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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很勤奋，写的东西很多，我现在能够找得到的，和湖南有关系的，是他在攸县写的《古屋》。我姨妈在攸县的保育院，是借了一个老屋，《古屋》中有一部分内容写的就是保育院的故事。我母亲在老年的时候讲过，解放初期，作家是不得了的：一是社会地位高；二是别个都没有第二职业，都赚不到钱，只有作家，有稿费。我父亲的工资是200多块钱一个月，他出版一本书，少则几千，多则几万。那个时候的作家，就像现在追星一样，是有女学生、女青年去追的。
我父亲是浙江义乌人，他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并且得到过沈从文先生的帮助，还出了书。1937年，他本来是在北京的国民大学读书的，抗战开始后就南下了，回了老家。1938年上半年，他参加了战场服务团，去了抗战前线。台儿庄会战的时候，他是战地记者。写了报告文学《被毁灭了的台儿庄》。1938年9月。他又想去武汉。他绕道长沙，在长沙火车站正准备去武汉的时候，碰到了张天翼和吕振羽。张天翼喊他留下来。说这边需要人做文化工作，他就留下来了，在《观察日报》做编辑。
那时候张天翼比我父亲名气大。他要是没被张天翼留在长沙，就没有后面我们一家了。他留下来后。先是认识了我舅舅。我舅舅叫李仲融，是教书的，哲学家。他是长沙最早搞抗日的文化工作的，1937年，他在长沙组织文抗会。我父亲王西彦也是这个时候开始抗战的文化工作的。
文夕大火前，长沙就有很多进步的文化人到了武冈县塘田市（现在属邵阳县）吕振羽的家乡，在湘军将领席宝田的别墅办了个塘田战时讲习学院。这个讲习学院，完全是共产党领导的，相当于延安的抗大，专门培养抗战的干部。为头的，是吕振羽、翦伯赞等著名的学者。我舅舅也是那里的负责人之一，上哲学课，也负责宣传。我父亲也跟着去了这个学校上文艺理论课。
长沙大火后，我母亲带着我外婆去找我舅舅，到了塘田市。我母亲年轻时长得蛮好。在那个讲习学院。追她的人比较多。我舅舅呢，认为“王西彦有才华”，就促成了他们两个人的结婚。结婚后，我父亲还带我母亲去过义乌，他家就是在现在的义乌小商品市场那里。
塘田战时讲习学院有存在好久，就被国民党政府取缔了。我父亲就带着我母亲去了衢州，在一个中学里教书。我母亲的名字叫李倩士。她是桃源师范学校毕业的。我舅舅李仲融，在塘田讲学院解散后去了桂林。他们利用讲学院剩下的资金在桂林办了个石火出版社。“石火”这个名字，是我父亲取的，源于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石火出版社。主要是我舅舅在办。后来，他又去了新四军的军部，主要是给陈毅、谭震林他们上哲学课。
我舅舅是1925年入党，和杨开慧是同一个党小组的党员，但他很长一段时间默默无闻。原因是解放初的时候，他调到了南京图书馆当馆长。他很满意。南京是民国政府的首都啊，南京图书馆就差不多相当于“国立图书馆”。他抗战的时候了婚，后来和他结婚的，是一个青年学生。这个学生，是梅志的妹妹。他是胡风的连襟。另外，我听他儿子杜高讲，他原先在新四军的时候，和康生的关系也没处理好。他后来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退休的。他最后也还只是江苏的政协委员，长期无人问津，连我们湖南人都对他不蛮熟。
我姨妈李融中，和抗战将领齐学启将军的妹妹齐新一样，一直没结婚，一辈子都在从事教育。抗战的时候，她们两个人就办了保育院——那时宋美龄和邓颖超牵头，各个省都办了保育院，湖南这边五个保育院的总负责的，是薛岳的夫人。齐院长一开始是二保育院的院长，我姨妈是二保育院的教导主任，后来她是四保育院的院长。她们两个在长沙很有名。
我还有个大姨妈，我不晓得她叫什么。我们在长沙是没有自己的家的，住在大姨妈家里。我大姨夫家里。最有名的事，是开了长沙第一家照相馆镜中天。这家照相馆，文夕大火烧了。文夕大火后，齐院长的二保育院迁到茶陵。我姨妈的四保育院迁到攸县。抗战期间，我父亲和母亲哪里有工作就去哪里——实际上也是逃难。他们也到过我姨妈的保育院。我母亲在保育院当老师，我父亲主要是搞写作，偶尔也上上课，给小孩排一排节目。
在我前面，我妈妈还生过三个小孩。一个是1939年在义乌生的。为了工作方便就把小孩留在义乌，他们到处跑。那是个姐姐。后来逃难的时候死了。在攸县期间也生了两个小孩，病死了。
1940年。黎烈文在福建永安办改进出版社，把我爸爸喊去当《现代文艺》的编辑。他在改进出版社进出了几次。我是1946年生的，那时我父亲又回了在福州的改进出版社。当时刘建绪在福建当省主席，刘建绪的妹妹和我姨妈是同学。因为这层关系，我家和刘建绪家有些来往。办我的百日酒的时候，刘建绪的夫人也来参加了。
我父亲和黎烈文关系也一直比较好。黎烈文离开福州后，我父亲不久也离开福州去了桂林师范学院教书，一直到1949年，长沙快和平解放的时候，他回了长沙，还参加了要求和平解放的签名。他在湖南大学当过一阵教授。他在湖南大学当教授的时候，也是湖南省作协的副主席，因为和作协的某个人有矛盾，他一怒之下就去了武汉大学。就是在武汉大学的时候，他和我母亲有了矛盾——据说他在武汉大学闹了些绯闻。我还记得。当时我母亲带着我和我弟弟还有保姆，一起坐火车到了武汉。我看到我母亲在我父亲面前哭脸。这样一来，父亲在武汉大学就呆不下去了。去了浙江大学当教授。我们一家都跟着去了杭州。
在杭州。父亲和母亲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彻底不好了。我姨妈，我母亲的姐姐。她当时是省委幼儿园的园长，在长沙还是有些影响。她喊我母亲回长沙。我母亲就带着我和弟弟回了长沙。因为我姨妈的关系，我妈妈进了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工作。那个幼儿园在现在八一路和韶山北路相交的那棵大樟树那里。幼儿园的园长，是齐新。母亲回了长沙后，父亲就借口两地分居，和我母亲离婚了。1959年，我母亲调到309队，核工业部的，当时叫309队，找铀矿的，我母亲在309队幼儿园当园长，一直到退休。
我父亲很勤奋，写的东西很多，但要讲哪本是他的代表作。又很不好说。他的著作中，我现在能够找得到的，和湖南有关系的，是他在攸县写的《古屋》。我姨妈在攸县的保育院，是借了一个大庄园、一个老屋。《古屋》中有一部分内容写的就是保育院的故事，这本书在抗战的时候还有些名气。
我母亲在老年的时候讲过，解放初期，作家是不得了的：一是社会地位高；二是別个都没有第二职业，都赚不到钱，只有作家，有稿费。我父亲的工资是200多块钱一个月，他出版一本书，少则几千。多则几万——长篇小说可以有几万稿费。那个时候写书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像我父亲这样的作家，动不动印几万、十几万册。那个时候的作家，就像现在追星一样，是有女学生、女青年去追的——那个时候，很多人家几十块钱养一家人。
我听杜高讲，我父母还没闹矛盾的时候，他是个很有才华、也很有味道的人。
父亲1953去上海作协后，住的是外国的那种公寓楼，有电梯上下楼。他组成了新的家庭。“文革”时。他是上海文学界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后来他和巴金他们关在一起。开始，他吓得要死，他是第一个揪出来的嘛，后来越揪越多，连党员作家也揪了出来，他就不怕了。他被揪出来的时候，我在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读书，《文汇报》登了大半版他被批斗的消息。
我不记得我看到报纸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我早已经估计到他要被斗了。他1957年没打成右派，逃过了，他要是没在上海，还在湖南文联，肯定是副主席；如果是在浙江文联，依照他的名气。也是副主席；他到了上海，上海比他有名的人多得是。加上柯庆施保了他一下，他就逃过了。如果他没在武汉大学出那个绯闻，没去上海，他肯定会逃不过1957年那个关，肯定会被打成右派，那我和我弟弟后来就上不成大学了。
我父亲是浙江义乌人，他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并且得到过沈从文先生的帮助，还出了书。1937年，他本来是在北京的国民大学读书的，抗战开始后就南下了，回了老家。1938年上半年，他参加了战场服务团，去了抗战前线。台儿庄会战的时候，他是战地记者。写了报告文学《被毁灭了的台儿庄》。1938年9月。他又想去武汉。他绕道长沙，在长沙火车站正准备去武汉的时候，碰到了张天翼和吕振羽。张天翼喊他留下来。说这边需要人做文化工作，他就留下来了，在《观察日报》做编辑。
那时候张天翼比我父亲名气大。他要是没被张天翼留在长沙，就没有后面我们一家了。他留下来后。先是认识了我舅舅。我舅舅叫李仲融，是教书的，哲学家。他是长沙最早搞抗日的文化工作的，1937年，他在长沙组织文抗会。我父亲王西彦也是这个时候开始抗战的文化工作的。
文夕大火前，长沙就有很多进步的文化人到了武冈县塘田市（现在属邵阳县）吕振羽的家乡，在湘军将领席宝田的别墅办了个塘田战时讲习学院。这个讲习学院，完全是共产党领导的，相当于延安的抗大，专门培养抗战的干部。为头的，是吕振羽、翦伯赞等著名的学者。我舅舅也是那里的负责人之一，上哲学课，也负责宣传。我父亲也跟着去了这个学校上文艺理论课。
长沙大火后，我母亲带着我外婆去找我舅舅，到了塘田市。我母亲年轻时长得蛮好。在那个讲习学院。追她的人比较多。我舅舅呢，认为“王西彦有才华”，就促成了他们两个人的结婚。结婚后，我父亲还带我母亲去过义乌，他家就是在现在的义乌小商品市场那里。
塘田战时讲习学院有存在好久，就被国民党政府取缔了。我父亲就带着我母亲去了衢州，在一个中学里教书。我母亲的名字叫李倩士。她是桃源师范学校毕业的。我舅舅李仲融，在塘田讲学院解散后去了桂林。他们利用讲学院剩下的资金在桂林办了个石火出版社。“石火”这个名字，是我父亲取的，源于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石火出版社。主要是我舅舅在办。后来，他又去了新四军的军部，主要是给陈毅、谭震林他们上哲学课。
我舅舅是1925年入党，和杨开慧是同一个党小组的党员，但他很长一段时间默默无闻。原因是解放初的时候，他调到了南京图书馆当馆长。他很满意。南京是民国政府的首都啊，南京图书馆就差不多相当于“国立图书馆”。他抗战的时候了婚，后来和他结婚的，是一个青年学生。这个学生，是梅志的妹妹。他是胡风的连襟。另外，我听他儿子杜高讲，他原先在新四军的时候，和康生的关系也没处理好。他后来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退休的。他最后也还只是江苏的政协委员，长期无人问津，连我们湖南人都对他不蛮熟。
我姨妈李融中，和抗战将领齐学启将军的妹妹齐新一样，一直没结婚，一辈子都在从事教育。抗战的时候，她们两个人就办了保育院——那时宋美龄和邓颖超牵头，各个省都办了保育院，湖南这边五个保育院的总负责的，是薛岳的夫人。齐院长一开始是二保育院的院长，我姨妈是二保育院的教导主任，后来她是四保育院的院长。她们两个在长沙很有名。
我还有个大姨妈，我不晓得她叫什么。我们在长沙是没有自己的家的，住在大姨妈家里。我大姨夫家里。最有名的事，是开了长沙第一家照相馆镜中天。这家照相馆，文夕大火烧了。文夕大火后，齐院长的二保育院迁到茶陵。我姨妈的四保育院迁到攸县。抗战期间，我父亲和母亲哪里有工作就去哪里——实际上也是逃难。他们也到过我姨妈的保育院。我母亲在保育院当老师，我父亲主要是搞写作，偶尔也上上课，给小孩排一排节目。
在我前面，我妈妈还生过三个小孩。一个是1939年在义乌生的。为了工作方便就把小孩留在义乌，他们到处跑。那是个姐姐。后来逃难的时候死了。在攸县期间也生了两个小孩，病死了。
1940年。黎烈文在福建永安办改进出版社，把我爸爸喊去当《现代文艺》的编辑。他在改进出版社进出了几次。我是1946年生的，那时我父亲又回了在福州的改进出版社。当时刘建绪在福建当省主席，刘建绪的妹妹和我姨妈是同学。因为这层关系，我家和刘建绪家有些来往。办我的百日酒的时候，刘建绪的夫人也来参加了。
我父亲和黎烈文关系也一直比较好。黎烈文离开福州后，我父亲不久也离开福州去了桂林师范学院教书，一直到1949年，长沙快和平解放的时候，他回了长沙，还参加了要求和平解放的签名。他在湖南大学当过一阵教授。他在湖南大学当教授的时候，也是湖南省作协的副主席，因为和作协的某个人有矛盾，他一怒之下就去了武汉大学。就是在武汉大学的时候，他和我母亲有了矛盾——据说他在武汉大学闹了些绯闻。我还记得。当时我母亲带着我和我弟弟还有保姆，一起坐火车到了武汉。我看到我母亲在我父亲面前哭脸。这样一来，父亲在武汉大学就呆不下去了。去了浙江大学当教授。我们一家都跟着去了杭州。
在杭州。父亲和母亲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彻底不好了。我姨妈，我母亲的姐姐。她当时是省委幼儿园的园长，在长沙还是有些影响。她喊我母亲回长沙。我母亲就带着我和弟弟回了长沙。因为我姨妈的关系，我妈妈进了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工作。那个幼儿园在现在八一路和韶山北路相交的那棵大樟树那里。幼儿园的园长，是齐新。母亲回了长沙后，父亲就借口两地分居，和我母亲离婚了。1959年，我母亲调到309队，核工业部的，当时叫309队，找铀矿的，我母亲在309队幼儿园当园长，一直到退休。
我父亲很勤奋，写的东西很多，但要讲哪本是他的代表作。又很不好说。他的著作中，我现在能够找得到的，和湖南有关系的，是他在攸县写的《古屋》。我姨妈在攸县的保育院，是借了一个大庄园、一个老屋。《古屋》中有一部分内容写的就是保育院的故事，这本书在抗战的时候还有些名气。
我母亲在老年的时候讲过，解放初期，作家是不得了的：一是社会地位高；二是別个都没有第二职业，都赚不到钱，只有作家，有稿费。我父亲的工资是200多块钱一个月，他出版一本书，少则几千。多则几万——长篇小说可以有几万稿费。那个时候写书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像我父亲这样的作家，动不动印几万、十几万册。那个时候的作家，就像现在追星一样，是有女学生、女青年去追的——那个时候，很多人家几十块钱养一家人。
我听杜高讲，我父母还没闹矛盾的时候，他是个很有才华、也很有味道的人。
父亲1953去上海作协后，住的是外国的那种公寓楼，有电梯上下楼。他组成了新的家庭。“文革”时。他是上海文学界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后来他和巴金他们关在一起。开始，他吓得要死，他是第一个揪出来的嘛，后来越揪越多，连党员作家也揪了出来，他就不怕了。他被揪出来的时候，我在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读书，《文汇报》登了大半版他被批斗的消息。
我不记得我看到报纸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我早已经估计到他要被斗了。他1957年没打成右派，逃过了，他要是没在上海，还在湖南文联，肯定是副主席；如果是在浙江文联，依照他的名气。也是副主席；他到了上海，上海比他有名的人多得是。加上柯庆施保了他一下，他就逃过了。如果他没在武汉大学出那个绯闻，没去上海，他肯定会逃不过1957年那个关，肯定会被打成右派，那我和我弟弟后来就上不成大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