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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明清以前，中华文化凭借爱好和平、兼容并包的特质，总能将外来的异质文化同化吸收。明清以来，中华文化遭遇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直至难以自保的境地。中国近代各阶级、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难探索皆以失败告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文化经过艰难调整后蓄势再出发。
关键词：中华文化;调整;再出发
如果说中华文化是优秀的，这种文化却在与西方文化的较量中一败涂地，直至亡国灭种的边缘——这已是被证明了的史实;如果说中华文化是劣质的，这种文化却不但能够使中华文明屹立八千年而不倒，是唯一在历史长河中没有断流的文明，且历久弥新，越来越彰显其旺盛的生命力。这一观点看上去是个悖论，实质上是中华文化在与异文化碰撞后的调整再出发。搞懂弄清这一观点，要梳理中华文化的源流，厘清中华文化的近代遭遇，从而理解中华文化艰难调整再出发的长过程。
一、中华文化是爱好和平的文化
中华文化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西方文化是建立在游牧、商业文明基础上的。正如钱穆所言：农业生活依赖气候、雨泽、土壤，此三因素都非人力能及，因此农耕文化强调天人共生，农耕生活追求安分守己，中华文化向来爱好和平。然西方文化恰恰相反。游牧、商业文明起因于内生力不足，故而向外进取拓展。要知道，草原和滨海地带，可供人们生存与生活的物质资料十分有限，且其内部生存环境相当恶劣，因此游牧、商业民族有很强的战胜心理与征服欲望。
这是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探讨中华文化的起源，进而证明中华文化的内在本质。事实上，爱好和平在中华文化里随处可见。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节俭”、“尚贤”，最能代表平民利益，强调无差别、无等级。代表没落旧贵族的孔子创立儒学，渴望恢复西周礼乐，强调以仁为己任。此后，历代儒学家革故鼎新、继承发展，但始终以“仁”为原点。
中华文化的源流是爱好和平的，中华文化的最终归宿也是和平。中国历代志士仁人以构建大同世界为最高理想，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对内民族融合，对外文化移植。钱穆将中华文化的演进分为先秦、汉唐和宋元明清三个时代，并提出先秦时代是民族融合、国家凝成的时代，大同理想在此时期内基本构筑起来;汉唐时代建构起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这是实现理想文化共通的基本框架;宋元明清时代在不违背融合的前提下实现了个性伸展，实现了文学、美术、工艺等的自由绽放。尽管在发展演进过程中，中华文化在某些发展阶段上表现出一些缺点不足，但是照此理想状态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文化一定可以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
二、中华文化的近代遭遇
宋元明清以来，中华文化表现出不少弱点。正当这些弱点逐渐暴露时，恰又遇到了一个新鲜异质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以其精力充盈、富强进取之姿态向中国文化迎面冲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帝国主义一波接一波的侵略狂潮下，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华文化几乎难以自保。
对比明清之前的中华文化，无论是面对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喧嚣混乱，还是面对少数民族文化渗透，都始终保持着原有的文化姿态，并轻而易举的同化了其他文化。即便是面对外来的佛教文化，也是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以高度热忱学习借鉴佛教文化，积极把佛教思想引入中华文化，最终将其中国化了。为何明清以来，中华文化表现得处处不如人了呢？如前所述，中华文化是农耕文明下的爱好和平的文化，向来追求民族融合、天下大同，西方文化是商业文化，向来追求进取强盛。中西方文化对峙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三、中华文化的艰难调整
自鸦片战争始，百年近代史成为中华文化的梦魇。中华民族在战场上连吃败仗，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中华民族在一向引以为豪的文化上也吃了大败仗、大苦头。西方文化的优势是西方人在各方面获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失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鸦片战争刚刚失利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并没有受到致命打击。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向西方学习就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简言之，魏源认为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只是由于中国人不重视西方科技，因此我们向西方学习的只是他们的科技，在文化上中国始终是天朝上国，西方只是落后的蛮夷小国。
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地主階级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洋务派的逐渐崛起，和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残酷现实密不可分。这一残酷现实刺激了洋务派官员的神经，使他们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唯有向西方学习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局。洋务派办近代企业、兴近代教育、选派留学生、创建新式海陆军，这些对于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是有进步的意义。但是，洋务派的官员很大部分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清朝大臣，他们内心深处仍将儒学经典奉为万事不变的法则。然而，西方文明的步步紧逼迫切要求洋务派从文化上阐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并直面西学引进会不会冲击中学正统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洋务派努力地去证明中学与西学能够互相融通，西学引进能够更好的巩固中学正统。“西学中源”说就此运而生。
直至甲午一战，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梦想彻底破灭，中华文化进一步遭受重创，中国知识分子觉醒了。打着救亡图存的大旗，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艰难探索。资产阶级相继领导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同时获得人民大众的广泛支持，将孔子说成变法的先师，借助经学的外衣来宣传维新变法的合理性。也就是说，维新派在引进西方政治制度时不得不高举孔学大旗，以重释孔学义理来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辩护。这充分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文明的时候仍然采取了含蓄保守的态度。即便如此，戊戌变法还是遭到了顽固派的绞杀而宣告破产。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和妥协，又使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
四、中华文化的调整再出发
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救亡图存运动，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中华文化的艰难调整。只是他们都没有正确回答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华文化向何处去？中国的知识分子陷入深深的苦恼。
历史的发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十月革命的胜利，向中国昭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强大的理论引导力。学生为先锋掀起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迅速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自此，中华文化找到了新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新的精神基因——马克思主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沃土、为根基，中华文化经过艰难探索调整以后走上了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参考文献：
[1] 钱穆.《中华文化史导论》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关键词：中华文化;调整;再出发
如果说中华文化是优秀的，这种文化却在与西方文化的较量中一败涂地，直至亡国灭种的边缘——这已是被证明了的史实;如果说中华文化是劣质的，这种文化却不但能够使中华文明屹立八千年而不倒，是唯一在历史长河中没有断流的文明，且历久弥新，越来越彰显其旺盛的生命力。这一观点看上去是个悖论，实质上是中华文化在与异文化碰撞后的调整再出发。搞懂弄清这一观点，要梳理中华文化的源流，厘清中华文化的近代遭遇，从而理解中华文化艰难调整再出发的长过程。
一、中华文化是爱好和平的文化
中华文化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西方文化是建立在游牧、商业文明基础上的。正如钱穆所言：农业生活依赖气候、雨泽、土壤，此三因素都非人力能及，因此农耕文化强调天人共生，农耕生活追求安分守己，中华文化向来爱好和平。然西方文化恰恰相反。游牧、商业文明起因于内生力不足，故而向外进取拓展。要知道，草原和滨海地带，可供人们生存与生活的物质资料十分有限，且其内部生存环境相当恶劣，因此游牧、商业民族有很强的战胜心理与征服欲望。
这是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探讨中华文化的起源，进而证明中华文化的内在本质。事实上，爱好和平在中华文化里随处可见。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节俭”、“尚贤”，最能代表平民利益，强调无差别、无等级。代表没落旧贵族的孔子创立儒学，渴望恢复西周礼乐，强调以仁为己任。此后，历代儒学家革故鼎新、继承发展，但始终以“仁”为原点。
中华文化的源流是爱好和平的，中华文化的最终归宿也是和平。中国历代志士仁人以构建大同世界为最高理想，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对内民族融合，对外文化移植。钱穆将中华文化的演进分为先秦、汉唐和宋元明清三个时代，并提出先秦时代是民族融合、国家凝成的时代，大同理想在此时期内基本构筑起来;汉唐时代建构起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这是实现理想文化共通的基本框架;宋元明清时代在不违背融合的前提下实现了个性伸展，实现了文学、美术、工艺等的自由绽放。尽管在发展演进过程中，中华文化在某些发展阶段上表现出一些缺点不足，但是照此理想状态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文化一定可以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
二、中华文化的近代遭遇
宋元明清以来，中华文化表现出不少弱点。正当这些弱点逐渐暴露时，恰又遇到了一个新鲜异质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以其精力充盈、富强进取之姿态向中国文化迎面冲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帝国主义一波接一波的侵略狂潮下，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华文化几乎难以自保。
对比明清之前的中华文化，无论是面对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喧嚣混乱，还是面对少数民族文化渗透，都始终保持着原有的文化姿态，并轻而易举的同化了其他文化。即便是面对外来的佛教文化，也是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以高度热忱学习借鉴佛教文化，积极把佛教思想引入中华文化，最终将其中国化了。为何明清以来，中华文化表现得处处不如人了呢？如前所述，中华文化是农耕文明下的爱好和平的文化，向来追求民族融合、天下大同，西方文化是商业文化，向来追求进取强盛。中西方文化对峙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三、中华文化的艰难调整
自鸦片战争始，百年近代史成为中华文化的梦魇。中华民族在战场上连吃败仗，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中华民族在一向引以为豪的文化上也吃了大败仗、大苦头。西方文化的优势是西方人在各方面获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失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鸦片战争刚刚失利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并没有受到致命打击。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向西方学习就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简言之，魏源认为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只是由于中国人不重视西方科技，因此我们向西方学习的只是他们的科技，在文化上中国始终是天朝上国，西方只是落后的蛮夷小国。
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地主階级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洋务派的逐渐崛起，和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残酷现实密不可分。这一残酷现实刺激了洋务派官员的神经，使他们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唯有向西方学习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局。洋务派办近代企业、兴近代教育、选派留学生、创建新式海陆军，这些对于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是有进步的意义。但是，洋务派的官员很大部分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清朝大臣，他们内心深处仍将儒学经典奉为万事不变的法则。然而，西方文明的步步紧逼迫切要求洋务派从文化上阐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并直面西学引进会不会冲击中学正统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洋务派努力地去证明中学与西学能够互相融通，西学引进能够更好的巩固中学正统。“西学中源”说就此运而生。
直至甲午一战，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梦想彻底破灭，中华文化进一步遭受重创，中国知识分子觉醒了。打着救亡图存的大旗，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艰难探索。资产阶级相继领导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同时获得人民大众的广泛支持，将孔子说成变法的先师，借助经学的外衣来宣传维新变法的合理性。也就是说，维新派在引进西方政治制度时不得不高举孔学大旗，以重释孔学义理来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辩护。这充分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文明的时候仍然采取了含蓄保守的态度。即便如此，戊戌变法还是遭到了顽固派的绞杀而宣告破产。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和妥协，又使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
四、中华文化的调整再出发
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救亡图存运动，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中华文化的艰难调整。只是他们都没有正确回答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华文化向何处去？中国的知识分子陷入深深的苦恼。
历史的发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十月革命的胜利，向中国昭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强大的理论引导力。学生为先锋掀起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迅速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自此，中华文化找到了新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新的精神基因——马克思主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沃土、为根基，中华文化经过艰难探索调整以后走上了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参考文献：
[1] 钱穆.《中华文化史导论》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