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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出版史》（2011年6月福建人民出版社版）是吴永贵先生积五六年之功倾心完成的一部力作，洋洋80万言。作者从史料出发，以史料说话，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充分把握了民国出版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民国出版活动作了符合历史客观事实和演进规律的科学揭示，体现出作者鲜明的出版史观，是民国出版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全书在描述晚清时期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及其与民国出版业的承续关系之后，从宏观层面对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历程、图书出版的学科分布与区域布局作了概括性分析，可谓对民国出版的远景宏观观察；接着对民国出版机构、出版人物、编辑出版工作、经营管理与出版法律、教科书等各类图书的出版、中共领导的出版业等问题作了专题性的细致探索，可谓近景个案性研究。
一、以特定的思维路径形成对民国出版史的独到体认和研究架构。《民国出版史》打破了单纯按时间排序写史或以历史人物活动贯穿其中寻找线索的方法，是一种总分结构的民国出版专题研究，在时空交织的文化坐标中将民国出版活动的史事线索梳理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在时间流变中把握其发展脉络和基本规律，在专题深入中独显其鲜明特色与内在价值，从而围绕时间主线扭结其人、事、机构、制度和各类图书，在整体中显现特色，在分立中彰显整体，形成了立体组合结构，而尤其突出了专题与特定板块的价值，在各专题中又强调了重点，从而突破了研究难点，凸显了作者的出版史观，表征了作者的出版价值取向，形成了独到的研究体例。
这种体例是出版活动的时空交织的结果，是研究者运用出版价值尺度对民国出版活动综合把握的结果，有如下几点值得重视：一是以时间为序的梳理，集中体现于第二章，从4个阶段来把握民国出版的发展历程。当然，全书即使是从空间横向来分析，也始终贯穿了时间的线索。二是以空间为模块来展开，如第二章对民国出版区域布局的分析。三是按照出版活动自身的特性或环节来考察，如第八章编辑出版工作、第九章书业经营与管理在这方面的特点就比较突出，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正是对出版史写作从体例构建、逻辑框架到内容把握的一种大胆尝试。四是以门类为枝干来整合，如第二章对民国出版的学科分布的阐释。五是以出版活动中自然形成的突出的“点”来切分，如对出版机构与出版人物的专论，依其影响与作用而择取和组合。六是以出版本体为核心的聚合。以上各方面，其中的一个中心就是民国出版这一研究本体，各种研究方式和各个章节均依照出版活动的本体特征而展开，从而形成了既分且合，能分能合的系统结构，构建了民国出版史的整体格局与坐标走向，既可从同一平面上来观察民国出版，又可立体式地多侧面予以审视。
即使第二章谈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也没有单纯以时间顺序寻找发展轨迹，按时间先后梳理“发展历程”，而是截取时间点，在时空结合点定位民国出版的重心与突出成就，从“五四新思潮下的出版变革”这4个方面来彰显其历史流变与特别意义，或突出“变革”，或以“黄金”定义其重头地位，或于“出版业的衰落”与“出版人的文化努力”中寻找历史规律，或以“重建”与“挫折”来透析其出版活动史实。
二、以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揭示民国出版活动的发展规律。作者在展开对民国出版活动的分析时，并未拘泥于史料本身，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以开豁的历史视野将出版活动置于社会大环境中予以探究，把握其与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的机制与原理；同时，将出版史观渗透于对民国出版活动轨迹和典型人与事的考论之中，从对史料的透析中提出问题，形成结论。第三章关于民国图书出版的学科分布与区域分布，以系统深入的史料挖掘与史实描述，总结出民国出版的学科布局特点与地域分布规律，从学科一般与地域形态层面为出版活动提供了具有深刻历史意蕴的思考空间。如通过比较民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图书与自然科学图书的出版数量，描述其出版物结构分布的严重不平衡状态，观察到民国时期自然科学发展的不尽如人意及其与出版物的内在关系；通过具体详细的资料对上海在民国时期出版中心地位的确认，实际上说明了出版生态对出版活动产生内在与外在影响的规律。上海是中心城市，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是次中心城市，但出版与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连在一起，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城市的文化生态与社会状况，既是一种城市历史文化的扫描，又说明了出版活动的规律。又如第一章关于“教会出版与新式出版的开篇”部分，先阐述传教士出版，再分析其客观效果，顺理成章地得出“传教士们的出版活动，虽说最终目的都是为传教服务，但从取得的客观效果来看，却成为中国出版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推动力”的结论，然后再回过来结合具体史实对为什么是“第一推动力”的问题予以顺乎逻辑的缜密分析，资料丰富而理性提炼，考究源流，资料中形成出版理念，给人启示。
整体而言该书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对民国出版活动中具体的编辑出版工作、环节与行为方式的总结。可以肯定，编辑出版活动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时空，既有共通的特点与规律，又具有当下性，随着社会文化环境与出版媒介、技术手段的变化，出版活动各环节总会有新的要求与特点，要返回到历史的现场对具有历史特性的编辑出版工作规律予以描述概括，是极为不易的。二是对民国出版活动之市场特点与竞争策略的规律性抽象。相对于中国出版发展的各历史阶段而言，民国出版的市场化程度高，且是多元的、开放的，竞争意识强，对于中国出版而言有着一定的代表性。基于此，作者在考论民国出版活动时，对各出版机构的市场竞争策略和出版人的竞争手段等十分重视，全书的一些重要章节均贯穿着这一理念，对民国出版的市场属性、产业结构和竞争态势等予以深入把握，并对其竞争的特点与可资借鉴的规律等进行了总结。三是对民国出版人文化追求与职业精神的提炼与概括。有市场的出版就会重商业与利益，而出版的本质内涵在于文化的传递、延续与缔构，出版物的内核在于其文化价值，因而出版人是文化的使者，在文化与商业之间应该主动担当文化责任，推进文化的发展。民国出版机构和出版人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优秀品质是值得肯定的，无论是文化的商务还是后起的中华，均聚集着一批有为敢为善为的文化人，怀抱着不变的文化价值观，对于出版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构建起到了推进作用。因此作者无论是阐释出版机构的出版活动、出版人的出版行为与效益，还是分析其经营管理策略与各类图书的出版情况，均始终没有离开文化之于出版的意义。这本身就表现了作者独到的出版文化价值观。 三、资料翔实，笔力灵动，轻松自如，形成了个性化的研究风格。在研究方法上有独特的取向，如不谈报刊专论图书；历时梳理、共时展开，并以共时的板块铺展为主；出版文化价值观与出版实践活动互证；研究思路上学科交叉、史料分析与文本阐释并重等，这些都是作者研究的匠心所在。
至于对民国出版人的定位与评价，均是言简意赅，聊聊数语，风流尽显。另外，该书每章的开头皆有简明概括的话语，对其内容进行提要和勾勒，概述纲领，引导阅读，同时形成了作者较为深入的认识，通过对史实的分析得出结论，形成了作者的出版史观，特别是语言流畅利落，善于修辞，巧用排比，既有气势、力量，又勾起了读者的阅读欲望，如第六章的章首语就要言不繁，观点鲜明，能开门见山，一语中的地抓住研究对象的要害，道出人物、事件的本质，得出强有力的准确结论，使读者尽快形成明确印象；如第六、七章对出版人物的分析，对大书局列了12人，“其他”列了9人，均用“人物+冒号+概括性的结论”的形式，用一句话点击出人物的特点，进行一种历史定位，在民国出版的历史时空中形成个体的坐标，以点带面，以线串珠，透析民国出版的发展规律，而从人物与人物的关系来看，则形成了一张出版活动的思想与行为网络，互相作用和推进，以合力形式，共同描绘出民国出版的发展脉络与演化轨迹，谱写民国出版的壮丽篇章，每一篇都是一篇人物传论。而曾在大书局供职的其他人则列其略传，形成初略印象，分数据而列。而该书的注释详实清晰，有力地补充了正文，便于读者阅读。
四、凸显思想，以史鉴今，为当今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意义丰富的有力参照。《民国出版史》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史料与论述中渗透作者自己的出版理念，实际上是彼此形成一种呼应、印证。作者善于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视角来审视民国出版，出版的思想性、文化性得到凸显。同时，作者将自己的一些出版思想和编辑理念恰切有度地渗透于图书内容之中，并在整个行文过程中予以贯通，或作为民国出版史问题专论的绪言，引入正题，形成阵势，抓住读者，摆脱了枯燥说史的套路，以灵活的思想审视历史，以鲜活的语言表达己见，在宽厚融和的语境中完成对史实的呈现和史思、史论的展开，在史实中凸显思想，从思想中沉淀史料。
同时，全书有人物传，也有书局传，更多的是渗透一种思想，带有思想传记性质，通过对民国出版史实的挖掘，既透析民国出版经营管理等各种活动，也凸显作者的出版史观和出版思想，既让人返还民国出版的竞争岁月，又印证今天出版的现实，为出版的未来路径提供镜鉴。作者并非只有出版历程中编辑活动、经营管理和人物史事的还原，而是从历史的时空中凝练出宝贵的出版精神和编辑思想，也并非拘泥于细致入微的实证考量和资料的全面掌握，而是以自己对出版活动及其文化内涵的理解来勾勒民国出版的时空坐标，有效实现了“史”的开掘与“理”的审视的双重视界的融合，对民国出版的发展历程、活动场域和话语空间等进行了历时和共时、历史和现代的审视，同时以民国出版的多元活动方式、多向文化价值观念和强劲的文化精神来填补当代出版的期待，从而穿越民国出版的历史长河，呈现出真实的民国出版精神。就其整体架构而言，将出版活动、事件和思想进程作一种脉络式的勾勒，将宏观的思路与局部的重点述说结合，形成了主体倾向性明显的出版史论。
在出版产业转型、体制转轨和技术日进的时代环境下，中国出版正步入快速而高质发展的通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但商业化、消费性的话语日益高涨，裹夹着出版人前行，在文化与商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本土优势与国际视野、出版数量与出版质量、发展速度与经营管理等诸多问题上面临着新的挑战，对现代出版人的编辑活动、经营管理、职业精神、人文价值取向和心理应对能力等提出了新的要求。“民国时期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大历史’，政局上的多变和文化上的多元，都有着与前朝后世不尽相同的状貌。”（《民国出版史·序》）殖生其中的出版活动，自然就有其特定的风采与规律，其出版观念的自由开放、出版主体的多姿多彩、出版生态的多竞争少垄断、出版经营管理的市场介入等，均对今天的出版业具有启示与镜鉴意义。民国出版史研究的意义并不只在其本身，更多的在于其作为中国出版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折点，对当今的出版业具有一种历史意义的启迪。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全书在描述晚清时期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及其与民国出版业的承续关系之后，从宏观层面对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历程、图书出版的学科分布与区域布局作了概括性分析，可谓对民国出版的远景宏观观察；接着对民国出版机构、出版人物、编辑出版工作、经营管理与出版法律、教科书等各类图书的出版、中共领导的出版业等问题作了专题性的细致探索，可谓近景个案性研究。
一、以特定的思维路径形成对民国出版史的独到体认和研究架构。《民国出版史》打破了单纯按时间排序写史或以历史人物活动贯穿其中寻找线索的方法，是一种总分结构的民国出版专题研究，在时空交织的文化坐标中将民国出版活动的史事线索梳理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在时间流变中把握其发展脉络和基本规律，在专题深入中独显其鲜明特色与内在价值，从而围绕时间主线扭结其人、事、机构、制度和各类图书，在整体中显现特色，在分立中彰显整体，形成了立体组合结构，而尤其突出了专题与特定板块的价值，在各专题中又强调了重点，从而突破了研究难点，凸显了作者的出版史观，表征了作者的出版价值取向，形成了独到的研究体例。
这种体例是出版活动的时空交织的结果，是研究者运用出版价值尺度对民国出版活动综合把握的结果，有如下几点值得重视：一是以时间为序的梳理，集中体现于第二章，从4个阶段来把握民国出版的发展历程。当然，全书即使是从空间横向来分析，也始终贯穿了时间的线索。二是以空间为模块来展开，如第二章对民国出版区域布局的分析。三是按照出版活动自身的特性或环节来考察，如第八章编辑出版工作、第九章书业经营与管理在这方面的特点就比较突出，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正是对出版史写作从体例构建、逻辑框架到内容把握的一种大胆尝试。四是以门类为枝干来整合，如第二章对民国出版的学科分布的阐释。五是以出版活动中自然形成的突出的“点”来切分，如对出版机构与出版人物的专论，依其影响与作用而择取和组合。六是以出版本体为核心的聚合。以上各方面，其中的一个中心就是民国出版这一研究本体，各种研究方式和各个章节均依照出版活动的本体特征而展开，从而形成了既分且合，能分能合的系统结构，构建了民国出版史的整体格局与坐标走向，既可从同一平面上来观察民国出版，又可立体式地多侧面予以审视。
即使第二章谈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也没有单纯以时间顺序寻找发展轨迹，按时间先后梳理“发展历程”，而是截取时间点，在时空结合点定位民国出版的重心与突出成就，从“五四新思潮下的出版变革”这4个方面来彰显其历史流变与特别意义，或突出“变革”，或以“黄金”定义其重头地位，或于“出版业的衰落”与“出版人的文化努力”中寻找历史规律，或以“重建”与“挫折”来透析其出版活动史实。
二、以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揭示民国出版活动的发展规律。作者在展开对民国出版活动的分析时，并未拘泥于史料本身，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以开豁的历史视野将出版活动置于社会大环境中予以探究，把握其与社会系统相互作用的机制与原理；同时，将出版史观渗透于对民国出版活动轨迹和典型人与事的考论之中，从对史料的透析中提出问题，形成结论。第三章关于民国图书出版的学科分布与区域分布，以系统深入的史料挖掘与史实描述，总结出民国出版的学科布局特点与地域分布规律，从学科一般与地域形态层面为出版活动提供了具有深刻历史意蕴的思考空间。如通过比较民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图书与自然科学图书的出版数量，描述其出版物结构分布的严重不平衡状态，观察到民国时期自然科学发展的不尽如人意及其与出版物的内在关系；通过具体详细的资料对上海在民国时期出版中心地位的确认，实际上说明了出版生态对出版活动产生内在与外在影响的规律。上海是中心城市，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是次中心城市，但出版与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连在一起，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城市的文化生态与社会状况，既是一种城市历史文化的扫描，又说明了出版活动的规律。又如第一章关于“教会出版与新式出版的开篇”部分，先阐述传教士出版，再分析其客观效果，顺理成章地得出“传教士们的出版活动，虽说最终目的都是为传教服务，但从取得的客观效果来看，却成为中国出版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推动力”的结论，然后再回过来结合具体史实对为什么是“第一推动力”的问题予以顺乎逻辑的缜密分析，资料丰富而理性提炼，考究源流，资料中形成出版理念，给人启示。
整体而言该书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对民国出版活动中具体的编辑出版工作、环节与行为方式的总结。可以肯定，编辑出版活动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时空，既有共通的特点与规律，又具有当下性，随着社会文化环境与出版媒介、技术手段的变化，出版活动各环节总会有新的要求与特点，要返回到历史的现场对具有历史特性的编辑出版工作规律予以描述概括，是极为不易的。二是对民国出版活动之市场特点与竞争策略的规律性抽象。相对于中国出版发展的各历史阶段而言，民国出版的市场化程度高，且是多元的、开放的，竞争意识强，对于中国出版而言有着一定的代表性。基于此，作者在考论民国出版活动时，对各出版机构的市场竞争策略和出版人的竞争手段等十分重视，全书的一些重要章节均贯穿着这一理念，对民国出版的市场属性、产业结构和竞争态势等予以深入把握，并对其竞争的特点与可资借鉴的规律等进行了总结。三是对民国出版人文化追求与职业精神的提炼与概括。有市场的出版就会重商业与利益，而出版的本质内涵在于文化的传递、延续与缔构，出版物的内核在于其文化价值，因而出版人是文化的使者，在文化与商业之间应该主动担当文化责任，推进文化的发展。民国出版机构和出版人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优秀品质是值得肯定的，无论是文化的商务还是后起的中华，均聚集着一批有为敢为善为的文化人，怀抱着不变的文化价值观，对于出版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构建起到了推进作用。因此作者无论是阐释出版机构的出版活动、出版人的出版行为与效益，还是分析其经营管理策略与各类图书的出版情况，均始终没有离开文化之于出版的意义。这本身就表现了作者独到的出版文化价值观。 三、资料翔实，笔力灵动，轻松自如，形成了个性化的研究风格。在研究方法上有独特的取向，如不谈报刊专论图书；历时梳理、共时展开，并以共时的板块铺展为主；出版文化价值观与出版实践活动互证；研究思路上学科交叉、史料分析与文本阐释并重等，这些都是作者研究的匠心所在。
至于对民国出版人的定位与评价，均是言简意赅，聊聊数语，风流尽显。另外，该书每章的开头皆有简明概括的话语，对其内容进行提要和勾勒，概述纲领，引导阅读，同时形成了作者较为深入的认识，通过对史实的分析得出结论，形成了作者的出版史观，特别是语言流畅利落，善于修辞，巧用排比，既有气势、力量，又勾起了读者的阅读欲望，如第六章的章首语就要言不繁，观点鲜明，能开门见山，一语中的地抓住研究对象的要害，道出人物、事件的本质，得出强有力的准确结论，使读者尽快形成明确印象；如第六、七章对出版人物的分析，对大书局列了12人，“其他”列了9人，均用“人物+冒号+概括性的结论”的形式，用一句话点击出人物的特点，进行一种历史定位，在民国出版的历史时空中形成个体的坐标，以点带面，以线串珠，透析民国出版的发展规律，而从人物与人物的关系来看，则形成了一张出版活动的思想与行为网络，互相作用和推进，以合力形式，共同描绘出民国出版的发展脉络与演化轨迹，谱写民国出版的壮丽篇章，每一篇都是一篇人物传论。而曾在大书局供职的其他人则列其略传，形成初略印象，分数据而列。而该书的注释详实清晰，有力地补充了正文，便于读者阅读。
四、凸显思想，以史鉴今，为当今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意义丰富的有力参照。《民国出版史》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史料与论述中渗透作者自己的出版理念，实际上是彼此形成一种呼应、印证。作者善于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视角来审视民国出版，出版的思想性、文化性得到凸显。同时，作者将自己的一些出版思想和编辑理念恰切有度地渗透于图书内容之中，并在整个行文过程中予以贯通，或作为民国出版史问题专论的绪言，引入正题，形成阵势，抓住读者，摆脱了枯燥说史的套路，以灵活的思想审视历史，以鲜活的语言表达己见，在宽厚融和的语境中完成对史实的呈现和史思、史论的展开，在史实中凸显思想，从思想中沉淀史料。
同时，全书有人物传，也有书局传，更多的是渗透一种思想，带有思想传记性质，通过对民国出版史实的挖掘，既透析民国出版经营管理等各种活动，也凸显作者的出版史观和出版思想，既让人返还民国出版的竞争岁月，又印证今天出版的现实，为出版的未来路径提供镜鉴。作者并非只有出版历程中编辑活动、经营管理和人物史事的还原，而是从历史的时空中凝练出宝贵的出版精神和编辑思想，也并非拘泥于细致入微的实证考量和资料的全面掌握，而是以自己对出版活动及其文化内涵的理解来勾勒民国出版的时空坐标，有效实现了“史”的开掘与“理”的审视的双重视界的融合，对民国出版的发展历程、活动场域和话语空间等进行了历时和共时、历史和现代的审视，同时以民国出版的多元活动方式、多向文化价值观念和强劲的文化精神来填补当代出版的期待，从而穿越民国出版的历史长河，呈现出真实的民国出版精神。就其整体架构而言，将出版活动、事件和思想进程作一种脉络式的勾勒，将宏观的思路与局部的重点述说结合，形成了主体倾向性明显的出版史论。
在出版产业转型、体制转轨和技术日进的时代环境下，中国出版正步入快速而高质发展的通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但商业化、消费性的话语日益高涨，裹夹着出版人前行，在文化与商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本土优势与国际视野、出版数量与出版质量、发展速度与经营管理等诸多问题上面临着新的挑战，对现代出版人的编辑活动、经营管理、职业精神、人文价值取向和心理应对能力等提出了新的要求。“民国时期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大历史’，政局上的多变和文化上的多元，都有着与前朝后世不尽相同的状貌。”（《民国出版史·序》）殖生其中的出版活动，自然就有其特定的风采与规律，其出版观念的自由开放、出版主体的多姿多彩、出版生态的多竞争少垄断、出版经营管理的市场介入等，均对今天的出版业具有启示与镜鉴意义。民国出版史研究的意义并不只在其本身，更多的在于其作为中国出版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折点，对当今的出版业具有一种历史意义的启迪。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