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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曼谷，我就慕名去拜访了“四面佛”。那里的景象的确让人心中充满平和、虔诚之感。在一片现代化的商业楼宇中，居然会有那么一小片佛乐袅袅、香烟缭绕的圣地，居然会有那么多人点上一炷香烟，把内心的祈愿讲给佛祖去听。
后来的一个周末，我又在那里看到了另一番景象，使我产生了莫大的疑惑。那一天，“四面佛”附近的大街变成了一片红色海洋。身穿红色T恤的“红衫军”的示威者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吼声压过了佛乐，平和被愤懑替代，笃信佛教的泰国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激进？
泰国这几年出现的“红衫军”与“黄衫军”接连不断的示威，实际上是两大社会阶层严重对立的结果。从两军的构成看，“红衫军”主要由农民、穷人和低收入者组成，是前总理他信执政期间的受惠者。“黄衫军”主要由亲皇室人士、商人和中产阶层组成，是他信执政期间的利益受损者。
人们通常以为，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一旦出现动乱，十有八九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起来闹事，就像西亚北非最近所发生的那样，还被西方媒体称为“起义”。但泰国这两年却是两个阶层都闹事，有钱人照样上街游行，“黄衫军”的队伍中据说就有腰缠万贯的富商，足可见社会阶层分裂之严重。
现在，随着泰国大选的开始，焦点变成了哪一方支持的候选人能在大选中获胜。似乎只要选出一个新总理，就能化解两个阶层的对立。实际上的结局很可能是，无论谁上台，另一方都不会善罢甘休，也不大可能会有一个强势政府。
泰国的问题既是一个在多党议会制下如何构建公平分配体制的问题，也是政府执政力的问题。任何一个外来者看到“红衫军”和“黄衫军”闹腾的场面，恐怕都不会赞赏泰国的民主，而会提出同样的疑问：政府跑到哪里去了？
泰国社会一度比较稳定，经济增速也不慢，但长期以来，并没有解决好公平分配的问题。一些阶层在发展中获益较多，而另一些则被边缘化。前总理他信在台上时，本想给穷人多分点发展的红利，却受到了中上等收入阶层的反对，最终使矛盾激化。他信被一场军事政变拉下台，不得不流亡国外，还因涉嫌贪污被冻结了资产。
泰国的现状并非孤例。政府的执政力不强，很多想办和应该办的事根本办不成，而多党议会制最终要么成了党派之间的扯皮，要么成了两派的“殊死搏斗”。这些年来，一些东南亚和南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弱势，在党派和社会阶层的严重分裂中，怎么可能为低收入阶层与中产阶层之间铺就一条上升的通道呢？
没有一个公平的分配体制，政府往往就更容易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左右，权威与执政力就会进一步削弱。即便国家会有一定积累，但这种积累很可能会加大财富的不平衡，造成一部分人获益更多，更有力量来制约对分配体制的改革。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看，越过这道坎，大体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引发动乱甚至暴乱，迫使各方坐下来谈判，达成妥协，形成新的“游戏规则”，使分配更多地照顾到弱势群体。美国、英国等老牌发达国家，就是走的这样的路。当年，它们都经历了大规模工人运动频发、社会动荡不断的阶段。目前的国际大环境，已很难让发展中国家重走这样的路。
但是，也有一些发达国家在构建现代分配体制的过程中，避免了大的动乱发生，比如新加坡、日本和瑞典。这三个国家就是在一党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实现了分配体制的改革。它们在有了一定的积累后，甚至是在还没有多少积累的时候，就着手建立起了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分配体制，而政府则通过这样的体制，成为有公信力的游戏“仲裁者”，摆脱了参与者的尴尬和被动，增强了权威性与执政力。
泰国的“两军对垒”，显然折射了远比所谓的民主制更值得重视的问题：弱势政府无力推动分配体制的改革。
后来的一个周末，我又在那里看到了另一番景象，使我产生了莫大的疑惑。那一天，“四面佛”附近的大街变成了一片红色海洋。身穿红色T恤的“红衫军”的示威者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吼声压过了佛乐，平和被愤懑替代，笃信佛教的泰国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激进？
泰国这几年出现的“红衫军”与“黄衫军”接连不断的示威，实际上是两大社会阶层严重对立的结果。从两军的构成看，“红衫军”主要由农民、穷人和低收入者组成，是前总理他信执政期间的受惠者。“黄衫军”主要由亲皇室人士、商人和中产阶层组成，是他信执政期间的利益受损者。
人们通常以为，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一旦出现动乱，十有八九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起来闹事，就像西亚北非最近所发生的那样，还被西方媒体称为“起义”。但泰国这两年却是两个阶层都闹事，有钱人照样上街游行，“黄衫军”的队伍中据说就有腰缠万贯的富商，足可见社会阶层分裂之严重。
现在，随着泰国大选的开始，焦点变成了哪一方支持的候选人能在大选中获胜。似乎只要选出一个新总理，就能化解两个阶层的对立。实际上的结局很可能是，无论谁上台，另一方都不会善罢甘休，也不大可能会有一个强势政府。
泰国的问题既是一个在多党议会制下如何构建公平分配体制的问题，也是政府执政力的问题。任何一个外来者看到“红衫军”和“黄衫军”闹腾的场面，恐怕都不会赞赏泰国的民主，而会提出同样的疑问：政府跑到哪里去了？
泰国社会一度比较稳定，经济增速也不慢，但长期以来，并没有解决好公平分配的问题。一些阶层在发展中获益较多，而另一些则被边缘化。前总理他信在台上时，本想给穷人多分点发展的红利，却受到了中上等收入阶层的反对，最终使矛盾激化。他信被一场军事政变拉下台，不得不流亡国外，还因涉嫌贪污被冻结了资产。
泰国的现状并非孤例。政府的执政力不强，很多想办和应该办的事根本办不成，而多党议会制最终要么成了党派之间的扯皮，要么成了两派的“殊死搏斗”。这些年来，一些东南亚和南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弱势，在党派和社会阶层的严重分裂中，怎么可能为低收入阶层与中产阶层之间铺就一条上升的通道呢？
没有一个公平的分配体制，政府往往就更容易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左右，权威与执政力就会进一步削弱。即便国家会有一定积累，但这种积累很可能会加大财富的不平衡，造成一部分人获益更多，更有力量来制约对分配体制的改革。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看，越过这道坎，大体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引发动乱甚至暴乱，迫使各方坐下来谈判，达成妥协，形成新的“游戏规则”，使分配更多地照顾到弱势群体。美国、英国等老牌发达国家，就是走的这样的路。当年，它们都经历了大规模工人运动频发、社会动荡不断的阶段。目前的国际大环境，已很难让发展中国家重走这样的路。
但是，也有一些发达国家在构建现代分配体制的过程中，避免了大的动乱发生，比如新加坡、日本和瑞典。这三个国家就是在一党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实现了分配体制的改革。它们在有了一定的积累后，甚至是在还没有多少积累的时候，就着手建立起了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分配体制，而政府则通过这样的体制，成为有公信力的游戏“仲裁者”，摆脱了参与者的尴尬和被动，增强了权威性与执政力。
泰国的“两军对垒”，显然折射了远比所谓的民主制更值得重视的问题：弱势政府无力推动分配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