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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五年期间共召开了八次会议，每次为期一个星期。会议期间，对文件的讨论是在工作组的正常工作机制内进行；休会期间，专家们主要通过网络进行交流，综合起草组通过网络等渠道收集对文件的修改意见，并据此对文件做出修改。
在五年的标准起草过程中，标准草稿大体经历了WD稿(工作组草稿)、CD稿(委员会成员国投票稿)、DIS稿(全体成员国投票稿)、FDIS稿(全体成员国最终投票稿)等四个阶段，其中WD阶段最漫长、稿子的变动也最大。从文件标号看，工作组草稿阶段(WD)共出过四稿，即WDl(意思是工作组第一版草稿)、WD2、WD3、WD4，大体上是每一次工作组会议后都更新一稿。但实际上，每一次的草稿又包含了多次小的修改，这样算来，仅在WD阶段，就有十余个草稿版本，也就是说每一个阶段的文件标号可能没变，如WD2的文件号不变，但出现过数次调整。以后的各个阶段的草稿也是一样，各每草稿都经过了几次调整，甚至到了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的最终稿，也经历了几次调整：2010年5月21日会议结束后，专家们很快就接到了根据会议讨论结果修改的第一稿，接着7月12日稿、9月12日投票后稿以及11月1日正式公布后的最终稿，等等，工作堪称庞杂。支撑这项庞杂工作的，就是ISO26000工作组的组织体系。
一、ISO 26000工作组组织体系和运行
工作组最基本的组织模式是，在工作组巴西和瑞典双主席领导下，由各利益相关方组各推选两名成员加全球契约、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专家，共同组成主席顾问组作为工作组主席的顾问机构，作为工作组的领导层。同时又设一些专门工作组针对不同问题开展工作。在标准起草的不同阶段设立相应的专门工作组，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小范围专题研究。
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六个技术组(technical group，简称TG)开展相关工作。其中，前三个组主要是内务性的，不负责起草标准工作：TGl是经费组，负责筹集和分配经费；TG2是信息沟通组，负责工作组相关信息的整理和对外发布；TG3是规则组，负责制定工作组工作规则。后三个组负责起草标准：TG4负责起草标准第五章以前各章；TG5负责起草第六章；TG6负责起草第七章。这个组织模式主要是解决了标准从框架到具体文字的过程，直至工作组第五次会议，工作组都是在这个结构模式下运行的。
此后，随着工作的进展，工作组工作程序规则起草工作结束，负责程序的TG3组完成使命停止工作。TG4-6组的延续了稍微长一些时间。在正式草稿第一稿结束后，第六次会议解散了TG4、TG5、TG6三个组，成立了按照专题而不是按照章节划分的专题组；第八次会议又按照新的专题重新进行划分，专题组的名称随之变化。
此外，在第一阶段的三个起草组以及其后专题组内，又根据起草工作的需要，临时成立某个议题、某个概念或某段文字起草修改等的相关临时工作组或临时任务组。比如，此前曾经介绍的对附件的讨论，就是通过成立临时工作组，由感兴趣的少数专家进行深入讨论得出结果的。
随着文件的日渐丰满，草稿中各部分间重叠交叉甚至前后矛盾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为了协调各技术组的文件起草工作，第三次会议后又成立了综合起草组(IDTF)。最初设定的综合起草组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各分组的起草活动、编辑讨论调整文件、确定每一次会议的讨论主题和重点等等。到了工作组后期，IDTF的作用越发关键，以致会议议程和专题分组，事实上都是由IDTF设计和操作，IDTF成为了标准起草工作的实际组织者。
二、综合起草组主席乔纳森
综合起草组(IDTF)自其成立就扮演了关键、独特的角色，而这一切的关键人物就是来自南非的乔纳森。乔纳森虽来自南非但却是一个地道的白人，身材魁梧，方脸庞，说话中略有结巴含混，倒更显出几分谦和。在讨论起草文件过程中，特别是涉及人权等方面的内容时，他偶尔会说：我的国家在种族隔离时期曾有某某政策，侵害了人权，因此应该在文件中对某事加以限制，云云。大家也往往觉得他的立场和表态因他的经历而显得有说服力。
乔纳森是我这个组(标准、服务和其它组SSRO)的专家。IDTF成立时，我恰是SSRO组的主席，因此我们打交道的机会就更多一些。当他向我表示要进入IDTF的想法，我欣然表示了支持，他大概也因此对我一直很客气，我提出的要求他一般都会满足，我提出的关于文件修改的建议，他也往往会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我和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交道，至今记忆犹新。
——关于消除贫困与动物福利的讨论
这本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但在ISO 26000起草过程中，这两个问题却碰到了一起。在第七次会议一个分组讨论会上，发展中国家专家提出应将消除贫困作为标准的一个内容。这个提议明明很有道理，但NGO等不是坚决反对(理由是，消除贫困是国家的责任，与组织无关)，就是默不作声，表现得不屑一顾。在冷淡的气氛中，好端端的一个建议就这样被扼杀了(根据工作组议事规则，所有议题不通过表决判定结果，而是由主席根据会场辩论情况判定建议受支持程度进而决定取舍)。
巧的是，在同一场讨论中有人提出关于动物福利的问题。所谓动物福利，就是指在饲养、运输等过程中，要保证动物的福利。本来，若从保护动物的角度考虑，这一建议不无道理。但若将其放在当时讨论的背景下，特别是与关于消除贫困的建议对比，就感觉这条建议有些滑稽甚至令人作呕。当时主持会议的就是乔纳森。按中国代表团分工我本来不参加那一组，但正巧去找参加会议的中国专家，听到这些讨论后，不由生出一股怒气。待他宣布会议休息时，我就径直走到主席台找他理论。我质问到，动物和人究竟哪个重要?消除贫困在全世界都最重视的事，怎么到了这儿就不重要了?难道人还不如动物吗，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有人挨饿吗?那些提动物福利的人是不是吃饱饭的有钱人?我这一通连珠炮一下把他说得脸红了，他嘿嘿一笑，结结巴巴地说，刚才讨论没有人支持消除贫困。对动物福利有人先起草好了稿子，大家没怎么反对，所以就通过了。我也知道这事本来也不是乔纳森挑起的，和他没什么关系(撑死了也就是引导不力)。但那种场合下也只好找他说了。听他的回答，一时间，我说不清是愤怒还是失望。我愤怒的是，那些高喊人权的人居然把动物福利看得比消除贫困还重要，而这也进一步加重了我对ISO 26000的失望。(ISO 26000最终采纳了关于尊重动物福利的条款，在第四章尊重道德原则的最后一项，标准提出“在影响到动物生命和生存时，尊重动物福利，包括提供饲养、养殖、生产、运输和使用动物的适宜条件”)。
——关于尊重差异原则的讨论
在标准起草过程中，一直都有关于尊重差异性的争论。所谓差异性，实际上是指要承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处于不同阶段，因此应承担的 责任是有差异的。在ISO 26000第一章“范围”最初的草稿中，只提到了尊重历史、文化、宗教的差异性，未提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在第四次会议(澳大利亚会议)时，我与来自印度的专家商量在会上提出要加入经济发展阶段差异性的提法，会议主席虽在会上把这句话加进了案文，但会后的修改稿又给删掉了。在其后的多次讨论中这个问题被反复提出。最后编辑组在做了一定修改和限定后，把类似的意思加进了范围这一章。最终的表述是：“在应用本国际标准时，建议组织要考虑社会、环境、法律、文化、政治和组织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条件的差异性，同时尊重国际行为规范”。
在工作组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2010年5月)，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在标准草稿既有的七个原则之外，增加“尊重差异性原则”的建议。当时虽然这个建议得到了一些专家的支持，但由于也有一些反对声。乔纳森作为会议主持人，宣布这个问题留待专题小组会讨论。
5月20日星期四是小组会的最后一天。按计划那天下午小组该讨论中国代表团关于尊重差异原则的建议。那个小组的主席恰又是乔纳森。中方专家又一次提出这个建议后，工人组和非政府组专家当场表示反对。我和另一位中国专家又分别解释了我们的观点和立场。乔纳森显得很踟蹰，不知该向哪个方向走。我估计他们此前已做过评估，不会同意把尊重差异作为一个原则加进去，但也担心中国会因此继续投反对票，因此希望能有个折中的办法。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发言提出，接受中国方案将给中国投赞成票提供重要理由。对此德国代表倒显得积极，马上过来问，若会议接受了中国提案，中国是否就会投赞成票。并马上在场内开始了游说。结果工人组和非政府组要求内部商量一下，乔纳森宣布休会。我找到他把立场解释了一遍，又略带威胁地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提出的重大要求都没有收获，这个提案是最后的机会了，若再没结果我们肯定不会同意接受这个文件。他同意再把我们的想法与两个组沟通一下。复会后，两个组专家发言仍不同意中国方案。此时，乔纳森拿出了他的解决方案：把第一章“范围”中阐述差异的那一段(即上文引用的部分)一字不差地复制到第四章“原则”的概述部分。这个方案有点出乎意料。当时大家商量感到不是很理想。于是在乔纳森的催问下，一位中国专家发言说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但离我们的要求还有距离。
社会责任标准起草工作难度相当大，主要是各利益相关方诉求太多，差异巨大。乔纳森能在这样的乱局中，凭他的专业和英语能力以及平衡技巧，大致摆平了各方，确实非常不容易。各方专家对工作组的组织工作时有抱怨，但对乔纳森我听到的倒是一致赞扬。工作组会议全部结束后，我和乔纳森有一次简短交谈。我首先祝贺他完成了工作，感谢他这几年的努力。同时也说到对文件的一些关键点未能接受中国的建议表示遗憾。他说，他非常理解我们的要求，中间也试着给帮着做过工作，可惜有的方面意见不一致。也就只好接受这个结果了。余音
早在第八次会议召开前，一些人就在议论工作组的命运。其中最起劲的当属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专家。对他们而言，ISO 26000工作组工作的结束，不仅仅意味着～项工作的结束，而且意味着一个机会和舞台的消失。因此，他们更希望以某种方式延续工作组的生命。于是各种建议相继涌出，比较多的说法是：工作组起草工作结束后，需要有人对ISO 26000的起草过程、关键问题的背景等做出解释，也就是需要所谓组织记忆，因此，需要工作组仍以某种形式存在，承担起答疑解惑的作用。第八次会议期间，这种议论达到高潮。经工作组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商议，同意在ISO 26000工作组完成使命后，成立“后出版组织”(PPO)。PPO由工作组选举产生，承担两方面任务，一是保留组织记忆，二是宣传推广ISO26000。随着哥本哈根会议落下帷幕，ISO 26000工作组彻底结束了其起草标准的使命，而PPO的成立，又使其画下了不是句号的句号。
在五年的标准起草过程中，标准草稿大体经历了WD稿(工作组草稿)、CD稿(委员会成员国投票稿)、DIS稿(全体成员国投票稿)、FDIS稿(全体成员国最终投票稿)等四个阶段，其中WD阶段最漫长、稿子的变动也最大。从文件标号看，工作组草稿阶段(WD)共出过四稿，即WDl(意思是工作组第一版草稿)、WD2、WD3、WD4，大体上是每一次工作组会议后都更新一稿。但实际上，每一次的草稿又包含了多次小的修改，这样算来，仅在WD阶段，就有十余个草稿版本，也就是说每一个阶段的文件标号可能没变，如WD2的文件号不变，但出现过数次调整。以后的各个阶段的草稿也是一样，各每草稿都经过了几次调整，甚至到了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的最终稿，也经历了几次调整：2010年5月21日会议结束后，专家们很快就接到了根据会议讨论结果修改的第一稿，接着7月12日稿、9月12日投票后稿以及11月1日正式公布后的最终稿，等等，工作堪称庞杂。支撑这项庞杂工作的，就是ISO26000工作组的组织体系。
一、ISO 26000工作组组织体系和运行
工作组最基本的组织模式是，在工作组巴西和瑞典双主席领导下，由各利益相关方组各推选两名成员加全球契约、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专家，共同组成主席顾问组作为工作组主席的顾问机构，作为工作组的领导层。同时又设一些专门工作组针对不同问题开展工作。在标准起草的不同阶段设立相应的专门工作组，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小范围专题研究。
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六个技术组(technical group，简称TG)开展相关工作。其中，前三个组主要是内务性的，不负责起草标准工作：TGl是经费组，负责筹集和分配经费；TG2是信息沟通组，负责工作组相关信息的整理和对外发布；TG3是规则组，负责制定工作组工作规则。后三个组负责起草标准：TG4负责起草标准第五章以前各章；TG5负责起草第六章；TG6负责起草第七章。这个组织模式主要是解决了标准从框架到具体文字的过程，直至工作组第五次会议，工作组都是在这个结构模式下运行的。
此后，随着工作的进展，工作组工作程序规则起草工作结束，负责程序的TG3组完成使命停止工作。TG4-6组的延续了稍微长一些时间。在正式草稿第一稿结束后，第六次会议解散了TG4、TG5、TG6三个组，成立了按照专题而不是按照章节划分的专题组；第八次会议又按照新的专题重新进行划分，专题组的名称随之变化。
此外，在第一阶段的三个起草组以及其后专题组内，又根据起草工作的需要，临时成立某个议题、某个概念或某段文字起草修改等的相关临时工作组或临时任务组。比如，此前曾经介绍的对附件的讨论，就是通过成立临时工作组，由感兴趣的少数专家进行深入讨论得出结果的。
随着文件的日渐丰满，草稿中各部分间重叠交叉甚至前后矛盾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为了协调各技术组的文件起草工作，第三次会议后又成立了综合起草组(IDTF)。最初设定的综合起草组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各分组的起草活动、编辑讨论调整文件、确定每一次会议的讨论主题和重点等等。到了工作组后期，IDTF的作用越发关键，以致会议议程和专题分组，事实上都是由IDTF设计和操作，IDTF成为了标准起草工作的实际组织者。
二、综合起草组主席乔纳森
综合起草组(IDTF)自其成立就扮演了关键、独特的角色，而这一切的关键人物就是来自南非的乔纳森。乔纳森虽来自南非但却是一个地道的白人，身材魁梧，方脸庞，说话中略有结巴含混，倒更显出几分谦和。在讨论起草文件过程中，特别是涉及人权等方面的内容时，他偶尔会说：我的国家在种族隔离时期曾有某某政策，侵害了人权，因此应该在文件中对某事加以限制，云云。大家也往往觉得他的立场和表态因他的经历而显得有说服力。
乔纳森是我这个组(标准、服务和其它组SSRO)的专家。IDTF成立时，我恰是SSRO组的主席，因此我们打交道的机会就更多一些。当他向我表示要进入IDTF的想法，我欣然表示了支持，他大概也因此对我一直很客气，我提出的要求他一般都会满足，我提出的关于文件修改的建议，他也往往会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我和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交道，至今记忆犹新。
——关于消除贫困与动物福利的讨论
这本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但在ISO 26000起草过程中，这两个问题却碰到了一起。在第七次会议一个分组讨论会上，发展中国家专家提出应将消除贫困作为标准的一个内容。这个提议明明很有道理，但NGO等不是坚决反对(理由是，消除贫困是国家的责任，与组织无关)，就是默不作声，表现得不屑一顾。在冷淡的气氛中，好端端的一个建议就这样被扼杀了(根据工作组议事规则，所有议题不通过表决判定结果，而是由主席根据会场辩论情况判定建议受支持程度进而决定取舍)。
巧的是，在同一场讨论中有人提出关于动物福利的问题。所谓动物福利，就是指在饲养、运输等过程中，要保证动物的福利。本来，若从保护动物的角度考虑，这一建议不无道理。但若将其放在当时讨论的背景下，特别是与关于消除贫困的建议对比，就感觉这条建议有些滑稽甚至令人作呕。当时主持会议的就是乔纳森。按中国代表团分工我本来不参加那一组，但正巧去找参加会议的中国专家，听到这些讨论后，不由生出一股怒气。待他宣布会议休息时，我就径直走到主席台找他理论。我质问到，动物和人究竟哪个重要?消除贫困在全世界都最重视的事，怎么到了这儿就不重要了?难道人还不如动物吗，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有人挨饿吗?那些提动物福利的人是不是吃饱饭的有钱人?我这一通连珠炮一下把他说得脸红了，他嘿嘿一笑，结结巴巴地说，刚才讨论没有人支持消除贫困。对动物福利有人先起草好了稿子，大家没怎么反对，所以就通过了。我也知道这事本来也不是乔纳森挑起的，和他没什么关系(撑死了也就是引导不力)。但那种场合下也只好找他说了。听他的回答，一时间，我说不清是愤怒还是失望。我愤怒的是，那些高喊人权的人居然把动物福利看得比消除贫困还重要，而这也进一步加重了我对ISO 26000的失望。(ISO 26000最终采纳了关于尊重动物福利的条款，在第四章尊重道德原则的最后一项，标准提出“在影响到动物生命和生存时，尊重动物福利，包括提供饲养、养殖、生产、运输和使用动物的适宜条件”)。
——关于尊重差异原则的讨论
在标准起草过程中，一直都有关于尊重差异性的争论。所谓差异性，实际上是指要承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处于不同阶段，因此应承担的 责任是有差异的。在ISO 26000第一章“范围”最初的草稿中，只提到了尊重历史、文化、宗教的差异性，未提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在第四次会议(澳大利亚会议)时，我与来自印度的专家商量在会上提出要加入经济发展阶段差异性的提法，会议主席虽在会上把这句话加进了案文，但会后的修改稿又给删掉了。在其后的多次讨论中这个问题被反复提出。最后编辑组在做了一定修改和限定后，把类似的意思加进了范围这一章。最终的表述是：“在应用本国际标准时，建议组织要考虑社会、环境、法律、文化、政治和组织的多样性以及经济条件的差异性，同时尊重国际行为规范”。
在工作组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2010年5月)，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在标准草稿既有的七个原则之外，增加“尊重差异性原则”的建议。当时虽然这个建议得到了一些专家的支持，但由于也有一些反对声。乔纳森作为会议主持人，宣布这个问题留待专题小组会讨论。
5月20日星期四是小组会的最后一天。按计划那天下午小组该讨论中国代表团关于尊重差异原则的建议。那个小组的主席恰又是乔纳森。中方专家又一次提出这个建议后，工人组和非政府组专家当场表示反对。我和另一位中国专家又分别解释了我们的观点和立场。乔纳森显得很踟蹰，不知该向哪个方向走。我估计他们此前已做过评估，不会同意把尊重差异作为一个原则加进去，但也担心中国会因此继续投反对票，因此希望能有个折中的办法。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发言提出，接受中国方案将给中国投赞成票提供重要理由。对此德国代表倒显得积极，马上过来问，若会议接受了中国提案，中国是否就会投赞成票。并马上在场内开始了游说。结果工人组和非政府组要求内部商量一下，乔纳森宣布休会。我找到他把立场解释了一遍，又略带威胁地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提出的重大要求都没有收获，这个提案是最后的机会了，若再没结果我们肯定不会同意接受这个文件。他同意再把我们的想法与两个组沟通一下。复会后，两个组专家发言仍不同意中国方案。此时，乔纳森拿出了他的解决方案：把第一章“范围”中阐述差异的那一段(即上文引用的部分)一字不差地复制到第四章“原则”的概述部分。这个方案有点出乎意料。当时大家商量感到不是很理想。于是在乔纳森的催问下，一位中国专家发言说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但离我们的要求还有距离。
社会责任标准起草工作难度相当大，主要是各利益相关方诉求太多，差异巨大。乔纳森能在这样的乱局中，凭他的专业和英语能力以及平衡技巧，大致摆平了各方，确实非常不容易。各方专家对工作组的组织工作时有抱怨，但对乔纳森我听到的倒是一致赞扬。工作组会议全部结束后，我和乔纳森有一次简短交谈。我首先祝贺他完成了工作，感谢他这几年的努力。同时也说到对文件的一些关键点未能接受中国的建议表示遗憾。他说，他非常理解我们的要求，中间也试着给帮着做过工作，可惜有的方面意见不一致。也就只好接受这个结果了。余音
早在第八次会议召开前，一些人就在议论工作组的命运。其中最起劲的当属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专家。对他们而言，ISO 26000工作组工作的结束，不仅仅意味着～项工作的结束，而且意味着一个机会和舞台的消失。因此，他们更希望以某种方式延续工作组的生命。于是各种建议相继涌出，比较多的说法是：工作组起草工作结束后，需要有人对ISO 26000的起草过程、关键问题的背景等做出解释，也就是需要所谓组织记忆，因此，需要工作组仍以某种形式存在，承担起答疑解惑的作用。第八次会议期间，这种议论达到高潮。经工作组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商议，同意在ISO 26000工作组完成使命后，成立“后出版组织”(PPO)。PPO由工作组选举产生，承担两方面任务，一是保留组织记忆，二是宣传推广ISO26000。随着哥本哈根会议落下帷幕，ISO 26000工作组彻底结束了其起草标准的使命，而PPO的成立，又使其画下了不是句号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