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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西期刊史》作为我国首部以时代发展和历史演变为主脉的地方期刊史，它全面系统地勾勒了100余年山西期刊发展的历程，描绘期刊面貌，积累期刊史料，探索历史经验，总结期刊规律，启示当代期刊发展，实属开拓性的贡献。
关键词：
《山西期刊史》 山西期刊发展 独特价值 借鉴作用
朋友寄我一册厚厚的《山西期刊史》。捧读完这本近百万字的皇皇巨著，早想写点感想性的文字，但忙于杂务，迟迟未能动笔。近期，再次抽空翻阅此书，联系自己重新补充校订的《中国期刊史研究著作（1978—2010）索引》，更体会到《山西期刊史》的独特价值和借鉴作用。
中国期刊史的研究发轫于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1978年以后，期刊史的园地开始热闹起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不算内部出版物，32年间正式刊行的中国期刊史方面的著作就达260多种。至于期刊个案的解剖数量更多，同样有自己的价值，如《共进社和〈共进〉杂志》（1985）、《长长的列车——〈小朋友〉杂志七十年》（1992）、《良友忆旧——一家画报和一个时代》（2002）、《长江文艺志》（2009）等等。
在众多的期刊史研究论著中，区域性期刊发展演进的历史也开始受到特别关注。这方面的成果有《河北近现代期刊综录》（1990）、《内蒙古期刊事业》（1990）、《江西期刊综录》（1994）、《辽宁老期刊图录》（2008）、《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2009）等等。其中多数为史料的汇编与整理。由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北京志·期刊志》（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无疑是区域性期刊史志研究的重要收获。志书一般“横排竖写”，就是“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即坚持“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对所记述的事物或内容科学的横向分类，然后再采取以类为主并按时间顺序从前往后记述的方法进行编写。因此，《北京志·期刊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北京期刊史》。但它终究不是严格按历史发展顺序来展开的，没有整体的、宏观的纵向脉络。
我们知道，区域史是研究一定空间的历史，在我国严格意义上的区域性期刊史著作还少之又少。再过几年，中国近现代期刊将走过200年的历程。但到目前为止，比较完整的、科学的中国期刊史论著还没有出现。而中国期刊通史的编纂必须以充分的史料为基础，以众多有分量的期刊专题史、期刊人物志、期刊个案史和区域期刊史（还有地方期刊史）为前提。《山西期刊史》作为我国首部以时代发展和历史演变为主脉的地方期刊史，它全面系统地勾勒了百余年山西期刊发展的历程，描绘期刊面貌，积累期刊史料，探索历史经验，总结期刊规律，启示当代期刊发展，实属开拓性的贡献。值得提及的是，1999年由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纂的《山西省志·出版志·出版篇》（中华书局版）专设“期刊出版”一章（全书5章），以纵向勾勒为主，以4节篇幅分别论述了清末、民国时期、革命根据地、新中国的期刊出版，可算是山西期刊的简史。《山西期刊史》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也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极大地拓展了《山西省志·出版志·出版篇》的山西期刊发展研究。
关于《山西期刊史》的价值、特点与出版意义，胡苏平和张伯海两位先生分别撰写的《序言》虽各有侧重，但合起来论述已十分全面。而发表在《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8月16日）的评论文章《〈山西期刊史〉记录百年山西期刊发展历程》（作者冯文礼）又有进一步的阐发。这里，笔者只想从方法论的角度略述《山西期刊史》的特殊价值和启示作用。
我们知道，区域史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方法论。区域史研究的方法，表面看相当简单。即依据某些自然和人文要素方面的指标，而将地表空间划分成一系列的地理区或区域，然后针对区域内的各种相互关联现象，包括自然环境的地形、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以及人文活动的人口、经济、交通、聚落、政治、社会、文化等，进行整体性的历史探讨，就是一般所说的区域史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也是地理学中区域传统，从整体的角度探讨当代各种现象的方法。20世纪初期，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就主张：“先从分析一小区域入手，综合小区域研究而成一州一山的地志（区域地理），再综合一州一山的地志而成一国的地志。”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像法国或美国那么复杂的大自然区域，面积广大，景象复杂，要在这些区域中，一看便找出确切的地理事实，那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只有先就一小区域内，作缜密的研究，然后才能识别和估定自然和人生间严正的地理关系。”中国期刊史乃至整个中国出版文化史的研究亦当作如是观。通过区域史、地方史的研究途径，在具体空间脉络下所逐步重建的历史面貌，和依赖从各地抽离区域脉络汇集而成的历史材料、进行综合性研究而描绘的所谓“整体”历史面貌，应该具有性质上的巨大差异。
从这个角度，我们更可见出《山西期刊史》的价值所在。虽然说它更多地还是运用传统的地方史志的编写方法，而不是严格意义的西方区域史理论与方法，但编纂者以山西这个在“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撰写的《山西期刊史》，还是具备某些区域史的特点。它毕竟开了一个先河，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可以设想，倘若全国几十个省、市、自治区都编写出了各自的比较科学和完备的期刊史，既探讨期刊发展的地方特色，又归纳期刊演进的共同规律，在个性中寻找共性，从整体出发观照局部，那么一部同样比较科学和完备的中国期刊史就会水到渠成。期刊史编写从区分到综合，从局部到整体，从小区域到大区域，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我们过去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已经编纂刊行的综合性中国期刊发展史只能仅仅依赖“从各地抽离区域脉络汇集而成的历史材料、进行综合性研究而描绘的所谓‘整体’历史面貌”，因此显得不够成熟和完善。
当然我们也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学界关于区域史的认识。有学者指出，区域史并不是研究主题的地方化，而是立足于文化、民族语言、地理、气候、资源等结构性要素，从整体上探讨影响一定区域内的历史进程的力量及其原因，或区域历史发展共性特征的一种视野或方法。区域史并不仅仅是相对于民族国家史的地方性的历史模式，它是一个新的整体史的研究视野和方法。作为具有学科方向意义的“区域史”突出体现为一种研究理念视野或方法的创新。不能将区域史等同于地方史和方志，而是将它视为一种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或新兴学科。我想这些对于我们今后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区域期刊史研究也是有启示的。
我们赞成这样的观点：从科学意义来界定区域史和规范运用区域史的理论与方法，并不是排斥地方史研究和方志编撰的学科地位及其重要意义，区域史与地方史、方志都有助于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整体（总体）史，在这点上它们的作用是相似的。指出它们的区别，旨在说明它们属于不同的史学分支学科与方法论，旨在强调区域史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与方法和学科来发展，必须具有自觉与清醒的学科意识，这样才能有助于区域史研究的健康与深入开展。《山西期刊史》大体还是属于地方史的范畴，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其拓荒性劳绩，示范性效应，无疑是有助于中国近200年期刊整体史（或总体史）的研究的。虽不能说《山西期刊史》尽善尽美，不可逾越，但在目前谁要是编写自己的地域性期刊史或地方期刊史志，它理当值得认真研读和参考。
我们深信，《山西期刊史》研究空间以山西为限，但学术影响将远及三晋之外。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山西期刊史》作为我国首部以时代发展和历史演变为主脉的地方期刊史，它全面系统地勾勒了100余年山西期刊发展的历程，描绘期刊面貌，积累期刊史料，探索历史经验，总结期刊规律，启示当代期刊发展，实属开拓性的贡献。
关键词：
《山西期刊史》 山西期刊发展 独特价值 借鉴作用
朋友寄我一册厚厚的《山西期刊史》。捧读完这本近百万字的皇皇巨著，早想写点感想性的文字，但忙于杂务，迟迟未能动笔。近期，再次抽空翻阅此书，联系自己重新补充校订的《中国期刊史研究著作（1978—2010）索引》，更体会到《山西期刊史》的独特价值和借鉴作用。
中国期刊史的研究发轫于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1978年以后，期刊史的园地开始热闹起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不算内部出版物，32年间正式刊行的中国期刊史方面的著作就达260多种。至于期刊个案的解剖数量更多，同样有自己的价值，如《共进社和〈共进〉杂志》（1985）、《长长的列车——〈小朋友〉杂志七十年》（1992）、《良友忆旧——一家画报和一个时代》（2002）、《长江文艺志》（2009）等等。
在众多的期刊史研究论著中，区域性期刊发展演进的历史也开始受到特别关注。这方面的成果有《河北近现代期刊综录》（1990）、《内蒙古期刊事业》（1990）、《江西期刊综录》（1994）、《辽宁老期刊图录》（2008）、《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2009）等等。其中多数为史料的汇编与整理。由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北京志·期刊志》（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无疑是区域性期刊史志研究的重要收获。志书一般“横排竖写”，就是“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即坚持“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对所记述的事物或内容科学的横向分类，然后再采取以类为主并按时间顺序从前往后记述的方法进行编写。因此，《北京志·期刊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北京期刊史》。但它终究不是严格按历史发展顺序来展开的，没有整体的、宏观的纵向脉络。
我们知道，区域史是研究一定空间的历史，在我国严格意义上的区域性期刊史著作还少之又少。再过几年，中国近现代期刊将走过200年的历程。但到目前为止，比较完整的、科学的中国期刊史论著还没有出现。而中国期刊通史的编纂必须以充分的史料为基础，以众多有分量的期刊专题史、期刊人物志、期刊个案史和区域期刊史（还有地方期刊史）为前提。《山西期刊史》作为我国首部以时代发展和历史演变为主脉的地方期刊史，它全面系统地勾勒了百余年山西期刊发展的历程，描绘期刊面貌，积累期刊史料，探索历史经验，总结期刊规律，启示当代期刊发展，实属开拓性的贡献。值得提及的是，1999年由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纂的《山西省志·出版志·出版篇》（中华书局版）专设“期刊出版”一章（全书5章），以纵向勾勒为主，以4节篇幅分别论述了清末、民国时期、革命根据地、新中国的期刊出版，可算是山西期刊的简史。《山西期刊史》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也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极大地拓展了《山西省志·出版志·出版篇》的山西期刊发展研究。
关于《山西期刊史》的价值、特点与出版意义，胡苏平和张伯海两位先生分别撰写的《序言》虽各有侧重，但合起来论述已十分全面。而发表在《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8月16日）的评论文章《〈山西期刊史〉记录百年山西期刊发展历程》（作者冯文礼）又有进一步的阐发。这里，笔者只想从方法论的角度略述《山西期刊史》的特殊价值和启示作用。
我们知道，区域史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方法论。区域史研究的方法，表面看相当简单。即依据某些自然和人文要素方面的指标，而将地表空间划分成一系列的地理区或区域，然后针对区域内的各种相互关联现象，包括自然环境的地形、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以及人文活动的人口、经济、交通、聚落、政治、社会、文化等，进行整体性的历史探讨，就是一般所说的区域史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也是地理学中区域传统，从整体的角度探讨当代各种现象的方法。20世纪初期，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就主张：“先从分析一小区域入手，综合小区域研究而成一州一山的地志（区域地理），再综合一州一山的地志而成一国的地志。”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像法国或美国那么复杂的大自然区域，面积广大，景象复杂，要在这些区域中，一看便找出确切的地理事实，那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只有先就一小区域内，作缜密的研究，然后才能识别和估定自然和人生间严正的地理关系。”中国期刊史乃至整个中国出版文化史的研究亦当作如是观。通过区域史、地方史的研究途径，在具体空间脉络下所逐步重建的历史面貌，和依赖从各地抽离区域脉络汇集而成的历史材料、进行综合性研究而描绘的所谓“整体”历史面貌，应该具有性质上的巨大差异。
从这个角度，我们更可见出《山西期刊史》的价值所在。虽然说它更多地还是运用传统的地方史志的编写方法，而不是严格意义的西方区域史理论与方法，但编纂者以山西这个在“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撰写的《山西期刊史》，还是具备某些区域史的特点。它毕竟开了一个先河，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可以设想，倘若全国几十个省、市、自治区都编写出了各自的比较科学和完备的期刊史，既探讨期刊发展的地方特色，又归纳期刊演进的共同规律，在个性中寻找共性，从整体出发观照局部，那么一部同样比较科学和完备的中国期刊史就会水到渠成。期刊史编写从区分到综合，从局部到整体，从小区域到大区域，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我们过去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已经编纂刊行的综合性中国期刊发展史只能仅仅依赖“从各地抽离区域脉络汇集而成的历史材料、进行综合性研究而描绘的所谓‘整体’历史面貌”，因此显得不够成熟和完善。
当然我们也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学界关于区域史的认识。有学者指出，区域史并不是研究主题的地方化，而是立足于文化、民族语言、地理、气候、资源等结构性要素，从整体上探讨影响一定区域内的历史进程的力量及其原因，或区域历史发展共性特征的一种视野或方法。区域史并不仅仅是相对于民族国家史的地方性的历史模式，它是一个新的整体史的研究视野和方法。作为具有学科方向意义的“区域史”突出体现为一种研究理念视野或方法的创新。不能将区域史等同于地方史和方志，而是将它视为一种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或新兴学科。我想这些对于我们今后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区域期刊史研究也是有启示的。
我们赞成这样的观点：从科学意义来界定区域史和规范运用区域史的理论与方法，并不是排斥地方史研究和方志编撰的学科地位及其重要意义，区域史与地方史、方志都有助于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整体（总体）史，在这点上它们的作用是相似的。指出它们的区别，旨在说明它们属于不同的史学分支学科与方法论，旨在强调区域史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与方法和学科来发展，必须具有自觉与清醒的学科意识，这样才能有助于区域史研究的健康与深入开展。《山西期刊史》大体还是属于地方史的范畴，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其拓荒性劳绩，示范性效应，无疑是有助于中国近200年期刊整体史（或总体史）的研究的。虽不能说《山西期刊史》尽善尽美，不可逾越，但在目前谁要是编写自己的地域性期刊史或地方期刊史志，它理当值得认真研读和参考。
我们深信，《山西期刊史》研究空间以山西为限，但学术影响将远及三晋之外。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