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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形态》（即《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熟的重要标志，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马克思曾经提到过写作《形态》的目的：“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可惜的是，这部著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并未正式发表，其“费尔巴哈”章甚至还未完成，这就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专家学者从文献学角度对该著作，特别是未完成的“费尔巴哈”章进行了大量的考证研究。尽管编译出版了不同版本的《形态》手稿，但由于各种客观原因，仍未能达到手稿的原始面貌。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 版本 大束手稿 小束手稿 文献学研究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现就《形态》的手稿现状、写作时间、各版本的编排情况作出分析说明：
一、从手稿的形态来看
两卷本的《形态》除了第二卷的第2篇和第3篇缺失以外，其它手稿都接近完成可以付印了，問题最大的是未完成的“费尔巴哈”章。“费尔巴哈”章的手稿分为“大束手稿”和“小束手稿”。“大束手稿”主要是由恩格斯完成的，据推测属于底稿，上面标有恩格斯的纸张序号和马克思的页码符号。页码序号基本上是连续的，而纸张序号则有两处大的飞跃，它分成了三个部分，被称为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一部分加进了1962年由巴纳所发现的三页手稿，另外在几页上还标有（？）的编辑符号。在第三部分的最后有马克思写的备忘录。“小束手稿”据推测是在“大束手稿”写完后而做的修订稿和誊清稿，虽然没有（？）的编辑序号，但却有三种标题（？）。手稿上注有恩格斯和伯恩斯坦所标的纸张符号，但没有页码序号。
二、从手稿的写作时间来看
根据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版的由阿多拉茨基主编的《马克思年表》，马克思与恩格斯与1845年9月初阅读了《维干德季刊》第三卷，并决定动笔撰写大部头的论战性著作《莱比锡宗教会议》。1846年1月至5月初，马、恩决定改变原来的写作计划，打算写一个关于费尔巴哈的部分和几篇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章节，来扩充手稿的内容，这就是后来的《形态》。该书的写作时间一直延续到5月初。
根据前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的考证，《形态》的写作时间应始于1845年11月，于1846年4月间基本结束，至迟不晚于1846年8月中旬。此前的研究者大多都认为《维干德季刊》第三卷应于1845年的第三季出版，但后来的研究表明该卷延期至第四季度才得以面世，确切时间是1845年10月16～18日间。这样看来，上述日期就成为《形态》写作时间的上限。
至1846年夏为止，《形态》手稿中除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之外，基本上全部告一段路，这一点从马克思1845年5月14～16日至魏德迈的信件中就可做出判断。但第一章“费尔巴哈”的写作并不顺利，尤其是在马克思得知《形态》不能如期出版的消息之后，一度放弃了这一张的写作。在恩格斯于1846年8月19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提到了费尔巴哈发表的《模仿者》的《宗教的本质》一文，他向马克思简要地描述了该文的内容，并提醒道：“如果其中一些重要段落有，我就尽快把它摘录给你，使你能够用在有关费尔巴哈的地方。”这里提到的“有关费尔巴哈的地方”指的就是《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这封信提示我们直至1846年下半年，马克思仍有计划完成该章的写作，于是恩格斯在信中提供最新的批判资料。但根据恩格斯的回忆，这一章还是没有完成，至于写作计划在何时决定最终放弃，至今还不清楚。
三、各版本的编排情况
1.梁赞诺夫版。该版只编辑了“费尔巴哈”章，“将底稿按顺序变成了活字”，仅仅有选择性地标出了一部分被认为重要的删除文字，而对于马克思的笔迹和对手稿的修改、增补过程，则是通过脚注来注明。另外，梁赞诺夫还将大束手稿视作“费尔巴哈”章的基础部分，将小束手稿中的一部分（{1}{2}{1？}{2？}{5}）视为独立单元，将另一部分（{3}{4}）视为大束手稿的补充。由于巴纳发现新手稿一事晚于梁赞诺夫版的刊发，因而相关内容未见于梁赞诺夫版。梁赞诺夫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已经意识到尊重历史对于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及其学术研究的价值，但是当时严格的历史考证方法和原则并没有产生和形成。
2.阿多拉茨基版。该版本文中同样没有1962年新发现的三页手稿，但完整发表了《形态》的两卷手稿，其在正文中刊登的是修改后的最终文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删改和增补等内容被收录到“文本异文”中。该版是迄今为止聚诉最众的版本，主要问题在于阿多拉茨基认定手稿并未成型，因而需要编辑者对内容和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该版尤其是“费尔巴哈”章在文本编辑方面就很大程度地远离了手稿原貌，不仅对于小束手稿未加辨异，更将马克思编码连贯的大束手稿随意切位几十个片段，形成了看似连贯实则有悖于基本编辑原则的版本。广松涉对这个版本持否定态度，甚至认为它“事实上等于伪书”，用他的原话就是该版本“先把手稿拆的七零八乱，然后用浆糊和剪刀进行剪贴”，所以广松涉认为此版简直就是一个“赝品”。另外该版本对于小束手稿未加区分，全部置于大束手稿之前，大束手稿基本上被拆分零散，无法按照页码排序。
3.巴加图利亚版。相比以前的版本，巴加图利亚版中主要有三个方面改进：第一，恢复了马克思手稿中的原有结构，将五份手稿分为四个部分，共二十七节；第二，增加了新找到的三页手稿；第三，重新编入原先被删除的文字和修改记录；第四，根据手稿内容加入了二十七个小标题，其中除了章名和第一节的标题是手稿原有的，第二十七节，即社会意识形态，是编者把标注作为标题外，其余皆为编者自拟的。
4.广松涉版。1974年由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新编辑版<形态>》也称广松版，该版本对《形态》文献学研究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主编广松涉提出诸多不同于MEGA编委会的编辑主张，他认为此前的版本对于小束手稿的处理都过于草率，没有能够深入细致地考虑小束手稿的单元结构，也未能明确各单元相应的职能及其与大束手稿之间的关系。另外，广松涉还质疑了新德文版和试刊版对于手稿[I]的处理方式，他认为缺乏确凿的证据证明手稿[I]应为大束手稿中缺失的[1]、[2]，这两页手稿也有可能是马克思筛选出来作为第二章开端的内容。鉴于上述不确定因素，广松涉把手稿[I]作为正文的附录安排在最后，而非大束手稿之前。这里特别要强调与其它版本相比较广松涉主要在两个方面体现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他将恩格斯标注的页码和马克思标注页码同时在页面上体现出来，使读者对其结构上的变化有一个直观的了解。第二，广松涉通过不同字体的方式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字体区别开来，并且用不同大小字体和相应符号的方式将删除、修改过程在页面上体现出来，大大方便了研究者对不同执笔者和删改过程的了解，尽管由于技术原因仍然不能够做得如其所愿那样以影印件的方式展示原始面貌。
四、结语
随着文献编辑工作的进步，我们能够越来越接近《形态》的本来面貌，但是由于各种客观的历史原因，我们永远不能够达到手稿的原始面貌。从上述不同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形态》的编辑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编辑理念：一种是以再现原文创作过程、保留一切原始痕迹为主旨的原始顺序版；一种是以突出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的写作逻辑结构为主旨的编辑改编版。第一种包括梁版、巴版、广版、MEGA2试行版；第二种以阿多拉茨基版为代表。后者尽管被目前严厉指摘，但关于手稿逻辑的研究仍然是编者们不可回避的话题，或者说，只有在理解手稿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对手稿的结构安排提出更为合理的构想。上述手稿两种编辑原则的冲突，不是《形态》手稿特具的问题，而是一切手稿编辑工作中都会遇到的状况。
总之，关注表层结构的文献学工作应该与关注文本逻辑结构研究密切相结合，两者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缺乏了后者的辅助工作，我们难以想象仅凭文本考据工作能够完成任何哲学手稿的重构工作，而缺乏了前者细致入微的辨别考证，关于文本的逻辑讨论很可能成为空中楼阁，脱离了具体的书写语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年表，弗·阿多拉茨基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白金荣（1990—）女。民族：汉。山西省吕梁市人。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 版本 大束手稿 小束手稿 文献学研究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现就《形态》的手稿现状、写作时间、各版本的编排情况作出分析说明：
一、从手稿的形态来看
两卷本的《形态》除了第二卷的第2篇和第3篇缺失以外，其它手稿都接近完成可以付印了，問题最大的是未完成的“费尔巴哈”章。“费尔巴哈”章的手稿分为“大束手稿”和“小束手稿”。“大束手稿”主要是由恩格斯完成的，据推测属于底稿，上面标有恩格斯的纸张序号和马克思的页码符号。页码序号基本上是连续的，而纸张序号则有两处大的飞跃，它分成了三个部分，被称为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一部分加进了1962年由巴纳所发现的三页手稿，另外在几页上还标有（？）的编辑符号。在第三部分的最后有马克思写的备忘录。“小束手稿”据推测是在“大束手稿”写完后而做的修订稿和誊清稿，虽然没有（？）的编辑序号，但却有三种标题（？）。手稿上注有恩格斯和伯恩斯坦所标的纸张符号，但没有页码序号。
二、从手稿的写作时间来看
根据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版的由阿多拉茨基主编的《马克思年表》，马克思与恩格斯与1845年9月初阅读了《维干德季刊》第三卷，并决定动笔撰写大部头的论战性著作《莱比锡宗教会议》。1846年1月至5月初，马、恩决定改变原来的写作计划，打算写一个关于费尔巴哈的部分和几篇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章节，来扩充手稿的内容，这就是后来的《形态》。该书的写作时间一直延续到5月初。
根据前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的考证，《形态》的写作时间应始于1845年11月，于1846年4月间基本结束，至迟不晚于1846年8月中旬。此前的研究者大多都认为《维干德季刊》第三卷应于1845年的第三季出版，但后来的研究表明该卷延期至第四季度才得以面世，确切时间是1845年10月16～18日间。这样看来，上述日期就成为《形态》写作时间的上限。
至1846年夏为止，《形态》手稿中除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之外，基本上全部告一段路，这一点从马克思1845年5月14～16日至魏德迈的信件中就可做出判断。但第一章“费尔巴哈”的写作并不顺利，尤其是在马克思得知《形态》不能如期出版的消息之后，一度放弃了这一张的写作。在恩格斯于1846年8月19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提到了费尔巴哈发表的《模仿者》的《宗教的本质》一文，他向马克思简要地描述了该文的内容，并提醒道：“如果其中一些重要段落有，我就尽快把它摘录给你，使你能够用在有关费尔巴哈的地方。”这里提到的“有关费尔巴哈的地方”指的就是《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这封信提示我们直至1846年下半年，马克思仍有计划完成该章的写作，于是恩格斯在信中提供最新的批判资料。但根据恩格斯的回忆，这一章还是没有完成，至于写作计划在何时决定最终放弃，至今还不清楚。
三、各版本的编排情况
1.梁赞诺夫版。该版只编辑了“费尔巴哈”章，“将底稿按顺序变成了活字”，仅仅有选择性地标出了一部分被认为重要的删除文字，而对于马克思的笔迹和对手稿的修改、增补过程，则是通过脚注来注明。另外，梁赞诺夫还将大束手稿视作“费尔巴哈”章的基础部分，将小束手稿中的一部分（{1}{2}{1？}{2？}{5}）视为独立单元，将另一部分（{3}{4}）视为大束手稿的补充。由于巴纳发现新手稿一事晚于梁赞诺夫版的刊发，因而相关内容未见于梁赞诺夫版。梁赞诺夫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已经意识到尊重历史对于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及其学术研究的价值，但是当时严格的历史考证方法和原则并没有产生和形成。
2.阿多拉茨基版。该版本文中同样没有1962年新发现的三页手稿，但完整发表了《形态》的两卷手稿，其在正文中刊登的是修改后的最终文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删改和增补等内容被收录到“文本异文”中。该版是迄今为止聚诉最众的版本，主要问题在于阿多拉茨基认定手稿并未成型，因而需要编辑者对内容和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该版尤其是“费尔巴哈”章在文本编辑方面就很大程度地远离了手稿原貌，不仅对于小束手稿未加辨异，更将马克思编码连贯的大束手稿随意切位几十个片段，形成了看似连贯实则有悖于基本编辑原则的版本。广松涉对这个版本持否定态度，甚至认为它“事实上等于伪书”，用他的原话就是该版本“先把手稿拆的七零八乱，然后用浆糊和剪刀进行剪贴”，所以广松涉认为此版简直就是一个“赝品”。另外该版本对于小束手稿未加区分，全部置于大束手稿之前，大束手稿基本上被拆分零散，无法按照页码排序。
3.巴加图利亚版。相比以前的版本，巴加图利亚版中主要有三个方面改进：第一，恢复了马克思手稿中的原有结构，将五份手稿分为四个部分，共二十七节；第二，增加了新找到的三页手稿；第三，重新编入原先被删除的文字和修改记录；第四，根据手稿内容加入了二十七个小标题，其中除了章名和第一节的标题是手稿原有的，第二十七节，即社会意识形态，是编者把标注作为标题外，其余皆为编者自拟的。
4.广松涉版。1974年由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新编辑版<形态>》也称广松版，该版本对《形态》文献学研究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主编广松涉提出诸多不同于MEGA编委会的编辑主张，他认为此前的版本对于小束手稿的处理都过于草率，没有能够深入细致地考虑小束手稿的单元结构，也未能明确各单元相应的职能及其与大束手稿之间的关系。另外，广松涉还质疑了新德文版和试刊版对于手稿[I]的处理方式，他认为缺乏确凿的证据证明手稿[I]应为大束手稿中缺失的[1]、[2]，这两页手稿也有可能是马克思筛选出来作为第二章开端的内容。鉴于上述不确定因素，广松涉把手稿[I]作为正文的附录安排在最后，而非大束手稿之前。这里特别要强调与其它版本相比较广松涉主要在两个方面体现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他将恩格斯标注的页码和马克思标注页码同时在页面上体现出来，使读者对其结构上的变化有一个直观的了解。第二，广松涉通过不同字体的方式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字体区别开来，并且用不同大小字体和相应符号的方式将删除、修改过程在页面上体现出来，大大方便了研究者对不同执笔者和删改过程的了解，尽管由于技术原因仍然不能够做得如其所愿那样以影印件的方式展示原始面貌。
四、结语
随着文献编辑工作的进步，我们能够越来越接近《形态》的本来面貌，但是由于各种客观的历史原因，我们永远不能够达到手稿的原始面貌。从上述不同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形态》的编辑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编辑理念：一种是以再现原文创作过程、保留一切原始痕迹为主旨的原始顺序版；一种是以突出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的写作逻辑结构为主旨的编辑改编版。第一种包括梁版、巴版、广版、MEGA2试行版；第二种以阿多拉茨基版为代表。后者尽管被目前严厉指摘，但关于手稿逻辑的研究仍然是编者们不可回避的话题，或者说，只有在理解手稿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对手稿的结构安排提出更为合理的构想。上述手稿两种编辑原则的冲突，不是《形态》手稿特具的问题，而是一切手稿编辑工作中都会遇到的状况。
总之，关注表层结构的文献学工作应该与关注文本逻辑结构研究密切相结合，两者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缺乏了后者的辅助工作，我们难以想象仅凭文本考据工作能够完成任何哲学手稿的重构工作，而缺乏了前者细致入微的辨别考证，关于文本的逻辑讨论很可能成为空中楼阁，脱离了具体的书写语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年表，弗·阿多拉茨基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白金荣（1990—）女。民族：汉。山西省吕梁市人。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