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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纪念南昌起义85周年，7月31日，由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缅怀先辈殊勋，发扬优良传统”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会长冷溶作主旨发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陈晋主持会议，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陈毅等领导或参加南昌起义的老一辈革命家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周恩来、朱德思想生平研究会会员代表，共130人出席了座谈会。代表们缅怀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回顾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从不同角度分析、阐述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贡献、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揭示了纪念南昌起义85周年的现实意义。本刊特开辟专栏，汇集刊出部分代表的发言要点，以表示纪念和缅怀。
金冲及：多数最高级将领
在南昌起义中接受第一次红色洗礼
8月1日，是一个光荣的日子，伟大的日子。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这个日子，称它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33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政府，规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纪念日。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上，写上“八一”两个大字。这是许多其他赞誉和奖励难以相比的。
要谈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大背景。
南昌起义前夜，中国共产党正处于一个生死关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宣布反共，持续了四五年的国共合作顿时破裂。昔日的盟友忽然变成凶残的刽子手，到处在搜捕，到处在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原来的近六万人一下减少到一万多人。李大钊、赵世炎、陈延年、萧楚女等许多优秀人物被杀害。共产党人的血流得太多太多了。
对这种突然袭击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和应对经验。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摧毁，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纷纷脱离组织，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悔过启事”，有的甚至带着敌人搜捕原来的同志。党内的思想相当混乱，不少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世界历史上，我们看到过许多这样的例子：革命者曾经创造出轰轰烈烈的历史场面，但在遭到全副武装的反动派突然袭击和血腥镇压后，一下子被打散了，很长很长时间内翻不过身来。中国革命这时候显然已进入低潮。社会上许多人认为共产党在这样的沉重打击下，面对比自己力量大多少倍的敌人，大概已经无法生存下去，再也翻不过身来。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确实面临着两种可能性：或者是灭亡；或者是不屈不挠挺身站立起来，把革命推向新的阶段。这是生活在平静日子里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生死考验。刚成立六年的中国共产党是好样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在这样血和火的生死搏斗中，只有用革命的武装力量来反对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但以前由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并没有重视掌握武装，能够由党掌握的军队主要贺龙、叶挺率领的在九江的两支部队，而汪精卫等已经决定对这两支部队下手。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总前委，还有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毅然决然地排除张国焘等的干扰，义无反顾地在南昌领导部队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种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85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依然令人神往。
在南昌打响的这第一枪，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它使人们在一片混乱中重新看到共产党的力量依然存在，看到新的出路，燃起新的希望。李立三在两年多后的1930年初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它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竖起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接着就是八七会议的召开，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发动。所以南昌起义意义，不仅仅表现占领南昌和继续南下，甚至也不只在它的首先发难，而且在于它在重大历史时刻高举红旗，把革命事业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南昌起义和它以后局势的发展，还逐步改变了中共中央对军事工作的认识。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一个有着极端重要意义的大事。
前面说到，中共中央在大革命时期忽视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所说的“仍无坚决的概念”，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土地革命初期，中共中央最看重的仍是工农暴动，常把军事运动特别是做正规军的工作，严厉批评为“军事投机”，不同意多做这方面的工作。事实上，在长期持久、规模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中，如果缺乏既有革命思想又受过严格军事训练、遵守组织纪律的军队作为骨干，只临时发动缺乏严格军事素养的工农暴动，是很不容易战胜敌人的。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中，以卢德铭为首的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南昌起义而正停留湘赣边界。以后的元帅如罗荣桓、大将如谭政、上将如张宗逊，还有何长工、杨立三、何挺颖、伍中豪，就是随这支队伍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如果没有这支部队的参加，单靠平江、浏阳的农民自卫军和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是很难取得上井冈山后那样大的发展的。
朱德、陈毅率领留守三河坝的南昌起义余部，以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有着很强的战斗力。这支队伍得以保留下来，朱德、陈毅有很大的功劳。当时在这支队伍中的粟裕回忆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朱毛会师，对井冈山斗争的发展更起到很大作用。谭震林说过：“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候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我们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 当然，在这以后还有一个把这支军队进一步锻炼和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问题。但再没有人把这些称作“军事投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10个元帅，有6个参加了南昌起义，他们是：朱德、贺龙、刘伯承、林彪、陈毅、聂荣臻。叶挺如果不是遇到空难，自然也应该有这样的地位。10个大将，有4个参加了南昌起义军，他们是：粟裕、陈赓、张云逸、许光达。肖劲光原来是要参加南昌起义的，临时调去苏联了。黄克诚参加了湘南起义。上将中还有肖克等参加了南昌起义。人民解放军的大多数最高级将领，在南昌起义中接受了第一次同国民党作战的“红色洗礼”。
南昌起义失败了。周恩来把它的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没有“就地闹革命”。这也不奇怪，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在军事方面，以往参加过的只有广东东征和北伐那种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先前还不曾有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最初的目标也是进攻长沙，失败了，在实践中取得教训，才决定南下，以后上了井冈山。
人总是容易根据自己原有的经验来处理新遇到的问题。南昌起义也是这样。通常需要在实践中经过多少次胜利和失败的反复比较，才能把原来不清楚的事情逐渐认识清楚。这也叫“摸着石头过河”吧！对于前所未有的创举，尤其是这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顾问）
石仲泉：南昌起义与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和周恩来、朱德、陈毅对伟大开篇的贡献
还在5年以前，为纪念南昌起义80周年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胡锦涛讲话指出：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极其深远的意义。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这好理解，一般人都能接受。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相提并论，都视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则为过去所未讲过。我以为，这是一个尊重历史、充分肯定全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的科学论断。
南昌起义与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开篇
长期以来，对南昌起义的评价，主要肯定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开端，标志着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式诞生，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它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有什么关系？一般很少提及。因为按照一个时期的说法，南昌起义是城市中心论的产物，没有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因而有严重错误；只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才代表了正确路线。这种认识的极端发展，就是“文革”时期，红卫兵曾要求废除“八一”为建军节，提出把湘赣秋收起义开始的9月9日改为建军节。幸好毛主席对此加以了制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对党的很多历史问题都给予了科学说法。那么，对南昌起义的历史评价究竟应当怎么认识？这仍然是一些人头脑中没有完全释惑的一个问题。所以胡锦涛同志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放在一起讲，作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这才从根本上抹去了人们记忆中的阴影。
如何解读南昌起义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呢？
第一，南昌起义作为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端，可以视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的一个组成部分。党自创立以后就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斗争，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中虽然参与一些决策，但不是领导革命的主角。只是从南昌起义开始，党以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实现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才真正展开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由此，走什么样的道路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和实践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凡是要继续革命的都怒不可遏、义愤填膺，第一反应就是要进行武装反抗。至于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武装暴动道路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脑瓜里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先验的认知模式。在当时，党只能是发动武装起义的观念。就毛泽东而言，尽管在八七会议前已有“上山”思想，但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最初目标也是打长沙，并非一开始就决定上山。他是通过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才认识到，党要到反革命势力薄弱的边远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才有发展前途。后来又经过开辟中央苏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因此，从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发展历程来看，南昌起义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南昌起义为求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教训。南昌起义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主要不在于那时该不该在南昌起义，而在于起义以后不该继续执行起义以前中央决定的南下潮汕、一起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继续北伐的既定方针。因为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已转到反革命方面，党的领导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弱小，不可能再重新进行北伐战争。毛泽东的超群过人之处就在这里：能从实际出发，改变中央攻打长沙的决定，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比较拘泥于执行中央指示，缺乏毛泽东那样的审时度势、善于应变的革命智慧。对此，周恩来后来在延安讲这段历史时说：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就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这是历史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探索中国革命的路怎么走的深刻总结。我认为，这个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我不赞成那种认为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探索的观点。既然是探索，就会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不成功的，也是探索，它告诉人们“此路不通”。从辩证法的转化思想来看，南昌起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的“伟大开篇”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分兵后，由朱德率领的起义军辗转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为开辟井冈山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在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揭开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新的一页。上文提到周恩来讲的南昌起义的一种主要错误是没有就地革命。起义军主力南下失败，这个错误在总体上无法克服，但留在三河坝的南昌起义军在朱德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半年之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则在局部弥补了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的历史缺陷。随朱德上井冈山的还有南下潮汕的起义军余部。所有上山的南昌起义军，大多是北伐时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的叶挺独立团部队，装备比较整齐，枪支近千支，优于其他各部。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两支部队会师后组成的红四军领导成员，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占较大比例。在军一级，除党代表毛泽东外，军长朱德、参谋长王尔琢和教导大队长兼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都属于南昌起义军。讲南昌起义，一定要讲上井冈山的这一部分。因此，胡锦涛同志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放在一起讲，将两者都作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这无论对南昌起义的评价，还是对开辟井冈山道路的认识，都是符合历史的。这样的说法就完整、全面。
周恩来、朱德、陈毅对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的历史贡献
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如赣东北的方志敏式、湘鄂西的贺龙式、赣西南的李文林式等，都属于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开篇内容。这个伟大的开篇凝聚了全党的集体智慧，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开篇的主要代表。今天就不专讲了。这里着重讲与两个大事件有密切关系的周恩来、朱德、陈毅3人。
首先讲周恩来。
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就活跃在中国革命舞台上，先是在黄埔军校，随后参加东征和北伐，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积极主张东征讨蒋。汪精卫在武汉“反共”后，他作为中共临时中央常委负责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从此，他开始参与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其主要贡献有几点：
一是他作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是人民军队主要缔造者之一。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周恩来不后久即参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二是他反对“左”倾盲动倾向，指导全党创建工农红军、实行武装革命斗争，为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提供了领导支持。周恩来1927年11月辗转到达上海，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尽管“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从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感到应该注重实际，反对各地盛行的军事冒险行动。在指导各地武装斗争时，他十分强调武装割据的重要性，指示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粤北活动的朱德，应与井冈山地区的毛泽东联络，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苏维埃政权。他建议中央派贺龙等去湘鄂西组建红军，开展武装割据。他还不断派遣军事政治干部到一些根据地，以加强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工作。至20世纪30年代初，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在湘、鄂、赣、粤、闽、浙等省边界初步形成，陆续建立起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与周恩来在中央的指导分不开。
三是周恩来高度赞扬和不断宣传“朱毛红军”，主持起草中央“九月来信”，为制定作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建党建军纲领的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组织保证。党的六大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军事报告，介绍了红军发展情况。六大后，周恩来作为中央常委分管军事工作，负责联系苏区。他一直关注“朱毛红军”的发展，不但向共产国际报告“朱毛红军”的情况，还通过党中央刊物广为宣传。1929年8月，他代表中央起草致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勉励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前述“九月来信”虽然是陈毅执笔的，但是以周恩来的“八月来信”为基础，并根据周恩来等多次谈话强调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反对极端民主化等的精神起草的。周恩来还嘱咐陈毅：回去以后请毛主席复职，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周恩来关注红四军，实际上是在关注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命运。
四是他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革命的割据可能，为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领导人转变观念、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共产国际对周恩来十分器重，认为他是中共中央最聪明、最讲究实际、最有经验、最负责任和唯一能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是改进党的工作和改造党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不可替代的人物。但是，周恩来一方面尊重共产国际，另一方面又不唯命是从，有不同意见仍据理力争。1930年4月至7月，他在德共《红旗报》上撰文指出：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的主要特征，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支援中国的苏维埃斗争。他在联共十六大作报告介绍中国革命的特点时指出：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有它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在同斯大林会见时，他介绍红军的发展和游击战争的情况后，斯大林承认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提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随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强调：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实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让共产国际由城市中心论转向承认农村中心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周恩来所做的努力为共产国际观念，最终认同中国革命的道路，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讲朱德。朱德贡献可以讲三点。
一是他作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经过三河坝战役和“赣南三整”，保存了革命火种。他作为起义军的先遣司令，在三河坝率领3000留守兵为掩护主力部队与敌军血战三昼夜后，转战粤闽赣边界，经过“赣南三整”（安远的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崇义的上堡整训），部队状况有了根本改变。“赣南三整”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在时间上相近，在做法上类似，同“三湾改编”一样意义重大。
二是他作为湘南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将部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带上井冈山，实现了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具有决定意义的“朱毛会师”。湘南年关起义，在全国的200多次起义中，就参加人数、地域规模和历史影响而论，除南昌、广州两大城市起义外，在农村的起义就要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湘南年关起义了。在党的主要领导人中，他参与领导城乡两大起义，是独一无二的。1928年4月底，他率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一万多人，上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红四军。从此“朱毛”不可分，成为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 三是他作为红四军军长，是井冈山道路的主要开辟者之一。井冈山根据地从创建到主力下山，存在了15个月。“朱毛会师”后，井冈山根据地走向鼎盛和巩固，坚持了9个月。会师后的井冈山兵力一下增加了五倍以上。尽管湘南农军大多下山了，但是南昌起义军仍是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基本主力。井冈山斗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军事斗争为基础。而打破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剿”和“会剿”，主要由朱德指挥战斗，平均每五天打一次仗。井冈山道路的开辟，是艰苦的政治斗争和艰巨的军事斗争紧密配合、互相作用的灿烂之果。朱德为这条道路的开辟作出了巨大贡献。
最后讲陈毅。1927年8月初，陈毅随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抵达九江，听说南昌发生起义，便离开教导团追赶南下的起义军，见到周恩来后，被分配到曾由叶挺率领过的“铁军铁团”任指导员。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也开始了参与“伟大开篇”的历程。他的主要贡献有三点：
一是协助朱德对南昌起义余部进行“赣南三整”。他参加了三河坝战役，坚决拥护朱德带领部队转移闽粤赣边活动。在“赣南三整”时，他坚决支持朱德。部队整编后，朱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纵队指导员。从此，陈毅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二是他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协助朱德将万余人的大队伍带上井冈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者之一。他先后任红四军教导大队长、军委书记、前委书记等职，从此跟随毛泽东、朱德走上了进行武装斗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漫长道路。他是作为这条道路之源的井冈山道路的开辟者之一。
三是他受中央委托参与起草著名的“九月来信”，为作为建党建军纲领的古田会议决议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四军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涉及到党怎样领导军队、军队的农村武装斗争怎样进行和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陈毅根据中央要求到上海向中央政治局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历史和现状，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审定、由陈毅具体执笔，代表中央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对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红军的根本任务、红军分散与集中的战略，以及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重要问题都提出了明确意见。中央肯定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陈毅回红四军做解释说服工作，请养病的毛泽东回军任职。根据“九月来信”，红四军领导人之间消除了隔阂，增强了团结，并于1929年12月底在福建上杭的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实际上由陈毅主持，他在传达“九月来信”后还作了专题报告。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党建军的第一个比较完备的纲领，应该说陈毅做的大量工作功不可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顾问）
陈昊苏：铭记光荣历史 发扬革命精神
南昌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是我们军队在漫长而曲折的光荣战史上赢得胜利的第一个战役，是我们军队在解放全中国乃至全人类宏伟事业中树起的第一座丰碑。作为军队的后代，我们将永远铭记先辈们创造历史的光荣，永远继承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统率并指挥了85年前的这一场胜利的战役，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战功。周恩来总理是我党军事工作的创始人，朱德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众望所归的总司令，贺龙元帅、刘伯承元帅都是全国军民爱戴的开国元勋，他们的丰功伟绩如群山高耸，而领导南昌起义，永远是起伏群山的最高峰。“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极“左”思潮泛滥，有人妄图打倒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同志，连带着要否定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是我们军队的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席出来讲话，肯定南昌起义在建军历史上的首创之功，这才扭转局面，使我们军队的光荣历史得到保全。今天我们纪念南昌起义85周年，要对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贺龙元帅、叶挺军长、刘伯承元帅等南昌起义领导人表示深情缅怀，也对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赢得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历史性功勋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于1927年7月31日至8月1日爆发的南昌起义，这已成为历史的定论，不可动摇。南昌起义胜利之后，部队并没有使用解放军的称号，实际上正式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称号是在20年以后的1947年。但是这支部队肩负着解放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使命，却是从一开始创建的时候就有所发端，现出征兆，显示倾向，最后成为永远不变的光荣传统。我希望党史军史专家能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并且做出论证。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投入反抗斗争的人民所向往的就是解放。历史上因此有过很多不同理想、不同实践的解放者。中国古代史上的农民起义军，从陈胜、吴广开始，或者还有毛泽东主席赞扬过的盗跖、庄蹻，他们都是要把农民和奴隶从封建制或奴隶制中解放出来。古罗马的斯巴达克斯也是奴隶的解放者。雪莱提出解放全人类的概念，当时他说的解放全人类，主要是把爱尔兰人民从天主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南美的解放者玻利瓦尔是把他们的国家从西班牙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20世纪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者首先是要把中国人民从新军阀的屠杀政策和白色恐怖中解放出来（南昌起义），从地主豪绅所代表的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土地革命战争），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下解放出来（抗日战争），从国民党反动政府所代表的“三座大山”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解放战争）。85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实完成了解放人民的伟大使命：首先是国内的，解放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还有国际的，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就是例子。作为解放者，解放军首先是实现人民在政治上的解放，赶走侵略者，赢得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的政权；同时也全力以赴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和为实现现代化而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争取人民在经济上翻身，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在经济上赢得富裕之后，在文化上也能享受高度的文明成果，为古老中华文明的复兴作出光荣贡献。展望未来，我们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会作为历史上最有觉悟的人民军队继续她宏伟的事业，保卫世界和平，为全人类的和谐进步作出巨大的推动，她的历史荣誉还将继续增添，成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欢迎、爱戴、赞美、颂扬的伟大军队，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永铸辉煌。 我的父亲陈毅元帅追随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又在毛泽东主席、朱德元帅的领导下参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老战士，为此他感到永远的光荣。我后来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从事军队历史的研究，我也为此感到快乐和光荣。在建军节到来之际，我向我们军队现在的领导者、英雄的战友同志们致敬，并祝福伟大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远大和光荣的前程！
（陈毅同志亲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
朱和平：军事统帅的人格力量是部队战斗作风的灵魂
85年前的南昌起义，是在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挽救革命，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见了高高举起的火炬。南昌起义虽然大部分失败了，最后仅剩下我的爷爷朱总司令带领的800多人。但正是这800多人组成的最后火种，艰难奋战，最终成为我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为什么南昌起义能保留下最后的火种？多年来，许多党史、军史专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有党对军队的领导，有江西和两湖地区农民运动的基础，有国民党军阀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都为当时十分弱小且缺乏军事经验的共产党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今天，我从亲人的视角，仅从爷爷的人格力量这一点作些分析。
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
10月3日，周恩来宣布起义失败。恰恰是南昌起义的失败，使爷爷面临历史的机遇。爷爷在南昌起义时没有基本部队，主力第十一军8个团由叶挺指挥，第二十军6个团由贺龙指挥，爷爷当时是第九军副军长，只是空架子，手中的部队只有教导团的3个连加南昌公安局的2个保安队，共500人。三河坝分兵是第二十五师（周士第、李硕勋）和部分第二十四师人员。当时部队已溃败，起义时成立的各级党组织到10月已崩溃，所有师、团领导人均已离队，军事干部只剩下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治干部只剩下一个团指导员陈毅。林彪当时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只有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才能力挽狂澜。当时，爷爷坚定地对大家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会有办法！”
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朱总司令的伟大！”陆定一评价爷爷：“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
我军主要高级将领很多出自这800多人或者是后续加入到这支队伍中的同志，正是由于他们在危难之中共同树立起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使他们走过千山万水，身经百战，屡蹈死地而后生。他们已不是普通的军人，在跟随爷爷多年的耳濡目染中，已经把爷爷的这种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并且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清醒的头脑和过人的智慧
爷爷是一位头脑清醒并具有大智大勇的军事统帅。在南昌起义前，他已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军事斗争有了深刻的认识。爷爷后来在延安时说：“（1913-1915）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的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越）边界跟蛮子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1925年爷爷在苏留学，曾回答教官：“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4月20日即杀害了爷爷的挚友孙炳文同志。南昌起义前，爷爷曾专程去武汉看望孙夫人任锐，遇房师亮，房问：“怎么办？”爷爷坚定的回答：“上山打游击！”从这些可以看出，爷爷对未来共产党将要进行的武装斗争，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既有理论上的探索，也有实践上的积累。他的游击战争理论和实践，是在南昌起义十几年前开始的。
三河坝保卫战是会昌之战后爷爷独立指挥的战役。此次战役，爷爷以三四千人的兵力，阻击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2万余人。爷爷果断放弃三河坝镇，把阻击战阵地巧妙地放到韩江对岸，利用江面天险，与敌激战3个昼夜，最后在敌人三面合围的情况下，率领剩余部分批次顺利撤出包围圈，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战役目的。这次战役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形败实赢的胜仗，创造了中国战史上的一个奇迹和典范”。
三河坝脱险后，爷爷开始调整我军的战略战术思想。通过上堡整训，确立了“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并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形战斗队形”，等等。在战略方向选择上，他并没有带部队去攻打大城市，而是与范石生合作，积蓄力量，并把目光盯住湘南地区。1928年1月21日，爷爷率部智取宜章，拉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随后一鼓作气，发动石坪战役，用1个团的兵力一举歼灭了赫赫有名的许克祥的6个团。石坪战役不仅扭转了我军被动局面，更使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理论与实践基本成型，并首次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虽然只有短短的3个月，但是湘南暴动建立了6个县苏维埃政权，涉及20多个县，100多万人口，并初步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农民赤卫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部队编成3个师、2个独立团，为后来的朱毛井冈山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朴实的作风和身先士卒的风范
爷爷在加入共产党之前，曾在旧军队中打拼十多年，对旧军队中官商勾结、兵匪一家、欺压百姓、打骂士兵等恶习深恶痛绝。加入共产党后，爷爷一直在为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而努力探索。爷爷认为：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必须要同旧军队有本质的区别，不仅要解决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这个根本问题，而且还要建立起新型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对内对外关系。 在南昌起义前，爷爷利用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机会，改革旧军队的用人制度，在挑选中下层军官时，先经过测验，再到广场逐个考试军事实地的指挥能力，然后按他们的实际成绩，分别委任相应的连、排职务。这种量才任用的做法，杜绝了旧军队中的裙带关系，也为后来红军的各级指挥员的培养积累了经验。据当年参加过军官教育团的徐震球回忆：“朱德对学员非常关心，吃饭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晚上查夜给学员盖被子。教育团实行说服教育，严禁打骂，军官、学员一律平等。星期六野外演习，往返五六十里，朱德有马不骑，让给体弱或临时生病的学员乘坐，自己同大家一同走路。处处以身作则。”军官教育团不过三四千人，在南昌起义2万多人中仅仅是个零头。但正是以他们为骨干的队伍，在起义后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没有溃散。
在爷爷的带领下，我军从南昌起义前夕就开始形成“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经过后来的“赣南三整”，军队中的党组织进一步加强，编制进一步精干，作战思想更加明确，又增加了做群众工作的内容，使我军具备了人民军队的雏形。从那时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从最高统帅到普通一兵，基本上都是同等的生活待遇，这一新型的内部关系，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与国民党的军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抗战期间，爷爷作为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总司令，和普通士兵过着同样的生活，身上并无一文钱。1937年9月27日，他给前妻、我父亲朱琦的养母陈玉珍奶奶的信中说：“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共苦几十年，愉快非常，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没有要过一文钱。”当他从自己的外甥许明扬口中得知他的两位母亲（生母和养母）都健在，已过八十高龄，四川老家正值荒年，难以度日时，心中万分焦虑，无奈之中，只能写信给他川中好友戴与龄借款200元钱寄到家中，并告知：“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此。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戴与龄接信后才知道，爷爷这位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八路军总司令竟如此两袖清风，连救助老母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内心感动不已，当即筹足200元钱，送到爷爷的老家。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支军队，特别是一支装备很差、没有后勤并以步兵为主的军队，最高军事统帅的人格力量往往会成为这支部队战斗作风的灵魂。毛泽东在评价南昌起义时曾说：“这支部队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个人的领导才能得救的！”
85年后的今天，我作为朱总司令的孙子，能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们一起，共同学习、缅怀和研究我军在创建初期的这段历史，倍感亲切。希望能从老一辈把握历史机遇的传奇经历中有所启迪，在新世纪、新阶段，把握新的历史机遇，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推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朱德同志亲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院副院长）
刘弥群：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
范是当务之急
周总理和朱老总都是新中国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我党、我军享有崇高的威望。1927年7月，在汉口筹划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的过程中，我父亲真正认识周总理。与朱老总相识，是在1918年1月在川中联合抗袁、共同护国护法的斗争中。我父亲多次夸他们为大德大才之人，并把他们当做终身战友和知己。他们一起拥护毛泽东、一起与张国焘斗争、一起呕心沥血建立新中国。
我受父母的影响从小就崇拜周总理和朱老总。从小就知道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合，并创建工农红军。在抗日战争中朱老总是八路军的总司令，在解放战争时期朱老总是解放军总司令，在推翻“三座”大山、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斗争中真是立下不朽功勋。周恩来的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历史联系在一起、与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在中国革命每一个关键时刻，他永远站在毛主席身边，有着超群的智慧和非凡的能力。周总理和朱德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我们国家、对我们共产党、对我们人民、对我们军队无私奉献，他们的精神和风范影响、感染和鼓励着后人。
八一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形势最不利的时候进行，那时的将士和领袖靠信仰和精神浴血奋战，直至建立新中国。历史证明，我们敌人最害怕甚至于我们敌人也敬佩和羡慕的不是我们手中的武器，而是我们信仰的力量。如今我们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但是也存在贫富差别拉大、政府官员腐败加重的危机，信仰缺失是根本原因。我认为弘扬革命先烈和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是当务之急。
（刘伯承同志亲属）
周秉德：周恩来的军事思想政治实践
今天我们共同纪念八一南昌起义85周年。这个日子确实值得我们纪念，因为八一南昌起义既坚定地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第一枪，又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光辉起点，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我的伯父周恩来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认识军队重要性并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早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他曾经写作《海军说》一文，“立国于军事者，军盛则国强，军衰则国弱……”，受到国文老师的高度赞许。当时伯父只有17岁，但是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军事的作用特别是海军的重要性的认真思考。
在旅欧期间，伯父就提出了中国革命非有极坚强、极有组织革命军不可的思想。伯父在给伯母的一封信中提出：“我们无军队便无革命”。伯父最早意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这些军事思想贯穿伯父革命生涯的始终，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
1924年7月，中共中央指示伯父回国。回国后他致力于创建军队政治制度，并第一次把政治教育引进校园。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些政治教育扎根黄埔军校学员心中。1937年伯父曾经对英国记者说，黄埔军校曾经设立党代表制度，这个制度是历史上没有的，今日八路军继承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由此可见，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实践，不仅在当时成效卓著，而且对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具有重要意义。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周恩来把聚集武汉的共产党员派往各地掌握武装革命力量，以反抗国民党屠杀。7月下旬中央最终确定南昌起义。8月1日凌晨，我党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终于在南昌打响了。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长期领导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参与许多战略战役的重大决策，在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指导国防建设具有重大的作用。今天在这里纪念南昌起义、怀念革命前辈，研究他们的军事思想也是进一步促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使老一辈革命实践发挥更大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周恩来同志亲属）
贺晓明：用八一精神鼓励和教育下一代
我们应该弘扬八一南昌起义的精神，用这种精神鼓励和教育下一代。红军在长征途中过雪山、过草地，大自然的考验都是非常艰难的，这些都不是凡人所能经受的。现在看来，光脚爬雪山的情景我们都不可想象。但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就能做到，他们靠的是信仰的力量，靠的是党的领导，靠的是共产党员模范带头的作用。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的宣传工作、思想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作为八一南昌起义参加者的后人，给江西来的同志提一个愿望。当年参加南昌起义一共22000人，现在能够找到姓名的烈士只有800多人。我希望江西的同志把这个事做一下。
（贺龙同志亲属）
齐德学：从南昌起义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这不是新时期提出来的，而是从南昌起义就已经开始进行探索的。
首先，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含义，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通过党在军队的各级组织，主要以连以上的各级党组织在政治上、组织上领导指挥部队行动。全军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二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由一系列制度保证的，比如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三是各级党组织领导所属部队是采取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凡是属于军队重大问题由党委集体研究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其他任何党派不允许参与对解放军的领导，也不允许其他任何党派和宗教组织在军队进行组织活动。所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人民军队只归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而且这个原则不是现在才确定的，它是在1930年周恩来组织中央军委扩大会时就已经明确的。
其次，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从南昌起义就已经开始进行探索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开始的标志，所以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每年8月1日为建军节。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实际上是整个起义的领导核心，然后在起义部队军和师两级成立党委，在团成立党支部和党的组织部，在营连设立党小组，这种组织措施在叶挺独立团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前敌委员会跟军、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领导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还是协商的关系，这种组织措施还不能完全控制部队、完全掌握部队。毛泽东曾经讲过，在那时，我们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便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所以经不起严重的考验。因此南昌起义只是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行了探索，并没有完全抓住部队。
再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是在革命实践中探索确立的，并在革命战争中经过斗争而坚持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行的三湾改编。第一是缩编，由原来起义的5000多人精简到不足1000人；第二是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营团建立党委，连设立支部、班排建立党小组；第三是发扬民主。所以三湾改编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是非常大的创造。此外，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的赣南三整时也起到了这个作用。1929年，红四军对于怎么建立新型军队曾经有过分歧和争论，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定为根本制度，是先在红四军中确立，后来再推广到整个红军中去执行的。此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当中，始终坚持这个原则和制度，这也是经过斗争的。这种斗争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同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一个是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
最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缔造的，它所取得的一切胜利、为党和人民所作的一切贡献以及它本身从弱到强、从小到大发展的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所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人民军队的今天。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和人民军队几乎都是一体，在人民群众眼里共产党就是红军，就是八路军，就是新四军、解放军，所以从这点来说，党和军队几乎形成一体，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上的基本经验和必然结论。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副部长）
朱之江：元戎风范励后人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5周年纪念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纪念时刻，回顾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缅怀和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涵养大气的胸怀气度、执著坚定的意志品格，对于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信仰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信念认同和
践行升华的精神归附
无论中外古今，无论个人团体，都需要信仰，皆讲求信仰。但从信仰的性质看，共产党人所讲的信仰与古今中外其他个人、团体、政治力量所秉持的信仰存在霄壤之别。其它的信仰或膜拜某一宗教，或崇信某种学说，或遵从某些理念；而共产党人的信仰则是坚定的政治信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并以之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共产主义者最根本的角色特质，这是共产党人必须坚守的精神家园。
人类与生俱来就对精神归附感具有一种天然的依赖，孜孜以求所谓的灵魂“避难所”和“归宿地”，这是人类多数信仰的由来之源。共产主义信仰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信仰模式。共产主义者的信仰完全挣脱了对异己神秘力量的迷信和盲从，甩脱了对小我私利的关注和牵绊，第一次将人的理想追求和信念坚守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理性把握和透彻深邃洞察的基础之上。这是人类信仰模式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因此，共产党人的信仰具有无可比拟的政治和道德优势。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共产主义信仰的彻底性和变革性决定了确立这一信仰本身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可以说，磨砺时时都有，考验无处不在。在描述我们中共开国领袖群时，人们往往会使用这样的字眼：他们大多起于布衣，身经百战，屡蹈死地而后生，在血与火中百炼成钢。这种信仰确立模式，是典型的逆境抗争型。可实际上，在我们的革命家群体中还有另外的一类，他们并非被苦难所逼，被迫扯起战旗，投奔共产党，杀敌闹革命；更不是人生之路别无选择，为了求生，方才慨然从戎。与此相反，假若是为了个人的“前程”，为了家庭的“安稳”，他们大可不必冒着被通缉、被幽禁、被杀头的危险，辗转流离，颠沛动荡。这后一种信仰确立模式，是典型的顺境主动选择型。朱老总充满传奇的人生轨迹生动诠释了后一种信仰确立的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分析案例和示范模型。 了解朱老总生平的同志应该不会陌生，朱老总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算得上是高官厚禄、仕途坦荡。1917年7月，年仅31岁的朱德就已经出任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后又兼任泸州城防司令。1922年1月，就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虽然在当年3月，遭到唐继尧通缉，丢官去职，但他并非完全陷入仕途的绝境。5月下旬，应原川军总司令刘湘和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之邀，朱德抵达重庆，受到刘、杨盛情款待。杨森以“师长”职位邀其留川共事。但是，朱德已然下定决心抛弃高官厚禄，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以即将出国为由，婉言谢绝。杨森只好表示希望他学成归来，一定虚席以待。但此时的朱德已经确定了新的人生志向，6月抵达上海，“产生要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加入这一组织的想法”。可他在上海并没有找到党组织，但他没有放弃，决定赴北京继续寻找。
来到北京，朱德获悉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就在上海，于是又南下上海。7月、8月间，朱德在上海拜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但陈独秀并未同意。他对朱德说，对于像你这样当过高级旧军官的人来说，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富有戏剧性的是，与在中共方面受到的“冷遇”相比，在国民党方面朱德却得到了格外的“荣宠”。当时，孙中山正筹划夺回广东，重建共和政府，并寄厚望于滇军，为此，孙中山力邀朱德组织驻桂滇军攻打广东军阀陈炯明，并且一口答应先付军饷十万元。得知朱德出国学习决心已定，孙中山又建议他去美国。朱德的回答却是，更愿意到欧洲，因为欧洲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这一新生社会力量。从此，朱德便踏上了找党找到天尽头的信仰追寻道路。最终于1922年11月，在德国由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信仰有时是那样的廉价，有时却是无比的昂贵。冷遇的打击，师长之职、十万厚饷的诱惑，都无法阻挡信念的脚步。朱老总这段执着人生轨迹向我们昭示：信仰，不仅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信念认同，更是一种浸彻心灵践行升华的精神归附。
胸怀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气度风范和
涵养大气的生命境界
选择的是人民的选择，代表的是历史前进的方向，这是中共开国领袖群得以崛起、成功的最根本原因，这无可置疑。但值得今天继续追问的是：他们何以能进行这样的选择？何以能做到这样的代表？我感到，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领袖集团历史性集结所造成的“组合”优势：集结在这里的每一位领袖都昂奋着独特的个性，但又不会损害整体的气质；集结在这里的每一位领袖都闪射出耀眼的光芒，但又不会掩映他人的光辉；集结在这里的每一位领袖都书写下不朽的传奇，但又不会遮蔽集体的力量。他们确实做到了，星光灿烂，尽出其（中共）里！
他们当中最耀眼的一颗星，毫无疑问，应该是毛泽东。毛泽东拥有大学识、大胸怀、大眼界、大气魄，足以令人叹服，震烁古今！就我们在军队工作的同志比较熟悉的军事领域而言，毛泽东所展示出的博大气象，只能用“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来形容。今年是对印自卫反击作战胜利50周年。曾有地方的学者放言：20世纪60年代是毛泽东一生之中比较“弱势”的时期，而且以这场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作为例证。对此，我不敢苟同。面对当年的严峻局势，在听取张国华汇报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时，老人家曾有一段插话，他说道：“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敌人也见过不少，一个中国蒋介石，一个日本，一个美国，现在又有个印度。”“别的星球上的，如果来了怎么办，现在我们没有经验。地球上的，我看就是要把它整下去。”“别的星球上的”暂且不管，只要是“地球上的”，就得“把它整下去”。谁能说毛泽东“弱势”了，老人家非但不弱而且很强。强在哪里？强就强在他的大胸怀、大魄力，其胸怀之大足以总揽寰宇，其魄力之大足以雄视千古！
朱老总生前总说一句话：“朱不离毛”。这集中反映了朱德另一种别样的胸怀，那就是对最高领袖的维护和服从。这种维护和服从决不是封建式的“愚忠”，而是基于领袖是党团结统一的核心，是党正确主张的代表，从唯物史观和党性标准出发来要求自己的自觉行动。因此，朱老总的胸怀展现出了别样的宽厚与坦诚。对此，毛主席有一个十分恰切的评语，说朱老总是“度量大如海”。如果说，毛主席的胸怀表现为总揽寰宇，雄视千古；那朱老总的胸怀则表现为充盈天地，润化万物。这集中体现在了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中。1935年9月下旬，朱老总随左路军部队自阿坝南下，抵达松岗、马塘一带。途中，遇到编在左路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九军团的指战员，他们不满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有的提出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耐心地教育他们：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掌握正确的斗争策略，要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主持召开高干会，悍然宣布成立所谓“临时党中央”。朱德义正词严地表示：“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随后，朱德随前敌总指挥部行动，深入到部队中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性和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他还对左路军所辖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一些领导干部说：要小心忍耐，不要灰心，要好好地干，是非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朱老总的这份宽厚和度量，浓浓地聚集着党性的精神内涵，向我们深刻昭示：胸怀，不仅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气度风范，更是一种充盈天地涵养大气的生命境界。
意志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价值自觉和
激灼昂奋的人格典范
顺势者昌。历史始终是在以不可抗拒的方式向前迈进。任何伟大的人物都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大势，才能有所作为。这种潮流和大势就是历史展现出的稍纵即逝的机遇。但是，所谓历史的机遇并非都是个体生命境遇之中的顺境和坦途。
纵览中共开国领袖群的集结与崛起，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和特征，那就是，这些卓越的领袖人物既是某一领域中出类拔萃的精英，如军事将领、党务家、理论家、经济家、外交家等等，同时又是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应该说，他们是首先作为一个党员其次才作为一名精英的一种个体存在，这就要求他们除了要具备过人的专业才华还要有出色的政治素质。 通过这次整顿，部队有了铁的纪律，步调一致了，学会了新的游击战战术，增强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本领。部队根据朱德的指示，在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地域，开展游击战争，实行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后来朱德回忆说：“到赣南大余时……开始上山，在山上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
带领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上井冈山，
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组成名扬天下的“朱毛红军”
在“赣南三整”期间，朱德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利用与范石生的同学关系，在部队编制不变、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以走等条件下，同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范石生部建立统一战线，使部队的子弹、被服、医药等方面得到很好的补充。1928年初，朱德率部离开范石生部，转入湘南，于1月12日在宜章发动湘南起义。接着，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还招收了一批修筑粤汉铁路的民工参军，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在短短的3个多月里，湘南起义的革命风暴遍及20余县，又组建了3个农军师和2个独立团。因“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湘南起义失败。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万余人主动撤出湘南，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3个师。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是毛泽东和朱德艰难缔造的当时全国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建设最好的一支部队。正如朱德所说：“这两支部队的会合，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
回顾朱德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缔造人民军队的历史，总结中国共产党缔造人民军队的经验，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从艰难缔造人民军队之初，就精心培育人民军队服从党的领导、革命意志坚定、军纪严明、战略战术灵活、不屈不挠等优良革命传统。在人民军队85年的顽强奋斗中，这些传统不断得到发扬光大。胡锦涛总书记把人民军队的优良革命传统高度概括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并特别强调指出：“听党指挥，是党和人民对人民军队最高政治要求，是人民解放军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我们纪念南昌起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人民军队的优良革命传统，确保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
费虹寰：艰难缔造，精神永存
今年是八一南昌起义85周年。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诞生、成长、发展和壮大的历史，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壮举，越来越闪耀出夺目的光彩，显示出重大的历史意义。对于八一南昌起义，萧克将军曾经作出过这样的评价：“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不能由此而低估它的伟大政治意义。巴黎公社革命、辛亥革命都失败了，不是在历史上永放光辉吗？”毋庸置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八一南昌起义都以其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它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而被深深铭记。
首先，南昌起义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顽强奋斗，不屈不挠，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精神。
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大革命后期，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大局，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据党的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6月，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多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得不全部转入地下秘密状态，党内不坚定分子的脱党、叛党行为时有发生，党内思想极度混乱，而人数众多的中间派人士也开始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面对着被瓦解和被消灭的危险，“要不要坚持革命”和“怎样坚持革命”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只有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才是唯一出路”的历史选择。
南昌起义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崭新姿态和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艰苦努力，为中国共产党开辟出一条独立领导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血与火的考验和磨砺中，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寻到的新出路。
这种在绝境中求生、在迷途中寻路的伟大实践，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作支撑，没有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作保证，没有坚持并善于思想理论创新的勇气和智慧作基础，是不可能完成革命在挫折和失败后的浴火重生的。
正是在不断继承和发扬这种伟大精神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经过85年血与火的磨练和考验，这支诞生于南昌城头的新型人民军队已经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在新的历史时期，这支人民军队将“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熔铸在每一个军人的心中，成为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的坚强保障。
第二，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新时期，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大革命时期，由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党对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对于武装斗争，“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直至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里，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毛泽东的认识和分析，建立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南昌起义组织和发动初期，我党曾一度准备依靠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后来发现张发奎已经投靠汪精卫，起义领导人毅然决定“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这一重大决策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无奈之举，实际上是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从南昌起义出发，又经历了秋收起义、广州暴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经过艰苦斗争和不屈不挠的努力，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正如陈毅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由中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来领导，并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自南昌。中国共产党当时倘使没有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勇气，倘使不能坚决的回答人民所提出的革命问题，中国就要走弯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推迟。但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坚决勇敢的回答了人民所提出来的问题，新生命就开始了。” 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发端。此前，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人不重视利用有利条件尽力发展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主张凡从事工运、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并要求在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忽视对武装斗争的独立领导，势必在革命形势发生逆转的时候无所凭依，手足无措，从而导致革命的失败。南昌起义，为我党独立地领导和创建人民军队提供了历史契机。从此，党所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并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贺龙曾经指出：“我党独立地建立军队和指挥军队作战，是从南昌起义才开始的。”
南昌起义，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南昌起义胜利当天，革命委员会就宣布，南昌起义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在最近期内努力的纲领，是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农村之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而奋斗”。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虽然没有立即进行土地分配，但在某些地方进行了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打土豪，没收地主土地的尝试，对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做了有益的探索，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各地的土地革命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昌起义开始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所开创的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和创建人民军队、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并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伟大实践，极大地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使党在牢牢把握革命领导权的基础上，紧紧依靠广大工农群众，不断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正如朱德在南昌起义30周年时所指出的：南昌起义“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它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从此民主革命的大旗就由共产党独立肩负起来”。
第三，南昌起义开始了创建一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探索。
什么是新型的人民军队，怎样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一直是有识之士苦苦思考的重要问题。从黄埔军校时期开始，周恩来等人就在国民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真正的革命军是“为人民所用的军队”，必须坚持革命政党对军队的领导，“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因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成为实现党的理论的先锋，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南昌起义时，我们党掌握和影响了一批政治上进步的国民党军队，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由于党组织设在团一级，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起义部队官兵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是无从谈起。因此，起义失败后军心涣散，战斗力下降。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参加南昌起义余部中，也存在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中。“要不要坚持革命”和“怎样坚持革命”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面对新的困境，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依然在第一线指挥军队的朱德和毛泽东，开始了人民军队马克思主义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
1927年10月至11月，朱德在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向赣南进军途中，先后进行了军史上著名的“赣南三整”，主要是围绕着革命信念教育、整顿党团组织、整编部队、整顿纪律和军事训练等方面逐步开展的。这次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军政训练，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振奋了革命精神，扭转了部队中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加强了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和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为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开辟罗霄山脉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正如朱德后来所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部队要巩固，就要经常在部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基本的是要依靠党的组织。”
比朱德进行“赣南三整”稍早，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三湾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在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共产党没有掌握自己的军队的基础上，作出了整编部队，“支部建在连上”和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等重大决定，从而进一步在组织制度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朱德的“赣南三整”和毛泽东的“三湾改编”，都是党在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起点上，根据实践的需要，努力探索，大胆创新，而作出的正确选择。他们几乎同时找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发展方向，推动了人民军队的新发展，奠定了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这说明，事非经过不知难，客观实践的需求和压力是一切伟大创造的起点，时刻把握客观发展的新要求，新动向，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实践和理论创新，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第四，南昌起义锻造了数支革命队伍，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发展和壮大奠定了人才基础。
南昌起义，由于敌我兵力悬殊，起义部队缺乏斗争经验，没有树立起“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的明确观念而最终失败，起义官兵大部牺牲或失散了。但经过战争的锻炼和考验，起义军余部没有被打垮、拖散，最终在浴血奋战中成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余部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中坚力量；董朗、颜昌颐率领的余部与海陆丰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改编为红二师，创建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回到湘西，坚持武装斗争，在桑植创建了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工农政权。同时，经过南昌起义和南征战斗洗礼的起义军官兵，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涌现出一大批后来我军的将帅人才。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被誉为“伟大的军事家”，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直接参加南昌起义的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林彪和积极策应过南昌起义的叶剑英于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粟裕、陈赓、许光达等被授予大将军衔。他们在人民军队成长、壮大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动于85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作为伟大的人民军队的历史起点，早已彪炳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光辉的历史丰碑上。而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所表现出来的信念、智慧、勇气和伟大精神，以及从南昌起义开始缔造并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伟大军魂，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一处处长）
责任编辑 张荣辉 万 强 潘 瑀
金冲及：多数最高级将领
在南昌起义中接受第一次红色洗礼
8月1日，是一个光荣的日子，伟大的日子。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这个日子，称它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33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政府，规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纪念日。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上，写上“八一”两个大字。这是许多其他赞誉和奖励难以相比的。
要谈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大背景。
南昌起义前夜，中国共产党正处于一个生死关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宣布反共，持续了四五年的国共合作顿时破裂。昔日的盟友忽然变成凶残的刽子手，到处在搜捕，到处在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原来的近六万人一下减少到一万多人。李大钊、赵世炎、陈延年、萧楚女等许多优秀人物被杀害。共产党人的血流得太多太多了。
对这种突然袭击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和应对经验。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摧毁，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纷纷脱离组织，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悔过启事”，有的甚至带着敌人搜捕原来的同志。党内的思想相当混乱，不少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世界历史上，我们看到过许多这样的例子：革命者曾经创造出轰轰烈烈的历史场面，但在遭到全副武装的反动派突然袭击和血腥镇压后，一下子被打散了，很长很长时间内翻不过身来。中国革命这时候显然已进入低潮。社会上许多人认为共产党在这样的沉重打击下，面对比自己力量大多少倍的敌人，大概已经无法生存下去，再也翻不过身来。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确实面临着两种可能性：或者是灭亡；或者是不屈不挠挺身站立起来，把革命推向新的阶段。这是生活在平静日子里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生死考验。刚成立六年的中国共产党是好样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在这样血和火的生死搏斗中，只有用革命的武装力量来反对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但以前由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并没有重视掌握武装，能够由党掌握的军队主要贺龙、叶挺率领的在九江的两支部队，而汪精卫等已经决定对这两支部队下手。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总前委，还有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毅然决然地排除张国焘等的干扰，义无反顾地在南昌领导部队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种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85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依然令人神往。
在南昌打响的这第一枪，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它使人们在一片混乱中重新看到共产党的力量依然存在，看到新的出路，燃起新的希望。李立三在两年多后的1930年初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它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竖起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接着就是八七会议的召开，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发动。所以南昌起义意义，不仅仅表现占领南昌和继续南下，甚至也不只在它的首先发难，而且在于它在重大历史时刻高举红旗，把革命事业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南昌起义和它以后局势的发展，还逐步改变了中共中央对军事工作的认识。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一个有着极端重要意义的大事。
前面说到，中共中央在大革命时期忽视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所说的“仍无坚决的概念”，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土地革命初期，中共中央最看重的仍是工农暴动，常把军事运动特别是做正规军的工作，严厉批评为“军事投机”，不同意多做这方面的工作。事实上，在长期持久、规模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中，如果缺乏既有革命思想又受过严格军事训练、遵守组织纪律的军队作为骨干，只临时发动缺乏严格军事素养的工农暴动，是很不容易战胜敌人的。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中，以卢德铭为首的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南昌起义而正停留湘赣边界。以后的元帅如罗荣桓、大将如谭政、上将如张宗逊，还有何长工、杨立三、何挺颖、伍中豪，就是随这支队伍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如果没有这支部队的参加，单靠平江、浏阳的农民自卫军和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是很难取得上井冈山后那样大的发展的。
朱德、陈毅率领留守三河坝的南昌起义余部，以北伐劲旅叶挺独立团为基础，有着很强的战斗力。这支队伍得以保留下来，朱德、陈毅有很大的功劳。当时在这支队伍中的粟裕回忆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朱毛会师，对井冈山斗争的发展更起到很大作用。谭震林说过：“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候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我们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 当然，在这以后还有一个把这支军队进一步锻炼和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问题。但再没有人把这些称作“军事投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10个元帅，有6个参加了南昌起义，他们是：朱德、贺龙、刘伯承、林彪、陈毅、聂荣臻。叶挺如果不是遇到空难，自然也应该有这样的地位。10个大将，有4个参加了南昌起义军，他们是：粟裕、陈赓、张云逸、许光达。肖劲光原来是要参加南昌起义的，临时调去苏联了。黄克诚参加了湘南起义。上将中还有肖克等参加了南昌起义。人民解放军的大多数最高级将领，在南昌起义中接受了第一次同国民党作战的“红色洗礼”。
南昌起义失败了。周恩来把它的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没有“就地闹革命”。这也不奇怪，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在军事方面，以往参加过的只有广东东征和北伐那种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先前还不曾有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最初的目标也是进攻长沙，失败了，在实践中取得教训，才决定南下，以后上了井冈山。
人总是容易根据自己原有的经验来处理新遇到的问题。南昌起义也是这样。通常需要在实践中经过多少次胜利和失败的反复比较，才能把原来不清楚的事情逐渐认识清楚。这也叫“摸着石头过河”吧！对于前所未有的创举，尤其是这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顾问）
石仲泉：南昌起义与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和周恩来、朱德、陈毅对伟大开篇的贡献
还在5年以前，为纪念南昌起义80周年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胡锦涛讲话指出：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极其深远的意义。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这好理解，一般人都能接受。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相提并论，都视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则为过去所未讲过。我以为，这是一个尊重历史、充分肯定全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的科学论断。
南昌起义与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开篇
长期以来，对南昌起义的评价，主要肯定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开端，标志着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式诞生，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它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有什么关系？一般很少提及。因为按照一个时期的说法，南昌起义是城市中心论的产物，没有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因而有严重错误；只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才代表了正确路线。这种认识的极端发展，就是“文革”时期，红卫兵曾要求废除“八一”为建军节，提出把湘赣秋收起义开始的9月9日改为建军节。幸好毛主席对此加以了制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思潮，对党的很多历史问题都给予了科学说法。那么，对南昌起义的历史评价究竟应当怎么认识？这仍然是一些人头脑中没有完全释惑的一个问题。所以胡锦涛同志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放在一起讲，作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这才从根本上抹去了人们记忆中的阴影。
如何解读南昌起义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呢？
第一，南昌起义作为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端，可以视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的一个组成部分。党自创立以后就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斗争，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中虽然参与一些决策，但不是领导革命的主角。只是从南昌起义开始，党以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实现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才真正展开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由此，走什么样的道路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和实践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凡是要继续革命的都怒不可遏、义愤填膺，第一反应就是要进行武装反抗。至于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武装暴动道路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脑瓜里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先验的认知模式。在当时，党只能是发动武装起义的观念。就毛泽东而言，尽管在八七会议前已有“上山”思想，但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最初目标也是打长沙，并非一开始就决定上山。他是通过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才认识到，党要到反革命势力薄弱的边远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才有发展前途。后来又经过开辟中央苏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因此，从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发展历程来看，南昌起义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南昌起义为求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教训。南昌起义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主要不在于那时该不该在南昌起义，而在于起义以后不该继续执行起义以前中央决定的南下潮汕、一起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继续北伐的既定方针。因为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已转到反革命方面，党的领导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弱小，不可能再重新进行北伐战争。毛泽东的超群过人之处就在这里：能从实际出发，改变中央攻打长沙的决定，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比较拘泥于执行中央指示，缺乏毛泽东那样的审时度势、善于应变的革命智慧。对此，周恩来后来在延安讲这段历史时说：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就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这是历史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探索中国革命的路怎么走的深刻总结。我认为，这个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我不赞成那种认为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探索的观点。既然是探索，就会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不成功的，也是探索，它告诉人们“此路不通”。从辩证法的转化思想来看，南昌起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的“伟大开篇”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分兵后，由朱德率领的起义军辗转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为开辟井冈山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在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揭开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新的一页。上文提到周恩来讲的南昌起义的一种主要错误是没有就地革命。起义军主力南下失败，这个错误在总体上无法克服，但留在三河坝的南昌起义军在朱德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半年之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则在局部弥补了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的历史缺陷。随朱德上井冈山的还有南下潮汕的起义军余部。所有上山的南昌起义军，大多是北伐时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的叶挺独立团部队，装备比较整齐，枪支近千支，优于其他各部。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两支部队会师后组成的红四军领导成员，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占较大比例。在军一级，除党代表毛泽东外，军长朱德、参谋长王尔琢和教导大队长兼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都属于南昌起义军。讲南昌起义，一定要讲上井冈山的这一部分。因此，胡锦涛同志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放在一起讲，将两者都作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这无论对南昌起义的评价，还是对开辟井冈山道路的认识，都是符合历史的。这样的说法就完整、全面。
周恩来、朱德、陈毅对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的历史贡献
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如赣东北的方志敏式、湘鄂西的贺龙式、赣西南的李文林式等，都属于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开篇内容。这个伟大的开篇凝聚了全党的集体智慧，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开篇的主要代表。今天就不专讲了。这里着重讲与两个大事件有密切关系的周恩来、朱德、陈毅3人。
首先讲周恩来。
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就活跃在中国革命舞台上，先是在黄埔军校，随后参加东征和北伐，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积极主张东征讨蒋。汪精卫在武汉“反共”后，他作为中共临时中央常委负责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从此，他开始参与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其主要贡献有几点：
一是他作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是人民军队主要缔造者之一。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周恩来不后久即参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二是他反对“左”倾盲动倾向，指导全党创建工农红军、实行武装革命斗争，为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提供了领导支持。周恩来1927年11月辗转到达上海，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尽管“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从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中感到应该注重实际，反对各地盛行的军事冒险行动。在指导各地武装斗争时，他十分强调武装割据的重要性，指示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粤北活动的朱德，应与井冈山地区的毛泽东联络，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苏维埃政权。他建议中央派贺龙等去湘鄂西组建红军，开展武装割据。他还不断派遣军事政治干部到一些根据地，以加强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工作。至20世纪30年代初，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在湘、鄂、赣、粤、闽、浙等省边界初步形成，陆续建立起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与周恩来在中央的指导分不开。
三是周恩来高度赞扬和不断宣传“朱毛红军”，主持起草中央“九月来信”，为制定作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建党建军纲领的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组织保证。党的六大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军事报告，介绍了红军发展情况。六大后，周恩来作为中央常委分管军事工作，负责联系苏区。他一直关注“朱毛红军”的发展，不但向共产国际报告“朱毛红军”的情况，还通过党中央刊物广为宣传。1929年8月，他代表中央起草致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勉励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前述“九月来信”虽然是陈毅执笔的，但是以周恩来的“八月来信”为基础，并根据周恩来等多次谈话强调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反对极端民主化等的精神起草的。周恩来还嘱咐陈毅：回去以后请毛主席复职，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周恩来关注红四军，实际上是在关注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命运。
四是他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革命的割据可能，为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的领导人转变观念、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共产国际对周恩来十分器重，认为他是中共中央最聪明、最讲究实际、最有经验、最负责任和唯一能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是改进党的工作和改造党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不可替代的人物。但是，周恩来一方面尊重共产国际，另一方面又不唯命是从，有不同意见仍据理力争。1930年4月至7月，他在德共《红旗报》上撰文指出：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的主要特征，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支援中国的苏维埃斗争。他在联共十六大作报告介绍中国革命的特点时指出：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有它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在同斯大林会见时，他介绍红军的发展和游击战争的情况后，斯大林承认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提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随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强调：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实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让共产国际由城市中心论转向承认农村中心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周恩来所做的努力为共产国际观念，最终认同中国革命的道路，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讲朱德。朱德贡献可以讲三点。
一是他作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经过三河坝战役和“赣南三整”，保存了革命火种。他作为起义军的先遣司令，在三河坝率领3000留守兵为掩护主力部队与敌军血战三昼夜后，转战粤闽赣边界，经过“赣南三整”（安远的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崇义的上堡整训），部队状况有了根本改变。“赣南三整”与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在时间上相近，在做法上类似，同“三湾改编”一样意义重大。
二是他作为湘南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将部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带上井冈山，实现了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具有决定意义的“朱毛会师”。湘南年关起义，在全国的200多次起义中，就参加人数、地域规模和历史影响而论，除南昌、广州两大城市起义外，在农村的起义就要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湘南年关起义了。在党的主要领导人中，他参与领导城乡两大起义，是独一无二的。1928年4月底，他率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一万多人，上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红四军。从此“朱毛”不可分，成为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 三是他作为红四军军长，是井冈山道路的主要开辟者之一。井冈山根据地从创建到主力下山，存在了15个月。“朱毛会师”后，井冈山根据地走向鼎盛和巩固，坚持了9个月。会师后的井冈山兵力一下增加了五倍以上。尽管湘南农军大多下山了，但是南昌起义军仍是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基本主力。井冈山斗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军事斗争为基础。而打破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剿”和“会剿”，主要由朱德指挥战斗，平均每五天打一次仗。井冈山道路的开辟，是艰苦的政治斗争和艰巨的军事斗争紧密配合、互相作用的灿烂之果。朱德为这条道路的开辟作出了巨大贡献。
最后讲陈毅。1927年8月初，陈毅随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抵达九江，听说南昌发生起义，便离开教导团追赶南下的起义军，见到周恩来后，被分配到曾由叶挺率领过的“铁军铁团”任指导员。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也开始了参与“伟大开篇”的历程。他的主要贡献有三点：
一是协助朱德对南昌起义余部进行“赣南三整”。他参加了三河坝战役，坚决拥护朱德带领部队转移闽粤赣边活动。在“赣南三整”时，他坚决支持朱德。部队整编后，朱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纵队指导员。从此，陈毅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二是他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协助朱德将万余人的大队伍带上井冈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者之一。他先后任红四军教导大队长、军委书记、前委书记等职，从此跟随毛泽东、朱德走上了进行武装斗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漫长道路。他是作为这条道路之源的井冈山道路的开辟者之一。
三是他受中央委托参与起草著名的“九月来信”，为作为建党建军纲领的古田会议决议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四军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涉及到党怎样领导军队、军队的农村武装斗争怎样进行和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陈毅根据中央要求到上海向中央政治局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历史和现状，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审定、由陈毅具体执笔，代表中央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对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红军的根本任务、红军分散与集中的战略，以及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重要问题都提出了明确意见。中央肯定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陈毅回红四军做解释说服工作，请养病的毛泽东回军任职。根据“九月来信”，红四军领导人之间消除了隔阂，增强了团结，并于1929年12月底在福建上杭的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实际上由陈毅主持，他在传达“九月来信”后还作了专题报告。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党建军的第一个比较完备的纲领，应该说陈毅做的大量工作功不可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顾问）
陈昊苏：铭记光荣历史 发扬革命精神
南昌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是我们军队在漫长而曲折的光荣战史上赢得胜利的第一个战役，是我们军队在解放全中国乃至全人类宏伟事业中树起的第一座丰碑。作为军队的后代，我们将永远铭记先辈们创造历史的光荣，永远继承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统率并指挥了85年前的这一场胜利的战役，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战功。周恩来总理是我党军事工作的创始人，朱德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众望所归的总司令，贺龙元帅、刘伯承元帅都是全国军民爱戴的开国元勋，他们的丰功伟绩如群山高耸，而领导南昌起义，永远是起伏群山的最高峰。“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极“左”思潮泛滥，有人妄图打倒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同志，连带着要否定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是我们军队的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席出来讲话，肯定南昌起义在建军历史上的首创之功，这才扭转局面，使我们军队的光荣历史得到保全。今天我们纪念南昌起义85周年，要对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贺龙元帅、叶挺军长、刘伯承元帅等南昌起义领导人表示深情缅怀，也对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赢得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历史性功勋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于1927年7月31日至8月1日爆发的南昌起义，这已成为历史的定论，不可动摇。南昌起义胜利之后，部队并没有使用解放军的称号，实际上正式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称号是在20年以后的1947年。但是这支部队肩负着解放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使命，却是从一开始创建的时候就有所发端，现出征兆，显示倾向，最后成为永远不变的光荣传统。我希望党史军史专家能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并且做出论证。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投入反抗斗争的人民所向往的就是解放。历史上因此有过很多不同理想、不同实践的解放者。中国古代史上的农民起义军，从陈胜、吴广开始，或者还有毛泽东主席赞扬过的盗跖、庄蹻，他们都是要把农民和奴隶从封建制或奴隶制中解放出来。古罗马的斯巴达克斯也是奴隶的解放者。雪莱提出解放全人类的概念，当时他说的解放全人类，主要是把爱尔兰人民从天主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南美的解放者玻利瓦尔是把他们的国家从西班牙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20世纪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者首先是要把中国人民从新军阀的屠杀政策和白色恐怖中解放出来（南昌起义），从地主豪绅所代表的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土地革命战争），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下解放出来（抗日战争），从国民党反动政府所代表的“三座大山”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解放战争）。85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实完成了解放人民的伟大使命：首先是国内的，解放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还有国际的，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就是例子。作为解放者，解放军首先是实现人民在政治上的解放，赶走侵略者，赢得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的政权；同时也全力以赴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和为实现现代化而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争取人民在经济上翻身，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在经济上赢得富裕之后，在文化上也能享受高度的文明成果，为古老中华文明的复兴作出光荣贡献。展望未来，我们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会作为历史上最有觉悟的人民军队继续她宏伟的事业，保卫世界和平，为全人类的和谐进步作出巨大的推动，她的历史荣誉还将继续增添，成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欢迎、爱戴、赞美、颂扬的伟大军队，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永铸辉煌。 我的父亲陈毅元帅追随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又在毛泽东主席、朱德元帅的领导下参与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老战士，为此他感到永远的光荣。我后来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从事军队历史的研究，我也为此感到快乐和光荣。在建军节到来之际，我向我们军队现在的领导者、英雄的战友同志们致敬，并祝福伟大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远大和光荣的前程！
（陈毅同志亲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
朱和平：军事统帅的人格力量是部队战斗作风的灵魂
85年前的南昌起义，是在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挽救革命，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见了高高举起的火炬。南昌起义虽然大部分失败了，最后仅剩下我的爷爷朱总司令带领的800多人。但正是这800多人组成的最后火种，艰难奋战，最终成为我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为什么南昌起义能保留下最后的火种？多年来，许多党史、军史专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有党对军队的领导，有江西和两湖地区农民运动的基础，有国民党军阀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都为当时十分弱小且缺乏军事经验的共产党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今天，我从亲人的视角，仅从爷爷的人格力量这一点作些分析。
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
10月3日，周恩来宣布起义失败。恰恰是南昌起义的失败，使爷爷面临历史的机遇。爷爷在南昌起义时没有基本部队，主力第十一军8个团由叶挺指挥，第二十军6个团由贺龙指挥，爷爷当时是第九军副军长，只是空架子，手中的部队只有教导团的3个连加南昌公安局的2个保安队，共500人。三河坝分兵是第二十五师（周士第、李硕勋）和部分第二十四师人员。当时部队已溃败，起义时成立的各级党组织到10月已崩溃，所有师、团领导人均已离队，军事干部只剩下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治干部只剩下一个团指导员陈毅。林彪当时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只有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才能力挽狂澜。当时，爷爷坚定地对大家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会有办法！”
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朱总司令的伟大！”陆定一评价爷爷：“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
我军主要高级将领很多出自这800多人或者是后续加入到这支队伍中的同志，正是由于他们在危难之中共同树立起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使他们走过千山万水，身经百战，屡蹈死地而后生。他们已不是普通的军人，在跟随爷爷多年的耳濡目染中，已经把爷爷的这种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并且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清醒的头脑和过人的智慧
爷爷是一位头脑清醒并具有大智大勇的军事统帅。在南昌起义前，他已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军事斗争有了深刻的认识。爷爷后来在延安时说：“（1913-1915）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的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越）边界跟蛮子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1925年爷爷在苏留学，曾回答教官：“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4月20日即杀害了爷爷的挚友孙炳文同志。南昌起义前，爷爷曾专程去武汉看望孙夫人任锐，遇房师亮，房问：“怎么办？”爷爷坚定的回答：“上山打游击！”从这些可以看出，爷爷对未来共产党将要进行的武装斗争，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既有理论上的探索，也有实践上的积累。他的游击战争理论和实践，是在南昌起义十几年前开始的。
三河坝保卫战是会昌之战后爷爷独立指挥的战役。此次战役，爷爷以三四千人的兵力，阻击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2万余人。爷爷果断放弃三河坝镇，把阻击战阵地巧妙地放到韩江对岸，利用江面天险，与敌激战3个昼夜，最后在敌人三面合围的情况下，率领剩余部分批次顺利撤出包围圈，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战役目的。这次战役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形败实赢的胜仗，创造了中国战史上的一个奇迹和典范”。
三河坝脱险后，爷爷开始调整我军的战略战术思想。通过上堡整训，确立了“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并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形战斗队形”，等等。在战略方向选择上，他并没有带部队去攻打大城市，而是与范石生合作，积蓄力量，并把目光盯住湘南地区。1928年1月21日，爷爷率部智取宜章，拉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随后一鼓作气，发动石坪战役，用1个团的兵力一举歼灭了赫赫有名的许克祥的6个团。石坪战役不仅扭转了我军被动局面，更使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理论与实践基本成型，并首次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虽然只有短短的3个月，但是湘南暴动建立了6个县苏维埃政权，涉及20多个县，100多万人口，并初步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农民赤卫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部队编成3个师、2个独立团，为后来的朱毛井冈山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朴实的作风和身先士卒的风范
爷爷在加入共产党之前，曾在旧军队中打拼十多年，对旧军队中官商勾结、兵匪一家、欺压百姓、打骂士兵等恶习深恶痛绝。加入共产党后，爷爷一直在为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而努力探索。爷爷认为：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必须要同旧军队有本质的区别，不仅要解决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这个根本问题，而且还要建立起新型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对内对外关系。 在南昌起义前，爷爷利用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机会，改革旧军队的用人制度，在挑选中下层军官时，先经过测验，再到广场逐个考试军事实地的指挥能力，然后按他们的实际成绩，分别委任相应的连、排职务。这种量才任用的做法，杜绝了旧军队中的裙带关系，也为后来红军的各级指挥员的培养积累了经验。据当年参加过军官教育团的徐震球回忆：“朱德对学员非常关心，吃饭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晚上查夜给学员盖被子。教育团实行说服教育，严禁打骂，军官、学员一律平等。星期六野外演习，往返五六十里，朱德有马不骑，让给体弱或临时生病的学员乘坐，自己同大家一同走路。处处以身作则。”军官教育团不过三四千人，在南昌起义2万多人中仅仅是个零头。但正是以他们为骨干的队伍，在起义后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没有溃散。
在爷爷的带领下，我军从南昌起义前夕就开始形成“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经过后来的“赣南三整”，军队中的党组织进一步加强，编制进一步精干，作战思想更加明确，又增加了做群众工作的内容，使我军具备了人民军队的雏形。从那时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从最高统帅到普通一兵，基本上都是同等的生活待遇，这一新型的内部关系，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与国民党的军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抗战期间，爷爷作为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总司令，和普通士兵过着同样的生活，身上并无一文钱。1937年9月27日，他给前妻、我父亲朱琦的养母陈玉珍奶奶的信中说：“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共苦几十年，愉快非常，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没有要过一文钱。”当他从自己的外甥许明扬口中得知他的两位母亲（生母和养母）都健在，已过八十高龄，四川老家正值荒年，难以度日时，心中万分焦虑，无奈之中，只能写信给他川中好友戴与龄借款200元钱寄到家中，并告知：“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此。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戴与龄接信后才知道，爷爷这位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八路军总司令竟如此两袖清风，连救助老母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内心感动不已，当即筹足200元钱，送到爷爷的老家。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支军队，特别是一支装备很差、没有后勤并以步兵为主的军队，最高军事统帅的人格力量往往会成为这支部队战斗作风的灵魂。毛泽东在评价南昌起义时曾说：“这支部队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个人的领导才能得救的！”
85年后的今天，我作为朱总司令的孙子，能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们一起，共同学习、缅怀和研究我军在创建初期的这段历史，倍感亲切。希望能从老一辈把握历史机遇的传奇经历中有所启迪，在新世纪、新阶段，把握新的历史机遇，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推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朱德同志亲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院副院长）
刘弥群：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
范是当务之急
周总理和朱老总都是新中国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我党、我军享有崇高的威望。1927年7月，在汉口筹划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的过程中，我父亲真正认识周总理。与朱老总相识，是在1918年1月在川中联合抗袁、共同护国护法的斗争中。我父亲多次夸他们为大德大才之人，并把他们当做终身战友和知己。他们一起拥护毛泽东、一起与张国焘斗争、一起呕心沥血建立新中国。
我受父母的影响从小就崇拜周总理和朱老总。从小就知道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合，并创建工农红军。在抗日战争中朱老总是八路军的总司令，在解放战争时期朱老总是解放军总司令，在推翻“三座”大山、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斗争中真是立下不朽功勋。周恩来的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历史联系在一起、与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在中国革命每一个关键时刻，他永远站在毛主席身边，有着超群的智慧和非凡的能力。周总理和朱德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我们国家、对我们共产党、对我们人民、对我们军队无私奉献，他们的精神和风范影响、感染和鼓励着后人。
八一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形势最不利的时候进行，那时的将士和领袖靠信仰和精神浴血奋战，直至建立新中国。历史证明，我们敌人最害怕甚至于我们敌人也敬佩和羡慕的不是我们手中的武器，而是我们信仰的力量。如今我们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但是也存在贫富差别拉大、政府官员腐败加重的危机，信仰缺失是根本原因。我认为弘扬革命先烈和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是当务之急。
（刘伯承同志亲属）
周秉德：周恩来的军事思想政治实践
今天我们共同纪念八一南昌起义85周年。这个日子确实值得我们纪念，因为八一南昌起义既坚定地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第一枪，又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光辉起点，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我的伯父周恩来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认识军队重要性并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早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他曾经写作《海军说》一文，“立国于军事者，军盛则国强，军衰则国弱……”，受到国文老师的高度赞许。当时伯父只有17岁，但是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军事的作用特别是海军的重要性的认真思考。
在旅欧期间，伯父就提出了中国革命非有极坚强、极有组织革命军不可的思想。伯父在给伯母的一封信中提出：“我们无军队便无革命”。伯父最早意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这些军事思想贯穿伯父革命生涯的始终，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
1924年7月，中共中央指示伯父回国。回国后他致力于创建军队政治制度，并第一次把政治教育引进校园。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些政治教育扎根黄埔军校学员心中。1937年伯父曾经对英国记者说，黄埔军校曾经设立党代表制度，这个制度是历史上没有的，今日八路军继承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由此可见，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实践，不仅在当时成效卓著，而且对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具有重要意义。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周恩来把聚集武汉的共产党员派往各地掌握武装革命力量，以反抗国民党屠杀。7月下旬中央最终确定南昌起义。8月1日凌晨，我党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终于在南昌打响了。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长期领导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参与许多战略战役的重大决策，在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指导国防建设具有重大的作用。今天在这里纪念南昌起义、怀念革命前辈，研究他们的军事思想也是进一步促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使老一辈革命实践发挥更大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周恩来同志亲属）
贺晓明：用八一精神鼓励和教育下一代
我们应该弘扬八一南昌起义的精神，用这种精神鼓励和教育下一代。红军在长征途中过雪山、过草地，大自然的考验都是非常艰难的，这些都不是凡人所能经受的。现在看来，光脚爬雪山的情景我们都不可想象。但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就能做到，他们靠的是信仰的力量，靠的是党的领导，靠的是共产党员模范带头的作用。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的宣传工作、思想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作为八一南昌起义参加者的后人，给江西来的同志提一个愿望。当年参加南昌起义一共22000人，现在能够找到姓名的烈士只有800多人。我希望江西的同志把这个事做一下。
（贺龙同志亲属）
齐德学：从南昌起义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这不是新时期提出来的，而是从南昌起义就已经开始进行探索的。
首先，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含义，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通过党在军队的各级组织，主要以连以上的各级党组织在政治上、组织上领导指挥部队行动。全军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二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由一系列制度保证的，比如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三是各级党组织领导所属部队是采取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凡是属于军队重大问题由党委集体研究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其他任何党派不允许参与对解放军的领导，也不允许其他任何党派和宗教组织在军队进行组织活动。所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人民军队只归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而且这个原则不是现在才确定的，它是在1930年周恩来组织中央军委扩大会时就已经明确的。
其次，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从南昌起义就已经开始进行探索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开始的标志，所以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每年8月1日为建军节。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实际上是整个起义的领导核心，然后在起义部队军和师两级成立党委，在团成立党支部和党的组织部，在营连设立党小组，这种组织措施在叶挺独立团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前敌委员会跟军、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领导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还是协商的关系，这种组织措施还不能完全控制部队、完全掌握部队。毛泽东曾经讲过，在那时，我们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便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所以经不起严重的考验。因此南昌起义只是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行了探索，并没有完全抓住部队。
再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是在革命实践中探索确立的，并在革命战争中经过斗争而坚持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行的三湾改编。第一是缩编，由原来起义的5000多人精简到不足1000人；第二是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营团建立党委，连设立支部、班排建立党小组；第三是发扬民主。所以三湾改编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是非常大的创造。此外，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的赣南三整时也起到了这个作用。1929年，红四军对于怎么建立新型军队曾经有过分歧和争论，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定为根本制度，是先在红四军中确立，后来再推广到整个红军中去执行的。此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当中，始终坚持这个原则和制度，这也是经过斗争的。这种斗争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同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一个是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
最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缔造的，它所取得的一切胜利、为党和人民所作的一切贡献以及它本身从弱到强、从小到大发展的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所以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人民军队的今天。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和人民军队几乎都是一体，在人民群众眼里共产党就是红军，就是八路军，就是新四军、解放军，所以从这点来说，党和军队几乎形成一体，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上的基本经验和必然结论。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原副部长）
朱之江：元戎风范励后人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5周年纪念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纪念时刻，回顾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缅怀和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涵养大气的胸怀气度、执著坚定的意志品格，对于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信仰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信念认同和
践行升华的精神归附
无论中外古今，无论个人团体，都需要信仰，皆讲求信仰。但从信仰的性质看，共产党人所讲的信仰与古今中外其他个人、团体、政治力量所秉持的信仰存在霄壤之别。其它的信仰或膜拜某一宗教，或崇信某种学说，或遵从某些理念；而共产党人的信仰则是坚定的政治信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并以之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共产主义者最根本的角色特质，这是共产党人必须坚守的精神家园。
人类与生俱来就对精神归附感具有一种天然的依赖，孜孜以求所谓的灵魂“避难所”和“归宿地”，这是人类多数信仰的由来之源。共产主义信仰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信仰模式。共产主义者的信仰完全挣脱了对异己神秘力量的迷信和盲从，甩脱了对小我私利的关注和牵绊，第一次将人的理想追求和信念坚守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理性把握和透彻深邃洞察的基础之上。这是人类信仰模式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因此，共产党人的信仰具有无可比拟的政治和道德优势。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共产主义信仰的彻底性和变革性决定了确立这一信仰本身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可以说，磨砺时时都有，考验无处不在。在描述我们中共开国领袖群时，人们往往会使用这样的字眼：他们大多起于布衣，身经百战，屡蹈死地而后生，在血与火中百炼成钢。这种信仰确立模式，是典型的逆境抗争型。可实际上，在我们的革命家群体中还有另外的一类，他们并非被苦难所逼，被迫扯起战旗，投奔共产党，杀敌闹革命；更不是人生之路别无选择，为了求生，方才慨然从戎。与此相反，假若是为了个人的“前程”，为了家庭的“安稳”，他们大可不必冒着被通缉、被幽禁、被杀头的危险，辗转流离，颠沛动荡。这后一种信仰确立模式，是典型的顺境主动选择型。朱老总充满传奇的人生轨迹生动诠释了后一种信仰确立的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分析案例和示范模型。 了解朱老总生平的同志应该不会陌生，朱老总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算得上是高官厚禄、仕途坦荡。1917年7月，年仅31岁的朱德就已经出任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后又兼任泸州城防司令。1922年1月，就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虽然在当年3月，遭到唐继尧通缉，丢官去职，但他并非完全陷入仕途的绝境。5月下旬，应原川军总司令刘湘和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之邀，朱德抵达重庆，受到刘、杨盛情款待。杨森以“师长”职位邀其留川共事。但是，朱德已然下定决心抛弃高官厚禄，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以即将出国为由，婉言谢绝。杨森只好表示希望他学成归来，一定虚席以待。但此时的朱德已经确定了新的人生志向，6月抵达上海，“产生要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加入这一组织的想法”。可他在上海并没有找到党组织，但他没有放弃，决定赴北京继续寻找。
来到北京，朱德获悉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就在上海，于是又南下上海。7月、8月间，朱德在上海拜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但陈独秀并未同意。他对朱德说，对于像你这样当过高级旧军官的人来说，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富有戏剧性的是，与在中共方面受到的“冷遇”相比，在国民党方面朱德却得到了格外的“荣宠”。当时，孙中山正筹划夺回广东，重建共和政府，并寄厚望于滇军，为此，孙中山力邀朱德组织驻桂滇军攻打广东军阀陈炯明，并且一口答应先付军饷十万元。得知朱德出国学习决心已定，孙中山又建议他去美国。朱德的回答却是，更愿意到欧洲，因为欧洲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这一新生社会力量。从此，朱德便踏上了找党找到天尽头的信仰追寻道路。最终于1922年11月，在德国由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信仰有时是那样的廉价，有时却是无比的昂贵。冷遇的打击，师长之职、十万厚饷的诱惑，都无法阻挡信念的脚步。朱老总这段执着人生轨迹向我们昭示：信仰，不仅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信念认同，更是一种浸彻心灵践行升华的精神归附。
胸怀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气度风范和
涵养大气的生命境界
选择的是人民的选择，代表的是历史前进的方向，这是中共开国领袖群得以崛起、成功的最根本原因，这无可置疑。但值得今天继续追问的是：他们何以能进行这样的选择？何以能做到这样的代表？我感到，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领袖集团历史性集结所造成的“组合”优势：集结在这里的每一位领袖都昂奋着独特的个性，但又不会损害整体的气质；集结在这里的每一位领袖都闪射出耀眼的光芒，但又不会掩映他人的光辉；集结在这里的每一位领袖都书写下不朽的传奇，但又不会遮蔽集体的力量。他们确实做到了，星光灿烂，尽出其（中共）里！
他们当中最耀眼的一颗星，毫无疑问，应该是毛泽东。毛泽东拥有大学识、大胸怀、大眼界、大气魄，足以令人叹服，震烁古今！就我们在军队工作的同志比较熟悉的军事领域而言，毛泽东所展示出的博大气象，只能用“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来形容。今年是对印自卫反击作战胜利50周年。曾有地方的学者放言：20世纪60年代是毛泽东一生之中比较“弱势”的时期，而且以这场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作为例证。对此，我不敢苟同。面对当年的严峻局势，在听取张国华汇报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时，老人家曾有一段插话，他说道：“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敌人也见过不少，一个中国蒋介石，一个日本，一个美国，现在又有个印度。”“别的星球上的，如果来了怎么办，现在我们没有经验。地球上的，我看就是要把它整下去。”“别的星球上的”暂且不管，只要是“地球上的”，就得“把它整下去”。谁能说毛泽东“弱势”了，老人家非但不弱而且很强。强在哪里？强就强在他的大胸怀、大魄力，其胸怀之大足以总揽寰宇，其魄力之大足以雄视千古！
朱老总生前总说一句话：“朱不离毛”。这集中反映了朱德另一种别样的胸怀，那就是对最高领袖的维护和服从。这种维护和服从决不是封建式的“愚忠”，而是基于领袖是党团结统一的核心，是党正确主张的代表，从唯物史观和党性标准出发来要求自己的自觉行动。因此，朱老总的胸怀展现出了别样的宽厚与坦诚。对此，毛主席有一个十分恰切的评语，说朱老总是“度量大如海”。如果说，毛主席的胸怀表现为总揽寰宇，雄视千古；那朱老总的胸怀则表现为充盈天地，润化万物。这集中体现在了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中。1935年9月下旬，朱老总随左路军部队自阿坝南下，抵达松岗、马塘一带。途中，遇到编在左路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九军团的指战员，他们不满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有的提出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耐心地教育他们：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掌握正确的斗争策略，要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主持召开高干会，悍然宣布成立所谓“临时党中央”。朱德义正词严地表示：“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随后，朱德随前敌总指挥部行动，深入到部队中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性和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他还对左路军所辖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一些领导干部说：要小心忍耐，不要灰心，要好好地干，是非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朱老总的这份宽厚和度量，浓浓地聚集着党性的精神内涵，向我们深刻昭示：胸怀，不仅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气度风范，更是一种充盈天地涵养大气的生命境界。
意志是共产党人不可离缺的价值自觉和
激灼昂奋的人格典范
顺势者昌。历史始终是在以不可抗拒的方式向前迈进。任何伟大的人物都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大势，才能有所作为。这种潮流和大势就是历史展现出的稍纵即逝的机遇。但是，所谓历史的机遇并非都是个体生命境遇之中的顺境和坦途。
纵览中共开国领袖群的集结与崛起，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和特征，那就是，这些卓越的领袖人物既是某一领域中出类拔萃的精英，如军事将领、党务家、理论家、经济家、外交家等等，同时又是忠贞不渝的共产党员。应该说，他们是首先作为一个党员其次才作为一名精英的一种个体存在，这就要求他们除了要具备过人的专业才华还要有出色的政治素质。 通过这次整顿，部队有了铁的纪律，步调一致了，学会了新的游击战战术，增强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本领。部队根据朱德的指示，在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地域，开展游击战争，实行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后来朱德回忆说：“到赣南大余时……开始上山，在山上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
带领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上井冈山，
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组成名扬天下的“朱毛红军”
在“赣南三整”期间，朱德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利用与范石生的同学关系，在部队编制不变、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以走等条件下，同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范石生部建立统一战线，使部队的子弹、被服、医药等方面得到很好的补充。1928年初，朱德率部离开范石生部，转入湘南，于1月12日在宜章发动湘南起义。接着，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还招收了一批修筑粤汉铁路的民工参军，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在短短的3个多月里，湘南起义的革命风暴遍及20余县，又组建了3个农军师和2个独立团。因“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湘南起义失败。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万余人主动撤出湘南，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3个师。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是毛泽东和朱德艰难缔造的当时全国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建设最好的一支部队。正如朱德所说：“这两支部队的会合，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
回顾朱德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缔造人民军队的历史，总结中国共产党缔造人民军队的经验，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从艰难缔造人民军队之初，就精心培育人民军队服从党的领导、革命意志坚定、军纪严明、战略战术灵活、不屈不挠等优良革命传统。在人民军队85年的顽强奋斗中，这些传统不断得到发扬光大。胡锦涛总书记把人民军队的优良革命传统高度概括为“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并特别强调指出：“听党指挥，是党和人民对人民军队最高政治要求，是人民解放军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我们纪念南昌起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人民军队的优良革命传统，确保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
费虹寰：艰难缔造，精神永存
今年是八一南昌起义85周年。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诞生、成长、发展和壮大的历史，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壮举，越来越闪耀出夺目的光彩，显示出重大的历史意义。对于八一南昌起义，萧克将军曾经作出过这样的评价：“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不能由此而低估它的伟大政治意义。巴黎公社革命、辛亥革命都失败了，不是在历史上永放光辉吗？”毋庸置疑，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八一南昌起义都以其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它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而被深深铭记。
首先，南昌起义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顽强奋斗，不屈不挠，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英雄气概和伟大精神。
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大革命后期，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大局，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据党的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6月，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多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得不全部转入地下秘密状态，党内不坚定分子的脱党、叛党行为时有发生，党内思想极度混乱，而人数众多的中间派人士也开始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面对着被瓦解和被消灭的危险，“要不要坚持革命”和“怎样坚持革命”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只有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才是唯一出路”的历史选择。
南昌起义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崭新姿态和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艰苦努力，为中国共产党开辟出一条独立领导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血与火的考验和磨砺中，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寻到的新出路。
这种在绝境中求生、在迷途中寻路的伟大实践，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作支撑，没有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作保证，没有坚持并善于思想理论创新的勇气和智慧作基础，是不可能完成革命在挫折和失败后的浴火重生的。
正是在不断继承和发扬这种伟大精神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经过85年血与火的磨练和考验，这支诞生于南昌城头的新型人民军队已经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在新的历史时期，这支人民军队将“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熔铸在每一个军人的心中，成为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的坚强保障。
第二，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新时期，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大革命时期，由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党对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对于武装斗争，“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直至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里，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毛泽东的认识和分析，建立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南昌起义组织和发动初期，我党曾一度准备依靠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后来发现张发奎已经投靠汪精卫，起义领导人毅然决定“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这一重大决策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无奈之举，实际上是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从南昌起义出发，又经历了秋收起义、广州暴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经过艰苦斗争和不屈不挠的努力，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正如陈毅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由中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来领导，并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自南昌。中国共产党当时倘使没有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勇气，倘使不能坚决的回答人民所提出的革命问题，中国就要走弯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推迟。但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坚决勇敢的回答了人民所提出来的问题，新生命就开始了。” 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发端。此前，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人不重视利用有利条件尽力发展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主张凡从事工运、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并要求在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忽视对武装斗争的独立领导，势必在革命形势发生逆转的时候无所凭依，手足无措，从而导致革命的失败。南昌起义，为我党独立地领导和创建人民军队提供了历史契机。从此，党所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并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贺龙曾经指出：“我党独立地建立军队和指挥军队作战，是从南昌起义才开始的。”
南昌起义，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南昌起义胜利当天，革命委员会就宣布，南昌起义的“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在最近期内努力的纲领，是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农村之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而奋斗”。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虽然没有立即进行土地分配，但在某些地方进行了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打土豪，没收地主土地的尝试，对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做了有益的探索，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各地的土地革命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昌起义开始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所开创的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和创建人民军队、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并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伟大实践，极大地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使党在牢牢把握革命领导权的基础上，紧紧依靠广大工农群众，不断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正如朱德在南昌起义30周年时所指出的：南昌起义“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它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从此民主革命的大旗就由共产党独立肩负起来”。
第三，南昌起义开始了创建一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探索。
什么是新型的人民军队，怎样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一直是有识之士苦苦思考的重要问题。从黄埔军校时期开始，周恩来等人就在国民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真正的革命军是“为人民所用的军队”，必须坚持革命政党对军队的领导，“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因为革命军是党的军队，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成为实现党的理论的先锋，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南昌起义时，我们党掌握和影响了一批政治上进步的国民党军队，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由于党组织设在团一级，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起义部队官兵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是无从谈起。因此，起义失败后军心涣散，战斗力下降。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参加南昌起义余部中，也存在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中。“要不要坚持革命”和“怎样坚持革命”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面对新的困境，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依然在第一线指挥军队的朱德和毛泽东，开始了人民军队马克思主义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
1927年10月至11月，朱德在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向赣南进军途中，先后进行了军史上著名的“赣南三整”，主要是围绕着革命信念教育、整顿党团组织、整编部队、整顿纪律和军事训练等方面逐步开展的。这次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军政训练，统一了大家的认识，振奋了革命精神，扭转了部队中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加强了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和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为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开辟罗霄山脉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正如朱德后来所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革命形势，指出革命是有前途，有出路的，只有这样，才能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部队要巩固，就要经常在部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工作，最基本的是要依靠党的组织。”
比朱德进行“赣南三整”稍早，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三湾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在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共产党没有掌握自己的军队的基础上，作出了整编部队，“支部建在连上”和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等重大决定，从而进一步在组织制度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朱德的“赣南三整”和毛泽东的“三湾改编”，都是党在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起点上，根据实践的需要，努力探索，大胆创新，而作出的正确选择。他们几乎同时找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发展方向，推动了人民军队的新发展，奠定了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这说明，事非经过不知难，客观实践的需求和压力是一切伟大创造的起点，时刻把握客观发展的新要求，新动向，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实践和理论创新，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第四，南昌起义锻造了数支革命队伍，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发展和壮大奠定了人才基础。
南昌起义，由于敌我兵力悬殊，起义部队缺乏斗争经验，没有树立起“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的明确观念而最终失败，起义官兵大部牺牲或失散了。但经过战争的锻炼和考验，起义军余部没有被打垮、拖散，最终在浴血奋战中成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余部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中坚力量；董朗、颜昌颐率领的余部与海陆丰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改编为红二师，创建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回到湘西，坚持武装斗争，在桑植创建了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工农政权。同时，经过南昌起义和南征战斗洗礼的起义军官兵，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涌现出一大批后来我军的将帅人才。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被誉为“伟大的军事家”，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直接参加南昌起义的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林彪和积极策应过南昌起义的叶剑英于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粟裕、陈赓、许光达等被授予大将军衔。他们在人民军队成长、壮大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动于85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作为伟大的人民军队的历史起点，早已彪炳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光辉的历史丰碑上。而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所表现出来的信念、智慧、勇气和伟大精神，以及从南昌起义开始缔造并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伟大军魂，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一处处长）
责任编辑 张荣辉 万 强 潘 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