标准，认为范式是常规科学特有的，非常规科学没有形成范式，属于前科学时期，科学的发展就是范式的更替。在库恩这里，科学的划界问题已经明显淡化，融入了社会、心理、历史等因素在内的范式标准只是科学与前科学的划界标准，而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已经存而不论了。
经过相对实用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发展，科学的划界问题已经从开始的绝对化慢慢走向模糊化。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区分标准似乎在一点点地消解!
三、无政府主义及后现代的“怎么都行”标准——划界标准的消解阶段
无政府主义者费耶阿本德在相对实用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基础上，把划界标准的模糊化推向了极端，即：根本否认科学和非科学之间有任何明确的分界限，提出“怎么都行”的纲领。后现代哲学家劳丹、罗蒂、法内也都持这样的观点。
在他们看来，科学已经是一种宗教，科学与非科学没有必要也无法区分开来。所谓的科学划界其实只是人为的设定，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有碍知识的进步。费耶阿本德在他的《反对方法》中这样写道：“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知识的进步是有害的。如果要理解自然，要支配我们的物质环境，那么我们一定要使用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方法，而不仅仅是用其中的一部分。关于科学之外无知识的断定只不过是又一个童话而已。”。劳丹认为不同时期的科学具有“异质性”，科学 划界是个伪问题，应当取消。罗蒂也极力主张消解科学划界问题，认为支撑着“大写”的科学的两块基石——科学所拥有的一种获得真理的独特方法和科学家比其他人更接近真理——是站不住脚的，科学其实并不比非科学特殊。法因认为科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存在齐一性，科学是不断发展并不断丰富其内涵的，因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划界标准。
随着后现代哲学的兴起，消解划界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划界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科学家很快意识到了划界问题面临这样的危机与其问题提出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划界问题最初提出是为了弘扬科学，而现在的消解论则模糊了科学，助长了伪科学的发展。为此，他们开始高举科学划界大旗，反对消解划界，提出了多元综合的标准开始从新建构科学的划界标准。
四、多元综合标准——划界标准的重构阶段
为科学划界走出消解误区作出可贵尝试的首先是萨伽德和邦格。萨伽德从逻辑、心理学和历史学相统一的角度给出了一个科学与伪科学区分的多元划界标准。这些标准包括：使用相互关联的思维方式；追求经验确证和否证；研究者关心与竞争有关的理论评价：采用一致并简单的理论评价；随时间而进步。萨伽德认为，只有这五个方面的综合运用才可以做出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分，如果只用其中一条便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邦格则从唯物主义本体论出发，主张科学划界是十分重要的，划界标准是多元的、精确的。在邦格看来，人类文化整体上可以分成数以百计的“知识领域”，有逻辑学与神学、数学与数灵术、天文学与占星术……科学只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不同的知识领域之间存在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他说：“我把这些特征概括为一个含有十种因素的公式：E=(C，S，D，G，F，B，P，K，A，M，)。”这些字母代表的含义分别为：E为特定的知识领域；C为确定知识的社团；S为承认C的世界观；D为E的论域；F为E的形式背景(逻辑和数学工具)；B为特殊背景；P为问题组合；K为E所积累的特殊知识储备；A为C在对E提高上所抱的目标；M为方法论。科学和非科学都属于人类的知识领域，都符合上式的定义，但并不能因此而消解他们之间的差别。科学是一种复杂的东西，不可能只用一种特征来表明；同时假科学也一样，因此区别科学与非科学决不能仅凭一种特征，而必须综合运用多种特征。邦格认为，只要对他上述所列十个因素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作出仔细的区分比较就可以区别开科学与非科学。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明显感觉到多元综合标准还存在着使用不便和繁琐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它毕竟对消解论进行了一次有力的回击，也使得划界标准在经历了被消解的危机后得以重新被建构。可以说，多元综合标准挽救了科学的划界问题。
五、小 结
当前，在学科界还是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划界标准，当然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也不可能形成一种公认的、统一的科学标准。科学划界将继续成为一个无法回避，但又无法确定的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根本性话题。
关键词：科学划界；绝对经验主义；相对实用主义；历史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怎么都行”标准；多元化标准
在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科学哲学元理论的划界问题无疑是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根本性话题。所谓科学划界就是为科学划定一个边界，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作出区别，从而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区分开来，如宗教、迷信、伪科学等，以呈现出科学特有的品格和认识价值及社会实践价值。科学划界的历史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时期，他的意见与真理两条道路的区分后来被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并提出了经验知识与理论知识的区分以及当时所谓科学命题的确实可靠性和当时所谓迷信区分的两套标准。但科学划界问题的真正产生是在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的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0世纪初所谓标准科学哲学产生之后才形成的。本文所谈到的划界问题的历史演变的四阶段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即20世纪以后的科学划界标准的建立、过渡、消解与重构。
一、绝对经验主义标准——划界标准的建立阶段
用人类经验确定人类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定性，是人们很早就提出的一种能够区别科学知识和其他知识的标准。20世纪初西方科学哲学形成了第一个成熟的形态——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它起源于经验论的传统、现代物理学以及数理逻辑的发展。受实证主义的影响，他们明确提出拒斥形而上学，并把清除形而上学、捍卫科学当作科学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他们看来，形而上学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是伪科学，如果不加以区分任其发展是会干扰、扭曲甚至束缚科学的发展。如何把形而上学的为命题从科学中清除出去就引出了关于科学的划界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者接受了经验确定的标准，明确提出了用“可证实性”作为鉴别经验命题有无意义的标准，即凡用经验和逻辑可证实的命题是有意义的、科学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非科学的。这个标准的要点就是知识要依赖于经验。当然。具体而言，各位代表人物的表述也有一些差异，石里克强调逻辑上和经验上的强证实标准；卡尔纳普则修正了石里克的强标准，提出了可检验性和可验证性的弱标准；赖辛巴赫则提出了概率确证标准；亨普尔提出了整体验证标准；艾耶尔提出了实践的可证实和原则的可证实标准。虽然他们的表述各有差异，但无疑都是以经验基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最早对经验主义的可证实标准提出质疑的是证伪主义者波普尔，他从两个方面集中批判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划界思想：一是划界的“证实”或“确证”标准本身依赖与归纳问题的解决，然而对归纳问题休谟已经在逻辑上证明是不可解的，试图弱化它用“确证”代替“证实”，甚而退到“概率确认”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一切理论，包括最好的理论，都具有相同的概率，即零”；二是批判他们将划界问题和意义问题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他说“发现一个理论是非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并不会因此而发现它是不重要的，无关紧要的，‘无意义的’或‘荒谬的’。”认为形而上学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指导。在批判的基础上，波普尔提出用“可证伪性”作为科学划界的标准。
波普尔认为，科学知识或理论不能用经验证实，而只能用经验证伪。判断一个理论是否科学只需要有一个经验事实与被检验的理论发生矛盾就行了。按照这个标准，即凡是逻辑上有可能被经验证伪的就是科学的，如各门经验科学；凡是逻辑上不可能被经验证伪的就都是非科学的，如宗教、神话、占星术，包括形而上学和数学、逻辑学等等。
不管是证实还是证伪，他们的标准都建立在绝对的经验基础之上，所以都可以被归为绝对的经验主义标准。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的划界标准问题，因此这一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标准问题阶段可以称为划界标准的建立阶段。
二、相对实用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标准——划界标准的过渡阶段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并没有消除绝对经验标准所存在的问题，证实与证伪都无法解释在科学历史上理论与事实相矛盾而产生的促进科学理论发展的现状。随着科学哲学的向前发展，绝对经验主义标准开始失效，科学和非科学的严格区分似乎无法得以说服大众。人们开始寻找一种似乎更温和的理论来解决科学的划界问题，相对实用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接受了这个历史使命：
以奎因为代表的逻辑实用主义者将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化，认为科学是人们用来应付环境的一个概念系统和工具，凡是在应付环境中有用的就是科学的，否则就是非科学的；科学理论只有有用和无用之分，没有真假好坏之别。他把科学理论归结为一种方便的假设，指出全部科学都带有它的精致的神话虚构。在实用主义的标准下，划界问题虽然摆脱了绝对经验的绝对依赖，但同时也造成了科学和非科学的地界限模糊，因为宗教和神话也在这种标准下被划人了科学的范围内了。但无可否认，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20世纪初期，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随着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的兴起，科学哲学家们试图通过探索科学的和理性问题来回答客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库恩就是从科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把心理、社会、历史、价值观等引入其中，形成了自己的相对主义的划界标准。他把“范式”作为区分科学与前科学的标准，认为范式是常规科学特有的，非常规科学没有形成范式，属于前科学时期，科学的发展就是范式的更替。在库恩这里，科学的划界问题已经明显淡化，融入了社会、心理、历史等因素在内的范式标准只是科学与前科学的划界标准，而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已经存而不论了。
经过相对实用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发展，科学的划界问题已经从开始的绝对化慢慢走向模糊化。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区分标准似乎在一点点地消解!
三、无政府主义及后现代的“怎么都行”标准——划界标准的消解阶段
无政府主义者费耶阿本德在相对实用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基础上，把划界标准的模糊化推向了极端，即：根本否认科学和非科学之间有任何明确的分界限，提出“怎么都行”的纲领。后现代哲学家劳丹、罗蒂、法内也都持这样的观点。
在他们看来，科学已经是一种宗教，科学与非科学没有必要也无法区分开来。所谓的科学划界其实只是人为的设定，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有碍知识的进步。费耶阿本德在他的《反对方法》中这样写道：“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不仅是人为的，而且对知识的进步是有害的。如果要理解自然，要支配我们的物质环境，那么我们一定要使用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方法，而不仅仅是用其中的一部分。关于科学之外无知识的断定只不过是又一个童话而已。”。劳丹认为不同时期的科学具有“异质性”，科学 划界是个伪问题，应当取消。罗蒂也极力主张消解科学划界问题，认为支撑着“大写”的科学的两块基石——科学所拥有的一种获得真理的独特方法和科学家比其他人更接近真理——是站不住脚的，科学其实并不比非科学特殊。法因认为科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存在齐一性，科学是不断发展并不断丰富其内涵的，因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划界标准。
随着后现代哲学的兴起，消解划界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划界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科学家很快意识到了划界问题面临这样的危机与其问题提出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划界问题最初提出是为了弘扬科学，而现在的消解论则模糊了科学，助长了伪科学的发展。为此，他们开始高举科学划界大旗，反对消解划界，提出了多元综合的标准开始从新建构科学的划界标准。
四、多元综合标准——划界标准的重构阶段
为科学划界走出消解误区作出可贵尝试的首先是萨伽德和邦格。萨伽德从逻辑、心理学和历史学相统一的角度给出了一个科学与伪科学区分的多元划界标准。这些标准包括：使用相互关联的思维方式；追求经验确证和否证；研究者关心与竞争有关的理论评价：采用一致并简单的理论评价；随时间而进步。萨伽德认为，只有这五个方面的综合运用才可以做出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分，如果只用其中一条便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邦格则从唯物主义本体论出发，主张科学划界是十分重要的，划界标准是多元的、精确的。在邦格看来，人类文化整体上可以分成数以百计的“知识领域”，有逻辑学与神学、数学与数灵术、天文学与占星术……科学只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不同的知识领域之间存在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他说：“我把这些特征概括为一个含有十种因素的公式：E=(C，S，D，G，F，B，P，K，A，M，)。”这些字母代表的含义分别为：E为特定的知识领域；C为确定知识的社团；S为承认C的世界观；D为E的论域；F为E的形式背景(逻辑和数学工具)；B为特殊背景；P为问题组合；K为E所积累的特殊知识储备；A为C在对E提高上所抱的目标；M为方法论。科学和非科学都属于人类的知识领域，都符合上式的定义，但并不能因此而消解他们之间的差别。科学是一种复杂的东西，不可能只用一种特征来表明；同时假科学也一样，因此区别科学与非科学决不能仅凭一种特征，而必须综合运用多种特征。邦格认为，只要对他上述所列十个因素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作出仔细的区分比较就可以区别开科学与非科学。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明显感觉到多元综合标准还存在着使用不便和繁琐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它毕竟对消解论进行了一次有力的回击，也使得划界标准在经历了被消解的危机后得以重新被建构。可以说，多元综合标准挽救了科学的划界问题。
五、小 结
当前，在学科界还是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划界标准，当然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也不可能形成一种公认的、统一的科学标准。科学划界将继续成为一个无法回避，但又无法确定的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根本性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