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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和闻一多本来应该是最好的朋友，他比闻一多入清华学堂早一年，因为体育考试不及格，留学美国晚了一年，因而和比他低一级的闻一多同年放洋。按旧习惯说，即出于同门同科。以后，他们都曾在清华大学任教。
同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同为热爱中国文化、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具有相近学术和思想背景的文化名人，吴宓和闻一多却在很多地方形同水火。这一点在《吴宓日记》中多有披露。
闻一多被杀害的时候，吴宓已经离开了西南联大，正在成都的燕京大学。噩耗传来，西南联大师生发起捐款，也向在外的校友募捐。吴宓没有捐。不仅未捐款，联大成都校友在祠堂街开会追悼闻一多，请朱自清、吴宓报告闻一多生平。吴宓看见报纸上的通知，“乃走避之”（《吴宓日记》第十册第91页）。
吴宓对于金钱，也经常有一些异乎常人的做法。他有时候一诺千金，比如对吴芳吉，对毛彦文；有时候又一毛不拔，吝啬得不成道理。他和王国维的感情很好，但当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戴家祥、姚名达等人要求他为王国维纪念碑捐资，他竟拒绝了（《吴宓日记》第四册第38页）。
他这行为曾经受到陈寅恪先生批评。如果说不为王国维捐款，是因为当时清华的学潮，国学研究院的一些学生对吴宓的过激行为也逼得他意气用事，而对闻一多的态度，则源于他们长期在文化方向上的分歧。
闻一多被害之后，不仅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表示了强烈愤慨，国民党里面也有人表示不满，认为暗杀一持不同政见之文人绝非君子之行。当时和吴宓有交往的国民党将领关麟徵，在和吴宓谈到闻一多之前的李公朴被杀事件时说：“国共决裂之时，逮捕、残杀、幽禁、狙击之事，将必多见。”并以为像吴宓这样“于双方政治皆不参加，实惟一明哲保身之办法云云”。吴宓听了这话，并没有以为自得，“宓思国事世事若此，袖手默居，实非君子与正士所宜出，于是深觉郁苦”（《吴宓日记》第十册第86页）。
吴宓对闻一多的不满并非因为政治立场，而是因为他曾经是“新月派”，是胡适派，是新文学派。因为对新文学的不满，不论是后来成为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还是后来成为国民政府总统候选人的胡适，乃至于乡土文学家沈从文都被吴宓视为精神上的对立面。也是因为这样的情绪，他对林语堂、徐志摩乃至自己的得意高足钱锺书都曾经口出啧言。
且看吴宓在日记中如何谈闻一多：
1944年5月9日：“报载昨晚联大文艺晚会，诸人盛表五四身与之功，而痛诋中国之礼教与文学。读之愤怒已极，惜年衰力孤，未由与彼辈争战。”
5月10日：“报载前日闻一多演辞，竟与我辈‘拥护文学遗产’者挑战。恨吾力薄，只得隐忍。”
5月11日：“下午1-2点联大上课。见学生壁报，承闻一多之意，出特刊讨论尊孔、复古问题。不胜痛愤，仍强为隐忍。”
5月17日 ：“又（钱学）熙来，劝宓以新派之书，必须读之，方可与辩难。且必须以旧材料入新形式，方足行世云云。宓惟正信正行为要，择善固执为宜。熙论非宓所当计及。念人心世道之日颓莫挽，不胜悲愤，尤增宓怒。”
1944年7月10日：“至清华，赴吴俊升邀集三大学文法学院主任教授，讨论《部颁课目表》如何修改，直至（晚）9：00方毕。其间奚（张奚若）发言最多，痛诋政府。又闻一多发言，痛斥各大学之国学教法，为风花雪月、作诗作赋之情形，独联大翘然独异，已由革新求合时代云云。又盛夸其功，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刘文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云云。云大在座之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1943年6月30日在云南大学，“而如闻一多自诩用人类学治中国古迹，觉中国古圣贤之文化实甚原始。而如《大学》中之格、致、心、物等字，皆原出初民之风俗及习惯，均是日常卑俗之实物近事。故《四书》《五经》实极浅俚，不过初民之风俗与迷信。即周秦诸子如老庄亦同。此中本无些须哲学，后儒神而化之，强解释出一番深奥高尚之义理，乃有所谓中国圣贤之文化。又曰，予治中国古学，然深信其毫无价值。中国今日实际措施，只有纯采西洋之物资科学与机械工程耳。”
清华从改大学之前的国学研究院时期为代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超过了国内其它学府，吴宓一生最被称道之事就是主持了国学研究院的创立。以后的清华大学，确实受胡适的影响越来越大，到1943年，陈寅恪先吴宓去了成都燕京大学，与吴宓、陈寅恪同为“国粹派”的刘文典因为朱自清、闻一多等全力排挞，被解聘，去了云南大学。吴宓的本业是西方文学，他在西方文学的教育、研究和翻译方面确实为国内一人，也因此成为教育部的“部聘教授”，这是民国政府时期的最高教衔。同膺此誉的人文学科教授不过陈寅恪、汤用彤等数人。
以吴宓在清华大学的影响和贡献，他不提出离开清华，清华不可能解聘他。他向往燕京，大半因为那里有陈寅恪；以后又到武大，则几乎完全是因为那里有刘永济。早在美国哈佛大学从白壁德学期间，吴宓就思考过中西文化的异同，并且以传承中国文化为毕生志向。这一点，吴宓毕生没有改变。1961年，他从重庆到广州探望陈寅恪，两人的交谈可谓毕生志行的总结和剖白。
椐蒋天枢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载：吴宓和陈寅恪两位先生不仅对自己青年时期经过比较所确立的文化志向一仍旧衷，而且分析了多年来因社会动荡给国计民生乃至文化发展带来的巨大困厄。两位先生的共识是：“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独立自主，自体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人附庸。今中国之经济日困，而国际之风云愈急，瞻望世界前途，而大阵营之孰胜孰负甚难预卜，未来趋势如何，今尚难预言。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行危言逊，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转移”（《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69-170页）。以后出版的《吴宓日记续编》更详细而真实地记录了他和陈寅恪先生广州会晤的内容，这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一篇宣言。
所谓文化，所谓思想，真正对人类或者对具体的民族和人群有大利益，当然应该禁得起时间的淘漉。中国社会和文化又经过了多年的反复跌宕和求索，现在重新比较吴宓、陈寅恪和闻一多的思想文化路径，可以认为：吴宓、陈寅恪毕生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他们的思想也在随着时代不断更新；闻一多则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在革命洪流席卷中国之时，又一变而为革命民主主义者。闻一多对腐败专制政权拼死抗争的人格意义和永恒价值，今天也没有失去意义。但是，闻一多先生在思想愤激里也发生文化的偏颇，比如，在西南联大期间，他还曾经说：“在今天抗日战争时期，谁还热心提倡写旧诗，他就是准备作汉奸！汪精卫、郑孝胥、黄秋岳，哪一个不是写旧诗的赫赫名家？”其实，旧体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脉，秦桧作得，岳飞又何尝作不得？也如书法，忠臣黄道周和贰臣王觉斯都可为此中名手。就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于右任、程颂云等，共产党毛润芝、朱玉阶等，社会贤达郭沫若、柳亚子等，无不作旧诗，亦无不颂扬抗战。
如果从更加长远的社会文化演变加以观照，以吴宓和陈寅恪两位先生的文化行为而论，就不能不承认他们在长期的寂寞苦痛中也具有某种先见之明。他们坚持自己对真理的探索和理解，经磨历劫，不随风转舵，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百年波荡和澹定中表现出独特价值。
如今，我们纪念民主斗士闻一多，也纪念为中国传统文化经磨历劫的吴宓，虽然他们的道路不同，却都是为中国前途，为中国文化的前途奉献至死。时光可能让历史细节模糊，难得的是，《吴宓日记》及其“续编”煌煌二十册，若感光胶片一般真实而细微，让后人得窥一代文心。
同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同为热爱中国文化、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具有相近学术和思想背景的文化名人，吴宓和闻一多却在很多地方形同水火。这一点在《吴宓日记》中多有披露。
闻一多被杀害的时候，吴宓已经离开了西南联大，正在成都的燕京大学。噩耗传来，西南联大师生发起捐款，也向在外的校友募捐。吴宓没有捐。不仅未捐款，联大成都校友在祠堂街开会追悼闻一多，请朱自清、吴宓报告闻一多生平。吴宓看见报纸上的通知，“乃走避之”（《吴宓日记》第十册第91页）。
吴宓对于金钱，也经常有一些异乎常人的做法。他有时候一诺千金，比如对吴芳吉，对毛彦文；有时候又一毛不拔，吝啬得不成道理。他和王国维的感情很好，但当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戴家祥、姚名达等人要求他为王国维纪念碑捐资，他竟拒绝了（《吴宓日记》第四册第38页）。
他这行为曾经受到陈寅恪先生批评。如果说不为王国维捐款，是因为当时清华的学潮，国学研究院的一些学生对吴宓的过激行为也逼得他意气用事，而对闻一多的态度，则源于他们长期在文化方向上的分歧。
闻一多被害之后，不仅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表示了强烈愤慨，国民党里面也有人表示不满，认为暗杀一持不同政见之文人绝非君子之行。当时和吴宓有交往的国民党将领关麟徵，在和吴宓谈到闻一多之前的李公朴被杀事件时说：“国共决裂之时，逮捕、残杀、幽禁、狙击之事，将必多见。”并以为像吴宓这样“于双方政治皆不参加，实惟一明哲保身之办法云云”。吴宓听了这话，并没有以为自得，“宓思国事世事若此，袖手默居，实非君子与正士所宜出，于是深觉郁苦”（《吴宓日记》第十册第86页）。
吴宓对闻一多的不满并非因为政治立场，而是因为他曾经是“新月派”，是胡适派，是新文学派。因为对新文学的不满，不论是后来成为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还是后来成为国民政府总统候选人的胡适，乃至于乡土文学家沈从文都被吴宓视为精神上的对立面。也是因为这样的情绪，他对林语堂、徐志摩乃至自己的得意高足钱锺书都曾经口出啧言。
且看吴宓在日记中如何谈闻一多：
1944年5月9日：“报载昨晚联大文艺晚会，诸人盛表五四身与之功，而痛诋中国之礼教与文学。读之愤怒已极，惜年衰力孤，未由与彼辈争战。”
5月10日：“报载前日闻一多演辞，竟与我辈‘拥护文学遗产’者挑战。恨吾力薄，只得隐忍。”
5月11日：“下午1-2点联大上课。见学生壁报，承闻一多之意，出特刊讨论尊孔、复古问题。不胜痛愤，仍强为隐忍。”
5月17日 ：“又（钱学）熙来，劝宓以新派之书，必须读之，方可与辩难。且必须以旧材料入新形式，方足行世云云。宓惟正信正行为要，择善固执为宜。熙论非宓所当计及。念人心世道之日颓莫挽，不胜悲愤，尤增宓怒。”
1944年7月10日：“至清华，赴吴俊升邀集三大学文法学院主任教授，讨论《部颁课目表》如何修改，直至（晚）9：00方毕。其间奚（张奚若）发言最多，痛诋政府。又闻一多发言，痛斥各大学之国学教法，为风花雪月、作诗作赋之情形，独联大翘然独异，已由革新求合时代云云。又盛夸其功，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刘文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云云。云大在座之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1943年6月30日在云南大学，“而如闻一多自诩用人类学治中国古迹，觉中国古圣贤之文化实甚原始。而如《大学》中之格、致、心、物等字，皆原出初民之风俗及习惯，均是日常卑俗之实物近事。故《四书》《五经》实极浅俚，不过初民之风俗与迷信。即周秦诸子如老庄亦同。此中本无些须哲学，后儒神而化之，强解释出一番深奥高尚之义理，乃有所谓中国圣贤之文化。又曰，予治中国古学，然深信其毫无价值。中国今日实际措施，只有纯采西洋之物资科学与机械工程耳。”
清华从改大学之前的国学研究院时期为代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超过了国内其它学府，吴宓一生最被称道之事就是主持了国学研究院的创立。以后的清华大学，确实受胡适的影响越来越大，到1943年，陈寅恪先吴宓去了成都燕京大学，与吴宓、陈寅恪同为“国粹派”的刘文典因为朱自清、闻一多等全力排挞，被解聘，去了云南大学。吴宓的本业是西方文学，他在西方文学的教育、研究和翻译方面确实为国内一人，也因此成为教育部的“部聘教授”，这是民国政府时期的最高教衔。同膺此誉的人文学科教授不过陈寅恪、汤用彤等数人。
以吴宓在清华大学的影响和贡献，他不提出离开清华，清华不可能解聘他。他向往燕京，大半因为那里有陈寅恪；以后又到武大，则几乎完全是因为那里有刘永济。早在美国哈佛大学从白壁德学期间，吴宓就思考过中西文化的异同，并且以传承中国文化为毕生志向。这一点，吴宓毕生没有改变。1961年，他从重庆到广州探望陈寅恪，两人的交谈可谓毕生志行的总结和剖白。
椐蒋天枢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载：吴宓和陈寅恪两位先生不仅对自己青年时期经过比较所确立的文化志向一仍旧衷，而且分析了多年来因社会动荡给国计民生乃至文化发展带来的巨大困厄。两位先生的共识是：“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独立自主，自体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人附庸。今中国之经济日困，而国际之风云愈急，瞻望世界前途，而大阵营之孰胜孰负甚难预卜，未来趋势如何，今尚难预言。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行危言逊，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转移”（《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69-170页）。以后出版的《吴宓日记续编》更详细而真实地记录了他和陈寅恪先生广州会晤的内容，这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一篇宣言。
所谓文化，所谓思想，真正对人类或者对具体的民族和人群有大利益，当然应该禁得起时间的淘漉。中国社会和文化又经过了多年的反复跌宕和求索，现在重新比较吴宓、陈寅恪和闻一多的思想文化路径，可以认为：吴宓、陈寅恪毕生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他们的思想也在随着时代不断更新；闻一多则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在革命洪流席卷中国之时，又一变而为革命民主主义者。闻一多对腐败专制政权拼死抗争的人格意义和永恒价值，今天也没有失去意义。但是，闻一多先生在思想愤激里也发生文化的偏颇，比如，在西南联大期间，他还曾经说：“在今天抗日战争时期，谁还热心提倡写旧诗，他就是准备作汉奸！汪精卫、郑孝胥、黄秋岳，哪一个不是写旧诗的赫赫名家？”其实，旧体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脉，秦桧作得，岳飞又何尝作不得？也如书法，忠臣黄道周和贰臣王觉斯都可为此中名手。就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于右任、程颂云等，共产党毛润芝、朱玉阶等，社会贤达郭沫若、柳亚子等，无不作旧诗，亦无不颂扬抗战。
如果从更加长远的社会文化演变加以观照，以吴宓和陈寅恪两位先生的文化行为而论，就不能不承认他们在长期的寂寞苦痛中也具有某种先见之明。他们坚持自己对真理的探索和理解，经磨历劫，不随风转舵，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百年波荡和澹定中表现出独特价值。
如今，我们纪念民主斗士闻一多，也纪念为中国传统文化经磨历劫的吴宓，虽然他们的道路不同，却都是为中国前途，为中国文化的前途奉献至死。时光可能让历史细节模糊，难得的是，《吴宓日记》及其“续编”煌煌二十册，若感光胶片一般真实而细微，让后人得窥一代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