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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南京的气温骤降，陈建国（化名）将两床薄薄的被褥铺在了雨花西路农业银行的走廊下，刚洗过的被褥还未晒干，地砖的冷气混合着被褥的湿气漫布在身上，陈建国拧开5元一瓶的沱牌大曲，南京城刚刚拉开帷幕的绚丽夜晚，在陈建国咽下一口白酒之后，便从他的目光里草草收场了。
陈建国是南京流浪打工者中的一员，这个群体在2014年底因为有人冻死和拒绝救助站的救助而重新回到了媒体的视线。在陌生人看来，身处桥洞、街边的他们是城市最底层，贫穷，可怜似乎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字眼，但是，对于这群人，远远不是简单几个的词汇就可以概括的，撕开那双布满老茧和冻疮的双手上那层坚硬的皮，人性的幽深和城乡的挤压，也开始随着新鲜的掌纹逐渐清晰起来。
流浪人之死
“现在能仁里这边已经不让住了，因为冻死了人。”
每天早上起床，陈建国和同伴们就要带着行李来到能仁里的市民广场。—般情况下，陈建国要留在广场看行李，而其他人则要到附近的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找短工，如果有合适的工作机会，他们会拉上陈建国—起前往。
由于2014年12月21日，来南京打工的安徽民工老崔冻死在雨花西路龙翔服饰城外，能仁里市民广场便不再欢迎这些“流浪者”。
陈建国与老崔有些交情。他们之前经常在—起闲聊，在陈建国眼中，老崔在这些流浪打工者中条件算不错的，手头较为宽裕，家里的两个儿子也都在上班，只不过老崔特别喜欢喝酒。酗酒再加上身体的疾病和恶劣的天气促使了老崔的死亡。
事实上，街边冻死流浪者在南京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2007年，一名流浪汉冻死在在玄武区花木公司公交站对面的高架桥下。
2009年12月，一名外来民工冻死在安德门地铁站的桥洞下。
据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办公室主任袁亮介绍，在安德门附近桥洞居住的有一些是打着民工幌子的乞讨者，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家乡就游手好闲，来到南京也没有正经找工作。09年在安德门桥洞死的那个人其实是病死的，他在老家就好吃懒做，连儿子都不愿意来给他收尸。
几乎每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件都会引起媒体与社会的关注，救助站也会前去进行救助，但是，除了会接受物资捐助，很少有人会前往救助站。他们的生活被死死地摁在安德门周边。
陈建国说：“我们一般就住在安德门附近，这样找工作比较方便，在外面也已经住习惯了，救助站只能救助一时，如果我们住进去，耽误时间不说，还要浪费来回的车费。”
据南京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戴阿根介绍，“流浪人员有一部分是职业乞讨者，不愿意接受救助，认为去站里是浪费了他们‘赚钱’的时间。一些是出来找工作的，认为去救助站离市区太远，不好回来。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人对救助站不了解，有抗拒心理，觉得进去就是被‘关’起来。”
现在在邓府山，安德门这些民工聚集地，不时会有市民、基督教堂给他们发旧衣服旧被子，晚上还会送稀饭和咸菜，可是，搬至雨花西路的陈建国已经很少能享受到这样的“福利”了。
而令人诧异的是陈建国眼中的“福利”，在有些流浪打工者看来竟然不值一提。来自安徽的李师傅，告诉记者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会接受那些搞封建迷信的人的施舍，并声称自己有很多朋友，敢毫无理由痛骂白天前来劝说其离开的城管。只是，在采访结束后，他还要向记者借20元钱吃饭。
桥洞、广场与走廊
今年49岁的陈建国已经有25年的打工经历了，除去在常熟的9年是在工厂的集体宿舍中居住外，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室外居住。夏天就睡广场，冬天就趴桥洞和走廊。
安德门地铁站外的桥洞是农民工经常居住的地方，陈建国和他通过打工认识的工友曾经在那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个地方太乱了，小偷猖獗，我们的东西经常被偷。”
陈建国说起被偷的经历时，显得很困惑，“我们都是最底层的人，有什么可偷的呢？”而他的一位工友的整整—箱行李全被偷光，现在所有的过冬物品仅有一个旅行袋。他们曾经怀疑是同在安德门桥洞居住的打工者所为，但是，没有证据，找起来困难太大，他们只能搬离安德门，“迁居”到雨花西路的农业银行走廊下。
然而这对身无分文的工友也于事无补，每天连饭也吃不上，只能等着半夜去垃圾箱里找吃的，身上只有两件单衣，睡觉的褥子是好心人送给他的。
“我们也帮不了他，顶多给他两根孬烟抽，而且这个人太孤僻，跟我们没什么交流，”陈建国说。
的确，陈建国自己的情况也并不好。寒冬时节，他仅有两床薄薄的被子，这是他花了10块钱从废品市场买来的。身上的羽绒服是捡回来的，只是这样的好事很难再度降临，大多数情况下，他还要忍受南京刺骨的严寒。
陈建国说他最难熬的就是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刺骨的寒冷加上愈加老化的身体，让他辗转反侧。咳嗽、发烧这些疾病随着天气变冷也越发频繁。可就算如此，他也不愿意去住宾馆。
“并不是因为心疼钱，外面的旅馆就算是不要钱我也不会去住的。”
陈建国所说的宾馆是安德门附近专门为来南京打工的农民工开设的。这些宾馆10元钱就能住一晚，据他描述，进门之后的大房间里，有20多张铺，里面住着各种各样的人，很不安全。还有一些人不注意卫生，鞋袜乱扔，搞得屋子里乌烟瘴气，根本没办法睡。他宁愿忍受室外的严寒，也不愿意住在那样的环境里。
当然，也有不愿意在路边受苦的打工者。
陈建国介绍，很多年轻的打工者并不愿意吃苦，他们晚上有人去网吧包夜，有人去洗浴中心，也有人在较远的地方租房子住。不过在陈建国眼中，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他并不理解。
“我在外面都住了10几年了，早就已经习惯了，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很正常，但是，有很多人他们既吃不了苦，也不愿意干累活，只愿意找做半天的工作，晚上就去网吧包夜，不太像出来打工挣钱的。”
在冬天的浑水中越蹬越远后，陈建国对工作的渴望与失落也越来越大，在他看来，住在街边忍受寒冷并不是最要紧的，年关将至却依旧囊中羞涩才是最另他头疼的问题，嘴上的火泡、眼中的血丝与城市新年的热闹都在映照着这个尴尬的现实。诡异的市场 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农民工就业市场，它是在政府部门的规划安置下，于2002年6月，在原先的有色金属交易市场基础上改建而成，2004年初，经过改制，成为了一家实行市场化运作的私人企业。这里云集了五湖四海各色人等，他们大多是社会底层，而围绕着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也形成了一条特殊而又诡异的产业链。
“在这里找工作，千万别交钱，很多中介就是坑你的中介费。”
来自沛县的小赵的一次求职经历让他至今对中介都保持着强烈的排斥感。
小赵当年在民工市场找到一份工厂装卸的工作，交了35元的中介费，来到工厂才发现，工资根本不是当时谈的那样，工作时间也大大延长。无奈之下，小赵选择离开，工资没拿到，中介也不退钱，势单力薄的小赵只得恨恨作罢。自此之后，小赵只找工资能够日结的工作。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陈建国身上。
“当年在城北开发区工作的时候，父亲病危，我找到工头希望他把工钱结算一下，我好回家给父亲治病。本以为工头是老乡，还会照顾—下，哪想‘老乡见老乡，背后开—枪’，到现在我还没拿到工钱。”
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新年的脚步又透过晚上冰冷的石阶刺穿耳膜。在记者走访的安德门劳务市场的民工中，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工作难找。像陈建国这样一年没有收入的人，也绝非孤例。
当记者刚进入劳务市场的大门时，很多中介围上前来介绍工作。而院子里，聚集的民工三五成群，凑在—起打牌、嗑瓜子、闲聊。走进就业大厅，—段段逼仄的隔间和墙上刷的厚厚的招聘海报瞬间就占据了记者的眼球。寒冷、阴暗、破败是记者对它最直观的印象。中介在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手头的工作机会，等到记者同意，只需留下姓名，联系方式以及中介费就能立刻上岗，整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而且并不签订任何协议。
袁亮告诉记者，现在民工找工作也有了新的变化，他们条件相对变好后，也会形成个人的择业观，而并不是像过去找饭碗那样，有工资，包吃住就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找不到工作会有多方面的原因，有的青年连附近有没有网吧都会成为找工作的标准，所以，不能简单的讲工作难找。
而对于中介问题，他告诉记者，求职者必须通过市场介绍，在这里办理就业证，登记资料，劳务市场才可以开介绍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问题，他们会酌情退还中介费，并协助劳动部门进行调查，但是劳务公司没有执法权。如果求职者跟老板私下交易，他们就管不了了。
围绕着安德门劳务市场，也形成了另一套针对农民工的消费市场。在附近，可以买到4元一碗的面条，市面罕见的2元一包的大丰收香烟以及5元的假沱牌大曲。而那些廉价的旅馆、浴室、网吧可能就算他们生活中“奢侈”的消费了。
陈建国告诉记者，自己平时也会花钱买猪头肉和白酒，只不过要分几次吃完。每天必须要买—份《扬子晚报》，他甚至有一台自己的收音机，好在无聊的时候打发时间，最近—段时间，他和工友们谈论的焦点是“民工在安德门花卉市场捡到13万元”的新闻。而他每日所有的生活以及娱乐花销被固定在14元。
回不去的是家乡
陈建国的家乡在徐州睢宁县的沙集镇，那里如今成为全国知名的淘宝韩式家具的加工厂集聚地，甚至在近几年还出现了”沙集模式“这一名词。然而，这看似热闹红火的—切都与陈建国无关。
24岁离家打工的陈建国，在25年时间里，辗转在徐州、常熟、苏州、南京等城市，回家对他来说是—个很沉重的字眼。而与这些流浪打工者谈论回家，总会显得有些天真和不切实际。
16岁初中毕业后，陈建国跟随一个师傅学理发，后来因为师傅身体不好，陈建国只能放弃理发这条路。之后，陈建国主要的生计靠的是在家务农。不过，由于公社需要办砖瓦厂，陈家的三亩地被征用了两亩，而公社给予的补偿就是免费给陈家装了电灯。剩下的一亩地根本无法解决一家人的生存问题，陈建国决定离家打工。
在徐州、苏州等地辗转之后，陈建国在常熟找到了—份较为稳定的工作。一位浙江义乌的老板在常熟开了个服装衬板厂，由于企业刚起步，人手比较紧张，陈建国就成为了这家服装厂的雇员，这—做就是9年。随着服装厂的效益渐好，陈建国的工资也水涨船高。在农民工普遍只能拿到30元一天的时候，陈建国就可以拿到7、80一天。
可是，机械化的生活让陈建国“静极思动”， “听老板讲外面世界多么好，我在厂里也待够了，特别想出来看看”，陈建国谢绝了工厂的挽留，只身来到苏州火车站，在火车站候车窒听到两个从义乌劳务市场来的年轻人提到南京安德门有个劳务市场，陈建国便买了车票来到南京。
来到南京之后，陈建国便一直陷入找工作的困境，再加上家中因为超生的罚款，以及两个儿子相继结婚生子的欠款，这些债务让陈建国的回家路变得更加漫长而艰难。
“或许等到我60岁，干不动了，我就能回家了”，现在，陈建国每年只能在春节的时候回趟家。
可就算没有身负债务，陈建国还是要出来打工，因为家乡的社保体系还不能给他一个清闲的晚年。由于超生问题，陈建国在老家无法申请低保，农保和医保现在每年还需要交100多元，而这些钱并不足以改善他的生活。两个儿子因为文化水平低，再加上已经结婚生子，也只能各顾各的家庭，78岁的母亲还需要他来奉养，外出打工成为他的必然选择。
城市的衣食无着，家乡的保障困境让陈建国陷入了—个进退两难的庞大漩涡之中。
而袁亮却告诉记者，附近的民工有的7、8年都没回家，有的可能是因为家里没人，还有—部分可能是因为在家里不好好干活，出来之后还是这个样子，羞于回家。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所王华在他的论文《空间的底边与底边的空间——对南京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的研究》中提到：岁末年终，很多农民工全年下来也挣不到几个钱，更谈不上存钱，觉得回家没面子，还有一些农民工家庭，矛盾剧烈或夫妻早已离异，无家可归，便将此处（安德门桥洞）当成了家。除夕之夜，这些民工也跟城里人一样，兴高采烈地去澡堂洗澡，置办一些酒菜，燃放一些鞭炮，“来年图个吉利吧”。
陈建国还在期待可以赶紧找到一份短工，好尽快挣钱回家过年，这是他唯一的新年愿望。而如今已是两个男孩爷爷的他，也并不像普通人家那样，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以后要是能上学就上，不想上学就出来打工吧，”迟疑了一下，陈建国又补充了一句，“反正在农村这样的情况也是经常有的”。
说完，他掐灭了那支燃了很久的大丰收，时间放佛回到了十几年前的常熟，那是他时常会去假设的另—种生活。
陈建国是南京流浪打工者中的一员，这个群体在2014年底因为有人冻死和拒绝救助站的救助而重新回到了媒体的视线。在陌生人看来，身处桥洞、街边的他们是城市最底层，贫穷，可怜似乎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字眼，但是，对于这群人，远远不是简单几个的词汇就可以概括的，撕开那双布满老茧和冻疮的双手上那层坚硬的皮，人性的幽深和城乡的挤压，也开始随着新鲜的掌纹逐渐清晰起来。
流浪人之死
“现在能仁里这边已经不让住了，因为冻死了人。”
每天早上起床，陈建国和同伴们就要带着行李来到能仁里的市民广场。—般情况下，陈建国要留在广场看行李，而其他人则要到附近的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找短工，如果有合适的工作机会，他们会拉上陈建国—起前往。
由于2014年12月21日，来南京打工的安徽民工老崔冻死在雨花西路龙翔服饰城外，能仁里市民广场便不再欢迎这些“流浪者”。
陈建国与老崔有些交情。他们之前经常在—起闲聊，在陈建国眼中，老崔在这些流浪打工者中条件算不错的，手头较为宽裕，家里的两个儿子也都在上班，只不过老崔特别喜欢喝酒。酗酒再加上身体的疾病和恶劣的天气促使了老崔的死亡。
事实上，街边冻死流浪者在南京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2007年，一名流浪汉冻死在在玄武区花木公司公交站对面的高架桥下。
2009年12月，一名外来民工冻死在安德门地铁站的桥洞下。
据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办公室主任袁亮介绍，在安德门附近桥洞居住的有一些是打着民工幌子的乞讨者，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家乡就游手好闲，来到南京也没有正经找工作。09年在安德门桥洞死的那个人其实是病死的，他在老家就好吃懒做，连儿子都不愿意来给他收尸。
几乎每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件都会引起媒体与社会的关注，救助站也会前去进行救助，但是，除了会接受物资捐助，很少有人会前往救助站。他们的生活被死死地摁在安德门周边。
陈建国说：“我们一般就住在安德门附近，这样找工作比较方便，在外面也已经住习惯了，救助站只能救助一时，如果我们住进去，耽误时间不说，还要浪费来回的车费。”
据南京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戴阿根介绍，“流浪人员有一部分是职业乞讨者，不愿意接受救助，认为去站里是浪费了他们‘赚钱’的时间。一些是出来找工作的，认为去救助站离市区太远，不好回来。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人对救助站不了解，有抗拒心理，觉得进去就是被‘关’起来。”
现在在邓府山，安德门这些民工聚集地，不时会有市民、基督教堂给他们发旧衣服旧被子，晚上还会送稀饭和咸菜，可是，搬至雨花西路的陈建国已经很少能享受到这样的“福利”了。
而令人诧异的是陈建国眼中的“福利”，在有些流浪打工者看来竟然不值一提。来自安徽的李师傅，告诉记者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会接受那些搞封建迷信的人的施舍，并声称自己有很多朋友，敢毫无理由痛骂白天前来劝说其离开的城管。只是，在采访结束后，他还要向记者借20元钱吃饭。
桥洞、广场与走廊
今年49岁的陈建国已经有25年的打工经历了，除去在常熟的9年是在工厂的集体宿舍中居住外，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室外居住。夏天就睡广场，冬天就趴桥洞和走廊。
安德门地铁站外的桥洞是农民工经常居住的地方，陈建国和他通过打工认识的工友曾经在那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个地方太乱了，小偷猖獗，我们的东西经常被偷。”
陈建国说起被偷的经历时，显得很困惑，“我们都是最底层的人，有什么可偷的呢？”而他的一位工友的整整—箱行李全被偷光，现在所有的过冬物品仅有一个旅行袋。他们曾经怀疑是同在安德门桥洞居住的打工者所为，但是，没有证据，找起来困难太大，他们只能搬离安德门，“迁居”到雨花西路的农业银行走廊下。
然而这对身无分文的工友也于事无补，每天连饭也吃不上，只能等着半夜去垃圾箱里找吃的，身上只有两件单衣，睡觉的褥子是好心人送给他的。
“我们也帮不了他，顶多给他两根孬烟抽，而且这个人太孤僻，跟我们没什么交流，”陈建国说。
的确，陈建国自己的情况也并不好。寒冬时节，他仅有两床薄薄的被子，这是他花了10块钱从废品市场买来的。身上的羽绒服是捡回来的，只是这样的好事很难再度降临，大多数情况下，他还要忍受南京刺骨的严寒。
陈建国说他最难熬的就是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刺骨的寒冷加上愈加老化的身体，让他辗转反侧。咳嗽、发烧这些疾病随着天气变冷也越发频繁。可就算如此，他也不愿意去住宾馆。
“并不是因为心疼钱，外面的旅馆就算是不要钱我也不会去住的。”
陈建国所说的宾馆是安德门附近专门为来南京打工的农民工开设的。这些宾馆10元钱就能住一晚，据他描述，进门之后的大房间里，有20多张铺，里面住着各种各样的人，很不安全。还有一些人不注意卫生，鞋袜乱扔，搞得屋子里乌烟瘴气，根本没办法睡。他宁愿忍受室外的严寒，也不愿意住在那样的环境里。
当然，也有不愿意在路边受苦的打工者。
陈建国介绍，很多年轻的打工者并不愿意吃苦，他们晚上有人去网吧包夜，有人去洗浴中心，也有人在较远的地方租房子住。不过在陈建国眼中，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他并不理解。
“我在外面都住了10几年了，早就已经习惯了，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很正常，但是，有很多人他们既吃不了苦，也不愿意干累活，只愿意找做半天的工作，晚上就去网吧包夜，不太像出来打工挣钱的。”
在冬天的浑水中越蹬越远后，陈建国对工作的渴望与失落也越来越大，在他看来，住在街边忍受寒冷并不是最要紧的，年关将至却依旧囊中羞涩才是最另他头疼的问题，嘴上的火泡、眼中的血丝与城市新年的热闹都在映照着这个尴尬的现实。诡异的市场 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农民工就业市场，它是在政府部门的规划安置下，于2002年6月，在原先的有色金属交易市场基础上改建而成，2004年初，经过改制，成为了一家实行市场化运作的私人企业。这里云集了五湖四海各色人等，他们大多是社会底层，而围绕着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也形成了一条特殊而又诡异的产业链。
“在这里找工作，千万别交钱，很多中介就是坑你的中介费。”
来自沛县的小赵的一次求职经历让他至今对中介都保持着强烈的排斥感。
小赵当年在民工市场找到一份工厂装卸的工作，交了35元的中介费，来到工厂才发现，工资根本不是当时谈的那样，工作时间也大大延长。无奈之下，小赵选择离开，工资没拿到，中介也不退钱，势单力薄的小赵只得恨恨作罢。自此之后，小赵只找工资能够日结的工作。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陈建国身上。
“当年在城北开发区工作的时候，父亲病危，我找到工头希望他把工钱结算一下，我好回家给父亲治病。本以为工头是老乡，还会照顾—下，哪想‘老乡见老乡，背后开—枪’，到现在我还没拿到工钱。”
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新年的脚步又透过晚上冰冷的石阶刺穿耳膜。在记者走访的安德门劳务市场的民工中，几乎所有人都在抱怨，工作难找。像陈建国这样一年没有收入的人，也绝非孤例。
当记者刚进入劳务市场的大门时，很多中介围上前来介绍工作。而院子里，聚集的民工三五成群，凑在—起打牌、嗑瓜子、闲聊。走进就业大厅，—段段逼仄的隔间和墙上刷的厚厚的招聘海报瞬间就占据了记者的眼球。寒冷、阴暗、破败是记者对它最直观的印象。中介在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手头的工作机会，等到记者同意，只需留下姓名，联系方式以及中介费就能立刻上岗，整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而且并不签订任何协议。
袁亮告诉记者，现在民工找工作也有了新的变化，他们条件相对变好后，也会形成个人的择业观，而并不是像过去找饭碗那样，有工资，包吃住就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找不到工作会有多方面的原因，有的青年连附近有没有网吧都会成为找工作的标准，所以，不能简单的讲工作难找。
而对于中介问题，他告诉记者，求职者必须通过市场介绍，在这里办理就业证，登记资料，劳务市场才可以开介绍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问题，他们会酌情退还中介费，并协助劳动部门进行调查，但是劳务公司没有执法权。如果求职者跟老板私下交易，他们就管不了了。
围绕着安德门劳务市场，也形成了另一套针对农民工的消费市场。在附近，可以买到4元一碗的面条，市面罕见的2元一包的大丰收香烟以及5元的假沱牌大曲。而那些廉价的旅馆、浴室、网吧可能就算他们生活中“奢侈”的消费了。
陈建国告诉记者，自己平时也会花钱买猪头肉和白酒，只不过要分几次吃完。每天必须要买—份《扬子晚报》，他甚至有一台自己的收音机，好在无聊的时候打发时间，最近—段时间，他和工友们谈论的焦点是“民工在安德门花卉市场捡到13万元”的新闻。而他每日所有的生活以及娱乐花销被固定在14元。
回不去的是家乡
陈建国的家乡在徐州睢宁县的沙集镇，那里如今成为全国知名的淘宝韩式家具的加工厂集聚地，甚至在近几年还出现了”沙集模式“这一名词。然而，这看似热闹红火的—切都与陈建国无关。
24岁离家打工的陈建国，在25年时间里，辗转在徐州、常熟、苏州、南京等城市，回家对他来说是—个很沉重的字眼。而与这些流浪打工者谈论回家，总会显得有些天真和不切实际。
16岁初中毕业后，陈建国跟随一个师傅学理发，后来因为师傅身体不好，陈建国只能放弃理发这条路。之后，陈建国主要的生计靠的是在家务农。不过，由于公社需要办砖瓦厂，陈家的三亩地被征用了两亩，而公社给予的补偿就是免费给陈家装了电灯。剩下的一亩地根本无法解决一家人的生存问题，陈建国决定离家打工。
在徐州、苏州等地辗转之后，陈建国在常熟找到了—份较为稳定的工作。一位浙江义乌的老板在常熟开了个服装衬板厂，由于企业刚起步，人手比较紧张，陈建国就成为了这家服装厂的雇员，这—做就是9年。随着服装厂的效益渐好，陈建国的工资也水涨船高。在农民工普遍只能拿到30元一天的时候，陈建国就可以拿到7、80一天。
可是，机械化的生活让陈建国“静极思动”， “听老板讲外面世界多么好，我在厂里也待够了，特别想出来看看”，陈建国谢绝了工厂的挽留，只身来到苏州火车站，在火车站候车窒听到两个从义乌劳务市场来的年轻人提到南京安德门有个劳务市场，陈建国便买了车票来到南京。
来到南京之后，陈建国便一直陷入找工作的困境，再加上家中因为超生的罚款，以及两个儿子相继结婚生子的欠款，这些债务让陈建国的回家路变得更加漫长而艰难。
“或许等到我60岁，干不动了，我就能回家了”，现在，陈建国每年只能在春节的时候回趟家。
可就算没有身负债务，陈建国还是要出来打工，因为家乡的社保体系还不能给他一个清闲的晚年。由于超生问题，陈建国在老家无法申请低保，农保和医保现在每年还需要交100多元，而这些钱并不足以改善他的生活。两个儿子因为文化水平低，再加上已经结婚生子，也只能各顾各的家庭，78岁的母亲还需要他来奉养，外出打工成为他的必然选择。
城市的衣食无着，家乡的保障困境让陈建国陷入了—个进退两难的庞大漩涡之中。
而袁亮却告诉记者，附近的民工有的7、8年都没回家，有的可能是因为家里没人，还有—部分可能是因为在家里不好好干活，出来之后还是这个样子，羞于回家。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所王华在他的论文《空间的底边与底边的空间——对南京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的研究》中提到：岁末年终，很多农民工全年下来也挣不到几个钱，更谈不上存钱，觉得回家没面子，还有一些农民工家庭，矛盾剧烈或夫妻早已离异，无家可归，便将此处（安德门桥洞）当成了家。除夕之夜，这些民工也跟城里人一样，兴高采烈地去澡堂洗澡，置办一些酒菜，燃放一些鞭炮，“来年图个吉利吧”。
陈建国还在期待可以赶紧找到一份短工，好尽快挣钱回家过年，这是他唯一的新年愿望。而如今已是两个男孩爷爷的他，也并不像普通人家那样，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以后要是能上学就上，不想上学就出来打工吧，”迟疑了一下，陈建国又补充了一句，“反正在农村这样的情况也是经常有的”。
说完，他掐灭了那支燃了很久的大丰收，时间放佛回到了十几年前的常熟，那是他时常会去假设的另—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