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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将于5月20日～21日在上海举行。亚信会议是针对亚洲地区安全问题进行对话与磋商的论坛，主要目标和宗旨是通过制定旨在增进亚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多边信任措施加强地区安全合作。您怎样解读亚洲安全的现状？
邢广程：
我主要是从“三边”角度看待亚洲问题的。“三边”是指中国的边疆、中国的边界和中国的周边环境。再放大一点，就是从亚洲的角度审视亚洲问题；再大一点，就是从世界格局的角度审视亚洲问题。
我觉得亚洲和其他地区不大一样，很多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个情况在其他洲也有，但是亚洲表现得最明显、最复杂。亚洲现实中所出现的矛盾都与历史有关，比如中日的钓鱼岛问题，中日、韩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俄日的岛屿问题等。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与日本的矛盾所反映出的是两个大国在历史上互相竞争的问题。近代日本发展得比较快，制度转型比较快。虽然日本历史上也是被人家撬开大门的，与中国的命运一样，但是它转身快，西方的东西学得也快，而且不仅是器物上，也是形而上的。经过学习，日本强大起来，成为与西方一样的列强，反过来侵略中国。而我们没有转身，我们很痛苦地、缓慢地前行，成了日本打击、蚕食、欺压的对象。
不幸的是，现在这个过程并没有完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受害最深，但是中国在胜利成果的分享方面获得的最少，中国没有主导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彻底清算。所谓“清算”，并不是清算日本人民，而是清算日本法西斯政权和法西斯思想。但是很遗憾，从1945年至1952年，美国对日本实行了长达六年零八个月的占领，但却没有彻底地、严肃地对日本的战争罪行加以清算，反而成功地将日本由对手变成了盟友。在这个转换过程中，美国保留了日本很多东西，如它的经济能力等，使日本成为反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这是美国的战略需要。不仅如此，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美国都埋下了中国和日本进行摩擦和纷争的伏笔。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作为一个战略大国，在战后安排方面确实很有心计，能够预判，随着历史的发展，中日之间的“戏”还要一集一集地演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争端的历史根源。
记者：
亚洲是当今世界上一个多民族、多人口、多文化的地区，也是一个聚集着各类矛盾和冲突最多的地区。这些因素的长期存在甚至有时失控，造成了一些长年动荡的“热点”，严重影响着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也影响着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您认为冲突与矛盾的土壤是什么？
邢广程：
我认为亚洲同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思维。第一个，最陈旧的并给亚洲人民带来最深重灾难的思维就是军国主义思维，换言之，就是侵略别国的思维逻辑至今还在起作用。日本侵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亚洲国家，残杀了中国很多平民百姓，但时至今日日本却否认历史，否认侵略事实，否认残杀中国平民百姓的事实，干了坏事却否认干坏事，这是“侵略有理”思维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在日本的新生代中，在日本的精英阶层中，还存在着“侵略有理”这种思想和逻辑，所以这不是日本一两个人物的问题。
历史问题，就是最原始而根本的问题，就是这种思维、这种沉淀至今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类似的历史问题在欧洲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从精英阶层、国家层面、国民意识等层面来看，德国已经做了彻底的反思，认为德国不能再这样做了，再不能搞法西斯了，再不能用法西斯这种方式给周边国家带来灾难，所以它承认、它道歉，它认为自己有罪责。因此德国在欧洲恢复了威望，又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就是因为德国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任，被认为是一个改头换面的国家，是一个正常国家，而不再是一个侵略其他国家的国家。侵略精神没有了，军国主义思维没有了，法西斯主义不占主流了，换来了欧洲很长时间的和平。
这个问题在亚洲还没有得到解决，日本就没有这样深刻的历史清算，从历史教科书问题到慰安妇问题，日本在一步一步地掩盖历史，这是亚洲安全的悲剧。所以说历史问题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实际是一个思维的问题。也就是说，日本还没有对中国、韩国，没有对周边国家进行一个贴近事实的道歉和贴近事实的反思。亚洲国家担心的是，当日本有朝一日再次强大起来，还有可能按照这种逻辑去行事，因为这种思维还在支配着它的政治家。因此，亚洲不安全主要体现为思维的不安全。
亚信会议倡导的是亚洲安全与信任，但是亚洲一些国家之间现在能相互信任吗？历史问题像一个大伤口，没有愈合，因此存在着高度的不信任、高度的历史上的隔阂。
记者：
冷战已经结束了几十年，但是冷战思维仍然左右着国际事务，给亚洲带来了冲突和对抗，造成亚洲一些国家间缺乏信任和安全。那么，它的具体表现和现实危害是什么？
邢广程：
第二个思维就是冷战思维。冷战思维就是零和思维、霸权思维，是美国主导的思维。冷战思维是一种对抗思维，就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冷战思维突出“我”，要按照“我”这个阵营、国家的思维模式、制度来安排整个国际社会。美苏之间的博弈表现得非常清楚，形成了两个阵营，你赢了，就意味着我输了；我赢了，就意味着你输了。冷战思维就是给世界、给亚洲地区带来不安全的因素。美国认为，我不要反思，因为冷战的结果是我赢了，我为什么要反思。我干得好，我为什么不发扬光大？
如果说军国主义思维是亚洲自身存在的一种思维，那么冷战思维是由美国主导的，可以说是亚洲之外影响亚洲安全的因素。
冷战时期谁也没有逃脱掉冷战思维，全球几乎全都被笼罩在冷战的结构、冷战的思维、冷战的对抗之中，以这个为标志，就是冷战的综合体在起作用。1989年，苏联解体，冷战宣告结束。戈尔巴乔夫提出，这个世界需要有一种新的共同的思维，这就是“新思维”。美苏之间结束了对抗，美国推动并引导俄罗斯向它所希望的方向变化。华约组织消失了，但北约没有消失；经互会没有了，但欧共体壮大了。当年对抗的双方一方坍塌了，而另一方则在壮大。 但遗憾的是，冷战思维和对抗的态势在亚洲还存在，最明显的表现是朝鲜半岛问题，南北对峙就是冷战结构最主要的典型表现。现在对峙依然存在，而且还是美国主导的。冷战结束后，这个世界就是美国主导了。所以我们说“一超多强”，这个“超”是从力量上讲，要是从思维上讲，冷战思维还没有销声匿迹。美国想把朝鲜半岛按美国的意志统一，也就是朝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再继续存在，实际上就是把它改个颜色。但朝鲜也搞了一个“非对称的对抗”，它要获得核能力、核武器。因此说冷战思维在朝鲜半岛表现得最明显。
记者：
如何化解亚洲目前缺乏安全、缺乏相互信任的困局？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应该如何作为？
邢广程：
在亚洲地区，谁变了？我认为美国思维本质上没变，霸权主义思维还存在。我们说世界上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实际上批评的就是美国。那么国际环境有没有变化呢？有变化。我认为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变了。原来我们和苏联、和美国都是对抗的关系，美苏之间也对抗得非常厉害，后来中国相对超脱，缓和了与美国的关系，中美建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于是形成了中美苏战略大三角。这种格局对中国很有利，捍卫了中国利益。因此可以说，最先抛弃冷战思维的不是美苏，而是中国。我们最务实，上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而当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上台，这说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一股春风。历史证明，我们抛弃了冷战思维，甚至和美国发展关系，也向苏联提出改善关系，但是提出要苏联解决三大障碍。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给自身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所以我觉得中国这30多年，是自己的思维变了。
中国的变化为亚洲甚至世界带来了第三种思维，就是我们所倡导的新型安全观。它超越了军国主义思维和冷战思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侵略有理”的军国主义思维逻辑肯定是站不住脚的，霸权主义思维、强权政治的冷战思维也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秩序应该民主化、多极化，不能一个国家说了算。所以中国的新安全观思维符合人类发展，国际政治多极化、民主化、现代化是全球化的趋势。这个安全观就是我们体现的一种新思维，这种安全观是共有的、共享的，而且也是共赢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新命题。
但是这并不是说西方人不接受新的思维，也不能说美国人就坚持冷战思维，有时候它们也打各种旗号，说得很好听，但是和我们说的有区别，美国的言和行是不一致的，是有双重标准的。所以在国际事务中，美国经常举起大棒、拿起枪，收拾别人的政权。尽管那个政权确实有很多的问题，但不能用外力的方式去干涉人家，也不能用你的标准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做的结果是，你的安全造成了别的国家最大的不安全。强权政治就是这样，所以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
记者：
亚信的倡议是1992年首先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来的，20多年来，亚洲的安全形势有什么新变化和新特点？
邢广程：
我觉得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提出这个倡议还是富有远见的。当时他就看到了在亚洲安全和相互信任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亚洲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具体表现为：
首先，从思维上讲，亚洲存在着比较对立的关系和情绪，国家之间缺乏信任，国家之间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纷繁复杂。同时，解决这些矛盾也缺乏现实的机制，比如安全合作机制、协调机制，结构上也有缺陷。
其次，亚洲人不能主导亚洲的事务，美国等域外大国在主导亚洲的事情，这也是亚洲安全的一个特点。
第三，亚洲的冲突点比较多，持续性也比较强。比如说中东就是一个恒点，总是持续地爆发一些冲突，因此在这些地方稳定是临时的、暂时的，冲突是一种常态。另外，还有阿富汗问题、朝鲜半岛问题，都是世界级的热点。时至今日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还在积累。20多年来这些矛盾和冲突伴随着亚洲的发展过程。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看到了亚洲存在的问题，认为需要有磋商机制、信任机制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方面，哈萨克斯坦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它作为新兴国家，能敏锐地意识到这些问题，而且能坚持倡导建立亚洲安全与信任机制，对亚洲安全、信任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应该给予很大的肯定。另外，哈萨克斯坦虽然是独立时间不长的国家，但却是比较成熟的国家。这一倡议的提出和付诸实施提升了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地位、国际威望和国际形象。亚洲20多年的发展历程证明，加强亚洲安全合作和相互信任的思维符合世界发展潮流，所以大家就会逐渐接受而且愿意倡导、参与亚洲安全事务。这个平台的价值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记者：
目前或者说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新安全观能不能化解冷战思维和军国主义思维造成的不安全因素？亚洲的安全格局和国际形势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如何从全球的视角观察亚洲安全的状况和治理问题？
邢广程：
如果说一个思想能够迅速化解矛盾，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比较简单了。除了思维之外，还有逻辑、结构、力量的问题。说到力量问题，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很多事情是它说了算。所谓“算”，就是它用自己的意志主导国际事务。一个国家光凭意志不行，还得有力量，美国不仅有力量，还有经验。冷战中与它对立的一极坍塌了，但是它的盟国体系没有坍塌，因此，新安全观的实践还会遇到很多障碍和阻力。
亚洲总的情况是高度的不安全，自身就不安全，四分五裂。一些国家之间信任度不高，历史恩怨比较多。另外，亚洲总体来说存在板块分散的情况，域外大国主导亚洲事务，亚洲国家自己不能完全主导自己的命运。在冷战时期，亚洲就是冷战的前沿地区，冷战给它造成了高度分裂的状态，也加剧了亚洲国家之间的不信任。
这种状况与整个国际格局是有反差的。因为世界格局已经走向多元化、多极化。冷战结束的一个标志就是终结了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这个对抗不是一个阵营消灭了另一个阵营，而是两个阵营经过强力的竞争，一个阵营自我坍塌，另外一个阵营却自我壮大了，成为世界的主宰。一个国家，就是“一强”、“一超”，就是美国，美国及其盟国把世界上的制度性安排做了一个规划。 20多年来，新兴国家在崛起，俄罗斯经过灾难之后在崛起，巴西、印度、南非，尤其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发展了。中国的发展现状当初很少有人能够预料，中国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发展的变量，这一过程本身就搅动了世界格局。但是这一搅动不是中国人为的，我们借用了现有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并在这个机制下发展起来。
中国走的是低调的路线，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不是靠损害别人的利益达到的。世界市场早已被瓜分完毕，要抢别人的市场，只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强力的方式——发动战争，通过一场战争就可能改变世界格局，但中国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道路怎么走？又要发展经济，去开拓市场，同时又不能损害别人利益。所以中国积累的经验是用友好、互利共赢的方式求得发展。你赢了，我也赢了；我和你做买卖，你赚了钱，我也赚了钱。中国用贸易关系，也就是用经济制度、经济体系的安排，与其他国家进行深度的经济合作、金融合作。
但是为什么我们力量大了，反倒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和中国有了摩擦和矛盾，这种情况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就是美国这个“老大”还在。中国说得非常清楚，中国无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但是中国长得太快，“老大”害怕，担心对自己的地位形成挑战。这种情况下，“老大”做事就不从容了，心胸就没有那么宽阔了，它可能就要“动手”。美国的战略意图在克林顿时期就说得非常清楚：“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未来安全最大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防止可能会出现的对美国权力形成挑战的国家，防止它、遏制它、阻止它出现。”中国突飞猛进地发展，在美国看来一个新的对手要出现了，美国既要和它接触，又要防范它、遏制它，不要使它成为美国现实的挑战者。
第二，社会秩序没变化，仍然是美国主导的。中国现在还没有向美国发起挑战，只是壮大了之后客观上妨碍了，或者说是影响大了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美国的一些活动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些摩擦，这是相对于美国这个“老大”来说的。相对于世界体系来说，美国和盟国之间是一种传导关系，因此盟国也要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但是非常矛盾的现象在于，中国无意向国际社会发起挑战，美国的一些盟国对中国的评价和美国并不一样，有的甚至把中国作为贸易伙伴，有利可图。比如说欧盟、东盟和中国有深度的经贸合作。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国家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享受到了中国的好处，不希望采取美国的方式，和美国一起来限制中国。
另外，除了美国及其盟友之外，还有其他国家。这些国家有的受美国影响比较深，读懂了美国的意思，所以有些国家跟着美国一起，开始遏制中国，这种现象是以前没有的。
记者：
这些国家战略上遏制中国，但是在经济发展上还需要中国，中国怎样应对这种情形？
邢广程：
这些国家也很矛盾，在经济上很多是靠着中国，但是在安全方面却靠着美国，表现出了两面性和政策分裂性。一方面吃中国的馅饼，另一方面抱美国的大腿，两边好处都占了。这说明：第一，你的能力还不够；第二，你的形象还可以。我们一直在讲和平发展，而一些国家会利用我们的和平理念、设计、思路，尝试着做一些事情，敢于提出异议，或者说敢于和你叫板。
尽管如此，中国改革开放的趋势不会变，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的战略思想不会变。这两个“不会变”决定了中国在和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一要非常小心；二要像习主席说的，我们要有正确的义利观。中国将来要坚持更多地取“义”，虽然吃点亏，但是要站在“义”的制高点上。否则如何建立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这是大国的姿态，是另外一种思维。今天我们所遇到的安全困境，是成长过程中的必然。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将于5月20日～21日在上海举行。亚信会议是针对亚洲地区安全问题进行对话与磋商的论坛，主要目标和宗旨是通过制定旨在增进亚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多边信任措施加强地区安全合作。您怎样解读亚洲安全的现状？
邢广程：
我主要是从“三边”角度看待亚洲问题的。“三边”是指中国的边疆、中国的边界和中国的周边环境。再放大一点，就是从亚洲的角度审视亚洲问题；再大一点，就是从世界格局的角度审视亚洲问题。
我觉得亚洲和其他地区不大一样，很多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个情况在其他洲也有，但是亚洲表现得最明显、最复杂。亚洲现实中所出现的矛盾都与历史有关，比如中日的钓鱼岛问题，中日、韩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俄日的岛屿问题等。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与日本的矛盾所反映出的是两个大国在历史上互相竞争的问题。近代日本发展得比较快，制度转型比较快。虽然日本历史上也是被人家撬开大门的，与中国的命运一样，但是它转身快，西方的东西学得也快，而且不仅是器物上，也是形而上的。经过学习，日本强大起来，成为与西方一样的列强，反过来侵略中国。而我们没有转身，我们很痛苦地、缓慢地前行，成了日本打击、蚕食、欺压的对象。
不幸的是，现在这个过程并没有完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受害最深，但是中国在胜利成果的分享方面获得的最少，中国没有主导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彻底清算。所谓“清算”，并不是清算日本人民，而是清算日本法西斯政权和法西斯思想。但是很遗憾，从1945年至1952年，美国对日本实行了长达六年零八个月的占领，但却没有彻底地、严肃地对日本的战争罪行加以清算，反而成功地将日本由对手变成了盟友。在这个转换过程中，美国保留了日本很多东西，如它的经济能力等，使日本成为反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这是美国的战略需要。不仅如此，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美国都埋下了中国和日本进行摩擦和纷争的伏笔。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作为一个战略大国，在战后安排方面确实很有心计，能够预判，随着历史的发展，中日之间的“戏”还要一集一集地演下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争端的历史根源。
记者：
亚洲是当今世界上一个多民族、多人口、多文化的地区，也是一个聚集着各类矛盾和冲突最多的地区。这些因素的长期存在甚至有时失控，造成了一些长年动荡的“热点”，严重影响着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也影响着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您认为冲突与矛盾的土壤是什么？
邢广程：
我认为亚洲同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思维。第一个，最陈旧的并给亚洲人民带来最深重灾难的思维就是军国主义思维，换言之，就是侵略别国的思维逻辑至今还在起作用。日本侵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亚洲国家，残杀了中国很多平民百姓，但时至今日日本却否认历史，否认侵略事实，否认残杀中国平民百姓的事实，干了坏事却否认干坏事，这是“侵略有理”思维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在日本的新生代中，在日本的精英阶层中，还存在着“侵略有理”这种思想和逻辑，所以这不是日本一两个人物的问题。
历史问题，就是最原始而根本的问题，就是这种思维、这种沉淀至今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类似的历史问题在欧洲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从精英阶层、国家层面、国民意识等层面来看，德国已经做了彻底的反思，认为德国不能再这样做了，再不能搞法西斯了，再不能用法西斯这种方式给周边国家带来灾难，所以它承认、它道歉，它认为自己有罪责。因此德国在欧洲恢复了威望，又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就是因为德国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任，被认为是一个改头换面的国家，是一个正常国家，而不再是一个侵略其他国家的国家。侵略精神没有了，军国主义思维没有了，法西斯主义不占主流了，换来了欧洲很长时间的和平。
这个问题在亚洲还没有得到解决，日本就没有这样深刻的历史清算，从历史教科书问题到慰安妇问题，日本在一步一步地掩盖历史，这是亚洲安全的悲剧。所以说历史问题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实际是一个思维的问题。也就是说，日本还没有对中国、韩国，没有对周边国家进行一个贴近事实的道歉和贴近事实的反思。亚洲国家担心的是，当日本有朝一日再次强大起来，还有可能按照这种逻辑去行事，因为这种思维还在支配着它的政治家。因此，亚洲不安全主要体现为思维的不安全。
亚信会议倡导的是亚洲安全与信任，但是亚洲一些国家之间现在能相互信任吗？历史问题像一个大伤口，没有愈合，因此存在着高度的不信任、高度的历史上的隔阂。
记者：
冷战已经结束了几十年，但是冷战思维仍然左右着国际事务，给亚洲带来了冲突和对抗，造成亚洲一些国家间缺乏信任和安全。那么，它的具体表现和现实危害是什么？
邢广程：
第二个思维就是冷战思维。冷战思维就是零和思维、霸权思维，是美国主导的思维。冷战思维是一种对抗思维，就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冷战思维突出“我”，要按照“我”这个阵营、国家的思维模式、制度来安排整个国际社会。美苏之间的博弈表现得非常清楚，形成了两个阵营，你赢了，就意味着我输了；我赢了，就意味着你输了。冷战思维就是给世界、给亚洲地区带来不安全的因素。美国认为，我不要反思，因为冷战的结果是我赢了，我为什么要反思。我干得好，我为什么不发扬光大？
如果说军国主义思维是亚洲自身存在的一种思维，那么冷战思维是由美国主导的，可以说是亚洲之外影响亚洲安全的因素。
冷战时期谁也没有逃脱掉冷战思维，全球几乎全都被笼罩在冷战的结构、冷战的思维、冷战的对抗之中，以这个为标志，就是冷战的综合体在起作用。1989年，苏联解体，冷战宣告结束。戈尔巴乔夫提出，这个世界需要有一种新的共同的思维，这就是“新思维”。美苏之间结束了对抗，美国推动并引导俄罗斯向它所希望的方向变化。华约组织消失了，但北约没有消失；经互会没有了，但欧共体壮大了。当年对抗的双方一方坍塌了，而另一方则在壮大。 但遗憾的是，冷战思维和对抗的态势在亚洲还存在，最明显的表现是朝鲜半岛问题，南北对峙就是冷战结构最主要的典型表现。现在对峙依然存在，而且还是美国主导的。冷战结束后，这个世界就是美国主导了。所以我们说“一超多强”，这个“超”是从力量上讲，要是从思维上讲，冷战思维还没有销声匿迹。美国想把朝鲜半岛按美国的意志统一，也就是朝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再继续存在，实际上就是把它改个颜色。但朝鲜也搞了一个“非对称的对抗”，它要获得核能力、核武器。因此说冷战思维在朝鲜半岛表现得最明显。
记者：
如何化解亚洲目前缺乏安全、缺乏相互信任的困局？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应该如何作为？
邢广程：
在亚洲地区，谁变了？我认为美国思维本质上没变，霸权主义思维还存在。我们说世界上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实际上批评的就是美国。那么国际环境有没有变化呢？有变化。我认为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变了。原来我们和苏联、和美国都是对抗的关系，美苏之间也对抗得非常厉害，后来中国相对超脱，缓和了与美国的关系，中美建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于是形成了中美苏战略大三角。这种格局对中国很有利，捍卫了中国利益。因此可以说，最先抛弃冷战思维的不是美苏，而是中国。我们最务实，上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而当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上台，这说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一股春风。历史证明，我们抛弃了冷战思维，甚至和美国发展关系，也向苏联提出改善关系，但是提出要苏联解决三大障碍。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给自身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所以我觉得中国这30多年，是自己的思维变了。
中国的变化为亚洲甚至世界带来了第三种思维，就是我们所倡导的新型安全观。它超越了军国主义思维和冷战思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侵略有理”的军国主义思维逻辑肯定是站不住脚的，霸权主义思维、强权政治的冷战思维也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秩序应该民主化、多极化，不能一个国家说了算。所以中国的新安全观思维符合人类发展，国际政治多极化、民主化、现代化是全球化的趋势。这个安全观就是我们体现的一种新思维，这种安全观是共有的、共享的，而且也是共赢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新命题。
但是这并不是说西方人不接受新的思维，也不能说美国人就坚持冷战思维，有时候它们也打各种旗号，说得很好听，但是和我们说的有区别，美国的言和行是不一致的，是有双重标准的。所以在国际事务中，美国经常举起大棒、拿起枪，收拾别人的政权。尽管那个政权确实有很多的问题，但不能用外力的方式去干涉人家，也不能用你的标准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做的结果是，你的安全造成了别的国家最大的不安全。强权政治就是这样，所以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
记者：
亚信的倡议是1992年首先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来的，20多年来，亚洲的安全形势有什么新变化和新特点？
邢广程：
我觉得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提出这个倡议还是富有远见的。当时他就看到了在亚洲安全和相互信任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亚洲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具体表现为：
首先，从思维上讲，亚洲存在着比较对立的关系和情绪，国家之间缺乏信任，国家之间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纷繁复杂。同时，解决这些矛盾也缺乏现实的机制，比如安全合作机制、协调机制，结构上也有缺陷。
其次，亚洲人不能主导亚洲的事务，美国等域外大国在主导亚洲的事情，这也是亚洲安全的一个特点。
第三，亚洲的冲突点比较多，持续性也比较强。比如说中东就是一个恒点，总是持续地爆发一些冲突，因此在这些地方稳定是临时的、暂时的，冲突是一种常态。另外，还有阿富汗问题、朝鲜半岛问题，都是世界级的热点。时至今日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还在积累。20多年来这些矛盾和冲突伴随着亚洲的发展过程。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看到了亚洲存在的问题，认为需要有磋商机制、信任机制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方面，哈萨克斯坦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它作为新兴国家，能敏锐地意识到这些问题，而且能坚持倡导建立亚洲安全与信任机制，对亚洲安全、信任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应该给予很大的肯定。另外，哈萨克斯坦虽然是独立时间不长的国家，但却是比较成熟的国家。这一倡议的提出和付诸实施提升了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地位、国际威望和国际形象。亚洲20多年的发展历程证明，加强亚洲安全合作和相互信任的思维符合世界发展潮流，所以大家就会逐渐接受而且愿意倡导、参与亚洲安全事务。这个平台的价值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记者：
目前或者说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新安全观能不能化解冷战思维和军国主义思维造成的不安全因素？亚洲的安全格局和国际形势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如何从全球的视角观察亚洲安全的状况和治理问题？
邢广程：
如果说一个思想能够迅速化解矛盾，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比较简单了。除了思维之外，还有逻辑、结构、力量的问题。说到力量问题，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很多事情是它说了算。所谓“算”，就是它用自己的意志主导国际事务。一个国家光凭意志不行，还得有力量，美国不仅有力量，还有经验。冷战中与它对立的一极坍塌了，但是它的盟国体系没有坍塌，因此，新安全观的实践还会遇到很多障碍和阻力。
亚洲总的情况是高度的不安全，自身就不安全，四分五裂。一些国家之间信任度不高，历史恩怨比较多。另外，亚洲总体来说存在板块分散的情况，域外大国主导亚洲事务，亚洲国家自己不能完全主导自己的命运。在冷战时期，亚洲就是冷战的前沿地区，冷战给它造成了高度分裂的状态，也加剧了亚洲国家之间的不信任。
这种状况与整个国际格局是有反差的。因为世界格局已经走向多元化、多极化。冷战结束的一个标志就是终结了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这个对抗不是一个阵营消灭了另一个阵营，而是两个阵营经过强力的竞争，一个阵营自我坍塌，另外一个阵营却自我壮大了，成为世界的主宰。一个国家，就是“一强”、“一超”，就是美国，美国及其盟国把世界上的制度性安排做了一个规划。 20多年来，新兴国家在崛起，俄罗斯经过灾难之后在崛起，巴西、印度、南非，尤其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发展了。中国的发展现状当初很少有人能够预料，中国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发展的变量，这一过程本身就搅动了世界格局。但是这一搅动不是中国人为的，我们借用了现有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并在这个机制下发展起来。
中国走的是低调的路线，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不是靠损害别人的利益达到的。世界市场早已被瓜分完毕，要抢别人的市场，只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强力的方式——发动战争，通过一场战争就可能改变世界格局，但中国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平道路怎么走？又要发展经济，去开拓市场，同时又不能损害别人利益。所以中国积累的经验是用友好、互利共赢的方式求得发展。你赢了，我也赢了；我和你做买卖，你赚了钱，我也赚了钱。中国用贸易关系，也就是用经济制度、经济体系的安排，与其他国家进行深度的经济合作、金融合作。
但是为什么我们力量大了，反倒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和中国有了摩擦和矛盾，这种情况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就是美国这个“老大”还在。中国说得非常清楚，中国无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但是中国长得太快，“老大”害怕，担心对自己的地位形成挑战。这种情况下，“老大”做事就不从容了，心胸就没有那么宽阔了，它可能就要“动手”。美国的战略意图在克林顿时期就说得非常清楚：“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未来安全最大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防止可能会出现的对美国权力形成挑战的国家，防止它、遏制它、阻止它出现。”中国突飞猛进地发展，在美国看来一个新的对手要出现了，美国既要和它接触，又要防范它、遏制它，不要使它成为美国现实的挑战者。
第二，社会秩序没变化，仍然是美国主导的。中国现在还没有向美国发起挑战，只是壮大了之后客观上妨碍了，或者说是影响大了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美国的一些活动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些摩擦，这是相对于美国这个“老大”来说的。相对于世界体系来说，美国和盟国之间是一种传导关系，因此盟国也要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但是非常矛盾的现象在于，中国无意向国际社会发起挑战，美国的一些盟国对中国的评价和美国并不一样，有的甚至把中国作为贸易伙伴，有利可图。比如说欧盟、东盟和中国有深度的经贸合作。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国家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享受到了中国的好处，不希望采取美国的方式，和美国一起来限制中国。
另外，除了美国及其盟友之外，还有其他国家。这些国家有的受美国影响比较深，读懂了美国的意思，所以有些国家跟着美国一起，开始遏制中国，这种现象是以前没有的。
记者：
这些国家战略上遏制中国，但是在经济发展上还需要中国，中国怎样应对这种情形？
邢广程：
这些国家也很矛盾，在经济上很多是靠着中国，但是在安全方面却靠着美国，表现出了两面性和政策分裂性。一方面吃中国的馅饼，另一方面抱美国的大腿，两边好处都占了。这说明：第一，你的能力还不够；第二，你的形象还可以。我们一直在讲和平发展，而一些国家会利用我们的和平理念、设计、思路，尝试着做一些事情，敢于提出异议，或者说敢于和你叫板。
尽管如此，中国改革开放的趋势不会变，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的战略思想不会变。这两个“不会变”决定了中国在和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一要非常小心；二要像习主席说的，我们要有正确的义利观。中国将来要坚持更多地取“义”，虽然吃点亏，但是要站在“义”的制高点上。否则如何建立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这是大国的姿态，是另外一种思维。今天我们所遇到的安全困境，是成长过程中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