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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清流”，比喻德行高洁、勇于言事、有名望的士大夫，主要指以传统儒家规范为标准，侃侃论政的一批言官和谏官。他们的特点是坚执己见，甚至敢批君主逆鳞，持论甚高却又未必均有裨于实际。晚清“清流党”中最著者，除了陈宝琛和宝廷，就是后以办洋务出名的张之洞和后来成为李鸿章女婿的张佩纶。这四人当时均供职于翰林院，志趣相投情谊深厚，又都长于诗文，抨击同僚指陈时政也往往毫不留情，因此最为人所侧目。
可是，清流党看似风光，但随着清朝政治和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剧，清流党的日子也不好过了。经常成为其抨击对象的“浊流”不待见他们自不必说，另外，由于他们所持的儒家高论虽然看起来很美，但往往缺乏可操作性，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尤其是在掌握大权的地方督抚们眼里，动辄放言高论、侃侃谈兵谈洋务的清流简直就是自己大展施政宏图的障碍。而这时中央政府在恭亲王的主持下，其思路也是希望在中西文明碰撞的非常时期，尽可能避免不必要而又大伤元气的争论，走一条务实的变革之路。清流党的不合时宜性越来越凸显出来。笼罩在清流党身上的阴影也日趋浓重。陈宝琛说宝廷“早羡阳狂是镜机”，就是指他很早看到了这种危险，而提前以一种放荡不羁的方式进行趋避，逃离了是非的漩涡。
局势的演变似乎也验证了陈宝琛的判断。在宝廷被革职后不久的光绪十年，中法之间发生马尾海战，清政府官员和将领不战而逃，中方损失惨重，清流党成员也几乎遭受灭顶之灾。
清流党多以知兵自许，这一次却在保举军事人才上大大走眼，张佩纶在前线的仓皇遁逃更将书生的荏弱暴露无遗。本来书生谈兵，无论多么慷慨激昂，都只宜姑妄听之，难怪清政府将张佩纶派往前线会办福建海防要被舆论认定是在有意挫辱这些高调派了。
而在此之前，另一位清流党要角张之洞于光绪七年出任山西巡抚，在当时关心各派势力消长的人看来，已有分化、瓦解清流党的嫌疑。这种阴谋论无法细究，但一个事实是清楚的，到了光绪十年，清流党的声势近于消沉。
光绪二十六年，慈禧光绪于“庚子事变”中被八国联军逼得出京逃难，途中幸遇知县吴永办差尽力才免于冻馁。吴永此人十分钦敬李鸿章，其口述回忆录《庚子西狩丛谈》中曾记录了李鸿章与他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那时李鸿章已是人生暮年，回首宦途不禁感慨万千，愤激地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在这里，向来自负的李鸿章令人惊讶地流露出了一种人生失败之感，而之所以如此，他当然不会认为是自己才识不足，而是归咎于办事多遇牵制，以致未能尽才，自己主持的国家大事，也为之“阻挠不少”。牵制自己的力量，李鸿章则直指清流，比之于明末国家将亡时仍然大闹意气的东林党人，说他们少不更事，不考究实际，但求立异鸣高。李鸿章此处所说的言官升任封疆后，即对言官态度大变者，当隐指张之洞。张之洞当上封疆大吏后，不仅明里暗里和过去的清流朋友划清界限，议论也平实得多了。对这种转变当然不宜乱下道德判断，而应考量其身份之变化。
在李鸿章看来，言官谏官等清流们的最大弊端有二：脱离实际和泥古不化。检视史料，意外的是，对清流的这种认知并非李鸿章一人而然，在一些被后世公认为思想开明的先觉者、改革者那里，“守旧”几乎成了清流们一张无法摆脱的标签。
著名古文家、李鸿章幕僚吴汝纶在书信中感叹：“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
曾国藩之子、著名外交家曾纪泽在日记中把清流分为上中下三种：“上焉者，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绪论，发为悬虚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娼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就三种评之，此其下矣。”此处曾纪泽揭破了—个事实：名为清流，实则成分复杂流品不一。既有好名之徒，更有为了派系利益宁愿作违心之论的人，也不乏为了谋取私利而刻意诋毁他人者，而在曾氏看来，把这些名不副实的清流排除在外，清流之最上者，也不过能“自守”而已。
精通洋务、最早倡议向西方文明学习的郭嵩焘则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清流党首领李鸿藻，他在致友人函中愤慨地说：“李兰荪（李鸿藻字兰荪）之意，竟欲东讨日本，西击法郎西，直不知其意欲何为？当国二十年，乃有此昏谬，覆国亡家有余。徒与一二无知少年，肆口狂论，自命清流，而使元勋宿将，慨然流涕，以求引避，能不寒心？”
然而，—个容易为人忽略的事实是，李鸿章所痛恨的言官，多为其未能收买者。像对宝廷等人嬉笑怒骂的李慈铭也点过翰林，也喜欢大言高论，但其笔下从未拿李鸿章开刀，自然不在李鸿章痛恨之列。而李慈铭之所以善待李鸿章，实因为后者对他多所笼络也。
专司言责的人能够做到不被收买，是否应该承认，真正的清流，其人品和气节仍然有可取的地方？清流固然常常不知变通，但其迂执的议论最后发生作用，怎能独怪于他们？如果不是由于执政者缺乏主见和定见，又因为对出现权臣的危险过度敏感，隐藏着利用言官谏官对大臣制衡的心理，清流的一些高调又怎能进入决策层，乃至对国事产生负面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一批不畏权势、勇于言事的清流们，大吏们的气焰会嚣张得多，晚清政治也会更加污浊。
可是，清流党看似风光，但随着清朝政治和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剧，清流党的日子也不好过了。经常成为其抨击对象的“浊流”不待见他们自不必说，另外，由于他们所持的儒家高论虽然看起来很美，但往往缺乏可操作性，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尤其是在掌握大权的地方督抚们眼里，动辄放言高论、侃侃谈兵谈洋务的清流简直就是自己大展施政宏图的障碍。而这时中央政府在恭亲王的主持下，其思路也是希望在中西文明碰撞的非常时期，尽可能避免不必要而又大伤元气的争论，走一条务实的变革之路。清流党的不合时宜性越来越凸显出来。笼罩在清流党身上的阴影也日趋浓重。陈宝琛说宝廷“早羡阳狂是镜机”，就是指他很早看到了这种危险，而提前以一种放荡不羁的方式进行趋避，逃离了是非的漩涡。
局势的演变似乎也验证了陈宝琛的判断。在宝廷被革职后不久的光绪十年，中法之间发生马尾海战，清政府官员和将领不战而逃，中方损失惨重，清流党成员也几乎遭受灭顶之灾。
清流党多以知兵自许，这一次却在保举军事人才上大大走眼，张佩纶在前线的仓皇遁逃更将书生的荏弱暴露无遗。本来书生谈兵，无论多么慷慨激昂，都只宜姑妄听之，难怪清政府将张佩纶派往前线会办福建海防要被舆论认定是在有意挫辱这些高调派了。
而在此之前，另一位清流党要角张之洞于光绪七年出任山西巡抚，在当时关心各派势力消长的人看来，已有分化、瓦解清流党的嫌疑。这种阴谋论无法细究，但一个事实是清楚的，到了光绪十年，清流党的声势近于消沉。
光绪二十六年，慈禧光绪于“庚子事变”中被八国联军逼得出京逃难，途中幸遇知县吴永办差尽力才免于冻馁。吴永此人十分钦敬李鸿章，其口述回忆录《庚子西狩丛谈》中曾记录了李鸿章与他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那时李鸿章已是人生暮年，回首宦途不禁感慨万千，愤激地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在这里，向来自负的李鸿章令人惊讶地流露出了一种人生失败之感，而之所以如此，他当然不会认为是自己才识不足，而是归咎于办事多遇牵制，以致未能尽才，自己主持的国家大事，也为之“阻挠不少”。牵制自己的力量，李鸿章则直指清流，比之于明末国家将亡时仍然大闹意气的东林党人，说他们少不更事，不考究实际，但求立异鸣高。李鸿章此处所说的言官升任封疆后，即对言官态度大变者，当隐指张之洞。张之洞当上封疆大吏后，不仅明里暗里和过去的清流朋友划清界限，议论也平实得多了。对这种转变当然不宜乱下道德判断，而应考量其身份之变化。
在李鸿章看来，言官谏官等清流们的最大弊端有二：脱离实际和泥古不化。检视史料，意外的是，对清流的这种认知并非李鸿章一人而然，在一些被后世公认为思想开明的先觉者、改革者那里，“守旧”几乎成了清流们一张无法摆脱的标签。
著名古文家、李鸿章幕僚吴汝纶在书信中感叹：“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
曾国藩之子、著名外交家曾纪泽在日记中把清流分为上中下三种：“上焉者，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绪论，发为悬虚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娼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就三种评之，此其下矣。”此处曾纪泽揭破了—个事实：名为清流，实则成分复杂流品不一。既有好名之徒，更有为了派系利益宁愿作违心之论的人，也不乏为了谋取私利而刻意诋毁他人者，而在曾氏看来，把这些名不副实的清流排除在外，清流之最上者，也不过能“自守”而已。
精通洋务、最早倡议向西方文明学习的郭嵩焘则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清流党首领李鸿藻，他在致友人函中愤慨地说：“李兰荪（李鸿藻字兰荪）之意，竟欲东讨日本，西击法郎西，直不知其意欲何为？当国二十年，乃有此昏谬，覆国亡家有余。徒与一二无知少年，肆口狂论，自命清流，而使元勋宿将，慨然流涕，以求引避，能不寒心？”
然而，—个容易为人忽略的事实是，李鸿章所痛恨的言官，多为其未能收买者。像对宝廷等人嬉笑怒骂的李慈铭也点过翰林，也喜欢大言高论，但其笔下从未拿李鸿章开刀，自然不在李鸿章痛恨之列。而李慈铭之所以善待李鸿章，实因为后者对他多所笼络也。
专司言责的人能够做到不被收买，是否应该承认，真正的清流，其人品和气节仍然有可取的地方？清流固然常常不知变通，但其迂执的议论最后发生作用，怎能独怪于他们？如果不是由于执政者缺乏主见和定见，又因为对出现权臣的危险过度敏感，隐藏着利用言官谏官对大臣制衡的心理，清流的一些高调又怎能进入决策层，乃至对国事产生负面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一批不畏权势、勇于言事的清流们，大吏们的气焰会嚣张得多，晚清政治也会更加污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