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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研究关于“样板戏”的问题，暗中却在酝酿一件惊人的大事，而且竟然和周信芳多少有所关联，对此，周一无所知。艺术家的心机怎么也高不过政治家的谋略。周信芳再“进步”，也依然要按照“艺术规律”办事：他反对在现代京剧中给主要演员安排太多的大段唱腔；也反对整个上海京剧院停下所有的戏码，只搞《智取威虎山》一出。可这些意见却不符合“革命需要”，甚至就是文艺革命的绊脚石。
灾难开始降临到周信芳头上
是绊脚石就要被踢开，灾难开始降临到周信芳头上。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加了编者按。正文是这样写的：“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在“海瑞上疏”四个字后面是第15条注释，文句颇长，大意是介绍《海瑞上疏》创作、演出前后的情况。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前后写了七八个月，多次通过秘密渠道进京修改，据说毛泽东亲自改了三稿。这正是江青在上海暗中策划的结果。
这一劫，周信芳怎么也躲不过了。
南周北马，一个演《海瑞上疏》，一个演《海瑞罢官》，一南一北，遥相呼应，配合默契。姚文元一炮轰出，倒下一片，如此“节俭战法”，实乃用兵之道。或许有人问，一篇文章会有如此大威力吗？写在这个时代不一定有，写在那个时代一定就有。血肉之躯如何抵挡得了专政机器？马连良于1966年12月16日撒手人寰，周信芳比马连良年长，生命力也比马连良顽强，当然，也背负了更多的痛楚。
说到姚文元文章，我仔细拜读过，真是才气逼人，立论、驳论、结论，抽丝剥茧、层层推进；分析透彻、条理清晰；丝丝入扣、滴水不漏，文人气、才子气扑面而来，堪称文章典范。可好文章全没用到好路上。文章有大致命处，这就是“戮心”——立论、驳论、结论，都是为了证明一个从来不存在的事实：为彭德怀翻案。
对他的批判已经连篇累牍
尾随姚文元文章而来的是对周信芳的批判。1966年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5月26日接着发表署名方泽生文章《<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到了6月份，对周信芳的批判已经连篇累牍。上海京剧院是“文革”的重灾区，八个样板戏中的六出与上海有关，周信芳置身重灾区，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他的罪名一大把，一系列惩罚接踵而至，检讨、交代、抄家、批斗、牛棚、游街，无一幸免。
政治的骇人之处是对生活的直接干预，它肆无忌惮地闯入个人生活领地，不论你小心还是不小心，随时都可能成为专政的对象，这在“文革”发展到登蜂造极地步——不但可以干预你的现实生活，还能干预你的历史生活。给周信芳这样的社会名流找点罪名不是手到擒来吗？比如他和上海滩帮会头子黄金荣、顾竹轩的来往，给汉奸吴思宝唱堂会。这样的“罪过”不但非比寻常，简直就是不可饶恕。
可周信芳生活在那个时代，上海的舞台都由这些“闻人”把持，他不去那里唱戏如何生存？给吴思宝唱堂会则是被枪押着去的，怎能让一位艺人担起国家沦陷的责任？在大义上，他已经力尽所能。但“革命家”们的信念是极其纯粹的，革命意志从不考虑环境、历史和社会特征。江青一面竭力抹去自己的历史，一面又毫不留情地追溯别人的历史。
被押在车上全市游街示众
江青对童芷苓、对周信芳的态度都与其上海的经历有关。蓝苹是一段历史、一段需要用专政手段掩盖和抹去的历史。为此，江青煞费苦心。
1966年10月9日凌晨，上海发生一起神秘抄家事件，被同时抄家的童芷苓、赵丹、郑君里、陈鲤庭、顾而已五家。本来这个名单上还有周信芳和于伶，合计七家，没有抄周信芳的家，是因为他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其家已被红卫兵抄过多次，且一直有红卫兵把守；没有抄于伶的家，则因为他家住空军招待所对面，而这群神秘抄家的人正是来自空军江腾蛟手下。抄家原因，从他们的名字就能看出，无不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著名文化界人士，都与江青有过交往。江青通过叶群安排了江腾蛟手下去执行，他们对抄家人员要求“绝对保密”，并且只要书信、笔记本、照片等材料、资料。后来，抄出这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蓝苹时期的印记，在江青亲自监督下，由叶群、谢富治亲手销毁。1967年11月26日，张春桥亲笔批示，18名上世纪30年代上海文艺界人士分别被拘留和隔离审查，成为“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
1967年1月16日，周信芳被押在高架轨线修理车上全市游街示众；1967年12月7日，上海市文化系统“文革领导小组”在上海杂技场联合召开各造反组织的“打倒周信芳”电视斗争大会——此时的电视，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稀罕物，这“最先进”的技术用到了“革命”的最前沿，令人可叹可笑。1968年4月25日批判贺绿汀时用的也是这一招。
我问过父亲，可知当年批斗周信芳吗？答：知道，斗得可怜啊！再问：如何可怜？答：忘了。答得干脆，忘得利索。
1968年11月14日，周信芳被捕入狱，一年之后释放。他的灾难还祸及家人：儿子周少麟两次入狱，孙女玫玫被吓疯，夫人裘丽琳因惊吓一病不起，于周信芳尚在狱中时去世。这些横祸都没能换来周信芳的重生。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在是否“解放周信芳”的问题上，张春桥明确表态：“如果周信芳不是反革命，那么我张春桥就是反革命了。像他这样的人，要我叫他同志，杀了我的头我也不干”，“对周信芳，不枪毙就是宽大处理了”。这样的表态让周信芳永无出头之日——1974年秋，虽已是“文革”末期，周信芳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给群众监督”——如果说这是周信芳“罪有应得”，是因为他至死也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徐景贤说：“像周信芳这样的人，是一定会把花岗岩脑袋带到棺材里去的。”真是条汉子！
1975年3月8日早晨，这位创作、改编、整理、移植剧目达二百余出（其中堪称经典的剧目就有几十出），为中国京剧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艺术大师含冤去世。湛湛青天，飘荡着周信芳一缕冤魂。
灾难开始降临到周信芳头上
是绊脚石就要被踢开，灾难开始降临到周信芳头上。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加了编者按。正文是这样写的：“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在“海瑞上疏”四个字后面是第15条注释，文句颇长，大意是介绍《海瑞上疏》创作、演出前后的情况。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前后写了七八个月，多次通过秘密渠道进京修改，据说毛泽东亲自改了三稿。这正是江青在上海暗中策划的结果。
这一劫，周信芳怎么也躲不过了。
南周北马，一个演《海瑞上疏》，一个演《海瑞罢官》，一南一北，遥相呼应，配合默契。姚文元一炮轰出，倒下一片，如此“节俭战法”，实乃用兵之道。或许有人问，一篇文章会有如此大威力吗？写在这个时代不一定有，写在那个时代一定就有。血肉之躯如何抵挡得了专政机器？马连良于1966年12月16日撒手人寰，周信芳比马连良年长，生命力也比马连良顽强，当然，也背负了更多的痛楚。
说到姚文元文章，我仔细拜读过，真是才气逼人，立论、驳论、结论，抽丝剥茧、层层推进；分析透彻、条理清晰；丝丝入扣、滴水不漏，文人气、才子气扑面而来，堪称文章典范。可好文章全没用到好路上。文章有大致命处，这就是“戮心”——立论、驳论、结论，都是为了证明一个从来不存在的事实：为彭德怀翻案。
对他的批判已经连篇累牍
尾随姚文元文章而来的是对周信芳的批判。1966年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5月26日接着发表署名方泽生文章《<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到了6月份，对周信芳的批判已经连篇累牍。上海京剧院是“文革”的重灾区，八个样板戏中的六出与上海有关，周信芳置身重灾区，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他的罪名一大把，一系列惩罚接踵而至，检讨、交代、抄家、批斗、牛棚、游街，无一幸免。
政治的骇人之处是对生活的直接干预，它肆无忌惮地闯入个人生活领地，不论你小心还是不小心，随时都可能成为专政的对象，这在“文革”发展到登蜂造极地步——不但可以干预你的现实生活，还能干预你的历史生活。给周信芳这样的社会名流找点罪名不是手到擒来吗？比如他和上海滩帮会头子黄金荣、顾竹轩的来往，给汉奸吴思宝唱堂会。这样的“罪过”不但非比寻常，简直就是不可饶恕。
可周信芳生活在那个时代，上海的舞台都由这些“闻人”把持，他不去那里唱戏如何生存？给吴思宝唱堂会则是被枪押着去的，怎能让一位艺人担起国家沦陷的责任？在大义上，他已经力尽所能。但“革命家”们的信念是极其纯粹的，革命意志从不考虑环境、历史和社会特征。江青一面竭力抹去自己的历史，一面又毫不留情地追溯别人的历史。
被押在车上全市游街示众
江青对童芷苓、对周信芳的态度都与其上海的经历有关。蓝苹是一段历史、一段需要用专政手段掩盖和抹去的历史。为此，江青煞费苦心。
1966年10月9日凌晨，上海发生一起神秘抄家事件，被同时抄家的童芷苓、赵丹、郑君里、陈鲤庭、顾而已五家。本来这个名单上还有周信芳和于伶，合计七家，没有抄周信芳的家，是因为他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其家已被红卫兵抄过多次，且一直有红卫兵把守；没有抄于伶的家，则因为他家住空军招待所对面，而这群神秘抄家的人正是来自空军江腾蛟手下。抄家原因，从他们的名字就能看出，无不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著名文化界人士，都与江青有过交往。江青通过叶群安排了江腾蛟手下去执行，他们对抄家人员要求“绝对保密”，并且只要书信、笔记本、照片等材料、资料。后来，抄出这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蓝苹时期的印记，在江青亲自监督下，由叶群、谢富治亲手销毁。1967年11月26日，张春桥亲笔批示，18名上世纪30年代上海文艺界人士分别被拘留和隔离审查，成为“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
1967年1月16日，周信芳被押在高架轨线修理车上全市游街示众；1967年12月7日，上海市文化系统“文革领导小组”在上海杂技场联合召开各造反组织的“打倒周信芳”电视斗争大会——此时的电视，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稀罕物，这“最先进”的技术用到了“革命”的最前沿，令人可叹可笑。1968年4月25日批判贺绿汀时用的也是这一招。
我问过父亲，可知当年批斗周信芳吗？答：知道，斗得可怜啊！再问：如何可怜？答：忘了。答得干脆，忘得利索。
1968年11月14日，周信芳被捕入狱，一年之后释放。他的灾难还祸及家人：儿子周少麟两次入狱，孙女玫玫被吓疯，夫人裘丽琳因惊吓一病不起，于周信芳尚在狱中时去世。这些横祸都没能换来周信芳的重生。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在是否“解放周信芳”的问题上，张春桥明确表态：“如果周信芳不是反革命，那么我张春桥就是反革命了。像他这样的人，要我叫他同志，杀了我的头我也不干”，“对周信芳，不枪毙就是宽大处理了”。这样的表态让周信芳永无出头之日——1974年秋，虽已是“文革”末期，周信芳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给群众监督”——如果说这是周信芳“罪有应得”，是因为他至死也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徐景贤说：“像周信芳这样的人，是一定会把花岗岩脑袋带到棺材里去的。”真是条汉子！
1975年3月8日早晨，这位创作、改编、整理、移植剧目达二百余出（其中堪称经典的剧目就有几十出），为中国京剧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艺术大师含冤去世。湛湛青天，飘荡着周信芳一缕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