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成长中的社会资本及其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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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小说《笑面人》叙述了一个贵族后代格温普兰由于政治原因被隐匿身份并改造为畸形的流浪艺人的故事。本文运用当代社会资本与心理学理论,分析其一生中三次社会资本被剥夺的原因及其后果,并目在此基础上。阐述这一故事对当今中国青少年权益保护问题的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笑面人》;格温普兰;社会资本;青少年权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笑面人》是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作品,其中主人公格温普兰的离奇凄惨遭遇令人扼腕叹息。政治权贵的需要操纵了他的命运,他被出卖给儿童贩子并被改造成畸形的“笑面人”是国王詹姆士二世的旨意,而他恢复身份爵位以及被指定与公爵小姐约瑟安娜结婚则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儿安妮女王的设计。前者使他失去了爵位财富和正常的容貌;而后者则使他失去了自由以及自己最挚爱的女人,并进而导致其最终投水自尽。值得玩味的是,在格温普兰短暂的一生中,其成长所需的社会资本一再被打断或剥夺,而这一切最终都得到了看似合理的法律解释。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本文将要关注的正是当时的法律对于格温普兰成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当今青少年儿童权益保护问题的启示意义。
  
  一、社会资本首次被剥夺
  
  格温普兰的不幸从其出生后不久就开始了:其父是一位不肯放弃自己的共和主张的英国贵族,并因此而拒绝效忠于复辟的君主查理二世,长年流亡国外;而其母身份不明,据说是一个犯有弑君罪的人的女儿。二人均于格温普兰出生后不久去世,这个据说长得“象自昼一样漂亮的”孩子便成了孤儿,而其出生在英国国内也只是传言,继任国王詹姆士二世关于其父没有任何可以证实的血亲的亲口断言便将“这类分明毫无根据的谣言”划上了句号,也使得格温普兰从此不仅失去了其高贵的爵位,而且失去了合法身份。此后,在他两岁时,国王便以十英镑的价格将其卖给了人贩子,随即他被改造成了能够在市场和集市上要把戏的笑面人。
  按照社会资本理论,人的社会资本是与生俱来的。一般来说,家庭是一个孩子成长的第一个环境,家庭背景对于孩子的重要性当然是无可置疑。如詹姆斯·s·科尔曼所说,“家庭背景至少可以分解为三个不同的成分:财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财物资本可以近似地通过家庭财富或者收入进行衡量。……人力资本可以近似地通过父母教育进行衡量,同时为孩子提供了有助于其学习的认知环境。家庭中的社会资本有别于其他两种资本,……家庭的社会资本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在孩子没有能力建立和发展家庭之外的关系时,家庭成员“提供给儿童最初的社会关系、行为和角色模式、价值和信仰的框架以及智力激励。儿童对他人、教育、工作和社会的最初态度就来源于家庭,这些作用通过直接的和间接的教导、以建设性的(有时是破坏性的)方式、或多或少地获得了成功”。家庭对于孩子的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如前所述,由于父母早逝,对于格温普兰而言,亲生父母能够为其提供的人力和社会资本可谓子虚乌有。
  但是,幼年丧失父母并不意味着随之失去一切与家族有关的权利,英国学者梅因在其著作《古代法》中有一句广为引用的论断“一切形式的身份都起源于古代属于‘家族’所有的权力和特权”。由此可见,出生伊始,本来拥有贵族身份的格温普兰与自己的血亲家庭之间的联系也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国王以暗箱操作的方式彻底隐匿和剥夺,其本应该享受的与家族有关的家族权力和等级特权丧失殆尽,家庭能够为其提供的财物资本自然也无从谈起。
  当然,“对于年轻人成长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并非仅存于家庭中”,因此按照常理,格温普兰在失去血亲父母以及家族特权之后仍然可能通过社会中的其他渠道获得有助于其成长的社会资本。然而,由于他被国王卖给了儿童贩子,并进而被隐匿身份沦为卖艺之人,与其他正常儿童相比,其成长过程中所能得到的社会资本便大打折扣。对于儿童贩子在社会中的作用,雨果在书中指出他们可以成为一种“统治的工具”,“因为当时很多名门世家,需要消除一部分不听话或者累赘的人,需要断绝子嗣,或者需要突然取消继承权”,而国王詹姆士就因为曾经不止一次地利用过他们而对儿童贩子很宽容。让格温普兰从他的贵族家庭永远消失并且变成笑面人就是双方成功合作的一个案例。
  这一合作造成的后果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更进一步模糊了格温普兰的贵族后裔身份,因为面孔是基因的重要印记之一。其二是将格温普兰的谋生手段局限于卖艺,与整个社会隔绝。近代社会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艺人人为地划入社会的最低阶层。由于地位的低下,艺人们的各种权利都无从谈起,他们有时甚至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身体。而一些在政治上失势的贵族及其家庭成员所遭到的残酷对待之一便是被降格为艺人,以此来割断其与原来的社会阶层的联系。本应该拥有爵位的格温普兰不仅是艺人,而且由于儿童贩子的改造,人们看到他那张永远保持着怪笑的脸就会不可抑止地大笑。这样的一张脸无疑具有极大的娱乐功能,其谋生手段也就自然而然的被局限为卖艺,转行的可能性对他而言微乎其微,享受正常人的生活的可能性当然也是几乎绝无仅有。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为格温普兰施行手术者的目的正是“使他永远孤独,先让他远离家庭(如果他有家庭的话),然后再离开整个的人类”。
  从格温普兰两岁之前的遭遇看,其生身父母的早逝虽然为其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然而却纯属造化弄人,属于不可抗因素。然而,其失去父母之后的凄惨境况则完全是国王詹姆士一手造成,深究则发现,国王之动机又与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由于格温普兰父亲的政治主张对自己的政权造成威胁,国王又不能通过合法途径剥夺其特权,便只好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儿童贩子网开一面,以达到与其勾结,消灭政敌势力的目的。因此,格温普兰的家庭和社会资本的首次被剥夺显然是当时的等级制度以及国王的执政与执法未能得到有力的监督与制约所造成的。
  
  二、社会资本再度被剥夺
  
  格温普兰首次正式露面是在波特兰湾一艘即将起航的单桅船上。在船起锚之前,作者首先描述了从远处看到的船上一伙人的剪影,“他们总共是八个人,里面大概有一两个女人”,格温普兰只是人们最后才能在其中看到的“一个矮小的人影”。这个孩子在这群忙着收拾东西的人当中与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小心翼翼地伺候每一个人,但是却没有人理睬他,更没有人关心他。更可怕的是,在所有准备工作就绪,其他人上船之后,这个孩子被孤零零地抛弃在了漆黑的海岸上。但是他“虽然惊愕,却并不气馁”,因为“这些抛弃他的人并不爱他,他也不爱他们”,“他的童年虽然是跟他们在一起度过的,可是他并不觉得他是他们的人,他不过是跟他们混在一起,如此而已”。按照进步社会的法律制度,在抛弃格温普兰之前,同船的人对格温普兰的行为已经可以划入虐待儿童范畴。“对儿童的虐待既包括故意伤害儿童健康状况的虐待,也包括对儿童的忽视,即不能恰当地满足儿童的基本需要”然而,由于流浪艺人本身也是一个几乎封闭的阶层,其对格温普兰的虐待行为并不为人所知,更不可能得到干预和纠正。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在当时抛弃格温普兰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威廉三世即位之 后改变了詹姆士二世对于儿童贩子的政策,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惩罚儿童贩子。但是“这种保护儿童的法律一开头就产生一个奇怪的效果:突然出现了很多被人遗弃的儿童”。其原因是由于这些法律,所以带着孩子的流浪人都成为了执法者眼中的形迹可疑者,很多贫穷的流浪父母往往很难证明他们的孩子确实是自己的,于是便下狠心遗弃了自己的孩子。而英国的榜样被全欧洲仿效,欧洲各国海岸都开始严密监视带着孩子上岸的人,这些同船的成年人因此而惶恐不安,只得将格温普兰抛弃。格温普兰第二次被从自己的生长环境中连根拔起显然是被当时的立法者,或者更精确说是执法者的司法活动误伤。
  如前所述,格温普兰与同船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八年中除了维持生存所需的食宿之外并没有得到其它的社会资本,因此对于他们突然抛弃他的举措,格温普兰虽然感到了恐惧,却并未表现得如同世界末日到来一般。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倘若在同船的人中有一位甚至更多人将格温普兰当做儿子一样对待,尽自己所能给他提供了他成长所需的资本,这样的误伤会造成何等严重的后果呢?
  在格温普兰被抛弃之后寻找下一个栖息地的途中,十岁的他救下了即将饿死的一岁的女孩蒂。这种搭救行为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出于怜悯,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关注范围会逐渐伸展到家庭之外。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费尔德曼的划分,十岁属于儿童中期,“在这一时期,儿童开始对朋友的重要性更为敏感,建立和维持友谊关系成为儿童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普通人尚且如此,何况是没有血亲的格温普兰呢?在十岁之前,他根本没有过自己的朋友,由于那张永远保持怪笑的脸,此后他也很难正常地去结交朋友。朋友关系的建立其实需要一些不可缺少的因素,“最重要因素之一是接近性,……相似性对建立朋友关系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格温普兰和他搭救的蒂一样孤苦伶仃,生活无着。根据学者研究,“社交能力不是一件奢侈品,它在儿童如何认识自己和如何被其他人认识方面造成巨大的差异。已有的研究告诉我们,社交能力强的儿童比社交能力差的儿童更快乐。格温普兰此后的经历证明了这一论断。
  
  三、最后一根稻草
  
  在格温普兰救了蒂并与她一起被于苏斯收养之后,这三个不幸的人便组成了一个无血缘关系的家庭。由于身为艺人,他们与社会的交往受到极大局限,更何况,他们还是流浪艺人。“对于经常搬家的家庭,构成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在每一次搬家时被打破”,因此,格温普兰和蒂的成长所能仰赖的只有家庭背景。
  根据前文引用科尔曼的理论,在这个非血亲家庭中,财物资本的来源是他们街头卖艺的收入,这份收入十分微薄,与格温普兰出生时所属家庭的财物资本自然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其中的人力和社会资本却更加雄厚,正如书中所说,“这个包括一个老头儿、两个孩子和一条狼的家庭,在他们流浪的时候,越来越亲密了”。更重要的是,“流浪生活没有妨碍孩子们的教育,……于苏斯尽力把他所有的学问和智慧传授给他……又用他的哲学和知识把他装饰了一下”。
  从十岁到二十五岁,格温普兰就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告别了儿童少年和青年时期,他也进入了成年早期(20~40岁),而“亲密关系的建立和形成是个体在成年早期主要考虑的事项”。由于被封闭于一个狭小的社会资本网络中,格温普兰和蒂都被剥夺了与这一网络之外的人协作和交往的机会,自然而然地,这对儿时的伙伴在共同卖艺谋生之余又发展成为一对情侣。从小一起长大的格温普兰和蒂之间的爱情被作家称之为“乌云里露出来的青天”和“两个可怜虫建造的伊甸园”。虽然两个人都有其缺陷,但是他们的相亲相爱是建立在双方的相互补充和相互需要上的。根据一些心理研究成果,人类的爱可以划分为两个类别:激情的爱和平静的爱。“激情的爱是全身心投入爱一个人的状态。它包含了强烈的生理兴趣和唤起,并关心对方的需求。与此相对,平静的爱是我们对那些与我们生活紧密相关的人的一种强烈情感”。显而易见,由于即是亲人,又是情人,格温普兰和蒂之间的爱情兼具了这两种爱的特征。
  关于家庭的功能,社会学家们总结了六点:生殖、保护、社会化、规范性行为、情感交流和提供社会地位。传统上,家庭还满足许多其他的功能,包括提供宗教训练、教育以及休闲的管道。从上文论述可知,在这个非血亲家庭中,格温普兰自身发展的主要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他的生活本来似乎可以波澜不惊地继续下去。但是,当一个人所置身其中的社会网络极其简单狭小,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也自然微薄脆弱,这一网络中的任何一个点受到破坏都可能对其中的个体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在故事结尾前,一个漂流瓶泄露了格温普兰身世的秘密,当时的长相丑陋的女王安妮决定为其恢复身份和相应的地位,并且命令其同自己漂亮非凡的妹妹结婚,借此打击这位与自己同父异母的私生女妹妹。对于自己父亲詹姆士加诸于格温普兰身上的一切,她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国王有把子民弄成残废的权利”。对于自己为格温普兰恢复身份地位的行为,她也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她可敬的父亲有一件事做得太过分了,她来出面弥补”,“她按照上天的意旨保护无辜者”。如此一来在做一件义举时,她“又能使自己讨厌的人不快,实在太妙了”。而这样一种妙不可言的安排,对于格温普兰来说从表面上意味着“社会立刻一次赏给他三样礼物:婚姻、家庭、特权阶级”。
  这三样礼物看似对格温普兰今后的发展都大有裨益,但显而易见,他们都难以与格温普兰青少年时期的社会资本顺利接轨,正如作者借格温普兰之口所说,“婚姻?他在门口看见了荒淫无耻。家庭?他的哥哥打了他,明天还要握着宝剑等他呢。特权阶级?……他们差不多在接受他以前,就拒绝他了。”比这更糟糕的是,这三样礼物非但与他无缘,而给他此前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蒂由于他的神秘失踪而痼疾发作,不治身亡。于是,格温普兰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网络和资本毁于一旦,他唯有自杀一途。
  
  四、结论
  
  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现在似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国内外关于未成年人的权益遭到严重侵害的报道,不论是群体还是个别案例都不绝于耳,孤儿以及流浪儿童的生存处境更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我国的《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流浪儿童救助管理规定》都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有些法律条文也明确规定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法律责任。然而,据相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我国流浪乞讨儿童数量却高达100万至150万左右。据民政部门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每年15万人次的流浪儿童中,40%左右有两次以上的流浪经历。民政部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流浪儿童来自农村的占83%,来自城镇的占17%。绝大部分流浪儿童是文盲或是小学文化程度,年龄主要集中在10岁到15岁之间。可见法律的制定与完善目前还未能有效地保护绝大多数青少年的生存发展环境。
  法律由于其强制和滞后性,往往有缺陷;法律也不能对感情或道德层面的问题——做出规定,所以,未成年人受到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身体或者心理层面上的虐待而不能够在自己的家庭中健康成长,甚至离家出走或者无家可归而四处流浪者的数目仍然很庞大,这些流浪儿童被杀害、拐卖或者剥削的恶性事件也屡屡见诸新闻媒体。
  参照格温普兰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是一项复杂而立体的社会工程。因为一个人从婴儿到成年所涉及的社会网络越大,其所能从中得到的社会资本越是丰富多样,发展也就更加健康良好;反之其所得到的社会资本就微薄单调,其生存发展空间自然欠佳甚至脆弱病态。法律法规不仅不可能对构成这一社会网络的家长、社区、学校等元素做出事无巨细的规定,甚至有时还可能矫枉过正,伤及无辜。如何利用更多社会学科的成果、调动更多社会阶层的力量来帮助青少年建立和发展家庭内外的社会关系,为其成长储备丰富充足的社会资本,完善青少年权益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切实保护其权益仍将是我国在相当长时期所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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