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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建党一百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之路迭经险阻和艰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背后，是一系列充满胆识和魄力的结构性改革措施。经济改革的进程里，有“禁区”，有阻力，中国是如何达成共识，坚定驶向市场经济的彼岸？又是如何突破重重约束，把握住改革和稳定的平衡，连年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为此，南风窗记者专访历史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萧冬连。萧冬连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史、中国改革开放史。他曾长期任教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和国防大学，还先后受聘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等。
不改变是不行了
南风窗：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有内在的历史需求和驱动力的。在你看来，1978年前后，实行改革的主要动因是什么？当时面临的经济形势，是否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萧冬连：“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陷入严重困局，这集中反映在民生问题上，特别是农村，当时许多农民仍旧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1977年，万里从轻工业部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从1977年6月开始，他就在安徽农村考察了三个月，所见之处，使这位领导人相当震撼。很多农户家里，除了几个吃饭的土碗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了；睡的是土炕，连门都只是拿木头象征性地遮掩，可以说真的是家徒四壁。他随口问路边的一个农民，有什么愿望，连说三个，都是吃饱饭。随行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万里看到这种情形“泪流满面”。这也是为什么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的原因。
城市居民生活状况稍好一点，但职工工资20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全国城镇有两千万人等待就业等等，“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民生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中国长期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子，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建立了大小工业企业35万个，走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这个成就不应被忽视。问题在于，这种发展模式的特征是高速度低效率、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消费，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不低，但人民长期得不到实惠。主观上要这实现赶超，结果非但没有达到赶超的目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反而大大拉大了。据资料，1960年中国的经濟总量与日本差不多，到1978年时，只有日本的1/4。
这种差距在1978年大批干部出国考察后感受更加强烈，当时认为，差距至少20年，有些领域距离更远。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时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朝鲜访问回国途中，邓小平在东北和天津等地反复地谈到中国必须改革。他说，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要来一个革命”，“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当时几个重要的出国考察团都向中央写报告和汇报，详细介绍西欧、日本等地的成功经验以及他们的切身感受，这直接推动了1978年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正是在这次重要会议上，高层初步形成了改革的共识。
必须克服意识形态和过渡路径双重障碍
南风窗：在过往的论述中，你曾分阶段总结道，改革开放的第一时期是从1977年到1992年，“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尚未形成清晰的思路。包括各种争论在内，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实践，在第一期“探路”阶段，中国最终越过了市场化转上轨的临界点。在你看来，市场化转轨何以如此艰难？最困难的部分在哪里？
萧冬连：我曾经提过“三期改革”的说法。我把第一期改革定义为“探路”，包括改革模式、改革路径的探索。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用了15年的时间，到1992年的时候，才越过市场化转轨的临界点。所谓跨越临界点，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在观念层面，越过了“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么一个观念障碍。首先在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而到了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就正式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实际上，就在观念上达成了共识。
跨越临界点的另一个层面，则体现在经济结构上。当时的非国有经济，或者称之为体制外经济，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基本上是和国有经济一半一半，“平分天下”。从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来看，计划调节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大约各占50%，这就在结构上造成很难逆转的态势。
“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陷入严重困局，这集中反映在民生问题上，特别是农村，当时许多农民仍旧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
如何实现市场化转轨在当时确实是个难题。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是想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上来。但只有中国是比较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轨道。
市场化转轨为什么这么难？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观念上的障碍。传统的社会主义有一些信条或基本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比如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消灭私有制，实现单一的公有制；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是计划经济；在分配上只能实行按劳分配，不允许雇工经营和资本利得；等等—改革必然会触碰和冲击这样的观念，要突破起来是相当困难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改革初期，特别是在80年代第一期改革时期，始终存在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质疑。改革越深化，质疑就越激烈。因此我认为，在改革初期，主要障碍就是来自意识形态即传统社会主义观念。 改革面临的另一方面挑战是现实的，即如何平稳过渡到新的经济体制去？任何经济体，都由完整的结构组成，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某一个方面的改革，可能会引起整个体制的紊乱，和新旧体制间的摩擦、冲突。
结构背后是利益。这个“利益”不单单指特权利益，而是包括每个人的利益，都在其中。比如说物价改革，就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从中国改革的情况看，1985年之后，应该说改革目标大体上是有了。但问题是怎么过渡？当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所以还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
突破计划与市场对立的观念
南风窗：对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一开始并没有确定要搞市场经济。在1978年前后，党内出现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的意见。当时党内这种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改革观点，能不能说和之后到1992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存在一定的延续性和继承性？
萧冬连：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或者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改革中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该说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1978年一开始，并没有谁提出来说，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只是认为我们的体制只有计划指令，没有市场调节，造成了僵化，所以要把市场调节机制引入到计划经济里来。
更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的时候，陈云就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思想，认为在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占主体的情况下，允许有少量个体经济的存在；在国家计划市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少量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当时认为，资本主义在大的方面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在小的方面有一定合理性，企业的效率相对较高。而我们发展计划经济，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实行“大集中、小分散”。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在70年代末提出改革时，多数人是认同的。因此，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理论模板。在计划经济框架里引进市场调节，和后来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有连续性的。因为一旦引入市场机制，客观上必定会走上市场化方向，问题是能够走多远。
在计划经济框架里引进市场调节，和后来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有连续性的。因为一旦引入市场机制，客观上必定会走上市场化方向，问题是能够走多远。
1984年召开的第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这是观念上的第一个重大突破，尽管当时还不能提高市场经济，但是，至少在一部分人的观念中，商品经济实质上就是市场经济。
放权让利是改革起步的有效途径
南风窗：你曾总结说，中国的改革是从放权让利松绑起步的。放权让利对市场化转轨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萧冬连：行政性放权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过，特别是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就提到要下放权力，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等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来加快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有过几次权力下放的改革尝试，这主要是向地方政府。所以在观念上来讲，障碍不太大，实施起来相对容易一些。
改革为什么要从放权让利开始？这主要是因为在开始提出改革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改，但是究竟怎么改，并不是很清楚，从政府部门到学界都是这样。也许在少数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有一些比较清晰的认识，但要在全党取得共识并不容易。改革是一个全新的事情，谁也没有搞过。在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最好的途径就是先实施一些局部的试验，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创新。
诉诸局部的试验，总结成功经验再推广全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传统做法。要鼓励地方，首先就是要有序开放权利，过去不能做的事情，现在允许大家大胆地试验。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机会和激励，使各层级甚至民间力量都参与到改革中来，而不是只依赖自上而下的行动。从改革驱动力的角度来看，对于推行改革，放权让利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在当时，放权让利主要是放四个方面，第一是对农民的松绑和让利，大规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尊重农民自主权。第二是对城镇居民松绑，广开就业门路，可以自谋职业，发展个体经济。第三是对地方政府的权力下放，这主要体现在财政上，从全国一口大锅吃饭，到“分灶吃饭”。第四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自主权让利改革这引起了两个结果：其一，这强化了地方政府自主发展的动力。其二，促进了体制外经济的迅速发展，这是放权让利最有意义的结果。所谓体制外经济包括了城镇个体经济、农村乡镇企业、最早的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发展，从而很快促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到90年代初形成了非国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平分天下”的经济结构，这应该是80年代改革最大的突破。
不過在对企业放权让利方面效果不彰，到90年代初，让利空间已经很小了，企业却没有真正搞活。所以，此后国有企业的改革重心转到产权改革。
农村改革释放巨大市场力量
南风窗：改革开放的事业是从农村起步的。我们该如何看待农村经济发展变革对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所起的作用？
萧冬连：从以上放权让利四个方面来看，其中最具有示范意义的，是农村改革的率先突破。它对整盘市场化改革大棋具有全局性意义。首先是在政治上凝聚了改革共识。开始，大家对于农村改革也是争论不断。直到1984年以后，基本统一认识，因为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
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机会和激励，使各层级甚至民间力量都参与到改革中来，而不是只依赖自上而下的行动。从改革驱动力的角度来看，对于推行改革，放权让利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产量连续几年超常增长，1984年还出现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国家的粮食仓库收不下，政府财政也难以承受，因为农产品收购，每年政府财政补贴的支出在200亿元左右。然而，这只是“丰收的烦恼”。农产品的全面增长，在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上取得很大进展。过去很长时间都解决不了的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或改善。
这也大大提高了改革的信誉度和改革的信心。邓小平说得很清楚，“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这也促使经济改革从1985年开始转入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上来。
其次，农村改革确实释放出了巨大的市场力量。在这个市场体系的建立中，农村地区出现了一批“专业户”“重点户”“万元户”，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同时，开拓了城乡市场的建设，最早是农村和城市的农产品贸易市场；随后出现了以乡镇企业产品为主的专业市场，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在80年代浙江崛起的十大专业市场，行销全国，还出现了异地经商、长途贩运等商业模式。
最具历史意义的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过去一些地方，比如苏南地区，乡镇企业有一定基础。在1984年后，乡镇企业就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我们所说的体制外经济，在80年代其主体就是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市场力量的迸发，还体现在“民工潮”的兴起。起初，农民工在当地“离土不离乡”，进入乡镇企业。然后在80年代中期开始，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异地转移，到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打工。“民工潮”的出现并不是政策预设的结果，但沿海地区“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需要农民工，农民自己也需要寻求新的出路，所以这个趋势是无法阻止的。
它的意义，就是促成了一个庞大的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当时的就业制度还没有改革，体制内的职工是不能流动的，而庞大的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就满足了当时体制外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放权让利对于改革，最大的意义就是推动了体制外经济的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