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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界对王尔德童话作品的研究较少，且多集中在文学性层面，对其社会叛逆性的研究还不够。文章认为，王尔德通过《快乐王子》再现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功利主义幸福伦理观，并在功利主义这件保护性外衣下批判了当时的道德意识形态，试图以思想渗透的方式拯救被扭曲的意识形态压迫的世人。
关键词：王尔德；童话；功利主义；道德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0)06-0207-5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1.02.057
1. 引言
《快乐王子》本是王尔德在19世纪80年代去剑桥大学讲学之时为众人讲述的一个故事，不料这则故事颇受剑桥学生们的欢迎，于是王尔德回到自己房间以后立即将之付诸笔端。1888年，王尔德首部童话故事集《快乐王子与其他故事》问世。这部童话集的诞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一是王尔德向他年龄尚幼的两个儿子表明慈父之心，二是此时的王尔德不得不为养家作打算。自然，《快乐王子》作为故事集的第一故事终于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事实证明，王尔德的这部童话故事集获得了巨大成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童话学教授吉比斯（Jack Zipes）甚至认为“故事集的出版标志着王尔德伟大创作时期的到来”（1983：113）。随后，该故事集被译成各国文字一版再版，也被改编成卡通、戏剧、广播、电影、电视剧等文艺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然而，在受众对王尔德童话表示出浓厚兴趣的同时，学术界似乎并没有给予它等量的重视，因而有关王尔德童话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为数不多。就已有的文献来看，国外学者对王尔德童话的研究涉及宗教思想研究、童话要素研究、作品受众研究和历史社会研究等角度。国内学者则倾向于从美学和道德哲学的角度研究王尔德童话，近来又呈现出接西学研究之壤从基督教精神角度解析王尔德童话的态势。笔者虽无意怀疑王尔德童话中反复出现基督式牺牲与救赎形式的意图，但是却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的观点，那就是童话作者在借用当时的社会看来“合法”和“合理”的形式宣扬自己的观点，并试图以之拯救被扭曲的社会意识形态压迫的世人。由于《快乐王子》对该故事集而言具有公认的代表性，笔者拟从王尔德时期的功利主义幸福伦理观等角度再次解读《快乐王子》，以求拓深王尔德童话研究，为王尔德研究体系的构建献上绵薄之力。
2. 童话的社会背景
在文学作品和社会的关系上，学术界就文学作品与作者所处社会的不可分割性已经达成一致共识，那是因为“作者不能独立于其社会生存……因此作者的角色具有社会性……社会性不会剥夺作者的洞见或影响……相反，它会使作者的洞见和影响成为可能”（Sinfield, 1983: 3）。因此，在谈及文学作品与社会的关系时，应该谈的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文学作品（ibid.）”，而不能将此二者截然分开。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作品，童话故事也因为其创作者的影响毫不例外地具有社会性。王尔德虽然把《快乐王子》放置于一个看似无明确社会特征的背景之中，但是却有意无意地在故事中贴上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标签。当燕子准备在快乐王子塑像的脚下歇息的时候，误把快乐王子的眼泪当作了雨水，以为星辰闪烁的夜晚居然也会下雨的燕子于是发出了“欧洲北部的天气真是可怕”（P3）的感叹。“欧洲北部”缩小了故事发生的地点范围，使英国成为故事指涉的可能国度之一。童话里鸟类学教授的出现增加了故事所涉及的国家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可能性，因为“鸟类学作为专门的科学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才出现”（Farber, 1982: 92）。故事还写道，一个女裁缝“正在一件绸缎礼服上刺绣西番莲花”（P7）。根据芭芭拉·莫里斯的著作《维多利亚时期的刺绣：权威指南》（2003：41）一书，西番莲花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常用于衣服上的图案设计，且在19世纪中期达到鼎盛。西番莲花是为了“女王最美丽的皇家侍女（Maids-of-Honour）”（P9）而缝绣的。“皇家侍女”是英国一种特有的职业女性，指的是英皇室女王身边的成年未婚侍女（2010）。可见，所有的证据都越来越集中地证明《快乐王子》指涉的社会背景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也就是作者王尔德生存的社会环境。
3. 童话社会的道德观
《快乐王子》的故事涉及了人类普遍关心的哲学问题：（1）人生的目的是什么？（2）什么是快乐以及如何获得快乐？笔者将就这些问题在童话故事中的具体体现作一番详尽分析。
故事中的快乐王子本来“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宫殿里”（P7），去世后被做成了“用一片片纯金叶子装饰而成”（P3）的塑像，并立在城市高处供人们瞻仰，“深受人们景仰崇拜”（ibid.）。人们不用快乐王子的真实姓名来称呼他，是因为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王子真实身份的重要性已为他的快乐精神掩盖，所以为快乐王子塑像的目的更多成分不是纪念王子本人，而是倡导一种世俗的快乐精神，是代表当权阶级的市长、市参议员等人意图劝诫人们要崇尚和追寻快乐。无疑，城市里生活的普通大众对快乐王子的崇拜便是对当权阶级所倡导的人生观的道德认同，也就是说，众人把“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乐”的观点视为善。善是人们行动的准则，因此，对于众人而言，趋乐避苦乃是人生的终极目的。相似地，快乐王子和他的信使燕子通过为贫苦人提供物质帮助以求实现受苦人快乐的做法实质也显示出他们对该社会众人所持人生观的伦理判断，即“趋乐避苦”是好的。从这一点来看，《快乐王子》故事里所有的角色在人生目的认识上达成了一致，或者更进一步说，故事里所有人都认为行动的根本道德原则乃是追求快乐。这种人人都寻求快乐的人生观恰是功利主义道德观的根本前提假设，功利主义认为“趋利避害、求乐避苦是人类的本性”（杜凤娇，2009：17），因此“快乐和痛苦是人类行动的原因”（希尔贝克等，2004：303），“评价人们的行为是非和道德善恶，只能依据于快乐和痛苦，即能增进快乐的就是善的，能造成痛苦的就是恶的” （杜凤娇，2009：17）。
既然肯定了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寻求快乐，那么什么才是快乐？怎样才能获得快乐？《快乐王子》故事里对快乐涵义的阐释有两个来源，一种来自世人，另一种则来自快乐王子的塑像和他的燕子。童话故事里城市社会的主要构成有三大阶级：代表贵族阶级的快乐王子（生前）和女王的皇家侍女、代表逐渐开始掌握政权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市长和市参议员，以及代表工人阶级的普通贫苦大众。对于生前的快乐王子和皇家侍女而言，快乐就是俗世极度的生活享受：快乐王子“住在忧愁无法到达的无忧宫里，白天和同伴们在花园里玩耍，傍晚则在大厅里领舞”（P7）；至于那个女王身边最漂亮的皇家侍女，则在宫殿里跳舞、谈情说爱，还要穿时髦漂亮的绣有西番莲花的绸缎长裙。由此可见，贵族阶级快乐的实现乃是因其有强大的物质保障——倘若没有丰厚的物质财富为基础，他们极度的享乐主义也无法实现。在物质财富和快乐的等式关系之间，最为露骨的恐怕是资产阶级的表现了：市长和市参议员径直把快乐和物质财富的拥有状况联系起来，认为拥有物质财富就拥有快乐。在快乐王子塑像拥有金身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及红宝石镶嵌的剑柄的时候，市参议员欣赏塑像的美，然而当快乐王子为了接济穷苦人而耗尽身上的宝石和黄金、成为灰色的金属塑像之时，市长和参议员们开始嫌弃这座雕像，并认为“他就像一个乞丐”（P18），所以忙不迭地推倒了王子的塑像。前文已经分析过，人们为快乐王子塑像的主要目的是倡导和宣扬世俗的快乐精神，这里形成悖论的是拥有物质财富的快乐王子是快乐王子，散尽物质财富的快乐王子仍然是快乐王子，为什么前者可以得到当权者的认可而后者却被断定为丑陋并失去立足之地？快乐王子塑像被推倒实际上意味着当权者认可的快乐精神已经不复存在，而所谓“快乐精神”的丧失偏偏和物质财富的丧失联系在一起，正如物质财富还存在于快乐王子身上时“快乐精神”也被视为存在一样。因此，《快乐王子》中当权阶级的快乐等同于物质财富的拥有。故事里，贫苦大众对快乐的认识也是物质化的。快乐王子塑像让燕子把他身上的金叶子一片一片剥离下来散发给穷人，并说“活着的人总认为金钱可以使他们快乐”（P16）。的确，当在阁楼里居住的创作戏曲的穷学生得到了快乐王子的蓝宝石的时候，他“看起来非常快乐”（P13）；哭泣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得到蓝宝石以后，“大叫一声‘多么漂亮的玻璃啊！’然后笑着跑回家了”（P16）；得到金叶子的孩子们“脸蛋红润一些了，他们欢笑着在街道上游戏，并且叫嚷：‘我们有面包啦！’”（ibid.）。所以，对于贫苦的工人阶级而言，因为金钱给予了他们生存的可能，所以金钱可以带来快乐，因而快乐也就等于金钱。分析可知，故事里所有的社会阶层对快乐的理解都无一例外地趋向物质化，这无疑是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功利主义幸福伦理观的童话式再现。
相形之下，快乐王子的雕像对快乐的理解就没有那么直观了，一方面他同情受苦人，用金钱换来他们的快乐，但是另一方面，结果却是他人的快乐增加了，而自己的金钱减少了。如果仍旧把快乐等同于金钱的话，那么很容易得到这样的答案：快乐王子的快乐减少了——这似乎与前文的结论形成了悖论（前文已经证明，故事里人人都追寻快乐，快乐王子也不例外）。既然快乐王子也是追寻快乐的，那么只有当他不把快乐等同于金钱的时候，他的快乐才不会因为金钱的减少而减少。当燕子为王子讲述埃及的奇迹，尝试使双目失明的王子快乐起来的时候，快乐王子却宁愿聆听人间的疾苦，把身上剩下的黄金叶子散发到穷人手中，以使穷人感到快乐。因此，快乐王子的快乐是以他人的快乐为前提的利他式快乐。燕子在遇到快乐王子塑像前以爱情为快乐，他虽然能以不同于其他燕子那般势利的方式看待爱情，但终于还是为了追随自己的队伍前往埃及过冬而放弃了所爱；遇到王子之后，燕子逐渐开始以王子的快乐为快乐，继而也成为了利他主义者。当然，如果快乐王子和燕子仅仅以单纯的自我牺牲为目的，那么他们的牺牲便失去了意义。事实是王子和燕子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换来了众人的快乐，因而他们牺牲的目的乃是通过给予他人快乐而增加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快乐，从而达成自己精神上的快乐。因此，快乐王子和燕子的利他精神之表现实际也是功利主义的一种表达形式，正如功利主义者密尔认识的那样，“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相一致的。为社会增进幸福，也就是为自己增加快乐”（转引自蒋锦洪，2008：11）；功利主义最大幸福的标准“并不在于行为者自己的最大幸福，而是在于全体人的最大量幸福”（ibid.：12）。或者更明白地说，快乐王子和燕子的快乐是比众人的快乐更为高级的快乐，这恰是密尔快乐层次说的体现。
功利主义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深刻影响迫使英国的宗教界为了发展壮大不得不吸收功利主义思想精髓。于是，基督教的“福音主义”应运而生。该主义“致力于改善人们的生活现状与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更多地关注个人利益，认为个人的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所谓的公众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实现的一种途径”（李增等，2008：193）。《快乐王子》中王子将公众利益置于自己的生命之上，以基督式的自我牺牲将身体分给民众，盖伊·威洛比认为快乐王子的这种牺牲“如同基督在最后的晚餐时象征性地用饼和酒代表自己的血肉，让门徒分食”（转引自孙加，2010：75）。恰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后的死亡再到他不久以后的复活并进入天国让人们相信耶稣获得了终极快乐，快乐王子和燕子死后也得以在上帝的黄金之城和伊甸园永生——这正是世人追求的终极快乐。如同耶稣获得其终极快乐的途径是自我牺牲一样，快乐王子和燕子能够得到终极快乐也是因为他们更多地关注公众利益。显而易见，《快乐王子》童话里，对公众利益的全心关注和投入使终极快乐成为可能，于是利他者最终还是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了利己的目的。
4. 王尔德的道德观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这时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原有的封建贵族阶级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取而代之的是由维多利亚早期的无权阶级上升至中产阶级的人群。同时，中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也逐渐兴起并被社会大众接受，而功利主义则是“中产阶级道德观念的灵魂”（李增等，2008：192）。因此，不可否认，《快乐王子》中功利主义幸福伦理观的体现是当时故事能广为众人接受的主要和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笔者始终坚信王尔德实际是一个有着伟大理想的文学家，他先于他人看到了时代的不合理性，触到了道德意识形态带给人性的扭曲。只是由于力量薄弱，他无法从正面向众人揭示这个问题社会，所以他要营销自己的思想，要让众人接受自己的观念，不得不通过为自己“叛逆”的思想披上一件合理的外衣为伪装，这件护身衣正是当时广为各社会阶层接受的英国中产阶级道德观，或者更明白地说，就是功利主义道德观。那么，藏在护身衣之下的究竟是怎样不合于世的思想？笔者以为，就《快乐王子》来看，王尔德对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他甚至认为所谓的时代精神较严重束缚了人性的自由发展。
必须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功利主义（今称古典功利主义）除了将快乐视作唯一的善以外，还是“一种效果论的伦理学”（希尔贝克等，2004：304-305），所以“行动是否好的/值得追求的，取决于效果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用的’”（ibid.：305）。因此在当时的功利主义者看来，只要后果能促成普遍幸福的最大化，则该行为人在道德上就是正确的。王子和燕子对功利主义的绝对信仰使他们为了最大多数人最大可能的幸福而走向了自我牺牲之路。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他们的行为属于绝对的善。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善却未能使他们在人间修成正果——那些倡导功利主义的统治阶级迫不及待地推倒了塑像，并把燕子的尸体扔到垃圾堆里，理由是王子“失去了美，也就没有用了”（ibid.）。按照功利主义观点，统治阶级基于“有用论”的行为也是一种善。此时的王尔德实际上向社会提出了十分尖锐的问题：道德上正确的行为怎么会否定另一种至善的行为？正义何在？然而当时的功利主义哲学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快乐王子》里还依稀可以看到同性之恋的影子：王子对燕子亦师亦友的爱与燕子对王子的崇拜和眷念让读者朦朦胧胧地读出他们之间不一般的情感。燕子为了王子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他最后在王子唇上的一吻颇像王尔德中学时期一个对他心存特殊感情的男孩子为他送行到遥远的高校读书之时的吻那么冰凉和绝望。对于同伴送别时的一吻，王尔德意识到这是那个男孩子对爱的理解与表达，当时年少的王尔德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段记忆一直盘桓在心，消抹不去，所以《快乐王子》中若隐若现地透着他这段少年经历。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对同性之间的这种特殊情感缺乏理解和包容，人们将同性恋行为视作非道德行为，且这种行为也要受到法律制裁。王尔德巧妙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病态：快乐王子和燕子之间的爱连上帝也无法接受，最后让这两者天各一方，一个在黄金城，另一个则在伊甸园。正如上文分析，资产阶级对物质财富的崇拜在《快乐王子》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作者王尔德甚至借快乐王子之口将金钱与尘世间的人的快乐划上等号；与此同时，基督教也免不了世俗化，它无法站在最高处以神圣的力量净涤人们的心灵，让人类心灵不再受到被资产阶级贴上“道德”标签的东西的蒙蔽；相反地，它不得不因着人们对金钱的喜爱而把金钱导入信仰体系之中，试图让人们相信纯粹的基督徒在死后将进入极乐世界，即黄金城——“城市是纯金的，像清亮的玻璃”（出自《圣经》启示录第21章第18节，中文由本文作者黄河所译）。因此，快乐王子最后得以进入黄金城就算是实现一个基督教徒的最高幸福了。但是，快乐王子不仅是一个基督徒，更是一个有着完整人性的人。作为一个拥有完整人性的人，他的幸福在黄金城中是无法完全实现的，因为他的精神伴侣燕子从此再也无法与他相见。
因而，对于王尔德而言，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无论是世俗的人还是宗教都无可避免地吸纳了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道德原则，于是功利主义倡导的自由主义精神便充分地体现于普遍价值观之上。然而这种自由主义精神的物质化和唯物化却并不利于人类心灵的发展和人性解放，所以王尔德尝试着开辟一条道路，以使深受社会道德意识形态压迫的世人能够猛醒，从而明晓人性的内涵，懂得尊重人性，最终解放人性，达到社会的全面进步。在这个意义上，王尔德不仅仅是一位举世闻名的作家，他更无愧为一个伟大的灵魂救赎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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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尔德；童话；功利主义；道德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0)06-0207-5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1.02.057
1. 引言
《快乐王子》本是王尔德在19世纪80年代去剑桥大学讲学之时为众人讲述的一个故事，不料这则故事颇受剑桥学生们的欢迎，于是王尔德回到自己房间以后立即将之付诸笔端。1888年，王尔德首部童话故事集《快乐王子与其他故事》问世。这部童话集的诞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一是王尔德向他年龄尚幼的两个儿子表明慈父之心，二是此时的王尔德不得不为养家作打算。自然，《快乐王子》作为故事集的第一故事终于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事实证明，王尔德的这部童话故事集获得了巨大成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童话学教授吉比斯（Jack Zipes）甚至认为“故事集的出版标志着王尔德伟大创作时期的到来”（1983：113）。随后，该故事集被译成各国文字一版再版，也被改编成卡通、戏剧、广播、电影、电视剧等文艺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然而，在受众对王尔德童话表示出浓厚兴趣的同时，学术界似乎并没有给予它等量的重视，因而有关王尔德童话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为数不多。就已有的文献来看，国外学者对王尔德童话的研究涉及宗教思想研究、童话要素研究、作品受众研究和历史社会研究等角度。国内学者则倾向于从美学和道德哲学的角度研究王尔德童话，近来又呈现出接西学研究之壤从基督教精神角度解析王尔德童话的态势。笔者虽无意怀疑王尔德童话中反复出现基督式牺牲与救赎形式的意图，但是却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的观点，那就是童话作者在借用当时的社会看来“合法”和“合理”的形式宣扬自己的观点，并试图以之拯救被扭曲的社会意识形态压迫的世人。由于《快乐王子》对该故事集而言具有公认的代表性，笔者拟从王尔德时期的功利主义幸福伦理观等角度再次解读《快乐王子》，以求拓深王尔德童话研究，为王尔德研究体系的构建献上绵薄之力。
2. 童话的社会背景
在文学作品和社会的关系上，学术界就文学作品与作者所处社会的不可分割性已经达成一致共识，那是因为“作者不能独立于其社会生存……因此作者的角色具有社会性……社会性不会剥夺作者的洞见或影响……相反，它会使作者的洞见和影响成为可能”（Sinfield, 1983: 3）。因此，在谈及文学作品与社会的关系时，应该谈的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文学作品（ibid.）”，而不能将此二者截然分开。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作品，童话故事也因为其创作者的影响毫不例外地具有社会性。王尔德虽然把《快乐王子》放置于一个看似无明确社会特征的背景之中，但是却有意无意地在故事中贴上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标签。当燕子准备在快乐王子塑像的脚下歇息的时候，误把快乐王子的眼泪当作了雨水，以为星辰闪烁的夜晚居然也会下雨的燕子于是发出了“欧洲北部的天气真是可怕”（P3）的感叹。“欧洲北部”缩小了故事发生的地点范围，使英国成为故事指涉的可能国度之一。童话里鸟类学教授的出现增加了故事所涉及的国家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可能性，因为“鸟类学作为专门的科学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才出现”（Farber, 1982: 92）。故事还写道，一个女裁缝“正在一件绸缎礼服上刺绣西番莲花”（P7）。根据芭芭拉·莫里斯的著作《维多利亚时期的刺绣：权威指南》（2003：41）一书，西番莲花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常用于衣服上的图案设计，且在19世纪中期达到鼎盛。西番莲花是为了“女王最美丽的皇家侍女（Maids-of-Honour）”（P9）而缝绣的。“皇家侍女”是英国一种特有的职业女性，指的是英皇室女王身边的成年未婚侍女（2010）。可见，所有的证据都越来越集中地证明《快乐王子》指涉的社会背景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也就是作者王尔德生存的社会环境。
3. 童话社会的道德观
《快乐王子》的故事涉及了人类普遍关心的哲学问题：（1）人生的目的是什么？（2）什么是快乐以及如何获得快乐？笔者将就这些问题在童话故事中的具体体现作一番详尽分析。
故事中的快乐王子本来“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宫殿里”（P7），去世后被做成了“用一片片纯金叶子装饰而成”（P3）的塑像，并立在城市高处供人们瞻仰，“深受人们景仰崇拜”（ibid.）。人们不用快乐王子的真实姓名来称呼他，是因为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王子真实身份的重要性已为他的快乐精神掩盖，所以为快乐王子塑像的目的更多成分不是纪念王子本人，而是倡导一种世俗的快乐精神，是代表当权阶级的市长、市参议员等人意图劝诫人们要崇尚和追寻快乐。无疑，城市里生活的普通大众对快乐王子的崇拜便是对当权阶级所倡导的人生观的道德认同，也就是说，众人把“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乐”的观点视为善。善是人们行动的准则，因此，对于众人而言，趋乐避苦乃是人生的终极目的。相似地，快乐王子和他的信使燕子通过为贫苦人提供物质帮助以求实现受苦人快乐的做法实质也显示出他们对该社会众人所持人生观的伦理判断，即“趋乐避苦”是好的。从这一点来看，《快乐王子》故事里所有的角色在人生目的认识上达成了一致，或者更进一步说，故事里所有人都认为行动的根本道德原则乃是追求快乐。这种人人都寻求快乐的人生观恰是功利主义道德观的根本前提假设，功利主义认为“趋利避害、求乐避苦是人类的本性”（杜凤娇，2009：17），因此“快乐和痛苦是人类行动的原因”（希尔贝克等，2004：303），“评价人们的行为是非和道德善恶，只能依据于快乐和痛苦，即能增进快乐的就是善的，能造成痛苦的就是恶的” （杜凤娇，2009：17）。
既然肯定了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寻求快乐，那么什么才是快乐？怎样才能获得快乐？《快乐王子》故事里对快乐涵义的阐释有两个来源，一种来自世人，另一种则来自快乐王子的塑像和他的燕子。童话故事里城市社会的主要构成有三大阶级：代表贵族阶级的快乐王子（生前）和女王的皇家侍女、代表逐渐开始掌握政权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市长和市参议员，以及代表工人阶级的普通贫苦大众。对于生前的快乐王子和皇家侍女而言，快乐就是俗世极度的生活享受：快乐王子“住在忧愁无法到达的无忧宫里，白天和同伴们在花园里玩耍，傍晚则在大厅里领舞”（P7）；至于那个女王身边最漂亮的皇家侍女，则在宫殿里跳舞、谈情说爱，还要穿时髦漂亮的绣有西番莲花的绸缎长裙。由此可见，贵族阶级快乐的实现乃是因其有强大的物质保障——倘若没有丰厚的物质财富为基础，他们极度的享乐主义也无法实现。在物质财富和快乐的等式关系之间，最为露骨的恐怕是资产阶级的表现了：市长和市参议员径直把快乐和物质财富的拥有状况联系起来，认为拥有物质财富就拥有快乐。在快乐王子塑像拥有金身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及红宝石镶嵌的剑柄的时候，市参议员欣赏塑像的美，然而当快乐王子为了接济穷苦人而耗尽身上的宝石和黄金、成为灰色的金属塑像之时，市长和参议员们开始嫌弃这座雕像，并认为“他就像一个乞丐”（P18），所以忙不迭地推倒了王子的塑像。前文已经分析过，人们为快乐王子塑像的主要目的是倡导和宣扬世俗的快乐精神，这里形成悖论的是拥有物质财富的快乐王子是快乐王子，散尽物质财富的快乐王子仍然是快乐王子，为什么前者可以得到当权者的认可而后者却被断定为丑陋并失去立足之地？快乐王子塑像被推倒实际上意味着当权者认可的快乐精神已经不复存在，而所谓“快乐精神”的丧失偏偏和物质财富的丧失联系在一起，正如物质财富还存在于快乐王子身上时“快乐精神”也被视为存在一样。因此，《快乐王子》中当权阶级的快乐等同于物质财富的拥有。故事里，贫苦大众对快乐的认识也是物质化的。快乐王子塑像让燕子把他身上的金叶子一片一片剥离下来散发给穷人，并说“活着的人总认为金钱可以使他们快乐”（P16）。的确，当在阁楼里居住的创作戏曲的穷学生得到了快乐王子的蓝宝石的时候，他“看起来非常快乐”（P13）；哭泣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得到蓝宝石以后，“大叫一声‘多么漂亮的玻璃啊！’然后笑着跑回家了”（P16）；得到金叶子的孩子们“脸蛋红润一些了，他们欢笑着在街道上游戏，并且叫嚷：‘我们有面包啦！’”（ibid.）。所以，对于贫苦的工人阶级而言，因为金钱给予了他们生存的可能，所以金钱可以带来快乐，因而快乐也就等于金钱。分析可知，故事里所有的社会阶层对快乐的理解都无一例外地趋向物质化，这无疑是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功利主义幸福伦理观的童话式再现。
相形之下，快乐王子的雕像对快乐的理解就没有那么直观了，一方面他同情受苦人，用金钱换来他们的快乐，但是另一方面，结果却是他人的快乐增加了，而自己的金钱减少了。如果仍旧把快乐等同于金钱的话，那么很容易得到这样的答案：快乐王子的快乐减少了——这似乎与前文的结论形成了悖论（前文已经证明，故事里人人都追寻快乐，快乐王子也不例外）。既然快乐王子也是追寻快乐的，那么只有当他不把快乐等同于金钱的时候，他的快乐才不会因为金钱的减少而减少。当燕子为王子讲述埃及的奇迹，尝试使双目失明的王子快乐起来的时候，快乐王子却宁愿聆听人间的疾苦，把身上剩下的黄金叶子散发到穷人手中，以使穷人感到快乐。因此，快乐王子的快乐是以他人的快乐为前提的利他式快乐。燕子在遇到快乐王子塑像前以爱情为快乐，他虽然能以不同于其他燕子那般势利的方式看待爱情，但终于还是为了追随自己的队伍前往埃及过冬而放弃了所爱；遇到王子之后，燕子逐渐开始以王子的快乐为快乐，继而也成为了利他主义者。当然，如果快乐王子和燕子仅仅以单纯的自我牺牲为目的，那么他们的牺牲便失去了意义。事实是王子和燕子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换来了众人的快乐，因而他们牺牲的目的乃是通过给予他人快乐而增加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快乐，从而达成自己精神上的快乐。因此，快乐王子和燕子的利他精神之表现实际也是功利主义的一种表达形式，正如功利主义者密尔认识的那样，“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相一致的。为社会增进幸福，也就是为自己增加快乐”（转引自蒋锦洪，2008：11）；功利主义最大幸福的标准“并不在于行为者自己的最大幸福，而是在于全体人的最大量幸福”（ibid.：12）。或者更明白地说，快乐王子和燕子的快乐是比众人的快乐更为高级的快乐，这恰是密尔快乐层次说的体现。
功利主义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深刻影响迫使英国的宗教界为了发展壮大不得不吸收功利主义思想精髓。于是，基督教的“福音主义”应运而生。该主义“致力于改善人们的生活现状与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更多地关注个人利益，认为个人的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所谓的公众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实现的一种途径”（李增等，2008：193）。《快乐王子》中王子将公众利益置于自己的生命之上，以基督式的自我牺牲将身体分给民众，盖伊·威洛比认为快乐王子的这种牺牲“如同基督在最后的晚餐时象征性地用饼和酒代表自己的血肉，让门徒分食”（转引自孙加，2010：75）。恰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后的死亡再到他不久以后的复活并进入天国让人们相信耶稣获得了终极快乐，快乐王子和燕子死后也得以在上帝的黄金之城和伊甸园永生——这正是世人追求的终极快乐。如同耶稣获得其终极快乐的途径是自我牺牲一样，快乐王子和燕子能够得到终极快乐也是因为他们更多地关注公众利益。显而易见，《快乐王子》童话里，对公众利益的全心关注和投入使终极快乐成为可能，于是利他者最终还是在最大程度上达到了利己的目的。
4. 王尔德的道德观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这时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原有的封建贵族阶级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取而代之的是由维多利亚早期的无权阶级上升至中产阶级的人群。同时，中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也逐渐兴起并被社会大众接受，而功利主义则是“中产阶级道德观念的灵魂”（李增等，2008：192）。因此，不可否认，《快乐王子》中功利主义幸福伦理观的体现是当时故事能广为众人接受的主要和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笔者始终坚信王尔德实际是一个有着伟大理想的文学家，他先于他人看到了时代的不合理性，触到了道德意识形态带给人性的扭曲。只是由于力量薄弱，他无法从正面向众人揭示这个问题社会，所以他要营销自己的思想，要让众人接受自己的观念，不得不通过为自己“叛逆”的思想披上一件合理的外衣为伪装，这件护身衣正是当时广为各社会阶层接受的英国中产阶级道德观，或者更明白地说，就是功利主义道德观。那么，藏在护身衣之下的究竟是怎样不合于世的思想？笔者以为，就《快乐王子》来看，王尔德对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他甚至认为所谓的时代精神较严重束缚了人性的自由发展。
必须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功利主义（今称古典功利主义）除了将快乐视作唯一的善以外，还是“一种效果论的伦理学”（希尔贝克等，2004：304-305），所以“行动是否好的/值得追求的，取决于效果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用的’”（ibid.：305）。因此在当时的功利主义者看来，只要后果能促成普遍幸福的最大化，则该行为人在道德上就是正确的。王子和燕子对功利主义的绝对信仰使他们为了最大多数人最大可能的幸福而走向了自我牺牲之路。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他们的行为属于绝对的善。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善却未能使他们在人间修成正果——那些倡导功利主义的统治阶级迫不及待地推倒了塑像，并把燕子的尸体扔到垃圾堆里，理由是王子“失去了美，也就没有用了”（ibid.）。按照功利主义观点，统治阶级基于“有用论”的行为也是一种善。此时的王尔德实际上向社会提出了十分尖锐的问题：道德上正确的行为怎么会否定另一种至善的行为？正义何在？然而当时的功利主义哲学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快乐王子》里还依稀可以看到同性之恋的影子：王子对燕子亦师亦友的爱与燕子对王子的崇拜和眷念让读者朦朦胧胧地读出他们之间不一般的情感。燕子为了王子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他最后在王子唇上的一吻颇像王尔德中学时期一个对他心存特殊感情的男孩子为他送行到遥远的高校读书之时的吻那么冰凉和绝望。对于同伴送别时的一吻，王尔德意识到这是那个男孩子对爱的理解与表达，当时年少的王尔德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段记忆一直盘桓在心，消抹不去，所以《快乐王子》中若隐若现地透着他这段少年经历。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对同性之间的这种特殊情感缺乏理解和包容，人们将同性恋行为视作非道德行为，且这种行为也要受到法律制裁。王尔德巧妙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病态：快乐王子和燕子之间的爱连上帝也无法接受，最后让这两者天各一方，一个在黄金城，另一个则在伊甸园。正如上文分析，资产阶级对物质财富的崇拜在《快乐王子》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作者王尔德甚至借快乐王子之口将金钱与尘世间的人的快乐划上等号；与此同时，基督教也免不了世俗化，它无法站在最高处以神圣的力量净涤人们的心灵，让人类心灵不再受到被资产阶级贴上“道德”标签的东西的蒙蔽；相反地，它不得不因着人们对金钱的喜爱而把金钱导入信仰体系之中，试图让人们相信纯粹的基督徒在死后将进入极乐世界，即黄金城——“城市是纯金的，像清亮的玻璃”（出自《圣经》启示录第21章第18节，中文由本文作者黄河所译）。因此，快乐王子最后得以进入黄金城就算是实现一个基督教徒的最高幸福了。但是，快乐王子不仅是一个基督徒，更是一个有着完整人性的人。作为一个拥有完整人性的人，他的幸福在黄金城中是无法完全实现的，因为他的精神伴侣燕子从此再也无法与他相见。
因而，对于王尔德而言，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无论是世俗的人还是宗教都无可避免地吸纳了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道德原则，于是功利主义倡导的自由主义精神便充分地体现于普遍价值观之上。然而这种自由主义精神的物质化和唯物化却并不利于人类心灵的发展和人性解放，所以王尔德尝试着开辟一条道路，以使深受社会道德意识形态压迫的世人能够猛醒，从而明晓人性的内涵，懂得尊重人性，最终解放人性，达到社会的全面进步。在这个意义上，王尔德不仅仅是一位举世闻名的作家，他更无愧为一个伟大的灵魂救赎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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