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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的特雷莎·梅如一抹亮色出现在英伦政坛，然而接下脱欧后的英国，犹如手捧一个烫手山芋，如何解“英伦之困”远非闪亮登场那么简单。
第一，与欧盟周旋，以最优方案完成退欧程序。公投后人们发现，脱欧并非像口号里宣传的那么简单，不仅仅是程序复杂，而且不尽义务伴随的是无法享受特权，不确定性层出，处理不好，带来的系列连锁反应将给英国带来重大损失。既然脱欧已是无法回转，作为新任首相的特雷莎·梅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以最稳妥和缓慢的方式，减少脱欧带来“烈性”冲击，尽可能地保留欧洲一体化中对英国有益的元素。面对已经不太耐烦的欧盟，特别是作为欧洲一体化牵头者的德国，特雷莎·梅想放慢脚步，循序渐进地根据《里斯本条约》50条洽谈，确保脱欧不会剥夺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和其背靠欧盟自由贸易特权的通行证特权。然而，德国和欧盟其他成员国对英国这种明显权责不对等的“特权之争”嗤之以鼻，注定了特雷莎·梅的斡旋之路将不会是一片坦途。
第二，游说苏格兰。英国脱欧公投之后，苏格兰随即表示想以苏格兰的名义加入欧盟，确保苏格兰在欧盟的位置，这意味着它想再次公投以获得独立国家身份。在这种状况之下，特雷莎·梅该如何游说苏格兰，防止脱欧后带来苏格兰独立的负面“溢出效应”也是当务之急。究竟谁在算苏格兰独立的政治账和经济账？特雷莎·梅的未来游说之路相当不易，她极有可能游说苏格兰算一笔经济账，例如外资撤出、外贸减少、就业率下降、社会福利压力骤增等。此外，“分家”还包括要分担英国高额的国债，一旦接手高达1200亿英镑的国债，苏格兰必定“亚历（压力）山大”。最后，独立加入欧盟也可能是充满不确定性，并无法确保苏格兰的稳定发展。凭借丰富的北海石油资源储量，苏格兰保持高收入，但也因此一直不满于高额税收收归英国政府。如何平衡苏格兰的利益诉求，也是摆在特雷莎·梅面前的重要问题。因此，除了延续上届政府的承诺，授予苏格兰议会更广泛的权力之外，她还得考虑如何在英国公平分配资源，平复各部分的抱怨。
第三， 国内改革与调整。除了妥善解决脱欧后的“特权之争”和平复苏格兰的“分家”情绪，国内局势对特雷莎·梅来说也是挑战重重。政治层面上，她需要团结本党内脱欧和留欧两个阵营，集合力量应对反对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大选事宜；经济层面上，要推行减少赤字的计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希思罗机场扩建和HS2高速铁路项目），稳定英国经济形势；社会层面上，她一贯主张严苛的移民政策，虽然收紧移民政策看似可能保障本土的就业岗位，但治标不治本的同时，也引发移民社会的不稳定情绪。
第四，从与美国的特殊同盟关系中获益。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前，美国就是犹豫的留欧派，之所以希望英国留欧，更多地是希望借助英国在欧盟的存在，增强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力，降低欧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时到今日，英国脱欧已是剑已出鞘的现实，就英美关系来说，英国的重要性反而因此增强了——为了避免自己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下降，美国更加重视英国在美国之欧陆战略中的“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在这种状况之下，美英同盟的作用可能被突出。加之，脱欧后的英国没有了欧洲大陆的背靠之力，很可能更加重视对美关系。特雷莎·梅的任务则是最大限度地从英美关系中获益，但考虑到英国对更多、更广合作的需求，又必须寻得一个更为舒适的美英双边关系，不至于排斥英国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最后，未来世界中，英国面临越来越多维、丰富的对外关系。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为英国寻得对外关系的最佳方案，也是摆在特雷莎·梅面前的重要战略选择。其中，英国与美国、与欧盟（德、法）、与中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显得尤其重要。虽然英美同盟仍在，且可能在某些领域内强化，但英国真能把自己阻隔在全球化之外而获得自保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全球金融、全球贸易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是英国的经济活力之所在。因此，求同存异、以开放的心态，合作应对各类全球性问题，才是最佳方案。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将困扰特雷莎·梅，比如是否推进英国核能力重建的问题，也可能使卡梅伦政府的遗留问题再掀波澜。保守党将如何面对重建英国的核威慑能力及此举可能带来的国内外压力？欧陆的力量平衡本来就由于英国脱欧发生了改变，一旦在此时此刻重建核能力，将会引发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的战略猜疑，不利于地区形势的稳定。
第一，与欧盟周旋，以最优方案完成退欧程序。公投后人们发现，脱欧并非像口号里宣传的那么简单，不仅仅是程序复杂，而且不尽义务伴随的是无法享受特权，不确定性层出，处理不好，带来的系列连锁反应将给英国带来重大损失。既然脱欧已是无法回转，作为新任首相的特雷莎·梅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以最稳妥和缓慢的方式，减少脱欧带来“烈性”冲击，尽可能地保留欧洲一体化中对英国有益的元素。面对已经不太耐烦的欧盟，特别是作为欧洲一体化牵头者的德国，特雷莎·梅想放慢脚步，循序渐进地根据《里斯本条约》50条洽谈，确保脱欧不会剥夺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和其背靠欧盟自由贸易特权的通行证特权。然而，德国和欧盟其他成员国对英国这种明显权责不对等的“特权之争”嗤之以鼻，注定了特雷莎·梅的斡旋之路将不会是一片坦途。
第二，游说苏格兰。英国脱欧公投之后，苏格兰随即表示想以苏格兰的名义加入欧盟，确保苏格兰在欧盟的位置，这意味着它想再次公投以获得独立国家身份。在这种状况之下，特雷莎·梅该如何游说苏格兰，防止脱欧后带来苏格兰独立的负面“溢出效应”也是当务之急。究竟谁在算苏格兰独立的政治账和经济账？特雷莎·梅的未来游说之路相当不易，她极有可能游说苏格兰算一笔经济账，例如外资撤出、外贸减少、就业率下降、社会福利压力骤增等。此外，“分家”还包括要分担英国高额的国债，一旦接手高达1200亿英镑的国债，苏格兰必定“亚历（压力）山大”。最后，独立加入欧盟也可能是充满不确定性，并无法确保苏格兰的稳定发展。凭借丰富的北海石油资源储量，苏格兰保持高收入，但也因此一直不满于高额税收收归英国政府。如何平衡苏格兰的利益诉求，也是摆在特雷莎·梅面前的重要问题。因此，除了延续上届政府的承诺，授予苏格兰议会更广泛的权力之外，她还得考虑如何在英国公平分配资源，平复各部分的抱怨。
第三， 国内改革与调整。除了妥善解决脱欧后的“特权之争”和平复苏格兰的“分家”情绪，国内局势对特雷莎·梅来说也是挑战重重。政治层面上，她需要团结本党内脱欧和留欧两个阵营，集合力量应对反对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大选事宜；经济层面上，要推行减少赤字的计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希思罗机场扩建和HS2高速铁路项目），稳定英国经济形势；社会层面上，她一贯主张严苛的移民政策，虽然收紧移民政策看似可能保障本土的就业岗位，但治标不治本的同时，也引发移民社会的不稳定情绪。
第四，从与美国的特殊同盟关系中获益。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前，美国就是犹豫的留欧派，之所以希望英国留欧，更多地是希望借助英国在欧盟的存在，增强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力，降低欧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时到今日，英国脱欧已是剑已出鞘的现实，就英美关系来说，英国的重要性反而因此增强了——为了避免自己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下降，美国更加重视英国在美国之欧陆战略中的“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在这种状况之下，美英同盟的作用可能被突出。加之，脱欧后的英国没有了欧洲大陆的背靠之力，很可能更加重视对美关系。特雷莎·梅的任务则是最大限度地从英美关系中获益，但考虑到英国对更多、更广合作的需求，又必须寻得一个更为舒适的美英双边关系，不至于排斥英国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最后，未来世界中，英国面临越来越多维、丰富的对外关系。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为英国寻得对外关系的最佳方案，也是摆在特雷莎·梅面前的重要战略选择。其中，英国与美国、与欧盟（德、法）、与中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显得尤其重要。虽然英美同盟仍在，且可能在某些领域内强化，但英国真能把自己阻隔在全球化之外而获得自保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全球金融、全球贸易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是英国的经济活力之所在。因此，求同存异、以开放的心态，合作应对各类全球性问题，才是最佳方案。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将困扰特雷莎·梅，比如是否推进英国核能力重建的问题，也可能使卡梅伦政府的遗留问题再掀波澜。保守党将如何面对重建英国的核威慑能力及此举可能带来的国内外压力？欧陆的力量平衡本来就由于英国脱欧发生了改变，一旦在此时此刻重建核能力，将会引发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的战略猜疑，不利于地区形势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