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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表达的工具但又不仅仅是，它还带着与生俱来的历史温度和文化内涵。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确实，每一个字的诞生，都有诸多构成因素以及变化与演进特点。其中一些汉字甚至记录和承载了文明的进程、文化的特性、民族的特点、国家的发展，它们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树立了中华文明的旗帜。
大德，令他“三月不知肉味”
商汤灭掉夏桀以后，命令首辅伊尹创作乐舞，好歌颂自己将荒淫无度、暴虐无道的桀赶下政治舞台，救民于水火的伟大功德。史上第一位贤相伊尹果不负帝望，创作出著名的乐舞《大濩》，后来周代人将它编入了歌颂氏族英雄和贤德之主的《六大舞》之中。不过，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晋国的一代英主晋悼公在楚丘（今河南滑县东）观看《大濩》舞时，却受了舞蹈的惊吓而大病一场。原来，这《大濩》在《六大舞》中属于“武舞”，后世学者分析，恐怕这个舞蹈虽是歌功颂德，却保有原始舞蹈狂躁慑人的风格，才把个少年英主吓病了。
周人用前代的著名乐舞编成的《六大舞》中，最有名的还要算舜帝时的《大韶》，它是表现舜帝以文德治邦的。孔子就非常欣赏《大韶》，而且对它相当痴迷。传说孔子在齐国观赏了《大韶》乐舞后，竟三月不知肉味。他的学生颜渊向他请教治国安邦之法，他回答说，要推行夏代的历法，乘坐殷商的车舆，穿戴周朝的服饰，然后演奏《大韶》乐舞。
与孔子同时代的圣贤、吴国公子季札，对《大韶》也是同样的欣赏。有一回，吴国派季札出使鲁国，鲁国大夫叔孙穆子为招待他，举办了一场周代乐舞大汇演。当季札看到《六大舞》中的《大武》，肯定其舞乐形式完美，能从中体察周的强盛。《大濩》倒是没有吓到季圣人，但季札评价此舞“德行不足”。看到《大夏》，他说它歌颂勤勉却不敬德行。而当《大韶》舞出现时，季札兴奋不已，感慨道：“德已达到极致了！舜的盛德宏大无边，像天覆盖一切，像地承载万物。《大韶》表现了如此大德，恐怕没什么乐舞能超过它，下面的乐舞就不必再看了。”
一段乐舞如何表现如此宏大盛德，今人恐怕不容易理解。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九世孙、有“律圣”之誉的明代艺术家、数学家朱载堉，在他的著作《律吕精义》中对此作了解释。他说凡动作姿态，皆有一定含义，舞者的进、退、张、弛，身体的转侧、视线的俯仰，都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的德性。比如，转势之初表现“恻隐之仁”，小角度旋转表现温良、怀柔，转身一周就是执著、周全、圆满，等等。借此，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已然年久失传了的《大韶》舞，在当年圣人们眼中，是如何以身体的转旋、俯仰，传达着温良、踏实、谦逊、明智的大德。而遗有狞厉狂躁的原始之风的《大濩》也就自然谈不上有多少“德”了。
西周制礼作乐以为治世纲领，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无不表现出礼中有乐、乐中有礼的模式，于是，随着礼乐的盛行，其中蕴含的德的精神，也可以宣扬开来。
德行，行在哪里
孔子们称颂的“德”，与我们今天挂在嘴边的“道德”，概念并不完全吻合。他们那个“德”，还要崇高。
“德”首先是在甲骨文中出现的，字形如街道中藏着一只大大的眼睛。台湾学者唐诺看到街衢中的这只大眼，想到的是古老的德行自由自在地徘徊驻足于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眼神干净、童真。这样的“德”，真是无比美好，令人向往。可惜，有古文字学家较起真来，古老的德，恐怕很难说有多“童真”。
把甲骨“德”字拆开来分析，其外部结构意味着道路、行路，是四通八达的街道。街道中那只睁开的眼睛可以衍生出“看”、“观察”、“监视”的意思。而挨近眼睛的那条直线则表现目光所注，是观察或者监视动作的加强。郭沫若和闻一多先生就主张甲骨文中的这个“大眼”乃“省”字，“省”的古义是“省方”，省方就是巡狩。文字学家们又经过复杂的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分析，认为“省”与“德”字，在音和义两方面的关系都相当密切——结果，一个古老的“德”字就被指向了政治制度意义上的“巡狩之礼”。
学者郑开认为，“巡狩”是周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专用于天子。天子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巡行，表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重大含义，也是一个明确诸侯与天子臣属关系的过程。天子所到之处，征伐、威慑、考绩、祭祀、问政、修礼、观风，等等，都是“巡狩之礼”的重要内容，而其中核心的内容在于“朝会诸侯”，就好比今天的现场办公。巡狩与述职结合起来，天子现场裁度诸侯治政行为的优劣，对有功德于民者实行赏赐，对那些“不敬”、“不孝”、“不从”者给予惩戒。即便是巡狩之后有征伐，也区别于那些单纯炫耀武力的战争，是为“王道”而非“霸道”，非普通的征伐，乃“德伐”。
可见，“巡狩”乃是君君、臣臣的王制大礼，是天子播洒德政的有德之行。
事实上，“德”在最初总是与“行”、与符合礼制的具体行为联系在一起。“德”字千百次地出现在先秦典籍中，很多时候指的就是氏族传统的习惯行为、习惯法则，有时也用来表明贵族阶层的身份地位和行为模式，这恐怕都跟“德”字诞生之初的“巡狩”之制有关联。总之，先贤们所倡导的德，首先是德政，是巡狩之礼、现场办公一类的具体行为。“德”甫一降生，就具有政治制度的深刻背景。
孔子在谈及治国安邦时不忘《大韶》乐舞，自然是推崇德政的意思。儒学家们一向以为，如果士人阶层能凡事按礼制行事，所谓“行礼如仪”，再无微不至、一丝不苟地向全民施行礼乐诗教的感化和教化，把“自然人”改造成为“文化人”、“道德人”，治国也就不过“如指诸掌而已”。他们又把德政中与礼制卷裹在一块儿的德行，进行精神层面的揣摩和把玩，并向全社会推广。于是，到春秋中晚期，“德”不但包涵符合礼制的外在行为，也进入了内在修养的精神境界，普世意义的道德、社会伦理意义上的道德也渐趋成熟。有了无所不包的“礼”的制度建设、文化体系，和无所不在的“德”的精神气质，这就构成了儒家治政的理想环境。
崇尚德治的儒家治政模式到汉代有了更具体的表现。东汉和帝时，那位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有了第六世孙，叫董黯。董黯的母亲身体有病，喜爱句章（今浙江省慈溪市南）的溪水，董黯索性就在句章的溪边盖了房子用心供养母亲。新家的邻居王寄也有一位老母亲，王母总拿这件事来讽谕自己的儿子，结果惹得王寄恼羞成怒，一看到董黯外出，就乘机侮辱董母。董母去世之后，忍了好久的董黯为母亲报仇，杀掉了王寄，以王寄的首级祭奠母亲之后到官府自首。汉和帝知道了这件事，不但没有降罪于杀人者董黯，反而表彰董黯的孝行，还直接提拔他当郎中。这件在今天看来实在不合理法的事，实为汉代一个极为典型的“举孝廉”案例，算是一孝遮百丑、以德定乾坤吧。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皇上颁令郡国“举孝廉”开始，以孝、廉品德为标准来举察官吏的人才选用制度，成为两汉常制。这种对官吏品德的重视，便是实施德政的基础。从此以后，重贤德、重名节，以圣贤道德为行为范式的观念便根植于官员士人的思想中，而以德治世的理念也愈发根深叶茂。德，掌控起全社会的话语权。
明万历年间，有一位邹姓人中了进士，可还没有被任命官职。就在这时，他听说朝廷首辅、一手遮天的张居正竟然在父丧之后不顾“丁忧”之制，仍留在朝廷不回乡守孝，便上书谴责张居正的违礼违制，结果遭一通廷杖，革去进士头衔，降为士兵流放边疆。后来，张居正倒台，他被召回，当上了一个从七品的京官儿。不久，他便上书直接批评万历皇帝行事不能清心寡欲，皇上没理他——不追究他唐突算是给他面子。谁知他再次上书，竟指责皇上非但有过不改，还扯谎、装腔作势。史家分析，这位邹姓小官儿，敢于不断地挑战朝廷首辅，指斥皇上，拼的就是道德上的权威。
不过，据《明神宗实录》上讲，万历皇帝对邹氏等诤谏者的看法是，他们在拿道德作商品，不惜以直谤人君的办法作本钱，用来购买自己的声望。宁可在御前“大不敬”，哪管今朝获罪，明日定能扬名史册。所谓“武死战，文死谏”，有史家云，“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把道德声誉看作“商品”，这大概是孔圣人绝想不到的，不过，人的行为品德竟能成为“本钱”和“商品”，却也反映了“德行”在社会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中的超高价值：德，真是很行！
天命的“德性”
公元前202年，刘邦灭了秦又肃清了各地的割据势力，统一天下，建立汉朝。新朝初立不久，有臣子向他请示，您看咱这朝立哪一“德”呢？刘邦曾自认为属“黑帝”，按五行说法，黑色属水，所以，大汉朝就行“水德”吧！
刘邦和他的臣子搞的这一套玄奥的玩意儿其实很有来头。战国时有位阴阳家叫邹衍，他创立了“五德始终说”，就是把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混搭在一起。他说，受命于天的帝王对天地间的变化有所感应，所以，自然界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就与天子帝王的兴衰紧密联系起来，这五行便成了五德。每个朝代都有它所属的“德”，也像五行一般相互生克，由此，帝王轮换、朝代更替，也就有了最“自然”的规律。邹衍还有根有据地推演了“夏立木德、殷立金德、周立火德”的规律。
照此规律，秦灭周，水克火，所以秦立水德，那么汉灭秦，土克水，当是土德才对，怎么汉朝还行“水德”？汉初的名相张苍为他家天子、学问不高的刘邦打了个圆场，说暴秦根本不算一朝，咱大汉才是正统，接周朝的正朔，立水德合适。这个“错误”直到汉武帝时才得以纠正。在司马迁等人的提议下，汉武帝于公元前104年改历法，建《太初历》，立年号太初元年，同时又在新气象里加了一条，改奉土德。
这套“五德始终说”无论拿今天的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恐怕都难以说通，但是，它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有个根子，那就是“天命”——拥有正德者乃是受命于天的人，只有他才能推翻前朝，立新政。
中国人的“天”一定也有“德”。本来，直到殷商，人们还是机械地以天帝为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盲目迷信。但周人却活络地讲起了“天道靡常”，所谓“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就是说，“天命”将赋予“有德者”。于是，“天”在人间有了代言人，“德”成了天命与人道、天意与民意之间的中介，有德者承奉天命，这个“德”就几乎成了天命的具体化，有了崇高的“德性”。所以，西周以来推崇的“德政”，不但是身体力行的“德行”实践，也是崇高天命的“德性”标榜。
如此，五德始终说也就有了血缘接近的兄弟——无非是受命于天，你儒家讲究礼制之德、伦理之德，我阴阳家讲究五行之德，大家都是天命的德性，方能德行天下。
只不过，两种“德政”都有一点后遗症。邹衍的本意是拥有正德的人才可以掌握新政权，结果实践起来，却成了先掌握新政权，再推演德性，德性就跟宝座一样了，谁抢着是谁的；而周人定立的“有德”一旦成了天命的标准，后果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下野者一定“缺德”，罪行昭彰，天道难容。于是，一部由众多复杂因素催生的历史，也就沾上了好人坏人的游戏噱头。“德”为治政者所用，像舞者的长袖翩飞，数千年的历史也成了德行“秀”的舞台。
从“巡狩之礼”的“德”字发展为以德治国的德政，三千年前创立这种政治道德主义的西周人，应该说表现出深厚的人文理性。怀柔及远的德政，与崇尚武力、强者生存的霸道，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只不过，单纯“以德治国”却可能失于“德”，因为“德”与否，终归还是要受“人”左右，本想以德治人，却成了以人治德。在大行儒政德治的汉朝，就有童谣讽刺“举孝廉”的弄虚作假：“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
经过后来的字形变化，德字加了“心”，这算是添了一项重量级的评判标准吧。
大德，令他“三月不知肉味”
商汤灭掉夏桀以后，命令首辅伊尹创作乐舞，好歌颂自己将荒淫无度、暴虐无道的桀赶下政治舞台，救民于水火的伟大功德。史上第一位贤相伊尹果不负帝望，创作出著名的乐舞《大濩》，后来周代人将它编入了歌颂氏族英雄和贤德之主的《六大舞》之中。不过，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晋国的一代英主晋悼公在楚丘（今河南滑县东）观看《大濩》舞时，却受了舞蹈的惊吓而大病一场。原来，这《大濩》在《六大舞》中属于“武舞”，后世学者分析，恐怕这个舞蹈虽是歌功颂德，却保有原始舞蹈狂躁慑人的风格，才把个少年英主吓病了。
周人用前代的著名乐舞编成的《六大舞》中，最有名的还要算舜帝时的《大韶》，它是表现舜帝以文德治邦的。孔子就非常欣赏《大韶》，而且对它相当痴迷。传说孔子在齐国观赏了《大韶》乐舞后，竟三月不知肉味。他的学生颜渊向他请教治国安邦之法，他回答说，要推行夏代的历法，乘坐殷商的车舆，穿戴周朝的服饰，然后演奏《大韶》乐舞。
与孔子同时代的圣贤、吴国公子季札，对《大韶》也是同样的欣赏。有一回，吴国派季札出使鲁国，鲁国大夫叔孙穆子为招待他，举办了一场周代乐舞大汇演。当季札看到《六大舞》中的《大武》，肯定其舞乐形式完美，能从中体察周的强盛。《大濩》倒是没有吓到季圣人，但季札评价此舞“德行不足”。看到《大夏》，他说它歌颂勤勉却不敬德行。而当《大韶》舞出现时，季札兴奋不已，感慨道：“德已达到极致了！舜的盛德宏大无边，像天覆盖一切，像地承载万物。《大韶》表现了如此大德，恐怕没什么乐舞能超过它，下面的乐舞就不必再看了。”
一段乐舞如何表现如此宏大盛德，今人恐怕不容易理解。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九世孙、有“律圣”之誉的明代艺术家、数学家朱载堉，在他的著作《律吕精义》中对此作了解释。他说凡动作姿态，皆有一定含义，舞者的进、退、张、弛，身体的转侧、视线的俯仰，都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的德性。比如，转势之初表现“恻隐之仁”，小角度旋转表现温良、怀柔，转身一周就是执著、周全、圆满，等等。借此，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已然年久失传了的《大韶》舞，在当年圣人们眼中，是如何以身体的转旋、俯仰，传达着温良、踏实、谦逊、明智的大德。而遗有狞厉狂躁的原始之风的《大濩》也就自然谈不上有多少“德”了。
西周制礼作乐以为治世纲领，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无不表现出礼中有乐、乐中有礼的模式，于是，随着礼乐的盛行，其中蕴含的德的精神，也可以宣扬开来。
德行，行在哪里
孔子们称颂的“德”，与我们今天挂在嘴边的“道德”，概念并不完全吻合。他们那个“德”，还要崇高。
“德”首先是在甲骨文中出现的，字形如街道中藏着一只大大的眼睛。台湾学者唐诺看到街衢中的这只大眼，想到的是古老的德行自由自在地徘徊驻足于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眼神干净、童真。这样的“德”，真是无比美好，令人向往。可惜，有古文字学家较起真来，古老的德，恐怕很难说有多“童真”。
把甲骨“德”字拆开来分析，其外部结构意味着道路、行路，是四通八达的街道。街道中那只睁开的眼睛可以衍生出“看”、“观察”、“监视”的意思。而挨近眼睛的那条直线则表现目光所注，是观察或者监视动作的加强。郭沫若和闻一多先生就主张甲骨文中的这个“大眼”乃“省”字，“省”的古义是“省方”，省方就是巡狩。文字学家们又经过复杂的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分析，认为“省”与“德”字，在音和义两方面的关系都相当密切——结果，一个古老的“德”字就被指向了政治制度意义上的“巡狩之礼”。
学者郑开认为，“巡狩”是周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专用于天子。天子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巡行，表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重大含义，也是一个明确诸侯与天子臣属关系的过程。天子所到之处，征伐、威慑、考绩、祭祀、问政、修礼、观风，等等，都是“巡狩之礼”的重要内容，而其中核心的内容在于“朝会诸侯”，就好比今天的现场办公。巡狩与述职结合起来，天子现场裁度诸侯治政行为的优劣，对有功德于民者实行赏赐，对那些“不敬”、“不孝”、“不从”者给予惩戒。即便是巡狩之后有征伐，也区别于那些单纯炫耀武力的战争，是为“王道”而非“霸道”，非普通的征伐，乃“德伐”。
可见，“巡狩”乃是君君、臣臣的王制大礼，是天子播洒德政的有德之行。
事实上，“德”在最初总是与“行”、与符合礼制的具体行为联系在一起。“德”字千百次地出现在先秦典籍中，很多时候指的就是氏族传统的习惯行为、习惯法则，有时也用来表明贵族阶层的身份地位和行为模式，这恐怕都跟“德”字诞生之初的“巡狩”之制有关联。总之，先贤们所倡导的德，首先是德政，是巡狩之礼、现场办公一类的具体行为。“德”甫一降生，就具有政治制度的深刻背景。
孔子在谈及治国安邦时不忘《大韶》乐舞，自然是推崇德政的意思。儒学家们一向以为，如果士人阶层能凡事按礼制行事，所谓“行礼如仪”，再无微不至、一丝不苟地向全民施行礼乐诗教的感化和教化，把“自然人”改造成为“文化人”、“道德人”，治国也就不过“如指诸掌而已”。他们又把德政中与礼制卷裹在一块儿的德行，进行精神层面的揣摩和把玩，并向全社会推广。于是，到春秋中晚期，“德”不但包涵符合礼制的外在行为，也进入了内在修养的精神境界，普世意义的道德、社会伦理意义上的道德也渐趋成熟。有了无所不包的“礼”的制度建设、文化体系，和无所不在的“德”的精神气质，这就构成了儒家治政的理想环境。
崇尚德治的儒家治政模式到汉代有了更具体的表现。东汉和帝时，那位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有了第六世孙，叫董黯。董黯的母亲身体有病，喜爱句章（今浙江省慈溪市南）的溪水，董黯索性就在句章的溪边盖了房子用心供养母亲。新家的邻居王寄也有一位老母亲，王母总拿这件事来讽谕自己的儿子，结果惹得王寄恼羞成怒，一看到董黯外出，就乘机侮辱董母。董母去世之后，忍了好久的董黯为母亲报仇，杀掉了王寄，以王寄的首级祭奠母亲之后到官府自首。汉和帝知道了这件事，不但没有降罪于杀人者董黯，反而表彰董黯的孝行，还直接提拔他当郎中。这件在今天看来实在不合理法的事，实为汉代一个极为典型的“举孝廉”案例，算是一孝遮百丑、以德定乾坤吧。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皇上颁令郡国“举孝廉”开始，以孝、廉品德为标准来举察官吏的人才选用制度，成为两汉常制。这种对官吏品德的重视，便是实施德政的基础。从此以后，重贤德、重名节，以圣贤道德为行为范式的观念便根植于官员士人的思想中，而以德治世的理念也愈发根深叶茂。德，掌控起全社会的话语权。
明万历年间，有一位邹姓人中了进士，可还没有被任命官职。就在这时，他听说朝廷首辅、一手遮天的张居正竟然在父丧之后不顾“丁忧”之制，仍留在朝廷不回乡守孝，便上书谴责张居正的违礼违制，结果遭一通廷杖，革去进士头衔，降为士兵流放边疆。后来，张居正倒台，他被召回，当上了一个从七品的京官儿。不久，他便上书直接批评万历皇帝行事不能清心寡欲，皇上没理他——不追究他唐突算是给他面子。谁知他再次上书，竟指责皇上非但有过不改，还扯谎、装腔作势。史家分析，这位邹姓小官儿，敢于不断地挑战朝廷首辅，指斥皇上，拼的就是道德上的权威。
不过，据《明神宗实录》上讲，万历皇帝对邹氏等诤谏者的看法是，他们在拿道德作商品，不惜以直谤人君的办法作本钱，用来购买自己的声望。宁可在御前“大不敬”，哪管今朝获罪，明日定能扬名史册。所谓“武死战，文死谏”，有史家云，“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把道德声誉看作“商品”，这大概是孔圣人绝想不到的，不过，人的行为品德竟能成为“本钱”和“商品”，却也反映了“德行”在社会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中的超高价值：德，真是很行！
天命的“德性”
公元前202年，刘邦灭了秦又肃清了各地的割据势力，统一天下，建立汉朝。新朝初立不久，有臣子向他请示，您看咱这朝立哪一“德”呢？刘邦曾自认为属“黑帝”，按五行说法，黑色属水，所以，大汉朝就行“水德”吧！
刘邦和他的臣子搞的这一套玄奥的玩意儿其实很有来头。战国时有位阴阳家叫邹衍，他创立了“五德始终说”，就是把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混搭在一起。他说，受命于天的帝王对天地间的变化有所感应，所以，自然界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就与天子帝王的兴衰紧密联系起来，这五行便成了五德。每个朝代都有它所属的“德”，也像五行一般相互生克，由此，帝王轮换、朝代更替，也就有了最“自然”的规律。邹衍还有根有据地推演了“夏立木德、殷立金德、周立火德”的规律。
照此规律，秦灭周，水克火，所以秦立水德，那么汉灭秦，土克水，当是土德才对，怎么汉朝还行“水德”？汉初的名相张苍为他家天子、学问不高的刘邦打了个圆场，说暴秦根本不算一朝，咱大汉才是正统，接周朝的正朔，立水德合适。这个“错误”直到汉武帝时才得以纠正。在司马迁等人的提议下，汉武帝于公元前104年改历法，建《太初历》，立年号太初元年，同时又在新气象里加了一条，改奉土德。
这套“五德始终说”无论拿今天的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恐怕都难以说通，但是，它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有个根子，那就是“天命”——拥有正德者乃是受命于天的人，只有他才能推翻前朝，立新政。
中国人的“天”一定也有“德”。本来，直到殷商，人们还是机械地以天帝为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盲目迷信。但周人却活络地讲起了“天道靡常”，所谓“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就是说，“天命”将赋予“有德者”。于是，“天”在人间有了代言人，“德”成了天命与人道、天意与民意之间的中介，有德者承奉天命，这个“德”就几乎成了天命的具体化，有了崇高的“德性”。所以，西周以来推崇的“德政”，不但是身体力行的“德行”实践，也是崇高天命的“德性”标榜。
如此，五德始终说也就有了血缘接近的兄弟——无非是受命于天，你儒家讲究礼制之德、伦理之德，我阴阳家讲究五行之德，大家都是天命的德性，方能德行天下。
只不过，两种“德政”都有一点后遗症。邹衍的本意是拥有正德的人才可以掌握新政权，结果实践起来，却成了先掌握新政权，再推演德性，德性就跟宝座一样了，谁抢着是谁的；而周人定立的“有德”一旦成了天命的标准，后果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下野者一定“缺德”，罪行昭彰，天道难容。于是，一部由众多复杂因素催生的历史，也就沾上了好人坏人的游戏噱头。“德”为治政者所用，像舞者的长袖翩飞，数千年的历史也成了德行“秀”的舞台。
从“巡狩之礼”的“德”字发展为以德治国的德政，三千年前创立这种政治道德主义的西周人，应该说表现出深厚的人文理性。怀柔及远的德政，与崇尚武力、强者生存的霸道，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只不过，单纯“以德治国”却可能失于“德”，因为“德”与否，终归还是要受“人”左右，本想以德治人，却成了以人治德。在大行儒政德治的汉朝，就有童谣讽刺“举孝廉”的弄虚作假：“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
经过后来的字形变化，德字加了“心”，这算是添了一项重量级的评判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