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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将有两个艰难的门槛必须要过:其一是中国的崛起终有一日要跨越超级强国的门槛，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届时只怕是要有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其二是中国的发展终有一日要跨越民主法治的门槛，而从目前国内情况来看，这条中国的未来之路究竟又会通向何方？对于中国来说，这恐怕是两道绕不开躲不掉的历史门槛。这两个问题其实并非两条平行线，它们是相互纠缠交织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前一个问题又是附属和取决于后一个问题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好内部的问题，相信外部的挑战也会迎刃而解。因此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又可以归结为同一个问题：中国的民主法治路在何方？
自近代以来，这个古老而多难的民族不知有多少的优秀儿女都曾用子规啼血的方式苦苦追问过这个问题，并甘用自己前仆的生命来为后继者铺垫这条求索路。然而时至今日，这条路却依然在我们视野的远方。而远方是什么，我们依然看不太清楚。兹事体大，只要这条路一日看不清，这个问题就应该日复一日地问下去。
“民主法治”是一个大词。从词语结构上看，它是由“民主”和“法治”合成的一个词组。前些年我曾读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民主与法治是两个可以分开的范畴，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导向而言，推行民主不如推行法治，因为民主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最急迫的问题，反而可能使问题更加恶化，而法治则比较适合中国的具体特点。很快地我又读到了另一篇与之商榷的文章，大意是民主与法治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范畴，它们分别是权力的产生与权力的行使，离开了民主的法治很可能不成其为法治。这两篇文章的对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前中国关于民主法治问题的一些学术争论。我不想加入这场争论，更不想对这两个词做进一步的词义考证以证明它们究竟是可以分开还是不可以分开。因为对于与学术相去甚远的普通大多数来说，所谓的“民主”和“法治”都是一个关于现代政治文明的好词，都代表着一种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在他们面前大谈“民主”与“法治”的区别，就如同孔乙己争辩“偷书”与“窃书”的区别一样，除了把人们本来还算明白的认识重新搞糊涂之外，意义并不是最大。守在纯学术的层面上，我们当然可以继续细分并继续考证下去，但是当我们有朝一日终于转身面对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欠他们的不是一场关于要民主还是要法治的学术辩论，我们欠他们的是一个关于未来中国理想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描述以及一条通往这种生活方式的安全路径。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我将在本书中更多地选择“法治”这个大词作为代表，以概括表达自己心目中的这种理想生活方式。
那么，中国的法治究竟应该呈现出怎样的样态呢？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说它简单，是因为法治在西方世界至少已经成功运行数百年以上，无论是在理论样态上还是在实践样态上都已有先例可循。只要愿意，我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为这个问题迅速抄上标准答案。事实上这也的确是许多人所一再鼓励和鼓吹的方案。在这种认识前提下，考验中国人的似乎只是一个弃暗的决心，而等待我们的前程必将是一片光明。然而问题真的就是那么简单吗？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那么我很困惑的是：一百多年前，求师若渴的中国人几乎同时向德先生和赛先生发出了来华就教的请柬。为什么辗转百年之后，赛先生早已是桃李芬芳满中华，他的中国弟子甚至已经将中国人送上了太空，而相偕来华的德先生却依旧吃不惯中国的饭菜，依旧说着半生不熟的中文，甚至还依旧与他的中国学生用陌生乃至防范的眼神相互打量？这是为什么？是中国人还不够诚心吗？我想不应该是的。如果说在所谓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对于强国之本的认识还局限在坚船利炮上的话，那么甲午大败之痛则早已让中国人明白，先进的器物文明必须建立在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基础之上。因此，那张寄给德先生的请柬的确已经承载了中国人求学的诚心，毋需多疑。其实客观地说，德先生莅华百年也绝非寸功未立，在推动中国迈向民主法治的历史进程中，他可谓功不可没。只不过这位先生一直不知，他与赛先生不同的是：赛先生搞的是自然科学，而他搞的是社会科学。既然是社会科学，那么往小了说，它自然要关系到每个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往大了说，则要关系到一个民族乃至于一个文明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就是五千年历史沉淀的总和。在这样的总和面前，任何应然的美好愿望恐怕都必须首先放下先生的架子，来接受一下实然的严厉盘问和考验。今天看来，德先生在中国的尴尬也许正在于他一直都未曾放下过先生的架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中文一直不好，更弗论文言文了。他一直用略带蔑视的眼神看着中国的历史，就更不要说理解和尊敬它了。他一心想充当中国人的现代救世主，所以就更谈不上教学相长、学学相长了。还有，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未曾挽起裤腿下地体验过中国农民耕种劳作的苦乐辛酸，因此在对中国的理解方面这位先生还是个小学生。一百年的时间不算短，历史实际上已经证明：尽管这位德先生依旧受人尊敬，但是他恐怕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为未来的中国提供一个关于民主法治的整體性解决方案了。路，只能我们自己去找。
现在我想为大家引见本书的另一个主角，也就是另一个大词——“文明”。文明的确是一个大词，甚至比法治这个大词还要大上不知道多少倍。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文明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总和，它是一个特定群体过去与现在的全部并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这一特定群体的未来，也是孕育这个特定群体的各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母体和土壤。所谓的法治，其实也不过是西方文明这一母体在特定的时期所孕育出来的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罢了。因此从本质上讲，在文明面前，法治是被决定的，而不是相反。
然而当站在西方文明之外的其它文明面前时，法治并不总是表现得那么谦逊，而是往往充满了救世的优越感。这也难怪，他出身的家庭如今是如此的富有和强大，在他的内心深处又怎会真正瞧得起这些破落的穷亲戚呢。甚至他还会说：“什么亲戚，攀的哪门子亲啊？”是的，是亲戚。这些邻居们如今固然困顿了点，但和西方文明是亲戚却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不仅如此，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文明上千年的滋养和帮助，西方文明就绝不可能有今天的富庶和强大。在本书随后的论述中，我们将会把历史的长焦镜推至数千年前，与一些历史健忘者共同补上一堂关于文明兴衰轮回的历史课。在这里只想以中华文明为例引用几个简单的数据和史实。我们都知道整个世界都曾受惠于中国的四大发明，可是我们还知道吗，根据李约瑟的考证，现代世界所赖以建立的300项基础性发明和发现中，居然有175项来自于中国，超过一半！更为重要的历史事实是：这些发明和发现几乎没有一项曾在西方被独立发明或发现过。它们都是被传播过去的，或是通过实物的直接传播，或是通过思想的激发性传播。李约瑟的同事罗伯特·坦普尔曾经选择了其中的100项进行过一次精确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从中国到西方，这些发明和发现的传播所耗费的平均时间是1223年。这个数字也大致说明了中国曾领先于西方的数量级。李约瑟们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历史事实：西方文明是站在中华文明的巨人肩膀上完成了农业革命的历史积累，进而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现代化大厦的基石有半数以上来自中国，他们之间当然是亲戚。
其实这些不过是中华煌煌文明的冰山一角。之所以在这里引用它，是想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正如西方文明孕育出法治文明一样，像中华文明这样一个曾经如此先进的文明也一定会孕育出与其器物文明相互适配的制度和文化。这种制度和文化经过数千年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加强，早已渗入到中国人的血液和性情之中，并以一种民族性格的方式存在和延续着。这些历经数千年风雨洗礼的文明特性之中一定蕴藏了诸多深刻的人类智慧，值得人们去珍惜、继承和发扬。而且，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些特性都已经成为这个古老文明的根本生存样态。如果粗暴地将其扭曲割舍，那么中华文明也许将不再成其为中华文明，中国人恐怕也将不再成其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了解西方文明在今天世界的影响力，曾经耀眼璀璨如中华文明者，如今也必须低下头来向昔日的学生今日的先生诚心学习现代的法治之道。对于这一点并无疑义。我想说的只是：当法治遭遇文明，就如同种子遭遇土壤。他们之间绝不应该是一种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敌对关系，而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伙伴关系。事实不正是如此吗，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前辈就已经将法治这颗舶来的种子栽种在了中国的田地里，日日为它施肥浇水，夜夜为它祈祷守候，期望它有一天能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然而一百年时间过去了，这颗种子依旧远未长成人们想象中的那棵大树。慢慢地大家都看出来了，这可能与土壤的禀赋有关，因为这块土壤天生的禀赋的确迥异于这颗种子家乡的那块。要想让它长得更好，就必须继续努力改造这块土壤。然而同时更要明白的是：无论如何改造它，我们也无法完全改变它，更不可能彻底更换它。因为中国只有这么一块土壤，它是我们的全部。除非天地变色江河倒流，这颗法治的种子就注定要适应这块土壤并在其上生根发芽成木，它别无选择，我们也别无选择。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中告诫过人们不重视种子与土壤的匹配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他说：“新的活跃力量是一个外来入侵者，它脱离了出生地和原来的合作伙伴，被放逐到一个陌生而充满敌意的土地。这个被分离出来的漂泊的文化因素，由于这种胡乱放逐而一下子失去了原来的存在理由，同时也不再受原先的抗衡因素的制约，因此在异国他乡胡作非为。”汤因比所说的是一个关于民主法治在非洲的故事。而如果没有看错的话，这个故事的续集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应该也在我们的台湾地区上演过，剧情同样很糟糕。
到此为止，本书力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已经基本呈现：在中华文明的母体中进行一场源自西方文明的法治革命，我们需要改变和必须改变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继承和必须继承的又是什么？而它们二者之间的交融最终又会让我们收获怎样的一个结果呢？也就是，怎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怎样的一种关于未来中国理想生活方式的框架性制度安排？为了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本书将沿着中西文明历史分野的路径，追根溯源地探寻中西文明土壤的核心本质，并努力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描述一个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未来法治模式，以竭力回答本书提出的这个百年疑问。
如同许多电影中描写的那种玩捉迷藏的孩子，总是在一心想把自己藏得更严实的时候，无意中撞开了一扇通往神秘世界的时空之门。如今的我也成了这样的一个孩子。我曾困守在认知的围城之中，一心只想找到一条通往中国未来的道路，却在摸索中不小心撞开了一扇历史的时空之门。我悄悄地倚门探望，历史的夜空如谜如幻，无数文明犹如繁星闪烁。天是那样的黑，我甚至看不清脚下的路。然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走进去，走下去了。除了因为孩子的好奇心，还因为我现在相信：如果看不清过去，我们就不会看清未来。如果不明白自己从哪里来，我们就不会明白自己将到哪里去。天黑不要紧，相信前路总有人家。况且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火焰，我也可以燃烧自己。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文明与法治——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自近代以来，这个古老而多难的民族不知有多少的优秀儿女都曾用子规啼血的方式苦苦追问过这个问题，并甘用自己前仆的生命来为后继者铺垫这条求索路。然而时至今日，这条路却依然在我们视野的远方。而远方是什么，我们依然看不太清楚。兹事体大，只要这条路一日看不清，这个问题就应该日复一日地问下去。
“民主法治”是一个大词。从词语结构上看，它是由“民主”和“法治”合成的一个词组。前些年我曾读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民主与法治是两个可以分开的范畴，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导向而言，推行民主不如推行法治，因为民主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最急迫的问题，反而可能使问题更加恶化，而法治则比较适合中国的具体特点。很快地我又读到了另一篇与之商榷的文章，大意是民主与法治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范畴，它们分别是权力的产生与权力的行使，离开了民主的法治很可能不成其为法治。这两篇文章的对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前中国关于民主法治问题的一些学术争论。我不想加入这场争论，更不想对这两个词做进一步的词义考证以证明它们究竟是可以分开还是不可以分开。因为对于与学术相去甚远的普通大多数来说，所谓的“民主”和“法治”都是一个关于现代政治文明的好词，都代表着一种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在他们面前大谈“民主”与“法治”的区别，就如同孔乙己争辩“偷书”与“窃书”的区别一样，除了把人们本来还算明白的认识重新搞糊涂之外，意义并不是最大。守在纯学术的层面上，我们当然可以继续细分并继续考证下去，但是当我们有朝一日终于转身面对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欠他们的不是一场关于要民主还是要法治的学术辩论，我们欠他们的是一个关于未来中国理想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描述以及一条通往这种生活方式的安全路径。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我将在本书中更多地选择“法治”这个大词作为代表，以概括表达自己心目中的这种理想生活方式。
那么，中国的法治究竟应该呈现出怎样的样态呢？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说它简单，是因为法治在西方世界至少已经成功运行数百年以上，无论是在理论样态上还是在实践样态上都已有先例可循。只要愿意，我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为这个问题迅速抄上标准答案。事实上这也的确是许多人所一再鼓励和鼓吹的方案。在这种认识前提下，考验中国人的似乎只是一个弃暗的决心，而等待我们的前程必将是一片光明。然而问题真的就是那么简单吗？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那么我很困惑的是：一百多年前，求师若渴的中国人几乎同时向德先生和赛先生发出了来华就教的请柬。为什么辗转百年之后，赛先生早已是桃李芬芳满中华，他的中国弟子甚至已经将中国人送上了太空，而相偕来华的德先生却依旧吃不惯中国的饭菜，依旧说着半生不熟的中文，甚至还依旧与他的中国学生用陌生乃至防范的眼神相互打量？这是为什么？是中国人还不够诚心吗？我想不应该是的。如果说在所谓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对于强国之本的认识还局限在坚船利炮上的话，那么甲午大败之痛则早已让中国人明白，先进的器物文明必须建立在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基础之上。因此，那张寄给德先生的请柬的确已经承载了中国人求学的诚心，毋需多疑。其实客观地说，德先生莅华百年也绝非寸功未立，在推动中国迈向民主法治的历史进程中，他可谓功不可没。只不过这位先生一直不知，他与赛先生不同的是：赛先生搞的是自然科学，而他搞的是社会科学。既然是社会科学，那么往小了说，它自然要关系到每个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往大了说，则要关系到一个民族乃至于一个文明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就是五千年历史沉淀的总和。在这样的总和面前，任何应然的美好愿望恐怕都必须首先放下先生的架子，来接受一下实然的严厉盘问和考验。今天看来，德先生在中国的尴尬也许正在于他一直都未曾放下过先生的架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中文一直不好，更弗论文言文了。他一直用略带蔑视的眼神看着中国的历史，就更不要说理解和尊敬它了。他一心想充当中国人的现代救世主，所以就更谈不上教学相长、学学相长了。还有，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未曾挽起裤腿下地体验过中国农民耕种劳作的苦乐辛酸，因此在对中国的理解方面这位先生还是个小学生。一百年的时间不算短，历史实际上已经证明：尽管这位德先生依旧受人尊敬，但是他恐怕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为未来的中国提供一个关于民主法治的整體性解决方案了。路，只能我们自己去找。
现在我想为大家引见本书的另一个主角，也就是另一个大词——“文明”。文明的确是一个大词，甚至比法治这个大词还要大上不知道多少倍。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文明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总和，它是一个特定群体过去与现在的全部并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这一特定群体的未来，也是孕育这个特定群体的各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母体和土壤。所谓的法治，其实也不过是西方文明这一母体在特定的时期所孕育出来的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罢了。因此从本质上讲，在文明面前，法治是被决定的，而不是相反。
然而当站在西方文明之外的其它文明面前时，法治并不总是表现得那么谦逊，而是往往充满了救世的优越感。这也难怪，他出身的家庭如今是如此的富有和强大，在他的内心深处又怎会真正瞧得起这些破落的穷亲戚呢。甚至他还会说：“什么亲戚，攀的哪门子亲啊？”是的，是亲戚。这些邻居们如今固然困顿了点，但和西方文明是亲戚却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不仅如此，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文明上千年的滋养和帮助，西方文明就绝不可能有今天的富庶和强大。在本书随后的论述中，我们将会把历史的长焦镜推至数千年前，与一些历史健忘者共同补上一堂关于文明兴衰轮回的历史课。在这里只想以中华文明为例引用几个简单的数据和史实。我们都知道整个世界都曾受惠于中国的四大发明，可是我们还知道吗，根据李约瑟的考证，现代世界所赖以建立的300项基础性发明和发现中，居然有175项来自于中国，超过一半！更为重要的历史事实是：这些发明和发现几乎没有一项曾在西方被独立发明或发现过。它们都是被传播过去的，或是通过实物的直接传播，或是通过思想的激发性传播。李约瑟的同事罗伯特·坦普尔曾经选择了其中的100项进行过一次精确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从中国到西方，这些发明和发现的传播所耗费的平均时间是1223年。这个数字也大致说明了中国曾领先于西方的数量级。李约瑟们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历史事实：西方文明是站在中华文明的巨人肩膀上完成了农业革命的历史积累，进而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现代化大厦的基石有半数以上来自中国，他们之间当然是亲戚。
其实这些不过是中华煌煌文明的冰山一角。之所以在这里引用它，是想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正如西方文明孕育出法治文明一样，像中华文明这样一个曾经如此先进的文明也一定会孕育出与其器物文明相互适配的制度和文化。这种制度和文化经过数千年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加强，早已渗入到中国人的血液和性情之中，并以一种民族性格的方式存在和延续着。这些历经数千年风雨洗礼的文明特性之中一定蕴藏了诸多深刻的人类智慧，值得人们去珍惜、继承和发扬。而且，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些特性都已经成为这个古老文明的根本生存样态。如果粗暴地将其扭曲割舍，那么中华文明也许将不再成其为中华文明，中国人恐怕也将不再成其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了解西方文明在今天世界的影响力，曾经耀眼璀璨如中华文明者，如今也必须低下头来向昔日的学生今日的先生诚心学习现代的法治之道。对于这一点并无疑义。我想说的只是：当法治遭遇文明，就如同种子遭遇土壤。他们之间绝不应该是一种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敌对关系，而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伙伴关系。事实不正是如此吗，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前辈就已经将法治这颗舶来的种子栽种在了中国的田地里，日日为它施肥浇水，夜夜为它祈祷守候，期望它有一天能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然而一百年时间过去了，这颗种子依旧远未长成人们想象中的那棵大树。慢慢地大家都看出来了，这可能与土壤的禀赋有关，因为这块土壤天生的禀赋的确迥异于这颗种子家乡的那块。要想让它长得更好，就必须继续努力改造这块土壤。然而同时更要明白的是：无论如何改造它，我们也无法完全改变它，更不可能彻底更换它。因为中国只有这么一块土壤，它是我们的全部。除非天地变色江河倒流，这颗法治的种子就注定要适应这块土壤并在其上生根发芽成木，它别无选择，我们也别无选择。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中告诫过人们不重视种子与土壤的匹配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他说：“新的活跃力量是一个外来入侵者，它脱离了出生地和原来的合作伙伴，被放逐到一个陌生而充满敌意的土地。这个被分离出来的漂泊的文化因素，由于这种胡乱放逐而一下子失去了原来的存在理由，同时也不再受原先的抗衡因素的制约，因此在异国他乡胡作非为。”汤因比所说的是一个关于民主法治在非洲的故事。而如果没有看错的话，这个故事的续集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应该也在我们的台湾地区上演过，剧情同样很糟糕。
到此为止，本书力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已经基本呈现：在中华文明的母体中进行一场源自西方文明的法治革命，我们需要改变和必须改变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继承和必须继承的又是什么？而它们二者之间的交融最终又会让我们收获怎样的一个结果呢？也就是，怎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怎样的一种关于未来中国理想生活方式的框架性制度安排？为了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本书将沿着中西文明历史分野的路径，追根溯源地探寻中西文明土壤的核心本质，并努力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描述一个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未来法治模式，以竭力回答本书提出的这个百年疑问。
如同许多电影中描写的那种玩捉迷藏的孩子，总是在一心想把自己藏得更严实的时候，无意中撞开了一扇通往神秘世界的时空之门。如今的我也成了这样的一个孩子。我曾困守在认知的围城之中，一心只想找到一条通往中国未来的道路，却在摸索中不小心撞开了一扇历史的时空之门。我悄悄地倚门探望，历史的夜空如谜如幻，无数文明犹如繁星闪烁。天是那样的黑，我甚至看不清脚下的路。然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走进去，走下去了。除了因为孩子的好奇心，还因为我现在相信：如果看不清过去，我们就不会看清未来。如果不明白自己从哪里来，我们就不会明白自己将到哪里去。天黑不要紧，相信前路总有人家。况且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火焰，我也可以燃烧自己。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文明与法治——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