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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面对学界服饰的迅速西化，普通民众表现出仿冒、艳羡和抵拒等多种趋向，呈现出变与不变交织共存的状态。决定这些趋向的因素包括清末学生的特殊社会地位，礼仪制度下服饰的政治特性及与之相关的礼俗观念，体现出传统意识在普通民众中的延续。作为最大多数的社会群体和社会构成的主体，普通民众呈现出的这种复杂图景反映了清末中国社会转变的常态。
[关键词]普通民众，西式服饰，社会转变形态，清末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8-0035-05
清末时期，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西化倾向日益显著。但在迅速转变的同时，不变的一面依然存在。对这一问题，已有研究多注重人和新知识群体，而对占社会主体的最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研究相对而言仍有待深入。清末时期，以学堂学生为主的学界服饰迅速西化。对此，普通民众中肆行仿冒者有之，羡慕不已者有之，抵拒排斥者亦有之，呈现出一副变与不变交织共存的图景。种种复杂情态使普通民众对学界西式服饰的反应成为观察西潮东渐下清末中国社会转变的重要窗口。
一
清末学界服饰西化与剪发易服密切相关。剪发易服，又称断发易服、剪辫易服等等，即剪除发辫、改易西式服装。新知识群体，尤其是以学堂学生为主的学界是推动剪发易服发展的重要力量。甲午前后，学界剪发易服主要零散地出现在海外留学生中。新政复行后，国内学界的剪发易服行动日渐增多。在沿海的广州、上海等口岸城市和浙江黄岩等地，1902年以后已有大量学生剪剃发辫，改易西式操衣。内地的安徽、湖南、山西，乃至偏僻的贵州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界人士剪发易服。
随着学界服饰日益西化，社会无赖中出现了对学生服饰的仿冒，并尤以江浙一带为甚。社会无赖仿冒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学生发式的仿效。不过他们最初并没有直接剪辫，而是通过类似的发式追风逐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蓄留前刘海发。
所谓前刘海，就是在发辫四围留短发一两寸，蓬松地覆于额际，与世俗所绘刘海蟾相似，故有此名。蓄留此发者大都是闾巷轻薄少年，借以勾引妇女。到1903年前后，刘海发上又被刷以胶水，使之光可鉴人，看上去更为妖冶，几如荡妇。早在刘坤一督两江时，便以前刘海为社会之害，下令严禁。当时连上海的法、英、美三国租界也一起行动。魏光焘继任后，以前刘海有悖剃发之制，于1903年再次下令实行严禁。凡被差役捉住者，除剃去刘海外，还被施以掌嘴，甚至责打一百板作为惩儆。然而，官方虽厉禁如此，前刘海还是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1906年在镇江还有出现。
随着学生剪发行动的发展，发式时尚发生了变化。当时学生剪掉发辫后，多将剩余的长发直接披垂于两肩。1905年时，南京一些少年开始模仿这种披肩发式剪留脑后发。即将脑后头发剪短约剩四、五寸许，分拖于发辫两旁以为美观。这种发式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仿效者日众一日。对此，官方以当年义和团即系此种发式，大贴告示，下令如不速改即以不安本分之名拘捕到案，一律永远监禁。随着时间推移，学生发式也逐渐变化，并反过来仿效无赖们的发式。1907年时，镇江学生都喜好蓄长发覆额，与原来的刘海发几无二致。官府索性将这种发式视同前刘海一体严禁。
与剪辫相比，仿冒学生西式操衣的行为更为普遍。在仿冒学生操衣流行之前，社会上已出现一种仿照西服将中式服装改瘦的时尚。这种时尚不仅流行于江浙一带，连北方也被波及。1903年时，山东一些富贵少年已将衣服衣袖改窄到三寸许，腰窄数寸许。结果穿上后连身体屈伸都不得自由，远望如束锦木棍一条。再加上绒鞋西帽，口叼烟卷，目戴洋镜，宛然一派维新气象，被讥为“徒学皮毛”。
随着西式操衣在各地学堂推广，社会上仿冒操衣的行为日渐增多。在扬州，1904年时出现了一种头戴西帽，足穿西靴，口含泰西烟卷，呼朋唤友，争逐于烟馆、茶肆、妓院之中的少年，自称学堂中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在南京，1905年因无赖之徒冒穿学生操衣欺压百姓，两江学务处和警察局联合发布告示，禁止平民冒装学生，并令学生不得穿操衣外出。这一流弊也殃及湖南，湘抚和学务处都出示严禁学生参加迎神赛会，否则当即革退。并严禁民间冒穿学生操衣。在仿冒学生服饰的另一个重灾区广东，则有平民冒穿学生服装在妓院狎妓饮酒。甚至新会的和尚也冒穿学生装混迹于花柳之中。在深处内陆腹地的成都，一些无赖青年也“好戴眼镜冒充学生，及学洋派”。
除了社会无赖的肆行仿冒外，随着新政推行，一些地方的民众对学生西式服饰持羡慕态度，部分地方也出现了易装行动。在山西榆次，车辋村的女学堂“所教皆洋人之法，衣服亦效洋人之装饰”。人们对之“多羡慕其所为，而不以为非”。年停废科举后，学堂学生和留学生更为社会重视，人们对学生西式服饰更加艳羡。1906年，潮州大埔民众纷纷改穿学生衣装。地近京师的保定也出现了对学生服饰的仿效。1907年蒋廷黻在湖南乡间度假时，看到乡人对身穿白色制服、头戴新式草帽的留日学生羡慕不已的神情，深受刺激，发誓要到西洋念书以获得人们的尊敬。
二
与这些仿冒行动和艳羡态度同时存在的，是多数普通百姓对西式学堂服饰的抵拒和排斥，而且这种抵拒态度并不因区域和城乡差异有所改变。
在较早出现学生剪发行动的浙江黄岩，1904年时一卢姓教员因醉心欧化，剪辫改装，头戴白帽，身穿白衫。结果引得乡人一片骇然，对之冷嘲隐骂。在山西，太谷举人孟嘉林1905年底到上海准备赴日留学，因留日学生风潮未能成行，于1906年初回到家乡。孟氏在上海已改易洋装，结果回到家后人皆目其为洋夷，宗族亦待其为异类，被斥为“华人变夷”。省城太原民众对西式服饰的排斥更为突出。自太原陆军小学堂开办后，学生按规定在校内外一律穿着西式军服。但是学生着军服外出时却被民众大加嘲笑，逼得学生只好改回长衫。为此，陆军小学堂监督不得不专门禀请晋抚札饬太原府出示晓谕，命令军民人等对学生穿着军服毋许轻视非笑。
在较为发达的沿海口岸城市，民众对西式服饰的排斥也相当普遍和持久。1906年7月，天津《大公报》主持人英敛之送友人赴日留学时，同友人一起剪去发辫，并自作华盛顿式发型，头发在脑后蓬松微卷。但英敛之剪发后，虽以教徒和社会名流身份，仍然受到嘲弄。在上海，直到1910年前后，汪康年在租界里看到上海普通民众对穿着西装的中国人仍相当抵触，斥之为“假洋人”。海上小报更谑之为狮头驴足之流，“盖谓其剪发如狮头，足著黑袜如驴足也”
三
西式服饰的出现和传播，显示出东渐的西潮已渗透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可谓清末社会转变中西化倾向日益显著的标志。普通民众所以能对这一社会新趋向做出响应，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末既有体制下学生的特殊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社会历来尊崇读书人，清代对之也有明文规定。康熙四年谕曰：“士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属编氓，皆遵之奉之，以为读圣贤之书，列胶痒之选，其所言所行，俱可以为乡人法则。”康熙七年又谕日：“士子者，百姓之观瞻。士习不端，民风何由得厚。是以考课士子，设为举优黜劣之典，以为移风易俗之道。”这些皇家明谕都确认了士人在社会中的榜样和模范地位。
清廷复行新政后，以人才为政事之本，变法诸端首重学务，对新式学堂建设极为重视。初期入学的学生大多是已有功名的举贡生监，甚至翰林。而且相继颁布的壬寅、癸卯学制都明确规定对学生奖以举人、进士等出身，并作为一定级别的官员优先选用。因此，不论官方还是民众眼里，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仍是士人的延续，继承了士人的优越地位。同时，作为给新政培养的人才，学生又被视为振兴国家的基础，成为“社会上所最重之人格，而视线所最著者”。清廷取消科举后，学生更受重视。加以传统重文轻武观念的影响，于是作为新式学生形象最直接的代表，学生服饰便成为普通民众趋慕的对象。
另一方面，随着新政后学堂广泛建立，学潮随之兴起。学潮中学生常常用剪发易服作为反抗手段。学堂章程又明确规定学生置备操衣，并可着操衣外出。这使各地官方陷入对学生剪发易服不禁则违反定制，禁又无明文规定的尴尬境地。官方的无奈不仅助长了学生剪发易服的发展，也使学生的自由行动成为社会无赖们的模仿目标。同时，随着学生增多，学生流品日益混杂，种种劣行不断出现。在北京，有学生下课后沿街骚扰，诈索钱财。在广州，更有学生当街调戏妇女。这些行为因是身着操衣的学生所为，所以“警勇不敢问，巡弁不敢缉”。这种情况更使社会无赖对学生服饰趋之若骛。
其次，晚清以后新知识群体对普通民众的主动改造作用亦不可忽视。清末中国社会转变的一个特点是被动下的主动，即在西方冲击下被动应战，继而主动吸取西学变革图强。新知识群体对剪发易服的倡导、推动正是这种被动应战下主动变革的例子。甲午前后，在列强压迫和日本明治维新后断发易服政策的影响下，新知识群体中的一些人提出实行改革必须首先“易服更制，一切从西”。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更奏请光绪率先断发易服以推进变法。新政复行后，革除被视为野蛮、耻辱标志的发辫、满服又成为改良派广开民智，在民众中培养“独立自治之精神”“合群爱国之血性”以推动改革的重要手段。1903年初，《大公报》刊登文章向国人大声疾呼：“今值此二十世纪，吾国眼帘初启，光明一线之时代，吾遽欲为四万万同胞当头振一警钟，曰：必剪尔辫，易尔服!”预备立宪前后，《大公报》更是将剪发易服视为“我族咸与维新之开宗明义第一机关”，号召民众自行剪易。与此同时，革命舆论也积极鼓动汉族同胞通过剪发易服实行排满革命。各类新知识群体不仅从思想观念上积极诱导，还以实际行动为普通民众做出示范，学界服饰的西化即是突出代表。新知识群体的这些主动改造行动为普通民众对西式服饰的响应创造了外部条件。
四
普通民众对学界西式服饰的抵拒、排斥则源于清代礼仪制度下服饰政治特性和与之相关的礼俗观念的积淀。
礼制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礼制中冠服被视为国之重器，“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这里的“器”即包括了冠服。正是由于冠服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易服色成为改朝换代的标志。同时，冠服又是历代统治者维护政权的重要工具。从天子以至庶民各色人等的服饰都有明确细致的规定，任何人不得逾越，目的即在于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从而“章疑别微，以为民防者也”
在清代，早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初期，就模仿汉族明王朝礼仪制定冠服制度，并将满洲发辫和服饰融入汉族冠服之中，成为清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朝《会典》及《事例》都在《礼部》的《冠服》《冠服通例》中对各等级服式、服色和服饰禁例做了详细规定。《事例》还在《吏部处分例》《刑部·礼律仪制》中专门设有对官民人等进行处罚的《服饰违例》《服舍违例》，《礼部·风教·训斥风俗》则着重就各种服饰禁例向人民进行讲解。同时，满洲以异族入主中原，开国之初就以辫、服立国，将蓄辫、着满服作为汉人臣服满洲贵族统治的标志。所以，无论就传统礼制还是清代特殊的历史条件而言，发辫、满服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性，是清朝“累世相传之家法”，从天子以至庶民都必须“敬谨遵循”“永垂法守”的体制。因此，剪剃发辫、改易西式服饰已直接威胁到清廷的统治基础。而清末革命党人又充分利用辫、服的政治特性在民众中传播革命意识。粤、港革命党人的剪发易服舆论中便充斥着“披邹容革命军，诵季子逐满歌，我汉族其同声相应”等反满内容。凡此更使西式服饰在清末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夷夏之防，“中国用夷狄礼，则便夷狄之”。“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而服饰又是中国文化用以区分夷夏的重要标志。剪剃发辫、改易西服正无异于用“夷狄礼”，太谷举人孟嘉林被族人视为异类即是因此。
从民众日常生活来说，到清末时期，经过满洲统治者的强力推行和数百年传承，汉人民众对本是关外异族风俗的辫发、满服早已习以为常，一旦更改反觉不便。而且日久相沿，很多人还将辫发、满服视为汉人传统习俗加以保护。
此外，一些辫、服恶俗也阻碍了民众对西式服饰的接受。晚清早期，普通百姓中除教民外，偶尔出现剪发易服者，多是盗匪借此假冒外国人以为掩护，或是奸夫被捉后以剪辫作为证据，或者是作为一种妖术出现。甚或有人借此冒充外人包揽词讼，诈骗钱财。而且这些事情到1906年前后还经常出现。因此在一般人眼中，剪剃发辫、改易西式服装不是遭到鄙弃、仇视，就是引起社会恐慌。尤其是无赖们的仿冒行径更使一般百姓对学界西式服饰另眼相待。
五
总的来看，清末普通民众对学界西式服饰的反应既有变的一面，又有不变的一面，呈现出变与不变交织共存的状态。
就群体内部来说，普通民众对学界西式服饰虽然有抵拒、排斥的不变一面，但亦存在很多仿冒行动，并从官方到民间都引起相当大的社会反响。在变与不变之间，又有大量处于亦变亦不变状态的持艳羡心态的民众，其中部分人也出现了易装行动。因此普通民众中实际存在着变、不变、亦变亦不变等“多个世界”。在地域分布上，通常被认为“静止不变”的内陆地区同样存在很多对西式服饰趋慕的民众。而在像天津、上海这样典型的沿海地区和口岸城市，乃至上海租界这样的十里洋场，民众对西式服饰的抵拒、排斥也相当普遍和持久。变与不变呈现出紧密交织的状态。这种交织共存表明，至少就普通民众而言，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内地为另一方来划分清末社会转变的“两个世界”似乎并不能完全成立。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别的影响并不如今人想象的大。
需要注意的是，普通民众的变与新知识群体的变有所不同。普通民众接受西式服饰并非有意识地借之对既有体制进行变革，而主要是基于既有体制下学生特殊社会地位的影响。这种接受是一种体制内的被动接受。在新的观念和行动尚未得到新制度的有效支持时，一旦与既有体制发生根本冲突，即当西式服饰危及清廷的辫服体制时，大多数普通民众还是服从于既有体制的规范。这就给人以民众在整体上与新知识群体积极推动的西化变革相背离的“不变”的印象。不过，普通民众对西式服饰的接受亦有新知识群体主动改造的影响，因此民众的变仍有主动的一面，体现了清末救亡运动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延伸。
另一方面，促使民众出现种种复杂趋向的因素，无论既有体制下学生的特殊社会地位，还是服饰的政治特性及与之相关的日常习俗都是清代礼制、礼俗的一部分，同属于传统意识的范畴。这一点与新知识群体同是基于西学却演化出不同趋向的情况颇有相类，或可视为近代中国变化“多歧”现象在普通民众中的表现。而这一特点也表明，在普通民众趋新与守旧的表象之下，深层的决定因素其实并没有变化，变与不变所体现的都是传统意识在普通民众中的延续。
清末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整体上由中向西转变的过渡阶段，种种新旧、中西事物错然杂陈，呈现出极其复杂的面相。普通民众虽非主流社会群体，又不掌握话语权，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的“失语”状态，但他们人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是社会构成的主体。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角度看，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变的常态。因此，清末普通民众呈现出的这幅变与不变交织共存的图景正是过渡期中国社会转变形态的典型表现。
[作者简介]樊学庆(1971—)，男，河南内乡人，历史学博士，广州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晚清至民国的社会与文化。
[责任编辑：蔡世华]
[关键词]普通民众，西式服饰，社会转变形态，清末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8-0035-05
清末时期，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西化倾向日益显著。但在迅速转变的同时，不变的一面依然存在。对这一问题，已有研究多注重人和新知识群体，而对占社会主体的最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研究相对而言仍有待深入。清末时期，以学堂学生为主的学界服饰迅速西化。对此，普通民众中肆行仿冒者有之，羡慕不已者有之，抵拒排斥者亦有之，呈现出一副变与不变交织共存的图景。种种复杂情态使普通民众对学界西式服饰的反应成为观察西潮东渐下清末中国社会转变的重要窗口。
一
清末学界服饰西化与剪发易服密切相关。剪发易服，又称断发易服、剪辫易服等等，即剪除发辫、改易西式服装。新知识群体，尤其是以学堂学生为主的学界是推动剪发易服发展的重要力量。甲午前后，学界剪发易服主要零散地出现在海外留学生中。新政复行后，国内学界的剪发易服行动日渐增多。在沿海的广州、上海等口岸城市和浙江黄岩等地，1902年以后已有大量学生剪剃发辫，改易西式操衣。内地的安徽、湖南、山西，乃至偏僻的贵州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界人士剪发易服。
随着学界服饰日益西化，社会无赖中出现了对学生服饰的仿冒，并尤以江浙一带为甚。社会无赖仿冒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学生发式的仿效。不过他们最初并没有直接剪辫，而是通过类似的发式追风逐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蓄留前刘海发。
所谓前刘海，就是在发辫四围留短发一两寸，蓬松地覆于额际，与世俗所绘刘海蟾相似，故有此名。蓄留此发者大都是闾巷轻薄少年，借以勾引妇女。到1903年前后，刘海发上又被刷以胶水，使之光可鉴人，看上去更为妖冶，几如荡妇。早在刘坤一督两江时，便以前刘海为社会之害，下令严禁。当时连上海的法、英、美三国租界也一起行动。魏光焘继任后，以前刘海有悖剃发之制，于1903年再次下令实行严禁。凡被差役捉住者，除剃去刘海外，还被施以掌嘴，甚至责打一百板作为惩儆。然而，官方虽厉禁如此，前刘海还是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1906年在镇江还有出现。
随着学生剪发行动的发展，发式时尚发生了变化。当时学生剪掉发辫后，多将剩余的长发直接披垂于两肩。1905年时，南京一些少年开始模仿这种披肩发式剪留脑后发。即将脑后头发剪短约剩四、五寸许，分拖于发辫两旁以为美观。这种发式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仿效者日众一日。对此，官方以当年义和团即系此种发式，大贴告示，下令如不速改即以不安本分之名拘捕到案，一律永远监禁。随着时间推移，学生发式也逐渐变化，并反过来仿效无赖们的发式。1907年时，镇江学生都喜好蓄长发覆额，与原来的刘海发几无二致。官府索性将这种发式视同前刘海一体严禁。
与剪辫相比，仿冒学生西式操衣的行为更为普遍。在仿冒学生操衣流行之前，社会上已出现一种仿照西服将中式服装改瘦的时尚。这种时尚不仅流行于江浙一带，连北方也被波及。1903年时，山东一些富贵少年已将衣服衣袖改窄到三寸许，腰窄数寸许。结果穿上后连身体屈伸都不得自由，远望如束锦木棍一条。再加上绒鞋西帽，口叼烟卷，目戴洋镜，宛然一派维新气象，被讥为“徒学皮毛”。
随着西式操衣在各地学堂推广，社会上仿冒操衣的行为日渐增多。在扬州，1904年时出现了一种头戴西帽，足穿西靴，口含泰西烟卷，呼朋唤友，争逐于烟馆、茶肆、妓院之中的少年，自称学堂中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在南京，1905年因无赖之徒冒穿学生操衣欺压百姓，两江学务处和警察局联合发布告示，禁止平民冒装学生，并令学生不得穿操衣外出。这一流弊也殃及湖南，湘抚和学务处都出示严禁学生参加迎神赛会，否则当即革退。并严禁民间冒穿学生操衣。在仿冒学生服饰的另一个重灾区广东，则有平民冒穿学生服装在妓院狎妓饮酒。甚至新会的和尚也冒穿学生装混迹于花柳之中。在深处内陆腹地的成都，一些无赖青年也“好戴眼镜冒充学生，及学洋派”。
除了社会无赖的肆行仿冒外，随着新政推行，一些地方的民众对学生西式服饰持羡慕态度，部分地方也出现了易装行动。在山西榆次，车辋村的女学堂“所教皆洋人之法，衣服亦效洋人之装饰”。人们对之“多羡慕其所为，而不以为非”。年停废科举后，学堂学生和留学生更为社会重视，人们对学生西式服饰更加艳羡。1906年，潮州大埔民众纷纷改穿学生衣装。地近京师的保定也出现了对学生服饰的仿效。1907年蒋廷黻在湖南乡间度假时，看到乡人对身穿白色制服、头戴新式草帽的留日学生羡慕不已的神情，深受刺激，发誓要到西洋念书以获得人们的尊敬。
二
与这些仿冒行动和艳羡态度同时存在的，是多数普通百姓对西式学堂服饰的抵拒和排斥，而且这种抵拒态度并不因区域和城乡差异有所改变。
在较早出现学生剪发行动的浙江黄岩，1904年时一卢姓教员因醉心欧化，剪辫改装，头戴白帽，身穿白衫。结果引得乡人一片骇然，对之冷嘲隐骂。在山西，太谷举人孟嘉林1905年底到上海准备赴日留学，因留日学生风潮未能成行，于1906年初回到家乡。孟氏在上海已改易洋装，结果回到家后人皆目其为洋夷，宗族亦待其为异类，被斥为“华人变夷”。省城太原民众对西式服饰的排斥更为突出。自太原陆军小学堂开办后，学生按规定在校内外一律穿着西式军服。但是学生着军服外出时却被民众大加嘲笑，逼得学生只好改回长衫。为此，陆军小学堂监督不得不专门禀请晋抚札饬太原府出示晓谕，命令军民人等对学生穿着军服毋许轻视非笑。
在较为发达的沿海口岸城市，民众对西式服饰的排斥也相当普遍和持久。1906年7月，天津《大公报》主持人英敛之送友人赴日留学时，同友人一起剪去发辫，并自作华盛顿式发型，头发在脑后蓬松微卷。但英敛之剪发后，虽以教徒和社会名流身份，仍然受到嘲弄。在上海，直到1910年前后，汪康年在租界里看到上海普通民众对穿着西装的中国人仍相当抵触，斥之为“假洋人”。海上小报更谑之为狮头驴足之流，“盖谓其剪发如狮头，足著黑袜如驴足也”
三
西式服饰的出现和传播，显示出东渐的西潮已渗透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可谓清末社会转变中西化倾向日益显著的标志。普通民众所以能对这一社会新趋向做出响应，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末既有体制下学生的特殊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社会历来尊崇读书人，清代对之也有明文规定。康熙四年谕曰：“士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属编氓，皆遵之奉之，以为读圣贤之书，列胶痒之选，其所言所行，俱可以为乡人法则。”康熙七年又谕日：“士子者，百姓之观瞻。士习不端，民风何由得厚。是以考课士子，设为举优黜劣之典，以为移风易俗之道。”这些皇家明谕都确认了士人在社会中的榜样和模范地位。
清廷复行新政后，以人才为政事之本，变法诸端首重学务，对新式学堂建设极为重视。初期入学的学生大多是已有功名的举贡生监，甚至翰林。而且相继颁布的壬寅、癸卯学制都明确规定对学生奖以举人、进士等出身，并作为一定级别的官员优先选用。因此，不论官方还是民众眼里，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仍是士人的延续，继承了士人的优越地位。同时，作为给新政培养的人才，学生又被视为振兴国家的基础，成为“社会上所最重之人格，而视线所最著者”。清廷取消科举后，学生更受重视。加以传统重文轻武观念的影响，于是作为新式学生形象最直接的代表，学生服饰便成为普通民众趋慕的对象。
另一方面，随着新政后学堂广泛建立，学潮随之兴起。学潮中学生常常用剪发易服作为反抗手段。学堂章程又明确规定学生置备操衣，并可着操衣外出。这使各地官方陷入对学生剪发易服不禁则违反定制，禁又无明文规定的尴尬境地。官方的无奈不仅助长了学生剪发易服的发展，也使学生的自由行动成为社会无赖们的模仿目标。同时，随着学生增多，学生流品日益混杂，种种劣行不断出现。在北京，有学生下课后沿街骚扰，诈索钱财。在广州，更有学生当街调戏妇女。这些行为因是身着操衣的学生所为，所以“警勇不敢问，巡弁不敢缉”。这种情况更使社会无赖对学生服饰趋之若骛。
其次，晚清以后新知识群体对普通民众的主动改造作用亦不可忽视。清末中国社会转变的一个特点是被动下的主动，即在西方冲击下被动应战，继而主动吸取西学变革图强。新知识群体对剪发易服的倡导、推动正是这种被动应战下主动变革的例子。甲午前后，在列强压迫和日本明治维新后断发易服政策的影响下，新知识群体中的一些人提出实行改革必须首先“易服更制，一切从西”。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更奏请光绪率先断发易服以推进变法。新政复行后，革除被视为野蛮、耻辱标志的发辫、满服又成为改良派广开民智，在民众中培养“独立自治之精神”“合群爱国之血性”以推动改革的重要手段。1903年初，《大公报》刊登文章向国人大声疾呼：“今值此二十世纪，吾国眼帘初启，光明一线之时代，吾遽欲为四万万同胞当头振一警钟，曰：必剪尔辫，易尔服!”预备立宪前后，《大公报》更是将剪发易服视为“我族咸与维新之开宗明义第一机关”，号召民众自行剪易。与此同时，革命舆论也积极鼓动汉族同胞通过剪发易服实行排满革命。各类新知识群体不仅从思想观念上积极诱导，还以实际行动为普通民众做出示范，学界服饰的西化即是突出代表。新知识群体的这些主动改造行动为普通民众对西式服饰的响应创造了外部条件。
四
普通民众对学界西式服饰的抵拒、排斥则源于清代礼仪制度下服饰政治特性和与之相关的礼俗观念的积淀。
礼制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内容之一。在礼制中冠服被视为国之重器，“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这里的“器”即包括了冠服。正是由于冠服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易服色成为改朝换代的标志。同时，冠服又是历代统治者维护政权的重要工具。从天子以至庶民各色人等的服饰都有明确细致的规定，任何人不得逾越，目的即在于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从而“章疑别微，以为民防者也”
在清代，早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初期，就模仿汉族明王朝礼仪制定冠服制度，并将满洲发辫和服饰融入汉族冠服之中，成为清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朝《会典》及《事例》都在《礼部》的《冠服》《冠服通例》中对各等级服式、服色和服饰禁例做了详细规定。《事例》还在《吏部处分例》《刑部·礼律仪制》中专门设有对官民人等进行处罚的《服饰违例》《服舍违例》，《礼部·风教·训斥风俗》则着重就各种服饰禁例向人民进行讲解。同时，满洲以异族入主中原，开国之初就以辫、服立国，将蓄辫、着满服作为汉人臣服满洲贵族统治的标志。所以，无论就传统礼制还是清代特殊的历史条件而言，发辫、满服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性，是清朝“累世相传之家法”，从天子以至庶民都必须“敬谨遵循”“永垂法守”的体制。因此，剪剃发辫、改易西式服饰已直接威胁到清廷的统治基础。而清末革命党人又充分利用辫、服的政治特性在民众中传播革命意识。粤、港革命党人的剪发易服舆论中便充斥着“披邹容革命军，诵季子逐满歌，我汉族其同声相应”等反满内容。凡此更使西式服饰在清末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夷夏之防，“中国用夷狄礼，则便夷狄之”。“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而服饰又是中国文化用以区分夷夏的重要标志。剪剃发辫、改易西服正无异于用“夷狄礼”，太谷举人孟嘉林被族人视为异类即是因此。
从民众日常生活来说，到清末时期，经过满洲统治者的强力推行和数百年传承，汉人民众对本是关外异族风俗的辫发、满服早已习以为常，一旦更改反觉不便。而且日久相沿，很多人还将辫发、满服视为汉人传统习俗加以保护。
此外，一些辫、服恶俗也阻碍了民众对西式服饰的接受。晚清早期，普通百姓中除教民外，偶尔出现剪发易服者，多是盗匪借此假冒外国人以为掩护，或是奸夫被捉后以剪辫作为证据，或者是作为一种妖术出现。甚或有人借此冒充外人包揽词讼，诈骗钱财。而且这些事情到1906年前后还经常出现。因此在一般人眼中，剪剃发辫、改易西式服装不是遭到鄙弃、仇视，就是引起社会恐慌。尤其是无赖们的仿冒行径更使一般百姓对学界西式服饰另眼相待。
五
总的来看，清末普通民众对学界西式服饰的反应既有变的一面，又有不变的一面，呈现出变与不变交织共存的状态。
就群体内部来说，普通民众对学界西式服饰虽然有抵拒、排斥的不变一面，但亦存在很多仿冒行动，并从官方到民间都引起相当大的社会反响。在变与不变之间，又有大量处于亦变亦不变状态的持艳羡心态的民众，其中部分人也出现了易装行动。因此普通民众中实际存在着变、不变、亦变亦不变等“多个世界”。在地域分布上，通常被认为“静止不变”的内陆地区同样存在很多对西式服饰趋慕的民众。而在像天津、上海这样典型的沿海地区和口岸城市，乃至上海租界这样的十里洋场，民众对西式服饰的抵拒、排斥也相当普遍和持久。变与不变呈现出紧密交织的状态。这种交织共存表明，至少就普通民众而言，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内地为另一方来划分清末社会转变的“两个世界”似乎并不能完全成立。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别的影响并不如今人想象的大。
需要注意的是，普通民众的变与新知识群体的变有所不同。普通民众接受西式服饰并非有意识地借之对既有体制进行变革，而主要是基于既有体制下学生特殊社会地位的影响。这种接受是一种体制内的被动接受。在新的观念和行动尚未得到新制度的有效支持时，一旦与既有体制发生根本冲突，即当西式服饰危及清廷的辫服体制时，大多数普通民众还是服从于既有体制的规范。这就给人以民众在整体上与新知识群体积极推动的西化变革相背离的“不变”的印象。不过，普通民众对西式服饰的接受亦有新知识群体主动改造的影响，因此民众的变仍有主动的一面，体现了清末救亡运动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延伸。
另一方面，促使民众出现种种复杂趋向的因素，无论既有体制下学生的特殊社会地位，还是服饰的政治特性及与之相关的日常习俗都是清代礼制、礼俗的一部分，同属于传统意识的范畴。这一点与新知识群体同是基于西学却演化出不同趋向的情况颇有相类，或可视为近代中国变化“多歧”现象在普通民众中的表现。而这一特点也表明，在普通民众趋新与守旧的表象之下，深层的决定因素其实并没有变化，变与不变所体现的都是传统意识在普通民众中的延续。
清末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整体上由中向西转变的过渡阶段，种种新旧、中西事物错然杂陈，呈现出极其复杂的面相。普通民众虽非主流社会群体，又不掌握话语权，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的“失语”状态，但他们人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是社会构成的主体。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角度看，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变的常态。因此，清末普通民众呈现出的这幅变与不变交织共存的图景正是过渡期中国社会转变形态的典型表现。
[作者简介]樊学庆(1971—)，男，河南内乡人，历史学博士，广州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晚清至民国的社会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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