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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初志书人大多是前朝移民，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是中国墓志书法发展的鼎盛时期，名才士与名家也参与墓志的书写，书丹者对墓志书法的形成与演变有着直接影响。在之前对唐代墓志整理的累积上，现对长安地区墓志进行整理，总结出书丹者的基本情况以及涉及到的地域迁徙问题。
关键词：长安;唐代;墓志;书丹
一、书丹者情况
北魏时期就已出现墓志书人署名，华人德先生指出：“南北朝后期，墓志始有撰、书人姓名，然仅见数块。初唐时亦寥寥无几，至盛唐而渐增，中唐以后，几乎都必有撰、书者姓名了。”根据整理，《长安新出墓志》唐代得有书人署名的墓志28方。初唐时期，即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先天元年（618-712）署有书人的有1方，盛唐时期，即玄宗开元年至代宗永泰二年（713-766）有6方，中唐以后，即代宗大历元年后（766-907）有21方，从整体来看，书人的署名率为18.9%，所占比例并不高。
此28方墓志中，注明书者与志主关系的共16方，占总数的57.1%，且都为亲属书写。通过进一步对长安其他地区出土的书人署名情况的整理，得出以下数据：共统计162方署有书人的志文，署名中出现与志主关系的依旧仅为亲属，共34方，占总数21%;其中包含兄弟、堂兄、堂弟、从兄、从弟、子、次子、孤子、嗣子、次男、子婿、姪（侄）、堂侄、外甥、外孙、夫以及家族内署名未注明关系的书者。如《长安新出墓志》中“兄通直郎前行河中府参军汝南县开国男珦书”、“次子行素书”、“外孙清河房实书”、“弟太中大夫守京兆尹赐紫金鱼袋铦书”;《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中“姪朝请郎行前行河东府参军正义书”、“孝子庭铦书”、“孤子义方书”等。由此可见，署与志主关系在墓志中并不多见，且几乎为亲属书写，剩余未署与志主关系的墓志，志文中很少出现相关信息，说明题署为探究书人与志主关系的直接途径。
此外，撰书人相同的墓志有44方，占总数27.2%。撰人署名有多种用语，如“撰”、“文”、“述”、“纂”、“撰文”、“制”。如《大唐故曹州□史韋府君夫人晉原郡君王氏墓誌銘并序》题曰“皇弟左衛大將軍荊州大都督上柱國紀王纂”，《唐故赠太子少保管國公武府君墓誌銘并序》题曰“尚書考功員外郎武功蘇頲撰”，《唐故嶺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赠工部尚書京 兆韋公墓誌銘》题曰“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趙橹文”，《唐故成府君墓志铭并序》题曰“乡贡进士顾特述”等。撰书人相同的墓志如天宝十四载（755）《※高盖故妻彭城刘氏墓志》署“夫人之夫右补阙高盖悲叙并书”;大历三年（768）《赵君夫人李氏墓志》署“大理评事吴通微撰文并书”等。从撰书人所占比例来看，唐代志文多撰人书人不相同，可见唐代对墓志撰文、书写过程的严谨，从而体现当时对墓志书法的重视以及当时墓志书法文化的繁荣。
唐代官员品级从正一品至从九品下共三十阶，一品至三品分为正、从;四品至九品又增加分为上、下，包括职官、文散官、武散官、爵、勋。唐长安城郎官众多，唐代墓志署书人中郎官占大多数，即散官，对于一人同时兼有职官和散官的情况，本文优先按散官级别来划分。
从以上不完全统计可以看出，唐代墓志书人无官职的占大多数，约59.3%，其中乡贡进士出现的频率较高。余下不详的原因可能是书人为民间人士，本身无官职，或是署名中未提及。官员中以中下级官员为主，三品以上官员仅出现三个，分别是开元九年（721）《李嗣庄墓志》书丹李范，官职为“太子太傅上柱国歧王”;永徽二年（651）《萧胜墓志》书丹褚遂良，官职为“刺史（尚书右仆射）”;咸通八年（867）《唐故成府君墓志铭并序》书丹屈覃，官职为“银青光禄大夫俭校太子宾客守郢州司马兼监察御史上柱国”。
二、书丹者地域迁徙
地域迁徙指长期的迁转或客居他地。书家发生地域迁徙时因所处环境的改变，会对自身的书法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对这一地域的书法形势产生相应的影响。如隋代南北士大夫书家汇集京城，交流书法，交流信息，互相影响与学习，这是其书法大盛的原因之一。
唐朝定都长安后，长安继隋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优秀的文化书法人才日趋聚集，这一时期书风继续南北融合之势。寓居河北和山东等地的门阀贵族相继涌入长安，他们在迁徙的同时为京城带来了宝贵的文化资源。他们的后人及培养的门客在京共事，文化繁荣大发展直接影响了书法文化的提升，大量的优秀墓志反映出这一时期的书法繁荣盛况。唐末迁都洛阳，长安地区的士人也像其他地区士人一样向洛阳迁徙。这一时期的墓志较唐中前期在质量上有很大下降，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了书家迁徙带来的书风变化。政治中心的东移保证了大唐文化在新都城的延续和发展，但是在长安的文人和书人已和唐中前时期拉开了一定的差距，尤其进入9世纪以来，长安地区的墓志制作水平一落千丈，甚至出现了少量排列不整齐，志石与志盖尺寸不一等粗糙滥制现象。此时期书写者水平大多不高，墓志水平每况愈下。
参考文献
[1]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文物出版社，2011年。
[2]王仁波：《隋唐五代墓志汇编 陕西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3]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年。
[4]刘正成，华人德：《中国书法全集 13 三国两晋南北朝编 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卷》，荣宝斋出版社，1995年。
[5]朱关田：《中国书法史 隋唐五代卷》，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09年。
[6]朱关田：《唐代书法考评》，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7]卢辅圣主编;王元军，王亚辉著：《中国书法史绎 卷4 从中和到極致》，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
关键词：长安;唐代;墓志;书丹
一、书丹者情况
北魏时期就已出现墓志书人署名，华人德先生指出：“南北朝后期，墓志始有撰、书人姓名，然仅见数块。初唐时亦寥寥无几，至盛唐而渐增，中唐以后，几乎都必有撰、书者姓名了。”根据整理，《长安新出墓志》唐代得有书人署名的墓志28方。初唐时期，即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先天元年（618-712）署有书人的有1方，盛唐时期，即玄宗开元年至代宗永泰二年（713-766）有6方，中唐以后，即代宗大历元年后（766-907）有21方，从整体来看，书人的署名率为18.9%，所占比例并不高。
此28方墓志中，注明书者与志主关系的共16方，占总数的57.1%，且都为亲属书写。通过进一步对长安其他地区出土的书人署名情况的整理，得出以下数据：共统计162方署有书人的志文，署名中出现与志主关系的依旧仅为亲属，共34方，占总数21%;其中包含兄弟、堂兄、堂弟、从兄、从弟、子、次子、孤子、嗣子、次男、子婿、姪（侄）、堂侄、外甥、外孙、夫以及家族内署名未注明关系的书者。如《长安新出墓志》中“兄通直郎前行河中府参军汝南县开国男珦书”、“次子行素书”、“外孙清河房实书”、“弟太中大夫守京兆尹赐紫金鱼袋铦书”;《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中“姪朝请郎行前行河东府参军正义书”、“孝子庭铦书”、“孤子义方书”等。由此可见，署与志主关系在墓志中并不多见，且几乎为亲属书写，剩余未署与志主关系的墓志，志文中很少出现相关信息，说明题署为探究书人与志主关系的直接途径。
此外，撰书人相同的墓志有44方，占总数27.2%。撰人署名有多种用语，如“撰”、“文”、“述”、“纂”、“撰文”、“制”。如《大唐故曹州□史韋府君夫人晉原郡君王氏墓誌銘并序》题曰“皇弟左衛大將軍荊州大都督上柱國紀王纂”，《唐故赠太子少保管國公武府君墓誌銘并序》题曰“尚書考功員外郎武功蘇頲撰”，《唐故嶺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赠工部尚書京 兆韋公墓誌銘》题曰“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趙橹文”，《唐故成府君墓志铭并序》题曰“乡贡进士顾特述”等。撰书人相同的墓志如天宝十四载（755）《※高盖故妻彭城刘氏墓志》署“夫人之夫右补阙高盖悲叙并书”;大历三年（768）《赵君夫人李氏墓志》署“大理评事吴通微撰文并书”等。从撰书人所占比例来看，唐代志文多撰人书人不相同，可见唐代对墓志撰文、书写过程的严谨，从而体现当时对墓志书法的重视以及当时墓志书法文化的繁荣。
唐代官员品级从正一品至从九品下共三十阶，一品至三品分为正、从;四品至九品又增加分为上、下，包括职官、文散官、武散官、爵、勋。唐长安城郎官众多，唐代墓志署书人中郎官占大多数，即散官，对于一人同时兼有职官和散官的情况，本文优先按散官级别来划分。
从以上不完全统计可以看出，唐代墓志书人无官职的占大多数，约59.3%，其中乡贡进士出现的频率较高。余下不详的原因可能是书人为民间人士，本身无官职，或是署名中未提及。官员中以中下级官员为主，三品以上官员仅出现三个，分别是开元九年（721）《李嗣庄墓志》书丹李范，官职为“太子太傅上柱国歧王”;永徽二年（651）《萧胜墓志》书丹褚遂良，官职为“刺史（尚书右仆射）”;咸通八年（867）《唐故成府君墓志铭并序》书丹屈覃，官职为“银青光禄大夫俭校太子宾客守郢州司马兼监察御史上柱国”。
二、书丹者地域迁徙
地域迁徙指长期的迁转或客居他地。书家发生地域迁徙时因所处环境的改变，会对自身的书法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对这一地域的书法形势产生相应的影响。如隋代南北士大夫书家汇集京城，交流书法，交流信息，互相影响与学习，这是其书法大盛的原因之一。
唐朝定都长安后，长安继隋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优秀的文化书法人才日趋聚集，这一时期书风继续南北融合之势。寓居河北和山东等地的门阀贵族相继涌入长安，他们在迁徙的同时为京城带来了宝贵的文化资源。他们的后人及培养的门客在京共事，文化繁荣大发展直接影响了书法文化的提升，大量的优秀墓志反映出这一时期的书法繁荣盛况。唐末迁都洛阳，长安地区的士人也像其他地区士人一样向洛阳迁徙。这一时期的墓志较唐中前期在质量上有很大下降，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了书家迁徙带来的书风变化。政治中心的东移保证了大唐文化在新都城的延续和发展，但是在长安的文人和书人已和唐中前时期拉开了一定的差距，尤其进入9世纪以来，长安地区的墓志制作水平一落千丈，甚至出现了少量排列不整齐，志石与志盖尺寸不一等粗糙滥制现象。此时期书写者水平大多不高，墓志水平每况愈下。
参考文献
[1]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文物出版社，2011年。
[2]王仁波：《隋唐五代墓志汇编 陕西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3]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年。
[4]刘正成，华人德：《中国书法全集 13 三国两晋南北朝编 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卷》，荣宝斋出版社，1995年。
[5]朱关田：《中国书法史 隋唐五代卷》，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09年。
[6]朱关田：《唐代书法考评》，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7]卢辅圣主编;王元军，王亚辉著：《中国书法史绎 卷4 从中和到極致》，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