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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不会自称“我是中国通”，更不会承认“我是中国精”，我不过是一个比较关心中国问题的草根观察者，仅此而已，但却足够。
2003年“非典”，19岁的加藤嘉一独身闯北大，不会一句中文，没有中国朋友，一切从零开始。
如今，27岁的他已是中国最走红的日本人。作为北京大学研究员、身兼南方周末、环球时报等多家媒体专栏作家，他频繁现身央视、凤凰卫视发表言论，对中国时事进行全方面关注分析，曾受到胡锦涛主席接见。
“他有长跑运动员的耐力、武士的隐忍，他有日本人的勤奋与能量、中国人的八面玲珑。他有40岁的视野、20岁的狂气。他是新锐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在民间外交中争到重要话语权。”《新周刊》授予加藤嘉一“时代骑士勋章”时作如此评价。
成名的加藤嘉一仍然保持简单生活：他至今无车无房，一月花销不到2000元，每天挤公交换地铁，一顿饭不到10块对付，却从来不关心账户上的数字变化。他笑言三年没有买过新衣服，如此解释苦行僧般生活：“我必须保持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
今年4月，加藤嘉一的第三本中文著作《中国的逻辑》出版，书中他融入对中国八年的观察和理解。城市、改革、奥数、蜗居、体改、户口……身为外国人，他执着地从细微处思考，为观察中国提供全新的奇妙视角。
在自序中，这位“比许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日本青年，拒绝接受“中国通”和“中国精”称谓。
“我只是一个比较关心中国问题的草根观察者。”一米八五的大个子盘腿坐在椅上，略带严肃地说。
“生活在表层，政治在草根”
京华周刊：新书《中国的逻辑》出版，你想表达什么价值观？
加藤嘉一：我在自序里提到，世界上有两条逻辑，一条叫逻辑，一条叫中国逻辑。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逻辑非常特殊，而是希望在逻辑与中国逻辑之间找寻一些共通之处。中国和国际社会应该是同舟共济的关系，不应该是相互对立的。中国很有可能是特殊的、另类的，但它不是孤立的，需要和国际友好交往。
我想传达的另一层面是草根价值观。我一直说，生活在表层，政治在草根。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问题的本质还是民生问题。所以不管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要了解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本质就在草根。草根中国学，是了解中国最核心的渠道。
这本书里所有东西，不是百度搜来的，都是我亲自跑到老百姓那里，深入草根、走进草根、突破草根得来的，这才是了解中国的唯一途径。
京华周刊：刚才谈到“政治在草根”，能否详细阐释一下？
加藤嘉一：民生、民意、民情，这是中国领导和老百姓特别关注的问题。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也会与网民交流，关心老百姓的温饱、医疗、教育等问题。我作为一个外国观察者，如果不去关心老百姓生活，是没有办法了解中国的。
现在一些外国媒体觉得中国的政策，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都是领导说了算。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政府对于互联网民意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两会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很快就会有网民回应，政府与民间互动沟通也前所未有的密集。这就是我说的“政治在草根”的内涵。
京华周刊：你眼中的中国逻辑是什么？
加藤嘉一：我关注的都是具体问题。城市、改革、绿坝、奥数、蜗居、体改、地震、学费、闲人、地铁等等，都是从我亲身经历出发，解读了代表当代中国问题的逻辑。
逻辑不是自然存在着的，是被人寻找、发现、挖掘的。被解读的这条逻辑将叫什么？叫中国人，迄今为止我最用心的观察对象。
京华周刊：对“草根鲁迅”、“日本韩寒”的评价，你认同吗？
加藤嘉一：媒体有说话的自由，他们怎么说我不在乎。 关于鲁迅、韩寒，我当然是知道的，但跟我没关系。
你也看到了我的名片，上面只印了我名字，这就说明了一切。我从来不靠身份（比如北大毕业、从日本来的、跟谁相识等），我就是靠父母给我名字“加藤嘉一”。
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他的第一尊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理由、有责任靠自己的名字谋生，而不是靠从哪所学校毕业，更不是靠鲁迅、靠韩寒。微博上有关于我的很多争议，我从来不看，我也没时间看。
“我比八年前更不了解中国”
京华周刊：你对中国如此深入关注，动力何在？
加藤嘉一：两个理由。
第一，作为一个日本人，中国社会走向何方，中国社会问题何去何从，跟我们国家的利益是密不可分的。今天，在中国境内有两万家以上的日本企业，雇佣着一千五百万以上中国员工。中国的很多政策动态都给日本企业、日本稳定、日本经济复苏带来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举一动，会深刻影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所以我特别关注中国。
第二，我是一个比较热爱观察与思考的人。在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印象有两个，一是“同一”，二是“神秘”。后来，我发现第一点印象是不对的，中国社会很多样，地理环境、价值观、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很多样化。但第二点神秘印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变化。
这个国家很多问题都解释不了，我越去了解它，它离我越遥远，所以我被它的神秘性所吸引。它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中国逻辑，我有理由慢慢去了解它，慢慢去剖析它。这纯粹是个人的兴趣、好奇心。
京华周刊：你自觉对中国了解多少？
加藤嘉一：我觉得对中国的了解在退步。中国很神秘，你掌握信息似乎多了，但会发现更多问题解释不了。随着互联网时代来临，信息越来越多，很多人更不清楚了，这就是所谓信息革命带来的后遗症。
所以，我非常有幸地说我对中国比八年前更不了解，这是我未来的时间里继续关注中国、继续表达中国的一个动力。我希望中国离我越来越远，否则的话，我会没有动力。
京华周刊：哪些问题解释不了？
加藤嘉一：房价为什么这么高？物价为什么这么贵？老百姓为什么还在忍受？等等等等。太多的问题是解释不了的。你越去了解它，它离我越遥远。
京华周刊：以外国人视角，中国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加藤嘉一：互联网。中国互联网用户有5亿了，手机用户已接近9亿。这个时候，民间已经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了，他们有话要说谁也控制不了。相对于民间、社会的崛起，所谓政府的影响力在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随着微博等互联网兴起，政府对老百姓越来越低调。
我把自己也看做一个课题。像我这样的外国人能出书，发表这么多的文章，这本身就是衡量中国社会有多开放、多包容的标志。我同时给《南方周末》和《环球时报》供稿。深入靠近不同媒体背后，才能发现真实的东西，我通过这样方式去了解中国。
京华周刊：有人质疑你的动机，网上甚至有人说你是“间谍”。
加藤嘉一：我一不在乎，二觉得挺有趣。这是我了解中国网民的一个重要渠道。
有人说我是间谍，我会去思考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是他们没有安全感，很嫉妒我，还是他们讨厌日本人，或者他们对自己很不满，只是发泄而已？我都会去思考。很好，感谢他们把我当间谍，为给我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思考机会。
京华周刊：或许你太了解中国了。
加藤嘉一：（笑）有人会害怕。我是这么看的，一个外国人，这么认真、执着、努力地去了解贵国的社会、贵国的文化，你不要害怕，应该感到荣幸才对啊。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觉得高兴的，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
京华周刊：这是否侧面证明，大国心态尚缺乏？
加藤嘉一：对。大国心态就是开放，不怕竞争，不怕参与。因为有开放才有竞争，有竞争才有参与。开放是国家的开放、竞争是社会的竞争。
中国有没有大国心态，首先要看它有多开放。老百姓有没有大国心态，就看你怎么看美国，怎么看谷歌，怎么看希拉里。如果我们能够思考他们言行背后的逻辑、背景，这就是大国心态。
我在这本书里强调了弱国的逻辑。看到外国衰弱、看到外国碰了钉子而感到高兴，觉得自己很好很强大，这种心态就是弱国心态。
“日本永远是中国的反面教训”
京华周刊：如何摆脱弱国心态？
加藤嘉一：我觉得归根结底是成长的问题。首先要多观察对方的优点在哪里，务实地去学习，要在心里记住；第二，多多认识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做到这两点，你就会成长。这是摆脱弱国心态最好的方法。
京华周刊：你很担心犬儒主义泛滥。
加藤嘉一：对，不要做犬儒。我在《中国的逻辑》里提到80后的逻辑，90后的逻辑，就是犬儒。中国一些年轻人看到社会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无奈之后开始犬儒，他们已经不正视这些问题了，而把矛盾转移到外部，抱怨社会、抱怨国家，反日、反美，实际上都是反自己。
我可以理解，毕竟社会太复杂了，但是80后有两亿，90后有两亿，如果四亿人开始犬儒主义，那社会是很危险的，中国人有必要警惕。
京华周刊：危险在那里，该警惕什么？
加藤嘉一：我关注的是2020年或者2025年，假如中国经济开始下滑，或者没这么快速增长的时候，老百姓凭什么认知自我，凭什么证明自己是社会一份子。如果犬儒主义者依然像现在这样，中国很有可能重走日本老路，陷入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为此，年轻人情绪、网民情绪、弱国逻辑、犬儒主义等等，全部去掉，这是最好的状态。
对中国来说，日本永远是非常合格的反面教训，不管是环境污染、货币升值，还是现在核电站泄露、防灾、包括未来老龄化等问题，中国现在和将来会面对的，全都是日本曾经面对的。中国应该认真地学习、总结日本的成功和失败，尽可能地让自己少走弯路。
京华周刊：作为反面教训，日本结症还有多少？
加藤嘉一：日本的缺点太多了，缺乏活力、不爱变化，年轻人不爱出国，市场非常封闭，不利用引进外国的资本和劳动力。
日本政府是全世界公信力最差的，国家没有战略，对外政策没有理念，没法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等等，有太多太多的问题。
我经常拿中国正面的例子、中国充满活力、向心力的例子去说服日本人。右翼分子骂我，但我是个不怕死的人。
京华周刊：评中国与爱日本之间，有矛盾吗？
加藤嘉一：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中国社会越稳定，对我国越有利，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是我国社会的发展。
爱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我通过自己的言论，不断地给中国和日本提供不同的视角，让中日两国看到各自的优缺点，看到中日关系的走向。
我要继续说，要坚持到底。
“每时每刻在触摸底线”
京华周刊：你触碰了很多敏感时事题材，言论的底线在哪里？
加藤嘉一：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内幕，我没有一篇稿子是被毙掉过的。我知道该说什么，知道该怎么说。
我有一个十字交叉的指标。左边，要对政府或者主流知识分子有说服力，有价值。右边，要让中国大众觉得有意思。上面，是中国的底线，你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要把握分寸。下面，是我作为日本人要捍卫的国家利益和尊严。
这四个指标交叉的地方就是我能说的，其他的我都不说。
京华周刊：这个底线很取巧，但毫无疑问会影响表达。
加藤嘉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加藤写的文章不够锋利、不够核心，为什么表达这么辩证？我能够说的，我能够抓的，就这么一点。这也是我心里的纠结，但我在慢慢地消化，慢慢地享受。
这种享受有一个很好的附加值，你从中可以了解中国的底线。我始终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中国的底线在哪里，不管是体制的底线、还是言论的底线，还是中国人尊严的底线，我每时每刻都在触摸。你多了，我少了，我多了，你少了，就是一个拼的过程，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京华周刊：这是一种妥协吗？
加藤嘉一：妥协是为了主张，主张是为了妥协，主张和妥协是一个辩证关系。
京华周刊：从这层意义上看，你更接近于温和的改良者或者建设者？
加藤嘉一：我希望自己可以为中国青年倡导正确、正面、积极的价值观。我更侧重于解决问题，而不只是提出问题。但我对自己提出一个警告，不能有太多的粉丝。我必须站在与他们平等的立场，与生存在同一个语境的人共同讨论，并在讨论中建立一种价值观。
京华周刊：拥有很高的公共知名度，还能摆正心态吗？
加藤嘉一：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名人。我每天步行、坐公交、坐地铁，没有买车，没有买房。我三年没买新衣服了，每顿饭花费不到十块钱，每个月生活费在2000元以下，衣食住行全都包括。我甚至不知道存折上有多少钱，我从来不看。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我就是为公共考虑的，公共利益是第一位的。一切不利于我保持这种状态的，我都不要看、不要做、不要听。我希望自己是个独立的思考者，必须这么做。
京华周刊：将来有什么打算，回日本从政吗？
加藤嘉一：没什么想法。我已经在从政啊，只不过从政的方式和身份不一样而已。只要你是个合格的公民你都在从政，这是我从小的意识。
我投了一票就是在从政，更何况我现在对我国外务省的对华政策都在发挥作用。具体将来以什么身份从政，这个不好说，只能说顺势而为。
京华周刊：现在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听说有个中国女朋友？
加藤嘉一：没有中国女朋友（笑）。
每天都很累，这八年来我一天都没有休息。但让我欣慰的是，我的生活一直很简单，过得很充实，这在我看来是难能可贵的。
（实习生葛晓夏对本文亦有贡献）
2003年“非典”，19岁的加藤嘉一独身闯北大，不会一句中文，没有中国朋友，一切从零开始。
如今，27岁的他已是中国最走红的日本人。作为北京大学研究员、身兼南方周末、环球时报等多家媒体专栏作家，他频繁现身央视、凤凰卫视发表言论，对中国时事进行全方面关注分析，曾受到胡锦涛主席接见。
“他有长跑运动员的耐力、武士的隐忍，他有日本人的勤奋与能量、中国人的八面玲珑。他有40岁的视野、20岁的狂气。他是新锐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在民间外交中争到重要话语权。”《新周刊》授予加藤嘉一“时代骑士勋章”时作如此评价。
成名的加藤嘉一仍然保持简单生活：他至今无车无房，一月花销不到2000元，每天挤公交换地铁，一顿饭不到10块对付，却从来不关心账户上的数字变化。他笑言三年没有买过新衣服，如此解释苦行僧般生活：“我必须保持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
今年4月，加藤嘉一的第三本中文著作《中国的逻辑》出版，书中他融入对中国八年的观察和理解。城市、改革、奥数、蜗居、体改、户口……身为外国人，他执着地从细微处思考，为观察中国提供全新的奇妙视角。
在自序中，这位“比许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日本青年，拒绝接受“中国通”和“中国精”称谓。
“我只是一个比较关心中国问题的草根观察者。”一米八五的大个子盘腿坐在椅上，略带严肃地说。
“生活在表层，政治在草根”
京华周刊：新书《中国的逻辑》出版，你想表达什么价值观？
加藤嘉一：我在自序里提到，世界上有两条逻辑，一条叫逻辑，一条叫中国逻辑。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逻辑非常特殊，而是希望在逻辑与中国逻辑之间找寻一些共通之处。中国和国际社会应该是同舟共济的关系，不应该是相互对立的。中国很有可能是特殊的、另类的，但它不是孤立的，需要和国际友好交往。
我想传达的另一层面是草根价值观。我一直说，生活在表层，政治在草根。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问题的本质还是民生问题。所以不管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要了解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本质就在草根。草根中国学，是了解中国最核心的渠道。
这本书里所有东西，不是百度搜来的，都是我亲自跑到老百姓那里，深入草根、走进草根、突破草根得来的，这才是了解中国的唯一途径。
京华周刊：刚才谈到“政治在草根”，能否详细阐释一下？
加藤嘉一：民生、民意、民情，这是中国领导和老百姓特别关注的问题。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也会与网民交流，关心老百姓的温饱、医疗、教育等问题。我作为一个外国观察者，如果不去关心老百姓生活，是没有办法了解中国的。
现在一些外国媒体觉得中国的政策，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都是领导说了算。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政府对于互联网民意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两会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很快就会有网民回应，政府与民间互动沟通也前所未有的密集。这就是我说的“政治在草根”的内涵。
京华周刊：你眼中的中国逻辑是什么？
加藤嘉一：我关注的都是具体问题。城市、改革、绿坝、奥数、蜗居、体改、地震、学费、闲人、地铁等等，都是从我亲身经历出发，解读了代表当代中国问题的逻辑。
逻辑不是自然存在着的，是被人寻找、发现、挖掘的。被解读的这条逻辑将叫什么？叫中国人，迄今为止我最用心的观察对象。
京华周刊：对“草根鲁迅”、“日本韩寒”的评价，你认同吗？
加藤嘉一：媒体有说话的自由，他们怎么说我不在乎。 关于鲁迅、韩寒，我当然是知道的，但跟我没关系。
你也看到了我的名片，上面只印了我名字，这就说明了一切。我从来不靠身份（比如北大毕业、从日本来的、跟谁相识等），我就是靠父母给我名字“加藤嘉一”。
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他的第一尊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理由、有责任靠自己的名字谋生，而不是靠从哪所学校毕业，更不是靠鲁迅、靠韩寒。微博上有关于我的很多争议，我从来不看，我也没时间看。
“我比八年前更不了解中国”
京华周刊：你对中国如此深入关注，动力何在？
加藤嘉一：两个理由。
第一，作为一个日本人，中国社会走向何方，中国社会问题何去何从，跟我们国家的利益是密不可分的。今天，在中国境内有两万家以上的日本企业，雇佣着一千五百万以上中国员工。中国的很多政策动态都给日本企业、日本稳定、日本经济复苏带来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举一动，会深刻影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所以我特别关注中国。
第二，我是一个比较热爱观察与思考的人。在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印象有两个，一是“同一”，二是“神秘”。后来，我发现第一点印象是不对的，中国社会很多样，地理环境、价值观、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很多样化。但第二点神秘印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变化。
这个国家很多问题都解释不了，我越去了解它，它离我越遥远，所以我被它的神秘性所吸引。它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中国逻辑，我有理由慢慢去了解它，慢慢去剖析它。这纯粹是个人的兴趣、好奇心。
京华周刊：你自觉对中国了解多少？
加藤嘉一：我觉得对中国的了解在退步。中国很神秘，你掌握信息似乎多了，但会发现更多问题解释不了。随着互联网时代来临，信息越来越多，很多人更不清楚了，这就是所谓信息革命带来的后遗症。
所以，我非常有幸地说我对中国比八年前更不了解，这是我未来的时间里继续关注中国、继续表达中国的一个动力。我希望中国离我越来越远，否则的话，我会没有动力。
京华周刊：哪些问题解释不了？
加藤嘉一：房价为什么这么高？物价为什么这么贵？老百姓为什么还在忍受？等等等等。太多的问题是解释不了的。你越去了解它，它离我越遥远。
京华周刊：以外国人视角，中国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加藤嘉一：互联网。中国互联网用户有5亿了，手机用户已接近9亿。这个时候，民间已经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了，他们有话要说谁也控制不了。相对于民间、社会的崛起，所谓政府的影响力在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随着微博等互联网兴起，政府对老百姓越来越低调。
我把自己也看做一个课题。像我这样的外国人能出书，发表这么多的文章，这本身就是衡量中国社会有多开放、多包容的标志。我同时给《南方周末》和《环球时报》供稿。深入靠近不同媒体背后，才能发现真实的东西，我通过这样方式去了解中国。
京华周刊：有人质疑你的动机，网上甚至有人说你是“间谍”。
加藤嘉一：我一不在乎，二觉得挺有趣。这是我了解中国网民的一个重要渠道。
有人说我是间谍，我会去思考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是他们没有安全感，很嫉妒我，还是他们讨厌日本人，或者他们对自己很不满，只是发泄而已？我都会去思考。很好，感谢他们把我当间谍，为给我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思考机会。
京华周刊：或许你太了解中国了。
加藤嘉一：（笑）有人会害怕。我是这么看的，一个外国人，这么认真、执着、努力地去了解贵国的社会、贵国的文化，你不要害怕，应该感到荣幸才对啊。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觉得高兴的，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
京华周刊：这是否侧面证明，大国心态尚缺乏？
加藤嘉一：对。大国心态就是开放，不怕竞争，不怕参与。因为有开放才有竞争，有竞争才有参与。开放是国家的开放、竞争是社会的竞争。
中国有没有大国心态，首先要看它有多开放。老百姓有没有大国心态，就看你怎么看美国，怎么看谷歌，怎么看希拉里。如果我们能够思考他们言行背后的逻辑、背景，这就是大国心态。
我在这本书里强调了弱国的逻辑。看到外国衰弱、看到外国碰了钉子而感到高兴，觉得自己很好很强大，这种心态就是弱国心态。
“日本永远是中国的反面教训”
京华周刊：如何摆脱弱国心态？
加藤嘉一：我觉得归根结底是成长的问题。首先要多观察对方的优点在哪里，务实地去学习，要在心里记住；第二，多多认识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做到这两点，你就会成长。这是摆脱弱国心态最好的方法。
京华周刊：你很担心犬儒主义泛滥。
加藤嘉一：对，不要做犬儒。我在《中国的逻辑》里提到80后的逻辑，90后的逻辑，就是犬儒。中国一些年轻人看到社会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无奈之后开始犬儒，他们已经不正视这些问题了，而把矛盾转移到外部，抱怨社会、抱怨国家，反日、反美，实际上都是反自己。
我可以理解，毕竟社会太复杂了，但是80后有两亿，90后有两亿，如果四亿人开始犬儒主义，那社会是很危险的，中国人有必要警惕。
京华周刊：危险在那里，该警惕什么？
加藤嘉一：我关注的是2020年或者2025年，假如中国经济开始下滑，或者没这么快速增长的时候，老百姓凭什么认知自我，凭什么证明自己是社会一份子。如果犬儒主义者依然像现在这样，中国很有可能重走日本老路，陷入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为此，年轻人情绪、网民情绪、弱国逻辑、犬儒主义等等，全部去掉，这是最好的状态。
对中国来说，日本永远是非常合格的反面教训，不管是环境污染、货币升值，还是现在核电站泄露、防灾、包括未来老龄化等问题，中国现在和将来会面对的，全都是日本曾经面对的。中国应该认真地学习、总结日本的成功和失败，尽可能地让自己少走弯路。
京华周刊：作为反面教训，日本结症还有多少？
加藤嘉一：日本的缺点太多了，缺乏活力、不爱变化，年轻人不爱出国，市场非常封闭，不利用引进外国的资本和劳动力。
日本政府是全世界公信力最差的，国家没有战略，对外政策没有理念，没法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等等，有太多太多的问题。
我经常拿中国正面的例子、中国充满活力、向心力的例子去说服日本人。右翼分子骂我，但我是个不怕死的人。
京华周刊：评中国与爱日本之间，有矛盾吗？
加藤嘉一：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中国社会越稳定，对我国越有利，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是我国社会的发展。
爱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我通过自己的言论，不断地给中国和日本提供不同的视角，让中日两国看到各自的优缺点，看到中日关系的走向。
我要继续说，要坚持到底。
“每时每刻在触摸底线”
京华周刊：你触碰了很多敏感时事题材，言论的底线在哪里？
加藤嘉一：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内幕，我没有一篇稿子是被毙掉过的。我知道该说什么，知道该怎么说。
我有一个十字交叉的指标。左边，要对政府或者主流知识分子有说服力，有价值。右边，要让中国大众觉得有意思。上面，是中国的底线，你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要把握分寸。下面，是我作为日本人要捍卫的国家利益和尊严。
这四个指标交叉的地方就是我能说的，其他的我都不说。
京华周刊：这个底线很取巧，但毫无疑问会影响表达。
加藤嘉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加藤写的文章不够锋利、不够核心，为什么表达这么辩证？我能够说的，我能够抓的，就这么一点。这也是我心里的纠结，但我在慢慢地消化，慢慢地享受。
这种享受有一个很好的附加值，你从中可以了解中国的底线。我始终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中国的底线在哪里，不管是体制的底线、还是言论的底线，还是中国人尊严的底线，我每时每刻都在触摸。你多了，我少了，我多了，你少了，就是一个拼的过程，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京华周刊：这是一种妥协吗？
加藤嘉一：妥协是为了主张，主张是为了妥协，主张和妥协是一个辩证关系。
京华周刊：从这层意义上看，你更接近于温和的改良者或者建设者？
加藤嘉一：我希望自己可以为中国青年倡导正确、正面、积极的价值观。我更侧重于解决问题，而不只是提出问题。但我对自己提出一个警告，不能有太多的粉丝。我必须站在与他们平等的立场，与生存在同一个语境的人共同讨论，并在讨论中建立一种价值观。
京华周刊：拥有很高的公共知名度，还能摆正心态吗？
加藤嘉一：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名人。我每天步行、坐公交、坐地铁，没有买车，没有买房。我三年没买新衣服了，每顿饭花费不到十块钱，每个月生活费在2000元以下，衣食住行全都包括。我甚至不知道存折上有多少钱，我从来不看。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我就是为公共考虑的，公共利益是第一位的。一切不利于我保持这种状态的，我都不要看、不要做、不要听。我希望自己是个独立的思考者，必须这么做。
京华周刊：将来有什么打算，回日本从政吗？
加藤嘉一：没什么想法。我已经在从政啊，只不过从政的方式和身份不一样而已。只要你是个合格的公民你都在从政，这是我从小的意识。
我投了一票就是在从政，更何况我现在对我国外务省的对华政策都在发挥作用。具体将来以什么身份从政，这个不好说，只能说顺势而为。
京华周刊：现在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听说有个中国女朋友？
加藤嘉一：没有中国女朋友（笑）。
每天都很累，这八年来我一天都没有休息。但让我欣慰的是，我的生活一直很简单，过得很充实，这在我看来是难能可贵的。
（实习生葛晓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