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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在排便时，其粪便中会夹杂一些从肠壁、胃壁掉下来的细胞，从这些细胞中可以提取出大熊猫的DNA。这就像人的指纹一样，每只大熊猫有各自的“基因身份证”，这样就能杜绝重复计数的可能。
居住在高山区陡坡密竹林中的野生大熊猫，其行踪往往漂泊不定，因此，大熊猫的统计工作就成为一项研究难题。
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大熊猫做过两次调查，估计全国野外有约1000只大熊猫。2002年结束的全国第3次大熊猫综合调查结果显示，大熊猫目前分布在秦岭、岷山、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和大、小凉山六大山系，具体分布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16个地市州，成年种群数量为1596只。而分布于秦岭佛坪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达76只，种群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26只，是全国所有自然保护区中大熊猫密度最高的地区。再加上，秦岭是大熊猫分布的最北界，由于秦岭大熊猫的数量较多，并且密度较高，因此佛坪保护区被学者认为是秦岭山系大熊猫繁衍、生存的希望所在。
最近，科学家运用先进的调查方法和技术手段，对位于秦岭中段南坡的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大熊猫数量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秦岭大熊猫数量现已增至87只。而这个调查结果则是最新的统计数据。
除了数量上有所增加，秦岭大熊猫与四川指名亚种大熊猫，在形态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四川指名亚种的大熊猫头大牙齿小，而秦岭亚种的大熊猫头小牙齿大，四川指名亚种的大熊猫头长近似熊，而秦岭亚种的头圆更像猫，看上去更漂亮，更憨态可掬，被誉为“国宝中的美人”。
而为了能够准确地统计出秦岭保护区内大熊猫的数量，对大熊猫进行更好的保护。“2008年，在大熊猫国际合作项目和国家林业局大熊猫工程办公室的支持下，佛坪保护区科研人员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合作，开展有关佛坪保护区大熊猫种群动态研究的课题。大熊猫的粪便、毛发、觅食的痕迹，甚至足迹都是我们野外样品采集的对象。”佛坪自然保护区科研工作者何祥博说，在野外调查时，科研人员会按照区域设置样线，进行采样。在采集样品时，为了避免样品“污染”，科研人员都会带上一次性手套，将大熊猫新鲜粪便表面附着有黏液的部分剥离下来，放入试剂（如95%的酒精）中保存。对那些野外发现3～4个月的大熊猫幼仔，由于不能采集到粪便，便收集它们脱落的毛发用于分析，期间样品收集最多的是粪便，共275件，而毛发较少，共5件。
何祥博告诉记者，其实，选择在冬季采样并非偶然，而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冬季气温低，大熊猫主要吃竹茎或叶，粪便不容易腐烂，保鲜时间长。另外一方面，在冬季，大熊猫的活动范围最小，新鲜活动痕迹（如粪便）最易被发现，漏采的可能性最小。
“事实上，由于大熊猫天性机警，加之分布区域地形地貌复杂，科研人员一直很难在野外对其进行跟踪研究。于是，科学家用间接计数法，即通过大熊猫的‘咬节’来判别大熊猫个体。由于大熊猫保留食肉动物的消化道，采食的竹茎排出后，几乎与臼齿咀嚼时的长短和形状保持一致，每个大熊猫的臼齿间距不同，因此粪便里未消化的成形的竹节纤维（咬节）长短也不同。”何祥博说。
记者了解到，传统的大熊猫数量调查方法采用“距离—咬节法”，即在统计大熊猫数量时，首先通过所谓“距离法”，也就是粪便之间距离超过一定数值后即认为是超出了一只大熊猫的活动范围，这就是说超过了一个巢域的距离，将被评估为两只大熊猫。没有超出这一距离数值的，则根据“咬节法”，即测量采集的粪便中遗留的竹竿咬节长度之间的平均长度差异超出一个固定数值，则被评估为两只大熊猫。
但是，不少学者对这一方法存在争议。有专家认为大熊猫粪便内的竹茎咬节不具有个体特征，也就是说两只大熊猫的“咬节”有可能一样，或者同一只大熊猫的咬节不同。因此用这种方法推测的数字缺乏应有的严谨性，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为此，在中国科学院海外创新团队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下，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魏辅文研究员领导的研究小组通过与四川省林业厅、王朗自然保护区和英国卡迪夫大学有关专家合作，在进行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时采用了一种新的非损伤性遗传取样法。即从野外大熊猫的粪便样本中提取DNA，进行个体识别。因为大熊猫在排便时，其粪便中会夹杂一些从肠壁、胃壁掉下来的细胞，从这些细胞中可以提取出大熊猫的DNA。这就像人的指纹一样，每只大熊猫有各自的“基因身份证”，这样就能杜绝重复计数的可能。
魏辅文介绍，这一方法已在王朗自然保护区成功应用过，当时研究小组根据采集到的370个样本，对该保护区内大熊猫种群的迁徙、扩散进行了动态监测，甚至掌握了每只大熊猫在社群结构中的地位。
何祥博说：“近年来，这一办法在熊类、犬类等野生动物种群生物学研究中得到迅速应用，但在秦岭山系大熊猫的种群数量研究中还是首次使用。与传统调查方法相比，它能够在不干扰大熊猫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利用野外常见的大熊猫粪便样品能更准确地得出大熊猫种群数量，鉴定性别特征和亲缘关系。”
目前，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通过对佛坪保护区样品的分析，已经确定了这一区域里大熊猫的数量和性别。经过详细个体鉴定，这些样品来自87只大熊猫个体。在性别鉴定中，为避免人为污染、保证鉴定结果的准确性，还加入来自四川卧龙大熊猫保护和研究中心的一只雄性和一只雌性大熊猫的血液DNA作为对照。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植表示，大熊猫的生存现状已经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对于濒危动物而言，种群数量既是抑制其发展的一大“瓶颈”，也是准确评估其濒危等级的依据。这些年来，我国政府与各级主管部门已多次对各管辖范围内的大熊猫种群进行了调查，仅全国性的大熊猫普查就已开展了3次。从这次调查结果来看，秦岭山系的大熊猫种群数量稳中有升。这将为日后制定科学有效的大熊猫保护管理决策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居住在高山区陡坡密竹林中的野生大熊猫，其行踪往往漂泊不定，因此，大熊猫的统计工作就成为一项研究难题。
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大熊猫做过两次调查，估计全国野外有约1000只大熊猫。2002年结束的全国第3次大熊猫综合调查结果显示，大熊猫目前分布在秦岭、岷山、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和大、小凉山六大山系，具体分布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16个地市州，成年种群数量为1596只。而分布于秦岭佛坪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达76只，种群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26只，是全国所有自然保护区中大熊猫密度最高的地区。再加上，秦岭是大熊猫分布的最北界，由于秦岭大熊猫的数量较多，并且密度较高，因此佛坪保护区被学者认为是秦岭山系大熊猫繁衍、生存的希望所在。
最近，科学家运用先进的调查方法和技术手段，对位于秦岭中段南坡的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大熊猫数量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秦岭大熊猫数量现已增至87只。而这个调查结果则是最新的统计数据。
除了数量上有所增加，秦岭大熊猫与四川指名亚种大熊猫，在形态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四川指名亚种的大熊猫头大牙齿小，而秦岭亚种的大熊猫头小牙齿大，四川指名亚种的大熊猫头长近似熊，而秦岭亚种的头圆更像猫，看上去更漂亮，更憨态可掬，被誉为“国宝中的美人”。
而为了能够准确地统计出秦岭保护区内大熊猫的数量，对大熊猫进行更好的保护。“2008年，在大熊猫国际合作项目和国家林业局大熊猫工程办公室的支持下，佛坪保护区科研人员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合作，开展有关佛坪保护区大熊猫种群动态研究的课题。大熊猫的粪便、毛发、觅食的痕迹，甚至足迹都是我们野外样品采集的对象。”佛坪自然保护区科研工作者何祥博说，在野外调查时，科研人员会按照区域设置样线，进行采样。在采集样品时，为了避免样品“污染”，科研人员都会带上一次性手套，将大熊猫新鲜粪便表面附着有黏液的部分剥离下来，放入试剂（如95%的酒精）中保存。对那些野外发现3～4个月的大熊猫幼仔，由于不能采集到粪便，便收集它们脱落的毛发用于分析，期间样品收集最多的是粪便，共275件，而毛发较少，共5件。
何祥博告诉记者，其实，选择在冬季采样并非偶然，而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冬季气温低，大熊猫主要吃竹茎或叶，粪便不容易腐烂，保鲜时间长。另外一方面，在冬季，大熊猫的活动范围最小，新鲜活动痕迹（如粪便）最易被发现，漏采的可能性最小。
“事实上，由于大熊猫天性机警，加之分布区域地形地貌复杂，科研人员一直很难在野外对其进行跟踪研究。于是，科学家用间接计数法，即通过大熊猫的‘咬节’来判别大熊猫个体。由于大熊猫保留食肉动物的消化道，采食的竹茎排出后，几乎与臼齿咀嚼时的长短和形状保持一致，每个大熊猫的臼齿间距不同，因此粪便里未消化的成形的竹节纤维（咬节）长短也不同。”何祥博说。
记者了解到，传统的大熊猫数量调查方法采用“距离—咬节法”，即在统计大熊猫数量时，首先通过所谓“距离法”，也就是粪便之间距离超过一定数值后即认为是超出了一只大熊猫的活动范围，这就是说超过了一个巢域的距离，将被评估为两只大熊猫。没有超出这一距离数值的，则根据“咬节法”，即测量采集的粪便中遗留的竹竿咬节长度之间的平均长度差异超出一个固定数值，则被评估为两只大熊猫。
但是，不少学者对这一方法存在争议。有专家认为大熊猫粪便内的竹茎咬节不具有个体特征，也就是说两只大熊猫的“咬节”有可能一样，或者同一只大熊猫的咬节不同。因此用这种方法推测的数字缺乏应有的严谨性，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为此，在中国科学院海外创新团队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下，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魏辅文研究员领导的研究小组通过与四川省林业厅、王朗自然保护区和英国卡迪夫大学有关专家合作，在进行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调查时采用了一种新的非损伤性遗传取样法。即从野外大熊猫的粪便样本中提取DNA，进行个体识别。因为大熊猫在排便时，其粪便中会夹杂一些从肠壁、胃壁掉下来的细胞，从这些细胞中可以提取出大熊猫的DNA。这就像人的指纹一样，每只大熊猫有各自的“基因身份证”，这样就能杜绝重复计数的可能。
魏辅文介绍，这一方法已在王朗自然保护区成功应用过，当时研究小组根据采集到的370个样本，对该保护区内大熊猫种群的迁徙、扩散进行了动态监测，甚至掌握了每只大熊猫在社群结构中的地位。
何祥博说：“近年来，这一办法在熊类、犬类等野生动物种群生物学研究中得到迅速应用，但在秦岭山系大熊猫的种群数量研究中还是首次使用。与传统调查方法相比，它能够在不干扰大熊猫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利用野外常见的大熊猫粪便样品能更准确地得出大熊猫种群数量，鉴定性别特征和亲缘关系。”
目前，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通过对佛坪保护区样品的分析，已经确定了这一区域里大熊猫的数量和性别。经过详细个体鉴定，这些样品来自87只大熊猫个体。在性别鉴定中，为避免人为污染、保证鉴定结果的准确性，还加入来自四川卧龙大熊猫保护和研究中心的一只雄性和一只雌性大熊猫的血液DNA作为对照。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植表示，大熊猫的生存现状已经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对于濒危动物而言，种群数量既是抑制其发展的一大“瓶颈”，也是准确评估其濒危等级的依据。这些年来，我国政府与各级主管部门已多次对各管辖范围内的大熊猫种群进行了调查，仅全国性的大熊猫普查就已开展了3次。从这次调查结果来看，秦岭山系的大熊猫种群数量稳中有升。这将为日后制定科学有效的大熊猫保护管理决策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