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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中国国内很多人认为日本正走在政治右倾、企图摆脱战后束缚的道路上，这种判断是否科学，这个“右倾”究竟该怎么理解？在当下日本国内有哪些力量充当着政治右倾的主要推手？用“举国”来形容日本政治右倾的规模是否恰当？
吴怀中：“右倾化”是日本人描述日本政治倾向和状态的一个概念，与中国政治术语中的“右倾”内涵不同，我们的“右倾”是指右倾投降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日本的“政治右倾”特指已占优势的保守政党在政治上向右翼势力的主张倾斜，使日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策倾向、权力结构和对外影响向右摆，从而在总体上使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占据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右翼保守势力的总体目标，是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并否定战后和平主义思潮、否认甚至美化过去的侵略历史、推动新国家主义教育、强化日美安保同盟、推进防范遏制中国的政策，以及在对外争端上示强示硬、实现海外派兵作战等举措，来实现国家的整体右转，进而重塑日本发展模式和对外战略。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对外行为危害，用简单的话打个比方，就像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对过去所犯罪行没有进行真正的反省就再度复出，并且要求拥有一个正常公民所拥有的全部权利，这是件很有风险的事。
具有右翼民族主义色彩的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是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界及社会总体保守化为背景形成的，它不是简单的直线性演进，但总体上看，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安倍再次上台之后，还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导致政治及社会保守化的原因很复杂，既有日本政党内部和党际关系的变化，也有苏联解体、中国崛起的冲击和美国纵容的影响，当然还有日本经济滞胀导致的中产阶级贫困化，等等。日本经济在战后创造了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但当它达到一个顶点的时候，泡沫就破裂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20年间陷入一个缓慢增长甚至于停滞的状态，人口严重老龄化，国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没有下降，但对前景的预期不再乐观，公众情绪低落，社会气氛沉闷。也正是这20年间，日本在社会上总体保守化，到安倍再度执政时便形成了一个政治上加速右倾化的节点和趋势。其最直接、外在的表现就是，以前如果一个政客去靖国神社参拜，在历史问题上讲一些反动、修正主义的话，是会在社会上遭遇强大抵制、严厉批评的，干那种事、讲那些话的人一般都是要下台或者至少颜面扫地的，但现在就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右倾言行几乎可以“免责”了。
杨伯江：说日本“举国”走在政治右倾和历史修正主义的道路上是不恰当的，更不能将当代日本定性为“军国主义国家”，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社会的保守化为政治右倾提供了土壤。所以，用一个标准的制式语言来说，目前日本的状态是“总体保守化，政治右倾化”。
“保守化”一词本来是源自欧洲的经济术语，没有褒贬，关键看保守的东西是什么，比如在西方，保守主义的最坚固内核是自由理念，因此有它的“政治正确”性。但到了日本，意涵就变了，大致三层意思：第一，对战后日本确立的“国际政体”的直接否定力量不复存在，这个“国际政体”是指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三权分立、议会内阁制的政治体制。以前是有反对声音的，日本政治力量的结构特点是“保守与革新”，即所谓“保革”，保守派存在反对者、谋变者，比如日本共产党、社会党等。但1995年社会党改名为“社民党”，名字里加上了“民主”一词，进而丧失了对自民党的牵制，“保革对立”的局面瓦解了，“1955年体制”（1955年11月，日本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即自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在议会中形成稳定多数，连续执政长达38年，而其他党长期处于在野状态，多党制形同虚设，这种局面被称为“1955年体制”——编者注）也就随之崩塌。第二，一切政治分歧都纳入到议会和平斗争的框架中。战后初期，日共是有可能搞暴力斗争的，所以公安调查厅等强力部门长期重点监视日共，但现在这个主要任务没有了，工作重心转向反恐。第三，上层斗争焦点不再是体制的存废，而是以何种立法形式渐进式地完善法治。冷战后，日本出台了政治资金规制法，改变了国会选举制度，这些都属于对制度的完善。
《世界知识》：那么，日本的“保守”究竟要保守些什么呢，有没有维护战后民主政体的意涵？
吴怀中：战后日本“和平宪法”有三个原则，分别是尊重基本人权、主权在民、和平主义。对于周边国家，我们往往单从和平主义来理解，但日本国内的进步势力和有良知的人对“修宪”方向和安倍“国家主义”的质疑则主要集中在权利意识方面，他们非常担心公权的不断强化会侵蚀私权的空间。比如说自民党宪法改革草案中提到，当发生战事的时候，官方政府有权利征调民用设施、港口、船只、车辆等，老百姓就很害怕。还有那个《特定秘密保护法》（2013年12月在安倍政权极力推动下由日本国会强行表决通过成法。该法加大了对泄露“国家秘密”的惩治力度，而且授权首相等少数政府高官可以随意定义“国家秘密”的权力，令人联想起旧日本时期的恶法“军机保护法”，因此激起公众强烈抗议——编者注），对日本国民的心理冲击相当大。
杨伯江：日语当中的“保守化”和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保守化”不一样。中文里的“保守”被赋予太多意识形态色彩，意味着僵化、固步自封、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但日本的“保守化”有它的传统，要保守的东西很多，也不都是坏的，还包括皇室地位、尊重自然、民主法治，等等。
顺便谈两个观点。第一，2015年也是自民党建党60周年。2009年自民党一度下台，当时很多分析认为自民党政治已走向历史性的终结，结果没过几年它又重新执政、一党独大了。究竟是这个党自身有其长项呢，还是说日本政治风土的变化让它活了过来？这非常值得研究。“自民党现象”在西方政党史上其实是个异类。
第二，日本社会的价值多元化同样不可忽视，其实也是“保守化”的一个分支表现。2002年日本有个非常著名的歌唱组合叫SMAP，大明星木村拓哉就在其中，其作品《世界上惟一的花》一夜爆红，核心意思就是“不做第一，但求惟一”，歌词里唱“每天上班走在马路上，看到路边花店摆满鲜花，各不相同但都很美丽。人也是这样，干嘛非要去争奇斗艳？只要能活出自我就可以了”。这首歌反映出日本年轻人的价值多元趋势，进而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多元发展。日本民众在思想形态上不再是铁板一块，恰是利益多样化和价值观多元化，使得其国民不大可能再像70多年前那样遵循同一价值观、狂热追随军国主义势力大搞对外侵略。 李薇：最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了全球热点。据我所知，安倍在日本是否申请加入的问题上陷入决策被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信息失灵，事先对英国等西欧国家可能加入的动向几乎没有察觉。安倍再度执政后，把自己信任的人安插到所有核心部门的关键岗位上，这些人听不进专业部门技术官员的建议，往往在重大问题上只拣安倍喜欢听的信息材料向上报告，在“亚投行”问题上也是如此，比如“亚投行将成为中国的负担”，“意向创始会员国估计也就是二十多个”，“日本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的主导者不必在乎亚投行里那一点点‘不显光彩’的股权”，等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日本官僚体制的畸形发展对战后民主政体执行效能的冲击也是明显的。
《世界知识》：中外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日本作为海岛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其民族性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总与身边最强者结盟，比如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的中国、殖民时代的英国、战争时期的德国、战后的美国。这种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如果这种看法的确成立，或者说至少部分成立，那么现在日本身边可能出现了两个最强者——美国和中国。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日本将会如何应对？
李薇：战后，美国在深入研究日本的基础上及时调整战略，用一种日本人欢迎的方式，或者说用日本人感到“亲切”的方式来控制日本，由此为起点实现了美国对亚太大格局的百年控制。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当中，在适时把握并驾驭日本上做得比较出色的首推克林顿政府，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最重要的一次修订就是在那一时期进行的（1997年，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将两国军事合作扩大到与朝鲜半岛局势等相关的“周边事态”。最近正在进行的修订则是要将自卫队对美军支援范围扩大到“全球范围”，并强化日美军力的一体化——编者注），美国因应自身战略需要和全球安全形势变化再次紧紧抓住日本，而那个节骨眼正是当前引人注目的日本政治右倾化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因此说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右倾化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一点也不为过。
现在日美关系的最难点其实不在安全领域，而是经济问题。安倍已于4月底正式访美，白宫对他做出了特殊礼遇安排，着眼点其实是放在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上的。美日TPP谈判一直在农产品、汽车关税等问题上卡着，双方互不相让。对美方来说，奥巴马与国会处在极端对立状态，即便他单方面向日本让步促成了TPP的双边谈判，也很难得到国会放行。这次安倍访美期间，奥巴马将特意安排安倍到国会山发表演讲，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安倍，一方面也有借安倍做美国国会工作的意图。现在奥巴马在亚太方向上最想做成的就是TPP，因为这攸关其“再平衡”战略的成败。在“亚投行”问题上，奥巴马政府极力做安倍工作，防止他出现立场松动，也是怕TPP生变，里面定有交易存在。不过有日本友人告诉我，安倍政府更重视日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毕竟这个谈判对其政绩的影响更直接，美方也感觉安倍的主要心思不在TPP上，所以一定要拉住他。
美国在安全防卫领域对日本控制力的调整是个大问题，安倍正在反其道利用之。对于亚洲安全问题，安倍内心想法很多，只要有利于突破“和平宪法”的都愿尝试，但碍于周边邻国的坚决反对和日本国内公明党、共产党等党派及社会舆论的抵触，不便明推，便常借美国之口流露出来。比如，前不久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放话说的“希望日本到南海去巡航”，这对安倍就很有诱惑力。在解禁集体自卫权之行使的问题上，美国其实不想完全解开套在日本身上的缰绳，不会把安倍想干的事都交给他去做，反而会利用具体操作程序对其加以约束。安倍有意用在TPP问题上的让步换取美国给予日本更多安保自由度，他将会在华盛顿就此与美方讨价还价。至于历史问题，美国不会允许安倍做得太过火，安倍一定会带着战后70年讲话的基本观点去美国，向美方通报他会讲什么、不会讲什么。美方的底线是避免亚洲发生新的麻烦，防止美国的亚太军事同盟体系出现新的裂痕。
杨伯江：美国对日本是控制性地使用，这体现了美国的主流现实主义战略观。设想一下，假若没有中国崛起，日美安保同盟会是个什么样子？恐怕已经解体了。1994年细川护熙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曾表现出较强的对美离心倾向。细川委托专家恳谈会搞了份安全战略报告（即“樋口报告”，因细川及其继任者羽田孜内阁短命，在村山富市当政期间发表，并成为1995年日本官方《防卫计划大纲》的蓝本——编者注），第一条建议不是强化日美同盟，而是推动加强地区性多边安全合作，明确提出“将冷战性质的防卫战略转向多边安全战略”。这下可把美国惊着了，认为日本是在对美国说“不”，于是开始重审亚洲政策。1995年就出台了由美国战略家约瑟夫·奈在助理国防部长任上牵头起草的《东亚战略报告》，也就是“奈倡议”，明确了“美日安保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基石”、“多边安全合作是双边同盟的补充而不能取而代之”的思路，要把美日同盟重新强化起来，还指出“中国将来对美国是敌是友还不能确定”，建议停止美军撤离亚洲的进程。这是克林顿时代美日发表同盟宣言、修订防卫合作指针的一个重要背景。
美日同盟关系的发展演变受到了很大外力影响，而最大的外力就是中国崛起。美日矛盾其实是很深的，美国清楚前些年因小布什全力反恐犯下了忽视亚太的失误，内心极惧被中国、日本踢出东亚，对中日韩三边合作框架的建立和发展疑虑尤其深。但现在，随着中国加速崛起，美国有可能对日本做出让步，让出自留地的一部分，与日本合作耕种。进一步讲，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归纳美国的对日政策：一是战略层面，美国在日本和中国之间采取“动态平衡”的政策，在中国得势之际给日本添柴打气，当日本过于嚣张之时又出来压它一下；二是在地区安全层面，则是采取赤裸裸的“挺日”或“纵日”政策，与日本保持战略和利益的高度契合。
吴怀中：“右倾化”是日本人描述日本政治倾向和状态的一个概念，与中国政治术语中的“右倾”内涵不同，我们的“右倾”是指右倾投降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日本的“政治右倾”特指已占优势的保守政党在政治上向右翼势力的主张倾斜，使日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策倾向、权力结构和对外影响向右摆，从而在总体上使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占据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右翼保守势力的总体目标，是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并否定战后和平主义思潮、否认甚至美化过去的侵略历史、推动新国家主义教育、强化日美安保同盟、推进防范遏制中国的政策，以及在对外争端上示强示硬、实现海外派兵作战等举措，来实现国家的整体右转，进而重塑日本发展模式和对外战略。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对外行为危害，用简单的话打个比方，就像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对过去所犯罪行没有进行真正的反省就再度复出，并且要求拥有一个正常公民所拥有的全部权利，这是件很有风险的事。
具有右翼民族主义色彩的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是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界及社会总体保守化为背景形成的，它不是简单的直线性演进，但总体上看，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安倍再次上台之后，还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导致政治及社会保守化的原因很复杂，既有日本政党内部和党际关系的变化，也有苏联解体、中国崛起的冲击和美国纵容的影响，当然还有日本经济滞胀导致的中产阶级贫困化，等等。日本经济在战后创造了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但当它达到一个顶点的时候，泡沫就破裂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20年间陷入一个缓慢增长甚至于停滞的状态，人口严重老龄化，国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没有下降，但对前景的预期不再乐观，公众情绪低落，社会气氛沉闷。也正是这20年间，日本在社会上总体保守化，到安倍再度执政时便形成了一个政治上加速右倾化的节点和趋势。其最直接、外在的表现就是，以前如果一个政客去靖国神社参拜，在历史问题上讲一些反动、修正主义的话，是会在社会上遭遇强大抵制、严厉批评的，干那种事、讲那些话的人一般都是要下台或者至少颜面扫地的，但现在就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右倾言行几乎可以“免责”了。
杨伯江：说日本“举国”走在政治右倾和历史修正主义的道路上是不恰当的，更不能将当代日本定性为“军国主义国家”，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社会的保守化为政治右倾提供了土壤。所以，用一个标准的制式语言来说，目前日本的状态是“总体保守化，政治右倾化”。
“保守化”一词本来是源自欧洲的经济术语，没有褒贬，关键看保守的东西是什么，比如在西方，保守主义的最坚固内核是自由理念，因此有它的“政治正确”性。但到了日本，意涵就变了，大致三层意思：第一，对战后日本确立的“国际政体”的直接否定力量不复存在，这个“国际政体”是指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三权分立、议会内阁制的政治体制。以前是有反对声音的，日本政治力量的结构特点是“保守与革新”，即所谓“保革”，保守派存在反对者、谋变者，比如日本共产党、社会党等。但1995年社会党改名为“社民党”，名字里加上了“民主”一词，进而丧失了对自民党的牵制，“保革对立”的局面瓦解了，“1955年体制”（1955年11月，日本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即自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在议会中形成稳定多数，连续执政长达38年，而其他党长期处于在野状态，多党制形同虚设，这种局面被称为“1955年体制”——编者注）也就随之崩塌。第二，一切政治分歧都纳入到议会和平斗争的框架中。战后初期，日共是有可能搞暴力斗争的，所以公安调查厅等强力部门长期重点监视日共，但现在这个主要任务没有了，工作重心转向反恐。第三，上层斗争焦点不再是体制的存废，而是以何种立法形式渐进式地完善法治。冷战后，日本出台了政治资金规制法，改变了国会选举制度，这些都属于对制度的完善。
《世界知识》：那么，日本的“保守”究竟要保守些什么呢，有没有维护战后民主政体的意涵？
吴怀中：战后日本“和平宪法”有三个原则，分别是尊重基本人权、主权在民、和平主义。对于周边国家，我们往往单从和平主义来理解，但日本国内的进步势力和有良知的人对“修宪”方向和安倍“国家主义”的质疑则主要集中在权利意识方面，他们非常担心公权的不断强化会侵蚀私权的空间。比如说自民党宪法改革草案中提到，当发生战事的时候，官方政府有权利征调民用设施、港口、船只、车辆等，老百姓就很害怕。还有那个《特定秘密保护法》（2013年12月在安倍政权极力推动下由日本国会强行表决通过成法。该法加大了对泄露“国家秘密”的惩治力度，而且授权首相等少数政府高官可以随意定义“国家秘密”的权力，令人联想起旧日本时期的恶法“军机保护法”，因此激起公众强烈抗议——编者注），对日本国民的心理冲击相当大。
杨伯江：日语当中的“保守化”和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保守化”不一样。中文里的“保守”被赋予太多意识形态色彩，意味着僵化、固步自封、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但日本的“保守化”有它的传统，要保守的东西很多，也不都是坏的，还包括皇室地位、尊重自然、民主法治，等等。
顺便谈两个观点。第一，2015年也是自民党建党60周年。2009年自民党一度下台，当时很多分析认为自民党政治已走向历史性的终结，结果没过几年它又重新执政、一党独大了。究竟是这个党自身有其长项呢，还是说日本政治风土的变化让它活了过来？这非常值得研究。“自民党现象”在西方政党史上其实是个异类。
第二，日本社会的价值多元化同样不可忽视，其实也是“保守化”的一个分支表现。2002年日本有个非常著名的歌唱组合叫SMAP，大明星木村拓哉就在其中，其作品《世界上惟一的花》一夜爆红，核心意思就是“不做第一，但求惟一”，歌词里唱“每天上班走在马路上，看到路边花店摆满鲜花，各不相同但都很美丽。人也是这样，干嘛非要去争奇斗艳？只要能活出自我就可以了”。这首歌反映出日本年轻人的价值多元趋势，进而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多元发展。日本民众在思想形态上不再是铁板一块，恰是利益多样化和价值观多元化，使得其国民不大可能再像70多年前那样遵循同一价值观、狂热追随军国主义势力大搞对外侵略。 李薇：最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了全球热点。据我所知，安倍在日本是否申请加入的问题上陷入决策被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信息失灵，事先对英国等西欧国家可能加入的动向几乎没有察觉。安倍再度执政后，把自己信任的人安插到所有核心部门的关键岗位上，这些人听不进专业部门技术官员的建议，往往在重大问题上只拣安倍喜欢听的信息材料向上报告，在“亚投行”问题上也是如此，比如“亚投行将成为中国的负担”，“意向创始会员国估计也就是二十多个”，“日本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的主导者不必在乎亚投行里那一点点‘不显光彩’的股权”，等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日本官僚体制的畸形发展对战后民主政体执行效能的冲击也是明显的。
《世界知识》：中外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日本作为海岛国家和单一民族国家，其民族性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总与身边最强者结盟，比如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的中国、殖民时代的英国、战争时期的德国、战后的美国。这种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如果这种看法的确成立，或者说至少部分成立，那么现在日本身边可能出现了两个最强者——美国和中国。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日本将会如何应对？
李薇：战后，美国在深入研究日本的基础上及时调整战略，用一种日本人欢迎的方式，或者说用日本人感到“亲切”的方式来控制日本，由此为起点实现了美国对亚太大格局的百年控制。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当中，在适时把握并驾驭日本上做得比较出色的首推克林顿政府，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最重要的一次修订就是在那一时期进行的（1997年，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将两国军事合作扩大到与朝鲜半岛局势等相关的“周边事态”。最近正在进行的修订则是要将自卫队对美军支援范围扩大到“全球范围”，并强化日美军力的一体化——编者注），美国因应自身战略需要和全球安全形势变化再次紧紧抓住日本，而那个节骨眼正是当前引人注目的日本政治右倾化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因此说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右倾化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一点也不为过。
现在日美关系的最难点其实不在安全领域，而是经济问题。安倍已于4月底正式访美，白宫对他做出了特殊礼遇安排，着眼点其实是放在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上的。美日TPP谈判一直在农产品、汽车关税等问题上卡着，双方互不相让。对美方来说，奥巴马与国会处在极端对立状态，即便他单方面向日本让步促成了TPP的双边谈判，也很难得到国会放行。这次安倍访美期间，奥巴马将特意安排安倍到国会山发表演讲，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安倍，一方面也有借安倍做美国国会工作的意图。现在奥巴马在亚太方向上最想做成的就是TPP，因为这攸关其“再平衡”战略的成败。在“亚投行”问题上，奥巴马政府极力做安倍工作，防止他出现立场松动，也是怕TPP生变，里面定有交易存在。不过有日本友人告诉我，安倍政府更重视日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毕竟这个谈判对其政绩的影响更直接，美方也感觉安倍的主要心思不在TPP上，所以一定要拉住他。
美国在安全防卫领域对日本控制力的调整是个大问题，安倍正在反其道利用之。对于亚洲安全问题，安倍内心想法很多，只要有利于突破“和平宪法”的都愿尝试，但碍于周边邻国的坚决反对和日本国内公明党、共产党等党派及社会舆论的抵触，不便明推，便常借美国之口流露出来。比如，前不久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放话说的“希望日本到南海去巡航”，这对安倍就很有诱惑力。在解禁集体自卫权之行使的问题上，美国其实不想完全解开套在日本身上的缰绳，不会把安倍想干的事都交给他去做，反而会利用具体操作程序对其加以约束。安倍有意用在TPP问题上的让步换取美国给予日本更多安保自由度，他将会在华盛顿就此与美方讨价还价。至于历史问题，美国不会允许安倍做得太过火，安倍一定会带着战后70年讲话的基本观点去美国，向美方通报他会讲什么、不会讲什么。美方的底线是避免亚洲发生新的麻烦，防止美国的亚太军事同盟体系出现新的裂痕。
杨伯江：美国对日本是控制性地使用，这体现了美国的主流现实主义战略观。设想一下，假若没有中国崛起，日美安保同盟会是个什么样子？恐怕已经解体了。1994年细川护熙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曾表现出较强的对美离心倾向。细川委托专家恳谈会搞了份安全战略报告（即“樋口报告”，因细川及其继任者羽田孜内阁短命，在村山富市当政期间发表，并成为1995年日本官方《防卫计划大纲》的蓝本——编者注），第一条建议不是强化日美同盟，而是推动加强地区性多边安全合作，明确提出“将冷战性质的防卫战略转向多边安全战略”。这下可把美国惊着了，认为日本是在对美国说“不”，于是开始重审亚洲政策。1995年就出台了由美国战略家约瑟夫·奈在助理国防部长任上牵头起草的《东亚战略报告》，也就是“奈倡议”，明确了“美日安保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基石”、“多边安全合作是双边同盟的补充而不能取而代之”的思路，要把美日同盟重新强化起来，还指出“中国将来对美国是敌是友还不能确定”，建议停止美军撤离亚洲的进程。这是克林顿时代美日发表同盟宣言、修订防卫合作指针的一个重要背景。
美日同盟关系的发展演变受到了很大外力影响，而最大的外力就是中国崛起。美日矛盾其实是很深的，美国清楚前些年因小布什全力反恐犯下了忽视亚太的失误，内心极惧被中国、日本踢出东亚，对中日韩三边合作框架的建立和发展疑虑尤其深。但现在，随着中国加速崛起，美国有可能对日本做出让步，让出自留地的一部分，与日本合作耕种。进一步讲，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归纳美国的对日政策：一是战略层面，美国在日本和中国之间采取“动态平衡”的政策，在中国得势之际给日本添柴打气，当日本过于嚣张之时又出来压它一下；二是在地区安全层面，则是采取赤裸裸的“挺日”或“纵日”政策，与日本保持战略和利益的高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